八十回眸
我的家庭
祖先——我想象中的也亭公
关于“小港李家”已有很多记载｡自从“发财太公”也亭公十五六岁背井离乡到上海谋生,直到去世短短的四十余年中,创立了钜业,如航运､钱庄､实业､地产等等,表明他具有超人的才能｡试想,一个在乡下生长,自幼丧父的孩童,只有母亲含辛茹苦,带领两兄弟过着种田､看牛的日月｡在我的想象中,他在幼小的心灵深处,已经有了立志奋斗的目标｡我们从没看到过他的遗像,当然谈不上有他的照片｡有时,我曾在梦中想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否是一个躯体高大,声音洪亮,容貌严肃的人? 但我再仔细一想,觉得我的想法不对｡他是农家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帮助母亲｡他终日东奔西走,忙个不停｡他一定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心中充满信心和希望｡当他离开小港的时侯,他一定是身体瘦小而精干,个性坚强,能吃苦耐劳｡在他的眼神里,只有成功,没有失败｡
也亭公和他哥哥弼安公兄弟手足之情笃深､心心相连｡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也亭公要离开家乡数百里外的上海去寻找发展,而不在离家乡近的镇海或宁波做学徒,学一技之长呢?可以想象,他从同乡人中听说了关于上海的发展,上海码头大,人气旺,人工需要量大,挣钱多｡青年人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打动了他的决心｡
他们兄弟两人白天要种地打杂,晚上两人睡在一间屋里,一张床铺上｡在微弱的油灯下,促膝谈心,讨论他们的计划｡他们都是孝子,有慈母在堂,兄长负有责任,但需要金钱维持生活｡希望弟弟在外挣钱,接济家用,并整修家园｡他在家伺奉母亲,使小弟没有后顾之忧｡他们并没有侥幸心理,只希望生活过得好一点｡这种兄弟恩情只有在电影的银幕上表现出来｡
也亭公具体什么时候到上海,由水路还是陆路出去,都无法考证｡从一些记载来看,他是乘船抵达的｡因为他就地在离码头不远的酒糟店里当了学徒｡当也亭公上岸后,面临他最迫切的问题是膳食和住宿｡他身上只带区区的盘缠钱｡或许他在离家时已经知道码头边有酒糟店,或许他上岸后见到酒店即毛遂自荐,进了一家酒糟店,这家店生意好,缺人手,就当了跑堂,端菜､卖酒､打杂｡
他个性善良,聪明能干,勤劳卖力,没有多久获得老板的信任,选他为“送酒小郎”｡每逢有船停靠码头,他不分昼夜,挑上两罐酒上船｡送酒给船上的人喝酒,是他最喜爱的事｡船上的人看到“小郎”来到都极为欢迎｡无形之中,他交结了许多朋友｡“小郎”聪明伶俐,见到年长的叫“阿爸､爷叔”,问长问短,打听航运的情况,这样,他得到许多这方面的知识｡酒后的水手也经常讲给他听他们的经历,如花如玉,无所不讲｡但是那时的也亭公年纪虽小,已有分辨能力｡
他去粗存精,这样,他渐渐成熟,远大的眼光无形中诞生｡
也亭公为人正直,不贪财｡酒糟店的门市,端菜上酒都由他照顾｡沙船的东主和掌管们时常到酒店,酒醉饭饱后,往往把钱包或订货单银票忘了带走,也亭公就替他们保管,等他们下次来时,物归原主｡ 他诚实的秉性,得到船主们的赞赏和敬佩,他们在饭后酒后都专给“小郎”优厚的小费｡也亭公勤俭节约,把部分的钱带回家乡养家,部分收藏作为日后的本钱｡他同船上水手合伙做些小生意,挣些外快｡
他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得到老板的信任,他的诚实得到船东们的赞赏,他所得到最重要的报酬是:一位船主看中了他是个可以造就的人才｡这位船主需要有一个随身的当差,点名要他跟随做航运｡小伙子一听,就急忙跪下磕头谢恩｡按照当时的规矩,学徒要做满七年,满师后才能离职,否则要赔店家的损失｡但是,这位船主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和酒糟店主又有交情,他拍拍胸,向店主讲情,这样就“闲话一句”,事情就办妥了｡也亭公大约在十九岁时上沙船工作,开始他的航运生活｡这是他离乡时的美梦,他的梦想终于成真｡他一出海,如鱼得水,龙入大海,感到鸿运高照,开始他的创业计划｡
也亭公用了约十年功夫,学习航运经商,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每到一城市或沿海乡镇,他就地观察,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当地商人谈论该地的需求和产品｡他向当地的商人了解地方上的风俗习惯,他到处虚心讨教｡那时船主允许他的伙伴用自己的积蓄私带货物贩运｡也亭公此时即拿出他节约的钱做买卖,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他的资金日积月累｡他把钱带回乡下,他的兄长弼安公置田修屋,同时也行善,帮助困难的邻居｡“小港李家”渐渐成为乡间的奇谈｡
也亭公并不满足他已有的业绩｡他不愿永远寄人篱下,他要实现他自己的宏图,拥有自己的沙船｡那时的沙船有十余丈长,阔二三丈,三枝帆杆,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平底出海货运船｡运载量数百吨｡船价约数千或万两白银｡这不是个小数目,一般小商人负担不起｡也亭公在十多年中,认识了许多钱庄老板,以他的信用得到贷款｡ 他的贷款从不误时归还,有时连本带利提早九天还到债主手中,所以很多人愿意借钱给他｡几年之后,这位年轻的冒险家登上了他第一只沙船,开始单独经营航运事业｡这也是上海滩上闻所未闻的传奇,一个身无分文的小伙计,竟然成为船主,
也亭公并不就此居功自傲｡每次出海运货,他亲自出马,带领水手,和他们一起生活｡可以想象,他们以宁波人的臭东瓜､或龙头烤为“下饭”,粗衣素食,和船上的工人同甘共苦｡每次贩运货物都是一本万利｡这样“南货北运”,“北需南办” ,如南方的茶叶､丝绸､日用品､瓷器等都是北方所需,而北方的大豆､小麦､木材､药物､煤炭是南方少有的｡运输业像在中国这样交通不发达的国家里,其利甚丰｡过了几年,他又增加了几只沙船,最后他的船队竟达十多艘｡为了扩大实业,他开始造码头,停泊船只,建仓库栈房,容纳大量进货,储存装卸货物,并由自己经营管理｡ 然后他又觉得贷款利息太大,于是决定自办钱庄三家,到十九世纪中叶,李也亭成为上海巨富
在乡间的兄长弼安将小弟的巨款精心安排,造屋买田,设立义庄,开办小学,给当地孩童上学｡因为他们兄弟早年丧父,靠母亲扶养,所以义庄特设一项救济金给孤儿寡母,让他们平安度日｡这种种慈善举动,深入人心,获得乡民们的赞许,而且名扬四海｡
1868年,也亭公六旬大寿,全家准备大事祝寿｡不料突然有谣言传来,往北洋去的沙船队不幸遭遇大风大浪,全部船只和货物沉没海底｡当时没有任何通讯工具,没有电报,都是口头传言,正式消息需要隔很长时间才能得到｡也亭公听到消息后,昏到在地,大约是类似中风的疾病｡派人连夜再打听详情,可是他自己就此一病不起｡自知在世不久,开始安排后事｡
也亭有独子梅塘公｡他比较软弱,喜欢读书做诗,对父亲的事业并不感兴趣｡也亭公知子如彼,不勉强他,也不教训他｡他用人以才能为主,没有父传子的旧社会的传统习惯｡他把全部久大沙船业交给他大哥的大儿子,李听涛管理｡李家就分成乾坤两房｡两房各分得一家钱庄,另一家钱庄,则由两房共有｡田地房屋也平均分配｡也亭公这样的分配说明他们手足之情的深厚,他感激兄长的内助,使他一心专为事业奋斗｡
李家的发财太公的成功并非运气好,也并非是偶然的幸运儿｡他们兄弟俩定有考虑周到的计划,并且以极大的毅力来实现他们的梦想｡也亭公有坚强意志和自信力｡他工作努力,坚守信誉,以义交友,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向前打拼｡在四十年里,创立了钜业｡人品人格,确实了不起｡
童年----回忆我的祖父母和父母
我李名通,坤大房云书公第三个孙儿,第五支派,李祖道的长子｡我出生于1922年,农历正月｡我出生的地点是上海西摩路(现陕西北路)一带的老宅｡我母亲名凌云琴,祖籍也是宁波｡我父亲是云书公的五子｡他兄弟姐妹众多｡父亲年幼时就天生有“口吃”疾病,所以从小寡言,与兄弟或小朋友们少有溝通,但是他忠厚老实,谨慎从事,自修到年长时,自己知道自己的缺点,结婚后更受我母亲的纠正,“结巴”的毛病也渐渐改进,但寡言少语的习惯成自然｡祖父母也了解他的缺点,所以对父亲特别爱护｡他没有像其他兄弟都受过大学教育,然后出洋留学｡那时祖父希望我父亲能学一技之长,如中医或推拿等可以安定度日｡祖父对他的婚姻大事很重视,因为五子本性忠厚,恐怕受人欺负,所以要为他物色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他四处物色打听｡我的外祖父是位有名的中医,在上海行医多年,并设有诊所｡他有四子四女,母亲是三姐｡八个子女中有一半早殁,剩下二男二女｡母亲年轻时很美丽,有大家闺秀的风度,但个性刚强｡外祖父中年丧妻,再娶后娘｡母亲虽年幼,但坚强不屈,不听后母之言｡那时黄花闺女,都要缠足,后母逼母亲缠足｡第一次就用粗布把她的小足缠上,她就日夜大哭大叫,哀求父亲不可如此｡两天后,父亲见她痛哭连天,心觉不忍,就松了缠足布,虽然脚尖受伤,但仍是一双天然足｡母亲本性刚强,立志坚决,自信甚高,求学时曾有决心做小学教师,在师范中学受了一年多教育,二十一岁,下嫁我父亲｡一年后,生育了我｡
母亲在我出生后就得了吐血病,口中吐血的数量相当多｡由于母亲是祖父为父亲选择的,所以特别喜欢她,替她请了许多名医为她治病｡那时在上海有个德国医生,博罗,在沪有诊所｡祖父请他来医治｡博罗医生建议用止血药,并用冰袋放在身上,但并无效果｡我在婴孩时代,无适当的奶娘照顾我｡家里请了一个和母亲同年名叫阿胡的妇女,阿胡晚上带领我｡我睡在阿胡旁边｡阿胡是慈溪人｡她的家世很好,人也长得清秀,下嫁给一个败家子,喜赌好酒,把家产花光｡阿胡就离家出来,到上海找帮佣的工作｡母亲同她很合得来,她并不是做工的料,性情温和,没有生育过孩子,自然而然把我看成己出,十分爱护我｡她看到我母吐血,很难过｡一天晚上,她对我母说:“太太,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你的病和我父亲的病差不多｡他也是看过各中医,没有效果｡后来家人找到秘方,吃了几帖,血就止住｡如果你有勇气,我可到乡下去找此药｡如果你决心试试,那么一定停止服用西药”｡母亲听后,决定一试｡阿胡回乡一周后,回来把药给了我母亲｡她就偷偷地停止吃西药,服用阿胡煎的草药｡果然,不出数天,吐血停止,祖父还以为是博罗医生的神奇手段使母亲康复｡这件事,我长大后母亲告诉了我,她要我将来要待阿胡好,报答她救命之恩｡阿胡一直跟随母亲,直到她体弱多病,退休回乡｡她去世后,母亲汇了一笔钱,为她下葬｡
父亲喜欢玩数字｡他划拳的本事很大｡每次有宴会,喝酒划拳时,他总是赢｡我曾看到他两只手同时可以打算盘,结果两面都是丝毫不差｡他对笔记､簿记,帐目中数字往来,一目了然,并且过目不忘｡因为他少说话,所以不易和人发生口角｡即使别人说了很多相反的话,他最后一句总是“嘿”的一声,一走了之｡我有时说错了话,他也不指点,总是说“小人胡说乱道”｡他身材高大,相当英俊｡母亲在他身旁,相差一头｡他平时喜欢喝绿茶,早上一杯茶是他的命根子｡他对我学习的成绩或功课不问不闻,也许他从我母亲那里知道我幼年时的品行和活动｡总之,我和我父亲直接关系很少｡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出门挣钱养家｡
坦白地说,我和我父亲同屋居住最多不超过三四年｡
童年时代,我和祖母很接近｡我们叫祖母“娘娘”我出生后,娘娘就很喜欢我｡我的堂表兄们都给我起绰号,叫我是娘娘的“主尊宝”｡我经常到她房中去看她梳头发｡那时她约58岁左右,时时要我为她找她的眼镜｡她可能那时有白内障｡她喜欢打麻将｡每周有二三次到二姑婆或小姑婆家去打牌,经常带我同去｡牌桌四角有小茶几,上面摆的是各种可口的小吃,如糖果､桂圆包核桃､瓜子花生等,到了下午四时有点心,汤圆､糖年糕,口福无穷｡回到家里,晚饭吃不下了,有时还泻肚子｡
祖母出去打牌总是坐祖父的福特汽车,或是祖贤三伯的汽车,这部车前座有两位,后座是从车背拉出来的位置,车箱盖九十度垂直,就是靠背｡那时有汽车人家不多,尤其是蓬车,所以风头出足｡
我很少见到祖父｡那时他的三大公司在黑龙江投资并不理想｡大部分资金冻结在那边的开垦事业,无法流动｡所产的农产品由于交通不便无法运出,再加土匪红胡子的抢劫,九叔祖聃被绑架,最后不得不把“白洋房”出售｡
“白洋房”是祖父建造的住宅,从现在的新闸路西和陕西北路(西摩路)交界,一直到武定路为止｡过去,这里是一片农田或果园｡那时英租界所建的马路以新闸路为界｡祖父建造的大宅在中段｡前面是很大的花园,沿路四周都种上松柏,有草坪､喷泉｡沿屋四面都是花草｡“白洋房”是一座西式二层楼洋房,又高又大｡正门前有一条很阔的道路,可停放数辆汽车或马车｡石阶通往前门,有一大平台,八根大柱高达一丈,撑住二层楼房｡走进玻璃门前面是大厅,两旁有半弯形的楼梯｡楼的外墙完全漆返光白色,所以定名为“白洋房”,此屋对面有几栋古老式的楼房,我祖母和大伯､二伯､父亲及文兰姑母住在那边｡这一边,祖父和姨婆及其子女住在“白洋房”｡“白洋房”后面是现在的武定路,这里有一排马房停车场和男佣人的宿舍,都是二层楼房,上面住人,下面养马｡
这时期是祖父云书公事业的顶峰｡他是上海总商会的会长｡他涉足于各行各业,如轮船公司､银行等等都有他的份,他不是董事长就是董事｡祖父和民国初年的军政界都有联络｡他和四弟薇庄公､五弟征五公对辛亥革命都曾鼎力相助｡祖父在财力方面大力资助革命运动｡我保留着一张祖父宴请
由新闸路进入“白洋房”那条路原是一条石子路,或是中式的石板路｡英租界尚未开发到此｡祖父觉得车马进出不便,尤其是雨季｡他向英租界工务局申请建柏油路通到马房｡工务局不批准,祖父大怒,就自己筑路,由新闸路口通到河浜路,并以坤房堂名“诵清堂”命名这条路为“李诵清堂路”｡此举也是上海祖界史上第一条私家马路｡
总之,祖父有他祖父的作风,有冒险精神,做事大刀阔斧｡可惜,民国初期,内有军阀割据,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外有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东北三省,炸死张作霖等事件｡祖父在黑龙江开垦计划成为泡影,只得出售在沪资产,填补三大公司的亏本,就此一厥不振｡
西摩路大火记
大约是1930年夏末秋初的时候,我们几房的叔伯和姑母几家都住在西摩路｡几栋老宅内有堂兄､表弟,人数众多,热闹非凡｡那天傍晚,忽然“白洋房”后面马房起火｡原因不知｡
西摩路这场大火,延烧的范围相当大,不仅“白洋房”的后宅完全损毁,沿西摩路的几栋老宅完全烧毁｡家私衣服等都付之一炬｡那时我只有八九岁｡每天傍晚和许多兄弟姐妹在外玩耍｡火一起,我们就在路旁观看,不知如何是好｡站在我身旁的是我二伯的次子名治｡他长我三岁,身强力壮,不怕打架,我们都听他领导｡当火势烧得猛烈时,工部局救火车赶到｡街旁观火的人越来越多｡有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居然拍手叫好:“烧得好”｡名治大怒,回身挥拳打着一个,破口大骂:“我们家都烧光了,你还要叫好”｡这一拳打在他鼻梁正中,流出鼻血｡他捂着鼻子逃之夭夭｡
西摩路这场大火,把祖父的大家庭打散了｡娘娘搬到祖贤三伯胶州路家去住｡我父亲那时在汉口四省农民银行任会计职务,无法回家｡母亲带领我们三兄弟,我,名英､名义和阿胡向她二姐求助｡
母亲的二姐嫁给薛家的大儿子,薛润生｡我们叫他薛家泊伯,我们叫姨母薛家姆妈｡薛家公公是上海有名的纱厂､食油厂的实业家,他在白克路建了一座豪宅,花园洋房,进出汽车,还雇有保镖,因为薛家公公接到过恐吓信｡薛家公公有三子,二叔和三叔均染上富家子弟花天酒地的不良习惯｡薛伯伯和薛家姆妈没有生育,对她妹妹的三个儿子特别亲热,尤其对我,说我是个听话的孩子｡我从中学到大学的求学时期前后共十三年,都住在他们家里｡他们接送我上学,冬衣夏衫,生病照顾,无微不至,诚如己出｡这种养育之恩,犹如亲生父母,应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我们一家,在薛家共住半年之久,翌年“一二八”日军侵占淞沪,祖父建议到家乡小港避难｡我第一次到宁波,来到我们的祖屋｡
回乡
青山绿水,草木丛生的原野风光,是我们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们梦想一游的地方｡我不例外,也有这样的美梦｡听到要回乡的消息,每日眼巴巴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这次有大批人马回乡｡祖父和姨婆及三个年轻叔叔,祖淳､祖定､祖农;文兰姑母家除颐增外,她的五子､一女;祖圣二伯和他二子三女;我们母子四人(父亲在汉口工作),还有一大群当差､男佣女仆｡祖父订了太古洋行的新北京轮,包下整个大餐间(据说新北京轮原属祖父轮船公司)｡船先到宁波,因为新北京是从上海直驶宁波,不靠镇海码头｡新北京轮隔日四点离沪,翌日上午十时左右抵宁波｡这天,轮船正时启航｡汽笛长鸣三声,船从黄浦江慢慢向前进｡我们儜立船头高处,手依栏杆回顾浦西高楼林立,海关大楼､沙逊大厦､怡和太古洋行､四明银行､外白渡桥和苏州河､四行储蓄会等的屋顶上挂着鲜明的旗帜,各国的国旗｡夏末初秋,夕阳西下,微风吹来,真是别有滋味｡再回头,见浦江沿岸有一排仓库和码头,再往远处,是农田和农舍｡船经江湾,向吴淞口驶去,速度渐增,前面可以看到崇明岛｡这里是长江浦江和东海的汇合口,左面是带黄泥的长江水,右面是碧绿的东海｡船在分水嶺中航行｡船头两边的浪花向着相反的方向滚滚翻腾｡这种奇观,我永生难忘｡
太阳落下地平线,阳光很快在海面上消失,天空星罗棋布,母亲来催我们上床,她说:“明天还有更好的风景,你们要早起早睡”｡这一晚,我们没有一个兄弟是睡好的｡早上我起身后,立即跑到船舱外,凴栏望着太阳冉冉从地平线上升起,初升的太阳,金光灿烂,照亮海面｡远远望见一座高山,三面环海｡船上的服务员说,“我们快进甬江了,那座山就是招宝山｡山的削壁直立甬江口,气势雄壮,对我们上海小孩来说,更是奇观｡这时候,母亲来叫我们更衣吃早饭｡
不久,轮船停泊码头｡我们上岸后,立刻转入小火轮｡那时,由宁波转各地有三只小火轮开往各县｡我们乘的火轮是往镇海,故名镇海轮;往三北的,名为三北轮;往奉化慈溪的,名为奉化轮｡镇海县离甬江口大约一个小时半｡从镇海码头再坐划子,渡过甬江到对岸,就是港口｡上岸后,又坐上黄包车或轿子｡港口所有的黄包车､轿子都集中在该岸｡母亲和三弟名义乘一辆,我和二弟名英同坐一辆｡前面的沙蟹岭,路面相当宽,是硬的黄土路｡路旁没有树木｡渐渐上坡,拉车的小伙子起初还能奔跑如飞,上坡时,他双手紧拉车杆,身体弯成九十度,好似老牛耕田,步履艰难｡车上了顶点,望见对江的镇海县,望下看,一片平整的农田,这就是我们家乡小港｡
常言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从沙蟹岭下来的时候,真叫吓人｡车夫无法使车慢滑,只能用他双手和双足顶住车身,车夫的身子有时似乎吊在空中｡有时他用草鞋跟当刹车,下坡速度越来越快｡我一手抓住车把,一手抱着二弟的腰,恐怕他抛出车外｡这种心惊肉跳的情形,实在非言语能形容｡黄包车下了黄土路,走上青石板路｡路旁一排排小店鳞次栉比,沿路妇女和孩子们盯着看我们这队行列｡车子转了几个湾,前面的路面约有几丈宽,长一百米左右｡两旁是十尺多高的石墙｡每隔数十丈,有一扇黑色的大门,门上有锃亮的铜环｡围墙大约有一尺厚,墙的后面,可以看到屋顶,砖瓦房,路两旁的房子,每幢式样大致相同｡这时有人就指点说:“这是四房､三房､二房,另一面,这是七房､五房､六房”｡到了终点,可看一条河(小浃江)｡当地人说,这就是“河埠头”,有石阶可通到渡口去对港｡“河埠头”前面一头连接大房围墙的木栅,有宽的木栅门,高约十尺｡
我第一次踏进故宅,觉得一股清凉侵入体内｡地面铺的是青板石｡平整地铺在捶平的黄土上｡走进大门前,要跨过高约八寸的木级,大约是为防雨水进屋｡左边是一大天井,沿屋有七八只水缸｡这种水缸有六尺深,三尺直径,并有大约二尺直径的木盖盖在缸口上｡屋檐下有半面朝天的竹管,若下雨,屋顶的水顺毛竹管流入缸中｡夏天无雨,挑夫挑上河水倒入缸中,用明矾将河水澄清｡大门的走廊直通大厅｡走廊的右手是门房和看门人的住所,门房隔壁是储藏室,柴米油盐,都在这里｡再过去是厨房和大司夫(炊事员)的住所｡这条长廊是由大柱和大樑建构而成,直通大厅,也是餐厅,面积可放下五六圆桌,可坐六七十人｡沿墙有坐椅,小木桌｡大厅里的柱子和大樑是柚木,四根柚木柱直径一尺左右,矗立在离地一尺的石墩上,笔直光滑｡四周是青石砖,隔墙用的是柚木板｡全厅是紫红色,墙的四角有打气的汽油灯,十分明亮｡虽然那时祖父已有发电厂设在港口上游,但晚上发电不足,灯炮里发出的光是黄色,所以晚上仍以油灯为主｡
大厅的对面是接客室,两面是窗｡可以看到天井里的花草｡另一边的门,又通一条大走廊｡这条大走廊又连接四条小走廊,可进入卧室｡四排卧室,都是一个格式的建筑｡前后两间大睡房,中间有挂衣室和厕所｡前后一排窗,可看到天井中的花花草草｡小走廊后的大走廊分别可通到二房､三房或四房的大厅,两房之间有双扇大门,门上有铜环｡卧室比走廊高十寸｡地板是柚木,室内有冬暖夏凉之感｡李宅坤房整个家园是呈凹形｡离大宅不远,是个布局很完美的花园｡园内有各种果树,桔､桃等等,我们常到花园偷吃成熟的果子｡花园对面有一座二层西式洋房,属于“洋房婆婆”｡
我们到达小港虽已夏末,天气仍然相当热｡白天有海风,到了傍晚,太阳落山,风止了,蒸气上升,小港很闷热｡晚餐后,大人小孩在天井乘凉｡大人坐竹椅,小孩坐小板凳｡一人手拿一把芭蕉扇,赶打蚊子｡虽有三星蚊香,但不解决问题｡每个角落都是“拍 拍”赶打蚊子的声音｡文兰姑母的次子,钦增,大约十七岁,是个中学生,他看过很多古典､通俗小说,他又有讲故事的天才,他的形容让人身临其境｡他最喜欢讲神怪鬼故事,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编造的｡每晚他给我们这批小家伙讲鬼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他还学鬼叫,吓的我们毛骨悚然｡我们既怕听又想听下去｡有一次,他带领我们去捉鬼｡
天井后面还有一个大厅(这地方似乎应该是祠堂------注),这里供的是祖宗的画像和牌位,一阶一阶由上而下｡墙上挂着祖宗的画像｡牌位桌上供的香烛果盘不断｡管理这地方的是一位老人｡如受风吹,牌位倒下,这位老人把它归位,口中念念有词,说:“老爷､太太,请坐稳”｡
这间厅,我们是不敢进去的｡那天晚上,我们约好结队,鼓足勇气,手里拿着木刀､木剑,准备跟钦增哥进去捉鬼｡可是,到了大厅前,推三推四,谁也不敢第一个进去｡不知那一位兄弟,突然说:“有鬼,看见没有?”｡同时一声怪叫,我们吓的直冒冷汗,抱头逃跑｡从此以后,文兰姑母再也不许钦增哥讲鬼故事,只许讲三国演义,水浒传｡
后天井有两口很深的井｡井水冷得像冰水｡炎热天,佣人们把西瓜､黄金瓜或绿豆红枣汤放在木桶里,吊入井内,晚上乘凉时,吃井里吊上来的西瓜,透心凉,味道特别好｡
祖父规定,晚餐全家一定要在大厅用膳｡祖父云书公是吃素信佛的｡他坐在 首桌,全是素食,素鹅､素鸡､香菇青菜等｡我们其它四桌有鱼､有肉和蔬菜｡
祖父桌上,有姨婆和她生的子女｡据说,祖父的素食比荤菜味道更好｡因为他的素食的调料用的是鸡汁､牛油再加天厨味精,当然其鲜无比｡二弟名英,讨好祖父,自告奋勇,对祖父说,:“我跟你吃素”｡祖父大喜,叫他坐在他右边,大大享受美味｡我们坐在下桌,有荤菜,每次也是一扫而光｡
夏天很快地过去了｡开学之前,我们每天想新花样玩｡有几次,我们渡船到对面的炮台旧址,用弹弓打仗｡炮台周围有破旧的围墙｡我们分成两队攻打,这样,玩了一整天｡暑假过了,表兄､堂兄们凡是已上中学的,就先后回沪上学｡我们小学生仍留下来｡祖父说:“都到义庄去上课”｡那时,我小学四年级｡义庄小学男女分校｡当时,男校名额已满,祖父吩咐女校校长,把我放在女校四年级｡那一班都是当地的小姑娘,除堂姐贞静(祖圣二伯次女)外,男生就是我一个｡我总觉得不舒服,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上棵｡学校有做值日的规定｡课后,每天有两个学生值班,打扫教室,擦黑板,倒教师的痰盂-----这是最脏的工作,因为有些教师不讲卫生,乱吐痰｡我每次捂着鼻子去倒｡和我同值日的那个小姑娘,姓杨,很灵巧,手脚快｡她知道我是城市来的子弟,笨手苯脚｡所以都是她一个人弄得干干净净｡乡下姑娘本性善良,而且毫无怨言｡如果义庄女校有校友会的话,我是个老前辈了｡
在我回沪前,还有一个我一生难忘的,最宝贵记忆,那就是和母亲去招宝山观日出｡我那年才九岁｡这是几位小叔叔的建议,母亲当然同意｡我在一旁听到,吵着也要跟去｡诸位叔叔最后答应,但声明不许半途吵着回家｡我一口答应｡翌日,二时许,天还没亮,我们从家中出发,乘黄包车到江边,过江到镇海,再坐车到招宝山脚,叫了轿子上山｡一路月光明媚｡我们前面有人提灯笼领路｡轿夫有节奏地摇摆,我很快在母亲怀抱中进入梦乡｡母亲怕我着凉,把她的大衣披在我身上｡这是第一次,我感到母亲怀抱的温暖和爱护｡到了山顶,差不多已四时左右｡我们坐在山顶上等候白日的光临｡仰望天空,明月高照,天空满布闪闪发光的星星,山脚下,传来潮水的啪打声｡不久,忽然有人说:“太阳要出来了”｡我聚精会神望着海面,只见旭日跃出海面,光芒万丈,万道金光照耀整个海面｡天空中的星光顿时黯然失色｡几分钟后,血红的太阳在东海面上升起,月亮西下,让位给了太阳｡真是奇观!
日出海面后,我们就下山回家｡归途中,我问母亲,为什么父亲不能和我们在一起观日出?她回答说,父亲要挣钱养我们一家,所以他必须尽力工作｡她还说,你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勤俭耐劳,你们也要像他一样,用功读书｡将来不管做何行业,要刻苦,求上进｡最后,她告诉我:不久,我们将去汉口和父亲在一起住｡他已经租好住所｡这几句话至今尚在我的耳边,永世不忘｡
我的学历------小学时期
我一生所受的教育脱离不了教会学校｡我一到入学年龄,就进了育才公学｡育才是上海公共租界办的四个公共学校(Public school)之一｡它那时设在卡德路｡虽然该校是以中英文并重为原则,但教育制度完全是英国化｡校长是英国人｡教师除国文课外,其余课程包括体育都是英国人教的｡教师都在巡捕房里任职,有的是文官,有的是巡长,所以特别注重纪律｡每天有两场体操,早操和午操,都是英国式的军训｡学生们虽穿校服(竹布长衫),由高到矮列队,排得十分整齐,俨然像一支军队｡
我到入学年龄前,母亲曾和我叔伯､婶婶们商量,究竟让我上那类学校好｡坤房有很多我上辈的叔伯从国外留学回来｡我三伯祖贤､四伯祖法､二房祖范伯父留美,六叔祖芬､七叔祖武留德,再加姨婆所生的九叔祖聃留日,祖白叔和祖冰叔留德｡八叔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小姑慧英嫁了檀香山华侨巫伯伯,巫振英｡所以我们这个家庭无形中变成亲西洋化｡祖父虽是满清时代的人物,但思想前进,况且民国初期,列强势力兴起,尤其上海崇洋思想很盛｡我母亲当然希望我们得到科学进步的先进教育,于是决定送我和名英进公学｡当时育才和格致是有名的两所公学｡母亲向四伯母唐瑛讨教｡四伯母说,公学有规定,如一家兄弟三人同进一所公学,学费可打折扣｡当时育才学费是每学期大洋48元,若三兄弟同时进校,一个学生只收36元｡这时候,大姑母的四子懋增也在找学校,他比我大两岁｡四伯母说,为什么不把他们三个说成为三兄弟一起进育才呢｡为此,懋增改名为李名山｡从此,他就不再是陈懋增,而是李名山了｡1984年,我回国时,在上海和他见面,他仍是我的哥哥李名山｡
我在育才公学读了四年,由小港回来后,父亲来信要我们一家去汉口,我们乘三北公司的长兴轮前往汉口｡父亲在汉口任四省农民银行的会计主任｡我们住家就在银行的后面,鼎余里｡我进入离家不远的圣玛利亚小学｡该校是美国天主教办的｡
1932年到1934年是我童年中最温暖,最快活的时期,也是和我父母亲同住在一个屋顶下的唯一的两年｡那时生活安定,物价平稳｡母亲时时烧几只父亲和我们三兄弟喜欢的菜给我们吃｡母亲的两个哥哥,我们的三舅和四舅都在汉口,四舅和父亲同在农民银行服务｡三舅是有名的中医｡父亲的六弟,我们的六叔在六河沟煤矿工作,也在汉口｡所以家中来来往往的客人很多｡我们的表兄凌汉臣(三舅的儿子)是个京剧迷｡每周他来我家,母亲给他五块､十块大洋,他就带我们三兄弟去看京剧或去中山公园坐马车或划船玩｡有时,我们过长江到武昌的黄鹤楼看长江景色｡他给我们讲三国时代赤壁之战,诸葛亮借东风等故事｡口中还哼几句京剧唱段｡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现在这位表兄年已八十九岁,仍居住天津,时时有票友戏照给我｡我们每次通信,总是回忆起我童年最快活的两年｡
中学时代
1934年,我小学毕业了｡我父母亲为了我上中学开始操心｡武汉固然有好学校,可是他们老人家,总觉得不是我们落叶归根之处｡同时当时四省农民银行有可能变为中国农民银行之议｡父亲认为我们的教育不能有流动性,况且农民银行所开设的办事处或分行,不一定在大城市,为避免影响我们的教育,他们决定把我送回上海念中学｡这一年,夏天炎热,母亲带着我们回沪｡她打听到美国天主教办的金科中学刚设立有住读｡她认为对我适宜｡她在胶州路找到新造的二层小洋房“三鸿新村”｡母子四人就住了三个月等暑期过后我进了中学,她要求薛姨妈照顾我｡每周末到姨母家中过夜｡姨母一口答应｡母亲很称心满意｡开学那天,她亲自把我送进金科中学｡被子､箱子替我准备齐全｡她还专门去看主任洋神父,把我床位安排在最靠近神父的卧室｡最后她又拜托两位高中生照顾我｡她离校前拥抱了我,再三叮嘱我用功读书,听姨父母的话｡我送她到校门口,她又叮嘱我一番｡当她跨上黄包车时,我眼泪盈眶｡母爱是充满甜蜜和伟大｡
果然不出父亲所料,我们回沪不久,他奉命调往福州并要他开始在福建省开办事处｡父亲去福州前,来到三鸿新村住了半个月,就去福州｡没多时,他被派到福建省三都奥去设立办事处｡母亲也随父亲去了三都奥｡从那时起,我受姨父母的护养｡
姨丈和姨母待我无微不至｡他们很富有,没有孩子,无形之中,把我当作儿子看待,尤其是姨母,她胆子小,人又瘦弱,因为数年前,姨丈遭人绑票,化五万大洋赎回｡姨母每日提心吊胆｡姨丈进出有司机驾车,有保镖｡每星期六中午,他们汽车来学校接我,星期天下午送我返校｡同学们以为我是大亨的儿子,使我有口难辩｡
薛家自从老太爷过世后,他们兄弟为了家产失和｡为一家纺织厂的主权,大打官司｡结果纱厂易主,化了律师费等各种费用外,所剩无几｡兄弟不和睦,尽管有家产万千,也是付之东流｡
自从西摩路大火后,祖父开始建造西式两上两下的弄堂房子｡小姑丈巫振英是归国华侨建筑师,由他设计｡房屋前有小花园,弄堂很宽,汽车可进出｡楼下是客厅､餐厅厨房等｡楼上是三间卧室和厕所｡卧室外有阳台,后面有佣人间,相当新式｡祖母和二伯父住在二号,祖父和姨婆一家住十四号｡七房姨婆住四号,大姑母住十号｡四号原是二房祖范伯住｡那时白洋房只剩躯壳,花园也卖给他人｡后来知道是做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汽车站｡白洋房后面也造了一排三层楼房的弄堂式的洋房｡小姑一家住在十七号｡其余都出租｡有几家房客是欧洲逃难来的犹太人｡我每隔两周去看祖母,那时她已失明｡她每次总是摸摸我的手和脸,在她记忆中,我仍是个小孩｡
1935年,一个炎热的夏日｡祖父去世了｡这个暑假,我时常到祖母家去,有时在小姑家中过夜｡每到傍晚,我们在祖母小花园里乘凉｡有很多次,我见到祖父由十四号走到二号｡祖母当然为他备好茶水｡他们两人不知说些什么,我们也听不懂｡大约是讲些老话吧｡有时祖父坐得很晚,由他的当差德星扶他回府｡人老了,世事皆空,只有回忆过去的美满甜蜜的生活,得到心灵上无限的安慰｡
祖父是吃素念佛的｡他的逝世,惊动了上海道教､佛教界｡灵堂设在玉佛寺｡一位西藏的僧圣,特地来沪为他念经｡
祖父的坟,建在小港清水桥｡他的灵柩运回家乡｡各叔伯和父母都回来奔丧｡父亲从福建浦城赶回｡祖父的棺木由三北轮船公司的宁绍轮运回｡我们也随船返乡｡这是我第二次回小港,也是最后一次面对祖宅｡
“进穴”是人生的最后一件事｡回乡后第二天,护柩去清水桥墓地｡清水桥离老家不远,在对河,大约二小时的路程｡墓地在一小山顶上,树木丰盛,面积有六七十尺周长｡墓高约二十五尺,圆顶,四周离地大约七八尺高的圆形青石板为基地｡墓前有平面大理石,上刻“李公云书之墓”｡石基上面就是圆形的泥土和青草｡在基墙有一小门,比成人矮,我可以进去,里面的面积很大,祖父的棺木就放在离地三尺的红木木马上｡前有八仙桌,上放香烛及供物｡脚下的土压得很平坚｡穴高大约十五六尺,圆顶｡我也没注意顶上的泥土如何撑住,还是用石板或砖,就不得而知了｡总之,祖父安息在这个地方｡
第二天,我们又到黄梅庵去上坟｡黄梅庵离小港较远,需要乘划子向小港上游行,水流很急｡小船需要拉夫拉上去｡这大约是曾祖父梅塘公的坟墓,其形式和祖父的相似｡坟地很清静,树木茂盛,旁有小溪流水｡这次归乡,除看到祖先的墓外,最重要的是和父母亲同在｡
1936年夏,我读完初中二,下半年将入初三｡薛家姨丈因家中官司,心神不定｡同时他的二弟屡次恐吓他,使他晚上不能入睡｡两夫妻决定到我父亲处暂时住数月｡那时父亲是农民银行浦城办事处主任,当然一口答应｡我们和姨丈､姨母开车离沪赴杭州,转换浙赣火车到浙江江山｡父亲驾车到江山接我们｡次日,乘车沿浙闽公路前进｡前面闽北全是高山峻岭;往后看,浙江省一片平地｡浦城地处武夷山旁,是浙闽交通要道｡公路的建造真是万分艰险｡有多处公路是单行道｡路面狭窄,东转西弯｡到站前,先要和对站通电话,弄请是否有相反方向的车辆行驶,笔直往下,是万丈深渊｡驾驶员的技术值得钦佩｡浦城虽小,但街道相当干净｡城外有一条急流,水清澈见底,大约是闽江上游｡我们时去洗澡｡这里的生活简单清静｡
我在初二时,算术成绩不是很好,尤其是小代数､几何等课｡父亲知道后就请他的属下给我补算学｡他是一个国立大学的毕业生,并做过教师｡他一开始就对我说,数学是熟能生巧的,他每天要我做习题,把书中的题目都要答出来｡我听从他的教导,每天做完功课｡果然,我的代数､几何都有很大的进步｡后来在高中三年时,我的数学名列前茅,因此奠定了我学工程的基础｡
暑假快过去了,我们由浦城经建瓯､建阳到南平｡父亲送我到南平后,回浦城｡我们乘汽油船由闽江上游抵达福州返沪｡我和父亲这次分手八年后才能相见｡人生的道路,不可预测｡
1937年,初中的最后一个夏天,发生了“八一三”日军入侵上海｡起初,上海居民认为这次和1931“一二八”事件相似｡但是,“七七”和“八一三”事件之后,全国民众都起来抗日救国,尤其是上海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群起游行反日｡教会学校学生虽然没有像省立中学或国立大学那样激烈,但捐款､抵制日货,签名抗日等运动也毫不逊色｡“八一四”中国空军炸了在黄浦江的一艘日舰｡全市兴奋,许多人爬上屋顶晒台观看,拍手叫好｡我们一批热血小孩也不例外,爬到二号的屋顶,看见双翼飞机,往下直冲投炸弹｡当时我们也不知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日本军舰的高射炮开火乱射,租界有多处吃流弹｡上海《申报》每天中午出号外,抢购一空｡凇沪之役后,我国军队以血肉之躯抵抗日本的炮火,英雄不可一世,可是,伤亡惨重｡一个月后,国军渐撤退,最后由谢晋元一团死守四行储蓄会｡谢团完成任务后,弹尽,就撤退到租界,暂住在金科中学对马路的旧美国军营中｡那时上海的四郊已被日军占领,租界成为孤岛｡几百万人口接受外国驻军保护,目不忍睹｡许多家庭内迁｡李家也不例外｡三伯､六叔､祖冰叔等都纷纷去了重庆或内地｡父亲也由浦城去桂林｡李家子弟分散各地｡
薛家姨丈自浦城回来感到时局不稳,人心不良｡他觉得李家亲戚可靠｡当时西摩路643弄四号房屋有空,就租了下来｡从此我也住4号｡暑期过后,我进高中｡为了时局不安,金科中学取消住读｡我也改为走读｡每天由西摩路走到胶州路一天四次｡那时学校的大操场也借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作为操兵用｡每天早上,就有美军乐队伴奏军歌及流行歌曲,相当热闹｡校后是意大利军营,每天也练军乐,但不能与美国的相比｡对马路有谢晋元团的部队,早晨升旗跑步等｡学生们对谢团的将士有敬佩之心｡
1937年到1940年,我在金科中学受高中教育｡抗日战争时期,李氏家族四处分散｡“名”字辈在校读高中的不多｡按照义庄规定,每学期有学校成绩报告单,可以领取义庄平分的学费,因为申请的人数少,所以我在高中和高二年级,拿到大部分学费｡可是到高中最后一年,高三的时候,因家乡受战祸殃及义庄,无分文收入,只好完全停办｡可能我是最后受惠于义庄的教育费的一个了｡
1940年,七月我高中毕业了｡父母亲屡次来信要我在上海进大学,由我自己作主,选我喜欢的专业｡当时我希望到内地求学,但母亲觉得上海教会大学比较安定｡高中毕业时,我一班有43名同学｡大部分同学毕业后就开始成家立业｡有部分同学是天主教徒,就读于震旦大学｡我和两位优秀同学投考圣约翰大学｡一位入教育系,另一位读化学系,我进了工程系｡我认为毕业后,就能跟随三伯父到他的六合建筑公司学习｡况且“名”字辈还没有读工程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土木工程系｡
大学时期
没入大学前,我觉得和中学时代一定有很大的不同｡进入工学院后,觉得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工程的课目在大一和大二没有选择｡除国文､英文､算学､和化学或物理(我选了物理)外,其余工程课目都是指定的｡土木工程系没有女生,所以与中学差不多｡
我进圣约翰的一年(1940),学校全部从大陆商场搬回梵皇渡,每天需要由兆丰公园后门进校门｡当时学生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但公园内不准骑车,所以每人推车穿过公园,相当麻烦｡
工程系许多同学由圣约翰中学直接升上来｡其中有一位名周宏武,他喜欢交新友｡我们相谈甚欢｡在测量课(Surveying Class),他和我们三人成为一组,以后陈联庆､郑澜､周宏武和我成了莫逆之交｡是年,圣诞节,圣约翰大学各种派对很多｡工程系的同学比较保守,况且,我们班上也没有女生｡后来,陈联庆提议在他家中庆祝圣诞节｡他父亲是上海有名的小儿科医生｡他有几个妹妹,希望朋友带女友或姐妹来跳舞｡我没有女友,也没有姐妹,从未有过跳舞的经验｡如何和女生交谈,都担心事｡起初,我婉谢了｡他们说,除周宏武外,其他人也不会跳舞｡不跳舞,就来玩玩,有何不好呢?这样,我就答应了｡
这天晚上,同学来的不少,男生多过女生｡周宏武的姐姐周宏英带了二位清心女中的朋友｡宏武介绍了宏英,一定要宏英教我们跳舞｡她跳得很好,人又活泼,并且和气｡她说,她本来不愿来,因为知道我们是书呆子｡可是宏武硬要她来教我们跳舞,否则她预备去沪江大学的派对｡我们无形中提起清心女中,我问她认识贞静姐否?她说,她们同班不同级｡我突然想起,清心女中学生曾演出一美国歌剧(His Majestyship
---Pinofore),贞静姐有许多入场卷,西摩路诸兄弟都去听｡那天宏英唱的角色是(Buttercup),她的美妙歌声,全场叫好不绝｡我们回家后都说她唱得最佳,连祖武七叔也赞美她的歌声｡这晚我第一次遇到我的终身伴侣｡
1941年,抗战进入第四年,由于物资的缺乏,人民生活越来越苦｡物价上升,入不付出｡薛家姨丈家当然不能例外｡我是他们额外负担｡总觉不安｡二弟名英去重庆,我和三弟名义仍在上海读书｡圣约翰大学建立了新的制度,就是暑期开课,使学生三年半毕业｡我乘机参加暑期课程,希望早日完成学业,离开上海｡此举要使我父母增加学费的负担,但父亲一口答应｡如果钱不够,就卖祖父留下的天厨味精的股票,支持我的教育费｡他们要我大学毕业的决心是绝不可动摇的｡
是年五月,我到宏武家去交流功课,遇见宏英｡她突然对我说,两星期后是她二十岁生日｡叫我有空到她家去吃麵｡我没有见过她双亲,就一口答应｡但是,我又不知道该送她什么生日礼物,也根本不知道女生喜欢什么｡我几次到南京路百货公司去观看｡那时物品稀少,洋货价格甚高,我负担不起｡最后,我在四川路找到两双丝袜,化了我一个月的另用钱买了下来｡
周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岳父本是一位教育家,在虹口办一所有名的承天中学｡岳父母共有子女八人｡宏英是老五｡不幸的是,大哥在一二八事变时,因手指上带了“抗日救国”的戒指,被日军杀害｡还有几位在校中工作的叔伯共九人也同时被害｡岳父心灰意懒,停办中学,专心于宗教,并自费到麻地(MODY)大学研究宗教哲学,归国后投入宗教界,讲道､写作,出版月刊,开办圣经学院等,为中华基督教效力｡岳母是三北虞家,和虞洽卿同族｡岳母的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三北开设女子学校,很受乡人赞赏｡岳母为人慈祥,精通古文成语｡他们家庭和睦,全家对音乐都感兴趣,家中琴声､歌声不绝｡宏英的二哥是律师;三哥经商,常驻青岛;四哥在圣约翰大学念生物系｡宏英就读于沪江大学,宏武和我同学｡七弟是高三学生,小妹尚在协进初中｡全家都对我很好｡他们知道我父母不在上海,所以有假期,就请我到他们家去｡
1941年,
1942年,日军席卷东南亚,新加坡､菲列宾先后陷落,直指澳洲｡盟军要反攻相当艰难｡太平洋战争非短期内能结束｡上海物资被征用,粮食缺少｡黑市漫天要价,米油配给;有时分配黄豆面粉,生活更苦｡1942年冬,三弟名义中学毕业,我也完成大三的课程｡在圣诞节后一日,我､名义和大姑母的二个儿子锦增､宁增决定加入旅游社离沪去渝｡选择的路程是坐船到汉口,再走衡阳,进四川省｡那时我三舅仍在汉口行医,打算在他家中暂歇后再走｡动身前晚,我去周家和宏英告别并感谢他们对我的热心招待和安慰,希望能早日再相见｡
翌日晨,我们四人乘火车往南京上船｡下午把行李都交给船公司｡我们上船看了铺位,一切办妥后,回岸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大约傍晚七时,我们回船去整理睡铺｡次日清晨要开船,我们先去舱库领行李,准备休息｡可是管理员看了我们的收据说:“你们的行李不在这里｡我们大吃一惊｡问他在什么地方,他说,在日本宪兵司令部｡他又说:你们的行李和其他十几个青年学生的行李一起吊走的｡后来我们得知,这批学生也去内地,不知谁走漏风声,人和行李一起带走,把我们的行李也混在一起带走｡当夜,我们四人商量如何处置,向后退?还是向前进?二位表弟表示,到汉口后,再备行李｡我总觉不顺利,不如回沪｡我们的铺位是统舱｡南京的严冬名副其实｡到了午夜,西北风吹进舱内,其冷无比｡我们又没有被子盖｡我和名义拥抱取暖,仍不能抵寒｡到十一时,我决定带名义上岸｡我对他们说,如果这样去汉口,可能未到汉口就冻死了｡他们都跟我上了岸,因为午夜后,日军是宣布戒严的｡我们在近码头的小客栈过了一夜｡次日早车回上海｡我们的行李由祖范伯以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名义领回｡
名义自这次去内地的计划失败后,仍不死心｡两星期后,他决定由舟山到温州,再到福建长汀｡当时父亲是农民银行长汀办事处主任｡我们从父母信中知道厦门大学由厦门迁往长汀开课｡几位教授和父母亲很接近,名义决定去父亲处读大学｡我计算只需两学期就可毕业,决定留沪,完成学业｡这一决定使我在上海又住上两年,同时促进了我和宏英成为终身伴侣｡
寒假后,我回校继续上课｡大四的课程比以前宽松,所以我在四伯父的华兴保险公司做半天工作,写写保单等杂事｡同时我又进入生化制药厂当跑街(Salesperson)｡这时西药不能进口,内地又需要药品｡上海的化工製药厂突然兴起,如信谊生化等都是突起的新工业｡上海有许多商贾囤货跑单帮,所以药商生意很好｡除上课外,有空余时间,总和宏英在一起｡
1943年八月,我毕业了｡毕业典礼那天周家伯伯和宏英都来观礼｡我们四为一体的测量队同时毕业｡薛家姨丈和姨母没有来,因为要走到兆丰公园的后门,我也知道他们有不便之处｡他们对我十多年的护养之恩,我一生难忘｡
毕业了,以后要做什么?我总觉得留在上海不是长久之计,同时又抱着学能所用的心态,希望能为社会作些贡献｡去内地的思想时时挂在心中｡但是和宏英在一起聊天,我觉得有无穷的快乐和安慰｡为这两件事,我心中总是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
我与我的老伴周宏英
常言道:“俩人相遇有缘分”,“无缘分各奔东西”｡我和宏英是有缘分｡我们俩谈恋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们总感觉两人在一起很自然､融洽｡当我从南京回来的周末,我去周家拜访｡宏英正在家中洗头发｡我一进门,她睁着眼对我看了几分钟,似乎有点不信｡她说:“什么?你回来了?是不是战争结束了?”｡因为在我离开时,对她说过,战后我再来看你｡我们相视很久,她的头发还没擦乾｡过后,我们两人同时大笑｡周伯母在一旁,加了一句说:“这是上帝的意思,你们应该感谢”｡
宏英为人心直,没有半点虚假,心理想什么,口中说什么｡大约她从小跟着男孩玩,所以有男孩的刚强和勇气,但她内心又有女性的柔情｡她母亲说,她有刚强的嘴,豆腐心｡她很喜欢小孩,对她二哥的两个女儿,如同己出,给她们洗澡,带她们去吃冰琪琳｡在家中,因男孩多,她又得帮母亲料理家务｡她喜欢打毛衣,自己设计毛衣式样｡我的毛背心都是她织的｡她爱美,希望我像她一样｡
宏英个性坚强,我们之间也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但事后,她不放在心上｡她的决心决定了我们以后的生活｡她对我的帮助是最有力的｡
当时宏英在上海江海关任女秘书｡虽海关为日本军管,但是所有制度仍照原来工务局订立的规格办事｡江海关待遇相当高,时时有配给物品,如米､油､日用品,有时还有布匹等,对她家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在物资缺乏的年代里,周伯母把这些东西视为珍品｡她的办公处在外滩,离华兴公司不远｡每星期有二三天我们一同回家｡有时我到江海关去等她,还没到她下班时间,她上司总是说:“男朋友来了,快回去吧”｡整个营业处都知道我们是一对恋人｡每逢周末,我们去看电影或去跳一次舞,吃一顿西餐｡生活平稳｡星期日,她去教堂唱歌,希望我也能去｡
1944年八月,我俩已进入不能分离的地步｡四伯觉得我应该对宏英有诚意的表示｡四伯请他太太ESTHER,作主,设茶点为我们办一简单的订婚礼｡我向她父母亲请示答应后,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父母,报告我们详细情形｡宏英还到静安寺路买了一只小小的红宝石戒指作为纪念｡
1944年下半年,日本的命运开始逆转｡太平洋战争美海军陆军跳岛作战｡日本本土也受盟军空军轰炸｡汪精卫南京伪政府摇摇欲坠｡上海各地谣言四起,说要征兵抓壮丁等｡人心动荡｡薛姨丈和姨母特别担忧我的安全｡如果我被征兵或被抓壮丁,他们如何对得起我的父母,因此希望我离沪｡我也心神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我觉得不能让姨丈姨母为我加重负担,另一方面,我不愿离开宏英,左右为难｡宏英察觉我心事重重,就逼我说出原因｡我对她和盘托出,她毫不迟疑地说:到内地去吧!,我说;这样不是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了吗?她的回答很爽快:“我跟你一起去”｡我曾多次要求她再三考虑,因为路途艰难,又有危险,但她意志坚定,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意思｡她对她父母讲了她的决心｡周家伯父母认为,我既然要去内地,等战后再做决定｡可是宏英意志很坚决,她胜利地说服了她父母｡她父母唯一的要求是要我们结婚后再走｡
我金科中学的一位同学朱世宏,毕业后在他父亲的糖果厂工作｡他父亲朱家伯父与薛家姨丈是朋友,也算世交｡他厂出品的甜心牌糖果运往内地很受欢迎｡朱世宏来往安徽屯溪数次｡他对我说,屯溪已有美陆军驻站,观察日军行动｡他们需要翻译员｡他说如果我愿意去做,他可以为我介绍｡明年二月十五日他们有一批跑单帮的,可以带我们进去,希望和我在屯溪见｡
1944年二月十四日,旧历正月初二清晨,我们乘火车前往杭州｡我们答应周家父母在杭州宣牧师的教堂结婚｡她父亲送我们到北站｡一路去杭州的四个小时,宏英不断地落泪｡我知道她心中难受,痛苦万分｡这是她第一次离开温暖的家,慈爱的双亲,跟着我走艰难的道路,前途茫茫｡我也替她难受｡我必须离开上海,但她完全,百分之百不需要离开｡如果没有我的话,她很容易选择追求她的其他男生,可有体面的婚礼,组成家庭过平稳的生活｡我搂着她,无法用语言来安慰她,只有心中暗暗流泪,惟求神保佑,给我们平安､快乐和幸福｡
当天中午抵达杭州｡我们直接去宣牧师家｡他已接到岳父的信,一切准备好了｡他们夫妇还请了两对证人观礼｡宣牧师夫妇请了我们和他们的同道共进晚餐｡
虽然不是山珍海味,但宣师母费了很多心思和时间,准备这一切｡他们又为我们准备了新房,我们真诚地感谢他们二老帮助我们的结合｡当晚,我们跪下感谢神所赐的恩惠｡我们不知道,这一天是美国盛行的情人节(Valentine’s Day)｡
十五日请晨,跑单帮的领班五时就要我们开路｡他说,第一天最辛苦,也是最危险的路程,因为要绕过日军的防线,同时要经过“三不管”的地界｡抢劫､杀害都是在这一段发生的｡这段路大约有25华里,需七八小时的行走｡这天,天公作美,突降大雾,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跟着挑夫,连奔带跑,在中午前绕过日军驻防的山头,到了下午四时许,天色晴朗,我们已过了最不安全的地带｡经过萧山､诸暨,沿富春江到兰溪,见到沿途居民的生活环境十分艰苦｡我们好不容易买到两只鸡蛋,可是没有盐｡我们在兰溪附近上了小船,向富春江的逆水前进,水流急,需要拉夫,在岸上拉船行走｡这样大约有一周时间,到了一个小县,在浙江安徽两省之间｡船夫说,从这里你们可以搭公共汽车去屯溪｡我们了上岸,
在附近的旅馆过夜｡第二天,我往车站询问,到了车站,见有往南平的车的招牌｡我又问是否往福建省的南平｡他说,是的｡我又问:南平离长汀有多远?他回答说,大约有一天的车程｡我一想,为什么不去父母家呢｡我连忙跑回旅馆,告诉宏英,她也同意去我父母那里｡我再跑回车站,询问何时有车开往南平?车站职工说:“明天就有,但不是客车,是运货车”｡我立即定了给宏英坐在驾驶员旁的座位,我自己坐装货车厢的一旁｡一路疲劳万分｡到了南平,我们去农民银行,见到戴主任,他立即和我父亲通电话告知父亲｡第四天,我们安全到了长汀｡
在长汀车站迎接我们的,除我父母亲和名义外,还有一人使我们十分惊喜的是宏英的四哥周宏庠｡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就离开上海往内地｡后来他到了何处,我们一直不知道｡宏英见了四哥喜出望外,兄妹两人抱头流泪｡四哥在内地进入厉志社｡该社是空军招待所｡他在空军基地任社长｡桂林失守后,他转到长汀等候飞机前往贵阳报到｡这晚,父亲设宴欢迎我们｡我差不多有八年没有见双亲,觉得他们苍老了｡母亲因患淋巴腺炎(似乎应是甲状腺炎,患此症会使眼睛突出------注)使她双眼突出,可是二老精神很好｡
在前往长汀的路上,我根本不知长汀已成为中美空军基地｡这是唯一近沿海的机场,又离台湾和冲绳岛不远的地方｡那时候,美国空军已开始轰炸日本这一岛屿｡美十四航空队在长汀设有总部｡四哥与美军人员很熟｡他愿介绍我去任翻译或其他工作｡第二天,我和四哥去见美军一主管,很侥幸,我被立即录用｡我被分配给办公室主任魏佛(Sgt. Weaver)上士,当他的助手｡当时除飞行人员外,尚有许多等候飞机往重庆､昆明等地去的人,相当忙碌｡我和魏佛相处甚好,我的责任也日益增加｡
我们住在农民银行的宿舍｡父亲建造这批房屋的目的是为日机轰炸长汀时,供行员居住的｡这数座小巧的木屋,地处极为安静和幽美的梅林里,离市镇不超过三里,真是闹中取静｡我们住在这世外桃源的地方,很快活｡宏英在此怀孕了｡
日子飞快过去｡1945年夏初,太平洋战事因德国在欧洲的失败,美国全力向日本猛攻,每天傍晚,长汀的机场就有大队的驱逐机降落,清晨起飞,掩护轰炸机,炸台湾等岛｡大众认为,战事已近尾声｡
魏佛上士服役前,在盐湖城的美孚石油公司工作多年｡他是一位会计师｡在上海,他遇见了德士古公司驻中国的总经理,在谈话中,他推荐了我｡魏佛在回国前,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叫我去见德士古的总工程师｡1946年初,我即转入德士古油公司的工程部,建设战后石油设备｡一年后,又往汉口(?)储油栈去增加储油设备及码头｡
1946年二月十四日,我和宏英结婚纪念一周年,维凯(Samuel)出世｡全家高兴,尤其是祖母,她说她有了第一个曾孙｡可是,宏英生维凯却是十分困难,一是因为头一个孩子;二是小孩很大,重
是年,父亲奉命去济南任农民银行济南分行经理｡同年底,母亲去济南陪伴父亲｡我们的家庭又分开了｡
1947年,十月二十日,维雄(John)出生｡宏英生维雄很顺利,不到两个小时｡维雄也有
1948年,我和宏英找到衡山路25号一间小公寓｡我们立即迁入,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建立的小家庭｡房子面积虽小,环境很好,正是宏英所希望的住处,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快乐､美满的生活｡
1948年,人民解放军由东北到华北,济南解放,父亲办了移交手续｡他一生清白,为人忠厚老实,绝无贪污腐化行为｡移交工作后,他被送到上海分行任职｡几个月后,长江以南也解放｡父亲又在上海分行办交接事务｡
1946年到1951年,我在德士古公司工作了五年,所得的经验大部分是石油工业的建设和应用,也学到不少实地工程建造的程序｡这对我这样一个入社会不久的青年来说是很实际的,奠定了我未来的工程基础｡虽然为工作东奔西跑,但我们有个温馨的家,是极大的安慰｡
岳父办圣经学院,离沪去贵阳,后又迁至香港｡他的儿子都在香港｡只有岳母和小妹留在上海｡宏英和她母亲､妹妹是分不开的｡每隔一两天就要去探望她们｡岳父时时来信叫岳母去香港,但她放不下两个女儿和外孙｡那时小妹也在德士古洋行当秘书｡1951年,韩战爆发,中美交恶｡德士古被政府收归国有,人员被遣散｡我和小妹均失业｡当时各业未上正规,找工作很困难｡1952年春,天气寒冷｡维雄气喘病发作｡上海药物难买到｡岳母决定去香港和老伴相聚｡小妹要陪老母同去｡宏英知道母亲要离开上海,她听医生说,维雄如去较暖的地方,对他气喘病有帮助｡有以上两个理由,她就带了两个孩子和岳母动身去香港｡他们离沪后,我到处奔走找事,一无结果｡四个月后,想到在香港的六合公司,我可能有机会在那儿找到工作,于是决定去香港｡
去港前晚,我去西摩路的老家,向双亲告别｡希望不久就能回沪相聚｡我们一起用完晚餐｡和他们握别时,我很伤心,觉得对不起他们,不能在他们老年时陪伴他们｡更没想到,我就此和他们永别了｡
当我到达香港时,是上海人在香港最不幸的时期｡上海帮炒黄金损失惨重｡广东人认为上海人只会摆噱头,没有真正实力｡找我的专业工作很困难｡我在香港闲了几个月,每次找事失望,就想回上海｡岳父母和宏英劝我耐心一点,总有一天会找到称心的职位｡1952年终,我看到南华日报有一家建筑公司招人才,但不在香港,我就去应聘｡这家公司名为A E WONG营造公司,在冲绳岛得一建造美军小学､全部教室､图书馆和健身房的项目,同时营建美空军总部办公室｡那时冲绳岛美军的工程都由日本人营造｡这是初次香港营造业踏进该岛的建设｡王先生的志气很高,聚集了几十位工程师,二十余位工程技术人员,希望将来几年后能和日本营造厂竞争｡
1953年初,我离港去冲绳岛工作,预定两年后回港｡我报到后立即被派到建造小学的工程｡该校址的位置在山谷中,面对太平洋,两旁是高山,四周又是美军官家庭住宅和宿舍｡最主要的问题是填土和排水的运作｡公司向美军部租了十几辆重型级的推土机,把附近的山头完全铲平,把土运到学校填上｡
我被派到负责排水工程这一部分｡三尺直径的供水管,十八寸的污水管和军官宿舍的支水管通过山地公路与沿太平洋的总管接合,共长约三里｡冲绳岛春天雨水多,夏季有飓风,工作很困难｡幸亏我们这批上海人成绩很好,一天工作十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星期日仍需轮流值班｡但我们身心适应,工程进行相当顺利｡我的排水工程比预期早完工一个月｡可惜好景不长,王老板的公司资金不足,调度不高明｡四个月后,公司开始欠薪,六个月后宣告倒闭｡我幸亏有岳丈在香港维持我家庭生活,否则我将焦头烂额｡结果未完成的工程由美军部工程科接手｡他们由于人手不足,需雇用工程师三人､技术人员六人协助完成任务｡幸运得很,我是三个工程师之一｡王老板因经济困难,无形中工程速度落后,于是工程部决定加班加点赶上｡我们每天工作十小时,每周七天｡1954年夏,学校如期完成,九月开学｡空军总部也大部完成｡1954年夏到1955年五月底,我又协助工程部完成了那霸码头和仓库,并完成了电台的建设｡
不知什么原因,我和美国总有缘分｡从学校到就业,总离不开和美国有关｡我在冲绳岛工作期间,认识了一位美军中尉TUBLIN和他的家人｡他是韩战时入伍｡他住在学校工程处不远的军官住宅,星期日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散步来看看我们的工程｡他起初认为我是日本人｡我对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能讲英语,他们很吃惊｡他
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去美国?” ｡我说:“这谈何容易?”｡二次大战后,各国人民申请移民到美国的名额已排到二十年之后｡他们表示回国后替我申请移民｡我想,他们只是说说罢了｡二个月之后,他们全家回国了｡我送他们上了船｡他们希望我和他们通信,了解我的情况｡我也很乐意地答应了｡他们的家乡是阿拉巴马州｡我们的交往是在1953年冬到1954年夏｡以后我收到TUBLIN太太的来信说,他们已把我一家的姓名送给阿拉巴马州的参议院,请他设法把我们列入移民法案中｡
1955年,我完成了冲绳岛的工作回港,进入美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AIA LIFE INSURANCE)工作｡该公司正在兴建新加坡分公司大楼｡上司奔走两地,无形中,香港的产业的保养工作都由我负责｡我每天九时上办,五时下班,工作很有规律｡我､宏英和两个男孩一家四口,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当时维凯九岁,维雄七岁,都在九龙小学上学｡我和宏英时常谈起孩子们将来的教育问题｡香港的中学学费昂贵,但是我们尚可节约应付;但是大学怎么办?香港没几所大学,僧多粥少,投考大学很不容易,何况学费杂费都不是普通人所能负担的｡有钱人把孩子送出国学习,我们完全不够条件｡宏英比我想得开,总说,不必过早担心,船到桥头自会直｡但是,这问题总在我心中七上八下,觉得香港并不是我们久留之地｡
赴美
1955年初,我接到阿拉巴马州的一位参议员的信,信中说,已将我们转入最近美总统批准的新难民法案中,如果移民局批准后,由香港的美国领事馆发通知给我们｡我们看了这封信,觉得这也许是官样文章,所以并不感到吃惊｡到了这年的六月,突然接到美领事馆的通知书,要我们立即去指定的医生那里做体格检查,同时要填表和交照片等｡我们如期办妥一切｡美领馆给我们的签证到1956年底为止,六个月内到达美国｡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急忙去买船票,准备离港手续｡可是,到了美国去何处安顿,孩子们的读书问题,我如何去找职业｡在美国举目无亲,何处去打听?我俩心乱如麻,只好听天由命｡
我订了美国总统号轮船公司,
维凯和维雄住在香港近五年,一口广东话,小朋友也全是广东人｡他们弄不懂为什么要离开香港去美国｡在香港有外祖父母,叔叔､姑姑､朋友们｡每星期日总有电影看,去游泳等｡在他们小小的心灵中,感到不安｡他们几次问母亲,为什么要离开外祖父母,到人地生疏的外国,难道你们不怕吗?宏英向他们解释说:“最大的原因是为了你们读书,为了你们将来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同时也为了你们父亲的职业”｡我知道,宏英也不愿离开她父母,但她也明白我们在香港很难发展｡她一直支持我的事业,考虑我的前途,忍痛跟我走艰难困苦的路｡
我确定了去美的日子后,写信告诉TUBLIN一家,告诉他们我们抵达旧金山的日期｡我也提到我的职业问题｡于是,TUBLIN寄给我几份旧金山报上的招聘广告,其中KAISER ENGINEERS INC｡的招聘广告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该公司在OAKLAND离旧金山不远,只隔一个海湾｡我立即寄了一份履历给该公司,一个月之后,我收到该公司的回信,叫我抵达旧金山后立即到人事部面试｡
三天之后,船停横滨YOKOHAMA,钦増表兄和祖煊八叔来码头接我去东京玩了一天｡日本在战后百业萧条｡年轻人失业,在东京街上给游客擦皮鞋｡失业人数可想而知｡过了日本,到檀香山,停了一天一夜｡在船上,宏英很忙｡因为她的歌声动人,船长时常来请她上台表演｡二个孩子每天打乒乓秋｡两个星期过得很快｡我们在檀香山算是正式入了美国境内,办理过境手续,拿到了绿卡(居住证)｡四天之后,到达旧金山｡
我们同船的一位
到了旧金山,TUBLIN 夫妇到码头来接我们｡他们已从阿拉巴马州搬到加州,住在SAN LUIS OBISPO｡他们特地来接我们去他家里住几天｡在船上,我们意外地遇到上海圣约翰大学过去的校长
抵达旧金山是
感恩节过后,我去KAISER 公司总部,人事部认为我需要了解美国工程各部分的工作,就派我到统计部管理REVENSEWOOD ALUMINLUM
PLANT 的建设｡当我经手时,工程已完成了50% ｡当时我还不了解他们工作的程序,所以开始学习｡我的职务要求我向各部联络,并做工作进度报告,从而我熟悉了其他部分的需要,这样慢慢地了解美国式的工程步骤｡
宏英有沈校长的帮助,在我们到达一星期后,在柏克莱找到了公寓｡这公寓属于教会的产业,事先对我们说明,一年内,房屋要拆,建成停车场｡这里近加州大学,十分方便,离孩子们的学校只有三条街,我们决定暂时住下｡宏英忙着整理住所,送孩子们上学,做饭､做菜,“一脚踢”真是辛苦万分｡
维凯和维雄抵美时,一句英语不会说｡我们对此最为担心｡美国的教育制度由小学到高中,学费由州政府供给,孩子们就近上学｡孩子们上学的第一天,由沈校长陪同宏英和孩子们去见校长,说明这两个孩子英文完全不懂｡校长说,“没关系,除英文课从一年级开始,其它课按他们的程度,该上那一年级就上那一年级”｡这座小学里全是白种人的小孩,只有他们两弟兄是东方小孩｡为了使他们早日学会英语,宏英开始禁止他们在家讲广东话｡不到三个月,两个孩子很习惯用英语会话｡可惜的是,他们渐渐把中文忘了｡维凯刚到美国时已能看儿童版的《三国演义》,而现在却连写自己的名字都写得像“蟹爬”,只怪我们俩太心急了｡
1957年,教会决定把我们住的公寓拆除,建成停车场｡我们只得搬家｡这时沈校长在柏克莱买了一幢房子,改成公寓出租｡我们就搬进了他的公寓居住｡幸亏这公寓离孩子们的学校不远,况且他们也能自己来往,整理自己的衣衫｡他们学习的成绩都很优秀｡维凯于下半年进入初中｡
重建家庭生活
我们刚到美国时是美国最安定､最美好的时期｡大战结束后,人民向往平静的生活｡那时的生活程度很低｡民众最需要的食物,如肉类､蔬菜､水果､面包､牛奶价格极为便宜,物资丰富｡每次十美元,就能买大包､小包许多东西｡人民善良､遵守纪律｡市内街道清洁,夜不闭户,很安全｡由于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园有各
1957年春,公司派我和我的上司去RAVENSWOOD PLANT,观察工程进度的实情｡RAVENSWOOD
PLANT在西佛吉尼亚州｡我的上司不喜欢飞行,他建议乘火车｡我很赞成,因为这样走,我可以有机会看到广阔的美国土地｡由西岸出发,经过俄勒岗､华盛顿､及中西部直达芝加哥,再转向东南HEARTLAND工业区到辛辛那提,再向东到西佛吉尼亚州的RAVENSWOOD｡我们坐的卧车,晚间看不到什么,可是从日出到日落,可看到美国的农田和牧场,在广大的平原上,一片耕地,却不见农夫,从耕种到收获,机械化程度很高｡青山绿草,到处布满肥壮的牛羊在吃草,数百只牲口聚集在山头上,也没见到有牧童放牧｡火车经过工业区,工厂林立,大都市高楼大厦,真可谓是国富民足的时代,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至于在RAVENSWOOD见到的工程,和我过去所经历过的完全不同,使我得益匪浅,开阔了眼界｡
宏英在音乐方面发展得很快｡她在香港时,每周在“丽的呼声”和香港电台有她固定的唱歌节目｡来美后,他的二位老师很称赞她女中音的歌喉,认为具有像她这样的水平的人很少｡她又接受了不少
这一年,宏英又考取了旧金山歌剧院的合唱团及后备人员,并开始练习｡下半年的歌剧,她又去试考JENE KELLY主办的“花鼓歌”｡因为该剧本内容和中国有关,他们希望找到一个有歌喉的中国演员｡KELLY先生很欣赏宏英的女中音歌声,可是宏英没有在舞台上跳舞的经验｡他们曾建议宏英去学习跳舞,几次来信邀请,但我们觉得两个孩子年纪尚小,需要母亲照顾,没有条件离家去学习｡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宏英第三次怀孕｡回想1956年我们到达美国后,在SAN LUIS OBISPO小住｡赶巧是这一年的感恩节,宏英在该市的妇女会(Women Club)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音乐会｡她穿的是中国锈花旗袍,在节目中她介绍了两首中国名曲“玫瑰三愿”和“凤阳花鼓”｡美丽的中国丝绸和美妙的歌声为妇女会增加不少声色｡翌年,她两次被请去独唱｡当地报纸对她的演唱作了特别评论｡这样一来,她就忙起来了,我也很忙｡可是,她第三次怀孕后,不得不减少活动｡不言而语,我们到了美国后,我们的心愿总算得到部分的实现｡
1958年三月,发生了两件我们意料不到的事,一件是喜､一件是忧的事,是我们毕生难忘的｡1957年秋季开始,美国经济衰退,各大公司开始紧缩｡我们从报纸､电台的报导中得知这些消息,但并不了解美国的经济情况和它的走向,满以为经济衰退很快会过去,可是却和我们预料相反,尤其是工程方面,衰退得很快｡到了年底大型的设计营造公司大量裁员｡KAISER公司也不例外｡此时RAVENSWOOD那边的工程即将完成｡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能过此关｡不料三月十四日星期五,我收到解雇单,叫我到人事科去了结解雇的手续｡我在中国从未有过这种经历,这是第一次被解雇,在我心目中,实在是一种羞耻,可在美国并不为奇｡“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从小经常听到｡求学时代,考试成绩好,听到的是这句话,考得不好,也是这句话｡当时我觉得“祸”勝过福几倍｡使我最为难的是如何告诉宏英｡回家途中,我时不断责问自己,觉得我没有资格梦想来美国重建家园｡同时我自问,将来准备做什么?经过十四个月在美国的观察,我深感只有靠勤劳和智慧才能在白种人居多的美国社会中生存｡
那天的晚饭过后,两个孩子在看电视,我和宏英在厨房洗碗,打扫｡她突然看着我说:“名通,告诉我,你有什么心事?”｡我本想在周末解说给她听,她这么一问,我只好全盘告之｡她听了并不怪我资格不够,而是很平静地说:“名通,不要担心,船到桥头自会直,一切让神安排｡如果你找不到事,我可以到KETTLE先生的服装公司去做推销员或是修改服装｡不过我知道你一定会找到事的”｡她讲这话很平静,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其实她内心也是很着急的｡这使我更加难过｡KETTLE先生是我岳父的知己｡我们抵美后,他多次来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他们帮助的｡我们以自力更生为原则,从来没有请求他的帮助｡他
回忆在上海时,一晚上无事可消磨时间｡大家同意请一位叫“铁算盘”的算命先生来算算各人的命运｡轮到算我们的时候,他问宏英有几个孩子,宏英回答说:“两个”｡他说:“你命中有三个孩子,还要生一个你喜欢的”｡他又说:“你们要远离上海”｡我们问他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生在上海,大约死也在上海｡他接着说我们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大家都认为是无稽之谈,当笑话听了而已｡可是他说的两件事都成为事实,真是令人无法解释｡
女儿出生后两天,宏英出院｡母女情况一切良好｡宏英亲自照顾小女儿｡维珠很可爱,不吵不闹｡我们有事外出,两个哥哥照顾她,喂她吃奶瓶,换尿布,各种事情他们都能做｡我们也很放心｡
宏英未出院之前,我写了十多份履历,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我都用手写｡我觉得过去的工作经验,营造方面比设计方面丰富一些｡我第一天到旧金山找事｡我的目标是大型建筑设计公司｡当时约有三四百个工程师､设计人员､绘图人员都在找工作｡第一天奔走无结果｡第二天,我转移到OAKLAND,同样没结果｡第三天,我到柏克莱市中心去找工作,这里的公司规模较小｡大部分的设计工程集中在建设学校､住宅和公共设备｡我走了大半天,将近下午四时,在一座中型办公楼门口的商行名牌录上,看到在二楼有一间是MULTON LEUNG STRUCTURAL
ENGINEERS｡我就上楼去,梁先生不在,接待我的是他的助手,一个洋人｡我问他是否有工作机会｡他说近来生意清谈,无法预估以后的情况｡他叫我有空可以再来问问梁先生｡我留下履历后告辞｡那时已近五时,我想不如回家,次日再找｡
我走了一条街,准备开车回去,停车场旁,也有一间中型的办公楼,我好奇走进去看商行名牌录,看到三楼有H.H.Wang Structural
Engineers｡因为时间已晚,我犹豫不决,是否上去｡再一想,既来之,则去之,于是上楼去敲门｡进门看到这位
落地生根 重建家园
俗语说:“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针”｡说实在,我对于设计,除了原理外,没有实际经验,尤其是美国工程的法规(CODE)､计算､绘图､施工须知的规格,再加有关地震法规等种种课目,我都没有什么经验｡
1960年初,宏英在柏克莱市西,看到一座小型住宅在出售｡地点离学校不远｡两个男孩在初中求学,两年后将入高中｡柏克莱的高中是数一数二的学校,离开这所住宅不远,我们就把它买了下来｡宏英开始采购家具,从新建立温暖的家庭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孩子们有了自己的睡房,有他们的彩色电视｡这小小的家慢慢建立了｡
1961年,维珠已三岁,活泼可爱,一口上海话,喜欢唱歌｡每年,在香港的外婆给她做了布鞋寄来｡她每天穿“外婆鞋鞋”,不爱穿宏英给她买的皮鞋｡7月,我们收到香港电报,告知岳母去世｡宏英得知消息后,十分痛心｡她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和双亲见面,希望把女儿带去见老母｡她和她母亲是不能分开的｡当年她带孩子去香港,也是为了老母｡我们在香港生活不如意,岳母总是安慰或鼓励我们不要灰心｡我在冲绳岛工作时,岳母帮助宏英照顾两个孩子｡岳母是个贤妻良母,虔诚的基督徒｡她总是一身短袄长裙,直到宏英给她做了两件旗袍才改装｡宏英还亲自给她织毛衣,带母亲和孩子去吃蛋糕｡岳母和她两个女儿是分不开的｡岳母去世,宏英失去了一种依靠｡她始终觉得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是她一生的最大的遗憾｡
同年近圣诞节,移民局来通知我们可以申请入籍｡经过考试,到1962年二月,我和宏英先得到美国国籍,然后以家长名义,申请两个男孩入籍,全家成为美国公民｡1962年,维凯初中毕业,进入柏克莱高中,翌年,维雄也进入高中｡他们已完全美国化,来往的朋友都是美国青年｡他们在学校的成绩优良,所缺少的是没有中国朋友及中国教育｡在中国城有华文学校,周末上课,但用广东话教学,他们不感兴趣｡无形中,家中的谈话完全是以英文为主
1963年春,我突然接到KAISER ENGINEERS的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回到公司继续工作｡我心想,大公司的福利好,有免费的医药保险,每年有两星期的假期,有年老退休金,公司的分红等｡我就问人事科,是否可以在设计部门工作,因为我已有多年的经验,同时我也觉得商业的设计及营造方面我都做过,但对于重工业如炼钢厂､铝厂､水泥厂､矿业､国防工业､公路桥梁等我没有尝试过｡KAISER
ENGINEERS的回音是我可以加入设计科,但需要先入商业组设计医院的结构,因为那时KAISER ENGINEERS成立了建筑部,需要有经验的商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而重工业部的人员没有和建筑师合作建造医院的需要与建设商业有关的项目｡同时KAISER ENGINEERS 有许多各地的工厂都需要办公大楼,这一部门也是相当忙碌｡我与王先生商量后,他认为我应该接受｡如果他的工作需要我,可以在晚上或周末相助｡
这一次转业由副工程师升至土木系的总工程师共二十四年,到1987年退休｡我一生的四分之一是为KAISER ENGINEERS 服务｡
在这过程中,我希望得到的另一件事,即考取加州的工程师执照｡要取得加州的执照,其考试规定在全国来说,是比较难的一州｡因为加州是地震区,我在设计方面已有足够经验,但对其它的原理,如水利工程测量等,由于多年未参用,无法应对｡为此,我不得不回加州大学读夜课温习｡幸亏公司有工作外修业的需要,我就乘此机会晚上去加州大学上课｡1966年,经过考试,我获得土木工程师的执照｡
1967年,美国的水泥量不够,建设需要各州开始建造水泥厂｡我也转入水泥厂设计和施工｡1970年,公司派我去日本督察日本设计公司建造泰国水泥厂的工作｡该厂是由世界银行资助的,所以一切设计需照美国标准进行｡当时日本没有工业设计规则｡我就带领日本技师,向他们介绍如何按美国所需要的规则进行工作,同时我也带了许多美国的法规书及各种原理书籍和工程杂志｡这些是日本工程人员最爱不释手的资料,他们拿去大大翻印｡到1973年,我第二次去日本督察他们设计印度尼西亚水泥厂时,日本已经有固定的工业设计规则(J15),虽然和美国的规则相似,但是他们已坚持要用J15为主｡日本人的学习精神,可以钦佩｡
1967-1971年间,我们的家庭也起了很大的变化｡维凯､维雄在1966年先后高中毕业｡维凯先进加州工业学院(CALPOLY)｡他最初攻读航空工程,后转入城市设计课｡这一门是加州工业学院最热门之一｡维雄本性爱好艺术,但我们认为要在美国生存需要有技术,否则不能与白人竞争,希望他在这方面上进,结果他选了建筑｡维凯的大学在SAN LUIS OBESPO｡维雄进了加州柏克莱大学｡他们都选了五年的课程,学业完成后,就获硕士学位｡总之,我们来美国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1966年,圣约翰大学美西同学会举办同学回港团,我促宏英返港一次｡自从她母亲去世,她不能回港奔丧,我心中总觉对不起她｡这次有良好的机会回家,机不可失｡况且她父亲也年老,父女相别已十年,也应该回去一次｡我拿了二周的假期,照顾维珠｡
这个时期里,使我们最心惊肉跳的是越南战争｡美国当时是征兵制,每个公民有服役的义务｡维凯､维雄当时均已到了服役的年龄｡起初,大学生是暂时免役的,后来越战情况越来越紧张｡各城市的反战号角也越来越响｡大学生反战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大量的大学生逃避兵役,往加拿大一去不返｡1970年末,维凯的名字已列入第三,可能被征｡我们的担忧可想而后知｡我们来美国的目的是希望有个安定的生活但现今却要去三千里外的国家打一个莫明其妙的战争,实在是不值得｡幸在1971年初,国会为了避免民意的不满,暂停征兵,维凯､维雄得以完成他们的学业｡1972年,尼克松上台,越战和平解决,美国的反战情绪才慢慢地平静｡
维雄在进加州大学的第二年就认识了一位日本籍的女孩KATHY,她是第二代的美国日本人,家住落杉矶｡她的父母在第二次大战时住过集中营,她读的是生物系,聪明坚强,和维雄一见生情｡她很喜欢吃中国菜,所以周末时常来我们家｡我们就带她上中餐馆｡那时柏克莱已经有多间中餐馆,能吃到北方菜､广东菜､四川菜等,因为柏克莱是东湾华人最多的城市｡1970年,KATHY完成四年的生物系学业毕业后,维雄尚需一年才能完成｡他们就在洛杉矶结婚,婚后回湾区,组织他们自己的家庭｡
维凯毕业后就离家往东岸找事,先到NEWJERSEY和MAINE等州,最后在芝加哥安顿｡他又去NORTHERN大学得到公共管理的硕士学位｡他的专业是替大企业公司为发展业务,配合各地的需求,根据环境的优劣､能源､交通运输等各种问题提供一本切合实际的建议书｡如果企业迁移工厂,或使亏本转为赢利,或进行改组,也能提供良好的建议｡根据专业杂志的统计,这类人才在美国相当缺少｡
维雄毕业后离旧金山去纽约目的是想学习东岸的工作经验,如许可的话,他也希望能进哈佛大学深造,能得到多元化的工作经验｡他在纽约EDWARDS BARNS建筑事务所工作二年｡在这期间,他考取了NEW YORK州的建筑师执照｡他觉得西岸的挑战性比东岸大,而且发展机会更多,所以又回到旧金山｡他又考取了加州的建筑师执照｡不久,他的老上司BAR ASSOCIATES请他回去工作｡他的专长是设计私立或公立的大学,音乐厅､图书馆以及其它教育设备｡维雄做事十分精细,一切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完成｡每次竞争投标,他事先准备完美,因此得标的机会增加不少｡在南加州而弯市(IRVINE)他带领设计的一个主题公园,这个购物中心和娱乐中心占很大的面积,内有购物中心､电影院､各式餐厅､各种娱乐场,可以说无奇不有｡游客人山人海｡十年前开始设计建造,至今仍在扩大中｡维雄现在是BAR ASSOCIATES五个主要合伙人之一｡他们设计的建筑物从北加州到南加州,以至于远到日本｡
1971年,我们从柏克莱迁至CONCORD最大的原因是为了维珠的读书问题｡我们住在柏克莱共十五年,很喜欢这个国际化城市｡1970年,美国实行各民族混合教育制(INTEGRATION EDUCATIONAL
SYSTEM),即把各民族的学童初中和高中生,不分成绩高低,混在一起上学｡因此原在一区的学童要用校车送到另一区的学校上学｡这种制度的目的和思想的很有道理的,但实行时就没那么容易,其结果学生的学业和品质都下降｡原来质量差的学校依然差,原来质量好的学校因学生的成绩和素质差而下降｡柏克莱是最先实行这种制度的一个城市｡因为柏克莱亚洲人多,亚洲小孩读书成绩总比其他族裔的小孩高｡指定维珠由小学入初中的学校离家五公里,每天有校车接送｡我们觉得很不安全,况且这座学校名声很差｡暑假里我们决定迁居他处｡结果在康郡(CONCORD)找到环境好,学校也不差的地方,在未开学前我们就搬家,告别了住了十多年的在美国建立的第一个家｡
维珠是标准的美国女孩,性情直爽,毫无虚伪｡她喜欢音乐,不论古典歌剧,从她母亲那里学到的四十年代的歌曲,从唱片和电视那里听到的,她都喜欢｡她会弹吉他,自弹自唱｡她从小跟着两个比她大十岁的哥哥,所以比较懂事,也很早熟｡自从她两哥哥离家后,维珠就像是我们的独生女｡我们的经济情况每年有所改善｡我们希望她学有专长,但是她的思想和我们不同,她不愿做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坐在办公室的工作｡她喜欢的是户外活动和照顾并教育一大群小孩,同他们游戏､唱歌｡在她尚未大学毕业之前,她找到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是一种丰富儿童生活的项目(CHILDREN ENRICHMEN
PROGRAM),附属在一个小学内的一个部分｡她在这组织工作了十六年,从一个半工半读的助理员升到院长的位置,担负重任｡她赤手空拳把这个默默无闻的核桃溪(WALNUT CREEK)的儿童教育院变成最佳的乐园｡五年前,她觉得当小学校长时时干扰她的是行政和财政问题｡为了儿童的前途,她决定将此组织变成非盈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当时她不懂如何向州政府申请的法律程序;也不懂转为非盈利组织的利弊,如何面对政府人员的查问｡她利用业余时间攻读有关的条例,有关利大于弊的论证和行政财政的管理｡经过各种麻烦的手续和面谈,她得到了州政府的批准,成立了一个不受学校管理的独立组织｡此后,她用儿童院自己的财政和社区的捐款建造两座新的教室,同时又向大公司募捐到十几台电脑,使儿童在受到早期电脑教育｡每学期她的儿童院有二百个儿童报名,每天有150个儿童上课｡有教师和管理人员二十余人,大部分是半工半读的大学生｡
维珠嫁给了美国人,生两个儿子｡这两个外孙,在宏英身边长大｡我们尽的责任就是给他们一点点中国教育｡他们总认为这是些婴儿的语言(BABY TALK)｡
1974年,我患一场大病｡如果我仍在香港或上海,大约是无药可救｡我的病情发现在1973春,我每天乘公车由CONCORD直达奥克兰工作｡这天相当寒冷,所以迟了一刻｡当我尚未达到车站已看见公车已在站,我就跑步赶车,虽然我赶上车但觉得气急得很｡当时我认为是受了寒风｡抵达公司后,我就去医务室拿些治疗受寒的药｡可是医生一听我心跳,认为有可能是心脏病发作,立即把我送到医院,同时通知宏英｡那时对心脏的检查没有MRI核磁共震也没有心脏扫描(HEART SCANNING)的器械｡除EKR心电图和X光外,其余都尚未发明｡心脏专家也查不出为何我的心律不齐,喘气不正常｡他们认为我心脏肌肉硬化,住院一星期后回家,给我PRENZONE药缓解病情｡到三月底,公司需要我去日本六个月,我经过医生同意,就去日本,在广岛及大阪间往来,完成了印度尼西亚的水泥厂工作｡但到年底,我的病情也在加重｡十二月返美立即再去检查｡Kaiser医院仍不能决定病因｡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心脏科专家第一名在德州的休斯顿,第二在斯丹佛医学院,第三则在奥克兰德MERITTE医院｡这三家医院都能做心脏开刀｡我选择了奥克兰那家医院,因为离家近,比较方便｡三月底我前往该院做试验,用颜色注入,由静脉行走到心脏,结果发现在心肌肉外生了一个已有高尔夫球那样大小的瘤｡翌日
我经过一个月的休息,体重增加,回到公司上班时,公司把整个设计部分分成三组独立运作,理由是工程太繁重,分组后,容易控制｡我被分配到第一组当结构主任工程师,因为美国突然闹能源荒,中东因政治原因减少石油出口,再加运输不畅,汽油用量受到限制｡每天每辆车只能加
1973年9月,岳父在香港去世｡这又给宏英一个大的打击｡｡虽然她父亲在70年退休后来美国与我们小住三个月,总觉得太不方便｡他回港后身体不佳｡我在日本工作时,宏英带着维珠经日本赴港探望父亲,想不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78年,
1982年,KAISER迎接中国大陆来的工程师,大部分是矿业工程和能源工程师和我们一起工作及考察美国矿业和工业公司的一批华人工程师都觉得无尚光荣和亲切｡公司也派工程师往唐山煤矿等地考察,交换意见,他们尤其对自动控制特别感兴趣｡这种交流对双方都有利,交流持续了有半年之久｡
1982年,是我们家庭最黑暗的一年｡自母亲去世后,父亲的健康渐渐衰弱｡每次我们有信给他或汇款,他必定回信｡我也感觉到父亲记忆力衰退｡六月,二十四日,我收到二弟名英的电报,通知我们父亲去世的消息,而我不能奔丧,遗憾终身,真是一言难尽｡
同年六月,宏英的三哥患糖尿病不治身亡｡十月,二哥由美返港,抵港乘上计程车,突然心脏病发作,紧急送到医院已晚而去世｡一年内,三年个亲人相继归天,对我们精神上的打击无言可语,感慨人生短促,如昙花一现｡
1984年,名义大儿子维新在香港结婚,我们去香港参加婚礼｡由名义介绍太古旅游社安排去北京观光再回上海并到苏州上坟｡这是我们离国后第一次回祖国家乡,看见北京宏伟的故宫､明陵､长城,有说不出的感想｡回到上海,和名英一家团聚,再同赴苏州狮子山上父母的坟,大有浪迹天涯之后回想过去的生活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晚餐由名英招待各亲友畅谈三十年离别以来的事,千言万语,说不完｡可惜我们第二天要去北京,临别时,我们答应再回来｡
1987年,我65岁从KAISER公司退休｡我本想可以和宏英出国旅行｡可是,半个月后,IMPELL工程公司请我主持柏克莱大学设计大学的发电厂｡我答应主持设计施工为期六个月,由于该公司人手不够,结果施工设计一共两年半才完成｡接着,1989年北加州大地震,中心点近旧金山公路,桥梁受到很大损害｡海湾大桥东部一段倒塌｡80号公路的双层高速路面倒塌｡奥克兰的高楼也有损失,企业公司和保险公司都请工程顾问公司评估损失的程度;高楼住屋是否危险;赔款是否合理以及一些法律纠纷等,洛杉矶GARETTE ENGINEERS公司请我参加此项工作,我到1993年才完全退休｡
失去了老伴宏英
1993年是我和宏英最自由自在的年代｡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不需要我们再担心或照顾｡维凯结婚后照旧在芝加哥工作,一年有三次回家来看我们,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他们没有孩子｡我们几次出游东岸或往加拿大东部,为了能和他有短暂的相聚,总是乘机在芝加哥停留一下,虽是路过也不愿坐失相聚的良机｡维雄的家在奥克兰,离我们不远｡可是他很忙｡他们有一男一女｡男孩名Danil,女孩名NOEA,我父亲给男孩起名为李汝华,女孩的亲生父母是韩国人,他们在大学时恋爱,女的怀孕,维雄夫妇在这婴儿三四个月时就收养了她,现在已二十年华,进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维雄夫妇都在工作,职位相当高｡维雄太太的专业是制造医学和生化有关的仪器和测试机,行销全球,她也时常去欧洲及美国各地开会,解决难题或相互沟通｡维珠的丈夫在加州富国银行(WELLSFARGO)任职,专长统计及发展银行业务｡他们有二子,长子RYAN已大学毕业,幼子Rory,在加州省立大学｡两人是中美混血,长得又高又大,很漂亮,喜欢吃中餐,尤其是点心｡维珠爱孩子不亚于宏英爱维凯､维雄,真是一代还一代,今古不变｡
我们的家庭是国际化家庭｡当初我们希望能维持华夏文化,可是在多元的美国社会中是不可能的,况且我们移民时华人家庭很少,孩子们无形之中变成本地化｡他们的兴趣和期望和我们不同,所以他们的交际和结婚都是自然的结合｡不过他们的影响力比他们的配偶强,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慈爱心是西方人不能理解的,但他们无形中受到感化,被我们同化了｡尤其是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开放和富强,使每个人都认清了中国人的毅力不可一世｡二十世纪是中国世纪｡
1994年---2000年,我和宏英游览了很多地方,去德国探望她四哥,参加了圣约翰大学在温哥华举行的世界校友大会,赴东岸金黄色的梧桐溪,乘邮船去阿拉斯加等｡2000年十月,我们第二次回上海,住了一个星期｡这次回乡是宏英最快活的一次旅行｡第一,上海是我们的故乡;二是,我们在此结合｡虽有一段时期是很困难的,但是甜蜜的生活,是我们铭记心头的时光｡我们去看了四明村宏英的老家;去看衡山路25号我们曾经住过的公寓,看看维凯上学的国际礼拜堂的幼稚园,探望多年不见的亲友｡我们希望中国不断地繁荣强盛,使海外华人扬眉吐气｡
宏英在2000年初已发现有心脏扩大的病状,服用多种心脏病的药品,仍然不能复原,她继续不断治疗｡翌年,四月心脏医生发觉她又四根血管阻塞｡除了做“旁路”(BYPASS)手术外,别无他法｡
2001年,是我们进入八十岁的一年,阴历五月十八日,是宏英八十岁生日,我趁此建议将周家在美国的亲戚包括我们全家共三十多人恭祝她生日快乐,大家欢聚一堂并有音乐余兴节目,和大家共度这一快乐的日子｡这是她最后一次和她家人相聚｡宏英是很重情感的,她时时挂念兄长的健康,关心她弟妹｡自从她父母去世之后,她总说,他们是她唯一的亲人｡
2002年以后,老伴的病情毫无起色,抵抗力也开始减退,但她仍不许别人帮忙烧饭､烧菜,还是自己操劳,直到2004年她力不从心,才停下来｡但是梳洗,上厕所､洗澡等仍自理｡虽然医院有人员派来相助,她坚持自己做,只有我能帮助她｡她意志坚强,有时使我流泪､痛心｡这段时间内,除了看医生或检查外,我们很少外出｡
2005年,六月十三日是宏英阳历生日,我们这年没有庆祝她的生日,而是由我､维雄､维珠送她进医院,那个周末我觉得宏英病情不佳,医生也认为住院比较安全｡没有料到这次她离家竟是永远离开了｡两星期前,医生曾说,宏英的心脏继续衰竭,恐怕不久人世,他更进一步问我,如果宏英无望,我们是否愿意抢救她,采用打强心针､接氧气等急救手段,多维持她几天的生命,还是让她自然而去,少受人生最后的痛苦｡这种谈话使我们痛心疾首｡我们决定不愿再继续看她痛苦,选择让她自然而去｡我很了解宏英的个性,她对生命看得很重｡她希望看到儿孙们成家立业｡她是个个性活泼而坚强的乐天派女人,她觉得世界美好,充满歌声｡她爱生命､爱家人､爱交朋友｡入院后最初的一个星期,她挣扎得很激烈,后两个星期渐渐地安静了｡
老伴的去世对我的打击重大｡我始终觉得我会比她先走｡一是:因为平日医生检查结果,总是我心律不齐,血压高｡她毫无疾病,总是忙忙碌碌,运动､唱歌,剪花弄草､浇水｡我没有她那么勤劳;二是:她天生乐天派,遇到问题总说:“船到桥头自会直”,三是:她怀有特大的爱心,她爱我､爱儿女,她事事为我们着想｡我们结婚六十一载,在美国居住了半个世纪,在许多方面我都依靠她｡在危难的时候,她给我鼓励;在快乐的时刻,她对我说:这是上帝的恩施;在我事事如意的时候,她警告我,不可高傲;在我不得意的时候,她给我打气加油,不可丧气｡我们在家有时高谈阔论;有时相对无言,只是微笑｡宏英总说,我们一生并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创业扬名,但是我们的生活品质优良,生活逐年上升｡三个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都是好公民,有自立的精神,有稳固的职业,我们还求什么呢? 我们来美国的决定是正确的｡她的这些话时时在我心中｡她倾注在我们家庭里的全部心血没有白费｡
今年(2006年),我和我的三个孩子回中国游览,我们要带着宏英的灵一起回家｡2005年我们回上海后,我曾答应过宏英2005年再回上海｡我要让儿女们亲眼看一看我和我老伴成长的地方,我们的故乡,也是维凯､维雄出生的城市和幼年时代居住的地方｡2005年我们不能如愿成行,2006年,我祈求她的灵与我们同行｡这次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回国｡
自从宏英离世后的一年里,我时常深思我的一生和我家庭的经历｡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最困难和动荡不安的时期里;我们经历了中日战争､二次世界大战,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革｡我的父母为了职业东奔西走,无法定居在上海和我们同住在一个屋顶下,父母为了让我们受到好的学校教育也不让我们跟随他们走南闯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三兄弟各奔东西,直到最近十五年和名义一家同住在加州湾区,时常相见｡对于父母,我心中只有惭愧,可以说没有尽孝｡古人说,“养子防老”｡我这个儿子没有尽到责任｡
我和宏英在最近的二十年里,过的是快乐和平静的生活,觉得一切很满足｡可惜她不能多过几年这样的生活｡她给我们这个家庭的贡献实在太大了｡在我们过着幸福的日子时,她病了三年,最后弃我而去｡我真觉得苍天无眼,为什么不多赏赐几年快乐的时光给我们呢｡人生如梦｡生有其时,死有其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最后,我希望我的儿孙们记住我们镇海小港(现为宁波北仑区)李家有二百年的历史｡我理解,我的这个家庭不可能有持久的中华文化,唯一的希望是我们三个儿女要知道他们的根在何处｡
---------- 完 ----------
李名通写于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