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没有眼泪
——记九个姐妹的苦难历程
李 艺
一、在四明山被捕
1943年深秋，浙东的四明山霜林尽染，松林竹海呈现层层褐绿，枫叶红得如痴如醉，杂树金黄斑斑，在阳光照耀下，如同五彩缤纷的彩霞。但是四明山并不平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正纠集第三战区卅二集团军“前进指挥部”所属的三个挺进纵队和以美国为首多国武器装备起来的突击营，步步进逼以抗日爱国著称的三五支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前身）和新生的四明山抗日游击区，一场让日寇“坐城观虎斗”的恶仗即将打响。
这是十月下旬，四明山总办事处召开了反顽自卫战争的动员大会后，整个四明山地区采取了精兵简政的措施。我所在的四明山总办事处流动宣传队解散了。就在这时候，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表示了我跟党革命到底的决心，是我在革命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我清楚地记得，这年的夏天，县委朱洪山同志曾关切地告诉我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备什么条件，他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众哲学》交给我看。我在幽暗的油灯下，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两本书，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在我心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战前的鄞西杜岙，一片宁静。
在这四面环山、不足百户人家的穷苦小山村里，农民主要靠种山芋、土豆生活，也有少许竹木副业。但收入大部分被土顽、土匪敲诈勒索去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自从三五支队来到鄞西一带活动后，土顽、土匪销声匿迹，人民的负担减轻了，他们拥护这支人民军队，保长对我们也是友好和欢迎的。
这是一个离旧历年还有六天的阴霾而又严寒的冬日，农民们正在忙着准备过年，磨豆腐，做年糕。我跟着鲁玲珊同志来到这个小村庄做民运工作。
“小黎（那时我改名叫黎艺），你就住在保长家吧，保长基本上是支持我们的。”鲁玲珊同志是我的领导。她对同志热忱又直爽。我知道她把我安排到保长家，是为了我的安全和有可靠的生活保障。，自日寇侵占浙东后，土顽、土匪乘机骚扰，山村人民生活更是困苦不堪。保长家虽然也不富裕，但总比一般农民家要好些。而玲珊大姐却住到更加贫苦的农民家，这使我对她更加敬佩和感激。保长一家照顾我无微不至，我打内心感激，情不自禁地说：“你们真像我的爸爸妈妈。”
“那你就是我家的女儿了。可你的扮相还不像是我们山里人。”保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农民，为人善良，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边说笑边打量着我。
“好呀！我们哪来的福份得了个这么好的女儿呀！”保长的妻子拉着我的手相面。
我们就是这样亲如一家，“那我就叫你姐姐了，”保长十多岁的儿子也高兴地插话说。
由于游击区的经济困难，做民运工作的同志都还没有穿上棉衣，我身上穿的还是家里带来的夹旗袍、毛背心，下身只有一条短衬裤和一双长统袜子。上午帮助老百姓推磨时，身上还有点热气，可是一停下来就冷得瑟瑟发抖。这天，看看天色还早，我就到半里路外的严家岙裁缝师傅家催做我和路红同志的棉衣裤。当我刚跨进门槛，杜岙的一个小青年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有部队向杜岙开来，穿的是灰军装，是什么队伍弄不清楚。”三五支队和国民党顽军都是穿灰军装，这使我无法断定是敌还是我。我想到上级说过有敌情时，不能丢下村里骨干而自己跑掉，而领导我的玲珊大姐又到上面去开会了，我应当回杜岙弄清情况，作些安排才是。于是我把身上容易被敌人抓住把柄的钢笔、小本子、粮票等留在裁缝师傅家，急急匆匆地赶回去。我走进杜岙路边一户人家屋里稍事喘息。片刻后我隔窗望去，只见十几个扛枪的军人走过，后面没有队伍了。以为这是自己人，因为国民党军是不敢十几个人闯进根据地的。这时天空已飘起零零落落的雪花，我决定重新回到严家岙去取东西。
刚走到村口，就迎面遇上了大队人马。这批人七倒八歪地扛着枪，全然不像三五支队。我不禁暗暗吃惊，但是已无处可躲。若倒退回来，更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只有壮着胆子闯过这支部队。
敌人在村头停了下来，突然跑回来几个士兵，一把将我抓住：“你是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
“我是这里的老百姓，你们怎么随便抓人？”我挣脱着。几个士兵紧紧地抓住我的肩膀，说：“走！见我们司令去！”
我被推搡着拉到了小客栈门口，只见小桌旁坐着两个军官：一个瘦高个，三角眼；另一个中等身材，微微发胖。那个瘦高个儿吼着，想吓倒我：“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三五支队的。”
“我是保长的女儿，我家就在这里！”我指着保长家的方向辩解着。
“你爹妈叫什么名字？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都准确地一一作了回答。
“哼！你是保长女儿？把她爹妈都提来！”
保长和他的妻子、儿子都被押来了。
“她是我的女儿呀，叫翠禾。你们放了她吧！”保长和他的妻子都开口了，保长的儿子还叫着我姐姐。
“我是在樟村小学教书的，今天星期六下午没有课就回家来了。”我理直气壮地申辩着。
“你们都是胡说。你就是三五支队。”高个子军官暴跳着，指着保长的妻子对我嚷着：“她是你妈妈，那我就先毙了她。来人！”
啊？把保长妻子枪毙了，我怎么向群众交代？又怎么向组织交代呢？我沉不住气了：“你们凭什么坑害老百姓，要抓就抓我！”
“你承认了？把老婆子放了，把保长带上，把她捆起来，快走。”瘦高个儿对这意外的收获十分得意，又急匆匆地指挥着部队快走。
雪花漫天飞舞。士兵们将我双手捆绑在身后，一路上推搡着：“快走！”
大地渐渐地黑暗模糊，山间小路被积雪覆盖着，我借着雪地的反光，一脚高一脚低地艰难走着，随时都有滑到悬崖下面的危险。我想，现在你们就怕有三五支队打埋伏，我索性放慢脚步。六个士兵押着我终于掉队了。
士兵焦急地呵斥着我快走。我也大声叫嚷着：“你们为什么捆绑我？我走不动。”
“你是汉奸，我们才捆绑你的。”
“你们才是汉奸，不去打鬼子，专门抓老百姓，我不走了。”我干脆停了下来。
“算了算了，别吵了，把绳子给她解开，快走吧。”一个像是班长的家伙，看着掉队太远了，无奈地解开我手上的绳子。
终于到了宿营地，我被关进一间堆柴的小屋子。一个持枪的士兵在门口看管着我。只听得这群士兵呵斥着要老百姓给他们烧饭，还有翻箱倒箧的嘈杂声。他们又把我叫去吃饭，只见他们狼吞虎咽地猛吃着房主准备过年的一大盆猪肉烧油豆腐。
“我不吃，你们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也不付钱，三五支队可从来不像你们这样。”我不由得愤怒谴责起来。
敌人似乎抓住了辫子狠狠说道：“你不吃？过一会儿还有‘戏’等着你呢！”
我就是不吃，任凭肚子饿着。我在准备口供。
夜里，果然军官们来提审我了。我把编好的口供说了一遍：“日本鬼子来了，我书读不下去。听说三战区有个游击队，叫三五支队是打鬼子的……”话还没有说完，那个高个的军官勃然大怒，桌子一拍：“三五支队不打鬼子，你胡说，看来你受共产党的毒不浅哪！”
“谁都知道，三五支队在杨公殿、杨觉殿打过鬼子，还缴了日本鬼子好多枪支弹药呢！”我据实地辩护着。
“他们不打鬼子，你胡说八道，你就是三五支队的。”
“他们就是打鬼子的！你说我是三五支队的，有什么证据？你才胡说八道。”我也不示弱。
“把你吊起来，把你活埋，你懂不懂？”瘦高个的军官恼羞成怒，刁着三角眼向我连吼带喊地，猛拍着桌子。
“吊起来”，“活埋”，这是要下毒手了，一阵恐怖袭上心头。但是我很快地沉住了气：“你说的是什么，我不懂！”
“算了吧，她年纪还小，把她带走吧。”那个稍胖点的军官缓和着已经紧张的空气。
“拉出去，给她点‘生活’吃吃，叫她懂得个厉害！”那高个儿的军官不解气地命令着。
于是，几个士兵把我猛地推出门外，我被推得跌跌跄跄地跪倒在雪地上。他们挥动着皮带，在我头上、身上没头没脑地抽打着。我只感到一阵阵火辣辣，一阵阵麻木。漆黑的夜晚，鹅毛大雪铺天盖般地下着，清凉的雪花飘在我脸上，似乎减轻着我的疼痛。
我被押进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屋子，试图摸索着找到个窗口，却好不容易抓到一条破凉席，在饥饿、困倦、疼痛之中把它紧紧地裹在身上，它似乎是一条棉被，能给我增添无限的温暖。我蜷缩着迷糊地睡着了。醒来时，外面一束白光透进门缝，天已明了。我感到身上在发烧。
我被押着跟着这支队伍走了两天。一个押解我的士兵小声地告诉我说：“是你运气不好，落到了参谋长手里。”
“谁是参谋长？”
“就是那个瘦高个的。他是第三战区派来的，我们张司令还得听他指挥呢！”这个士兵有点不服气。
张司令，不就是八十九团的张胡子吗？记得浙东纵队何克希司令曾友好地派政工队俞德丰等同志去那个团帮助过工作。我随口问道：“那么你们认识俞德丰吗？”
“认识认识，脸上还有几点麻子，这些人可好呐，我们司令也喜欢他们。上面说要我们打三五支队才发给军饷，这样我们司令就让他们回去了。”这个士兵还悄悄地跟我说：“要不是有这个参谋长，我们抓了你，司令也会把你偷偷地放掉。现在落到了参谋长手里，可得格外小心。”
1946年，我回到解放区，才知道这个张司令就是八十九团团长张俊升。他在1945年7月起义，参加了我军，任浙东游击纵队副司令兼二旅旅长。
到了八十九团老巢章家埠。听说我们的部队在这里已经“扫”了它一遍，缴了不少枪支弹药，他们也无心审问我了。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既不失立场、原则，又要保护好自己。我要以一个大户人家出身的、不懂党派，但有抗日热忱的学生面目出现。
二、大嫂保护了我
一个40 多岁的班长，扛着枪，把我双手反绑着，负责押送我到上虞看守所，将由那里再把我继续往上押送。一路上，我试图给他讲点抗日的道理，得到他的同情，想求他把我放掉。他似乎看出我的用意，说：“这可不行，我把你放掉，可是要杀头的。”
旧历年已悄然过去了，路上行人稀少，我们在大雪深埋的山路上移动着脚步。夜幕降临，可以见到远处隐隐约约、忽明忽暗的稀疏灯火。终于走到上虞城边了。
“上虞城到了，天也黑了。我要是现在把你送到看守所，今夜你得挨饿挨冻。今天就在老百姓家住一夜吃顿饭，明天再送你去。”这个班长忽然发起慈悲，温和地对我说。我点着头，确实走不动了，眼前阵阵发黑，又多么需要喝口水啊！这个班长先进了屋子，出来后解开我身上的绳索说道：“我把绳子给你卸了，但是你不许和老百姓说话。”我答应着，一脚跨进了门槛，只见灶前火光融融，便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挤坐在正在添柴烧饭的大嫂身旁。
这位大嫂好像没有看到我，头也不抬，屁股也不动，偶尔瞥我一眼，带着鄙视和厌恶的眼神。
“大嫂，我好冷，谢谢你，你能给我点热水喝吗？”我打着冷颤要求着。
“你是他老婆？”大嫂冷冷地瞥了我一眼。
像被一瓢脏水泼到我身上，我赶快洗刷：“不是，不是。我是三五支队，是被他们抓来的。”大嫂的眼光顿时温和了。她惊异又同情地看着我：“啊？你是三五支队，那可是支好队伍啊。罪过罪过！你怎么被这群‘杀千刀’抓来了？才来时，他还说你是他家里的呢。”
上虞城属于蒋管区。蒋管区的人民对我三五支队是如此的赞许和同情，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全身。
大嫂从火缸里拿出热水罐，倒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开水递给我，顺手摸摸我的额头说：“你的头滚烫的，在发烧哩。罪过啊！姑娘，快别坐在这里了，到我屋里床上去睡吧。”大嫂一把拉我起来。
“不行，我身上太脏，会弄脏你的床的。”我想着，应该注意群众纪律，固执地推让着。
“唉，姑娘，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客气？”大嫂显然有些着急了。
“那你们又睡在哪里呢？”我担心地说。
“这你就别管了。”大嫂把我按倒在床上，给我盖上一条厚敦敦的棉被。一腔感激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在极度困乏中睡着了。
“不好了，犯人逃跑了？”睡梦中我被那个班长的叫嚷声惊醒。只听得大嫂回答说：“怎么？原来她是犯人？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太太呢？她在发烧，头滚烫的，我让她睡在我的床上。她跑不了，我看着还不行？”
“不行，把人交出来！”那班长不等大嫂说完话，就凶相毕露了。
大嫂拗不过他，只好进屋把我叫起来，轻声地说：“姑娘，难为你了，你就睡到堂屋去吧。可要小心，这群强盗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她疼爱地整理我的头发，接着又说：“今晚我们睡到堂屋的阁楼上，那里只隔着一层楼板，下面有什么动静都听得见。有什么事你只要喊一声，我们就马上下来。”
在堂屋的一张大床上，我倒下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何时，一只大手伸进了我的被窝，我被惊吓醒了。
“什么人？快点灯。”在一片黑暗中我坐了起来，惊慌地叫着。
“别喊别喊，天这么冷，我是好心想陪陪你睡呀。”
“谁要和你睡，你不走，我可要喊救命了。”我大声地吵嚷着。
“别吵别吵。你不要叫唤么，我回去，你睡吧。”这家伙退回去了。
我又一次地迷糊了。突然发觉有人在掀我的被子。我腾地从床上站了起来，手里抱着一团被子，大声地喊叫着：“不好了，有坏人哪，快救命呀！”
只听得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急速的脚步声，大嫂和她的丈夫，还有什么人迅速地走下楼来，打开了房门，端着油灯走了进来，连声问道：“出了什么事？”
“他要上我的床！”我站在床上，指着那班长向乡亲们哭诉着。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去睡吧。”那班长在众目睽睽之下，还假壮着气势诡辩着。
“老总，你行行好，积点德，人家可是好人家的姑娘，可不能作孽啊。”大嫂愠怒而又婉转地数落着。
在众人七嘴八舌的谴责下，那班长吞吞吐吐不作声了。乡亲们散去后，我强硬地提出：“你不能熄灯，不能锁门。”这时什么寒冷、疲惫和发烧全被这场激烈的争斗驱赶得烟消云散了。我坐在床上，越想越伤心地哭泣起来，我愤恨这人间的罪孽，悲叹这人生的不幸。
这个家伙睡下去时还无耻地狡辩说：“我是为了怕你冷，哼，你幸亏碰见我，要换了别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惊险的黑夜过去，微微的曙光透进屋里，大嫂已在灶前做早饭了，我走了进去。
“大嫂，谢谢你们全家。”
“姑娘，退烧了吗？这一路你可得多加小心，昨天一夜我们都没有睡觉哩。”大嫂抚摸着我又亲昵地关照着。
多好的人民，多么善良正直的大嫂。这也是我们三五支队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声誉，才使我这个十七岁的涉世不深的女孩子，免遭了这场可怕的厄运。
三、九个女难友
进了上虞县的看守所，我被关进一间临时拘押着许多男“犯人”的屋子里。这些人蓬首垢面，看来都是些贫苦的农民。我独占一个角落，拉过两条千疮百孔的烂被子，顾不得脏和臭，蒙头盖上，只想能睡上一觉，以解全身的酸疼。
第二天掌灯时分，又押送进来两个“犯人”，在昏暗的油灯下定睛一看：这不是我们政治部政工队的洪婉吗？她是跟部队走的，难道我们的部队出事了？我不假思索地站了起来，赶紧从男“犯人”那里拉过一条被子。洪婉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立即意识到怎能忘记群众只顾我们自己的同志呢，脸上一阵火烫，小声地解释道：“你们太冷了，拿给你们盖。”
“不，我们三个人挤在一块不是很好吗？还给他们吧。”我得到了洪婉的理解和原谅。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在患难中开始的。
“你们怎么也被抓来了？”我轻声地问洪婉。
“领导上要我们到老百姓家‘打埋伏’，走到路上，碰上八十九团就被抓来了。我们在八十九团已听说你也被他们抓来了。”洪婉用流利的普通话告诉我。
“她是谁？”我指着和她一道关进来的比我稍小的女孩子说。
“她叫金华，也是政工队的，她父亲才把她送来部队两个月。真倒霉。”
有了两个同龄的小伙伴，尤其是有了这位多才多艺的女演员洪婉，我感到日子要好过多了。她会唱许许多多的歌曲，有古今中外的；有延安、苏中解放区的；还有大后方的抗战歌曲、电影插曲；苏联的革命歌曲。当我们唱起歌来，那些整日愁眉不展的男“犯人”们静静地倾听着，脸上浮起一丝微笑。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当唱到“年青的中国共产党”时，就用“年青的啦啦啦”代替。看守们问：“你们在唱什么呀？”我们就回答“唱望穿秋水，不见妈妈的倩影……”，我们多么思念自己的队伍啊！
几天后，通过交谈，我比较详细地知道了洪婉参加革命的经历。她原是安南（现在的越南）海防的华侨学生，父亲是当地的大房产主，又是来往于法国的富商。父亲出于爱国思想，把自己的唯一爱女送回上海读书。洪婉在上海女子中学接受了进步思想影响，后来和进步同学一道到了苏中新四军一旅文工团工作。1943年冬，苏中解放区精兵简政，要她暂时回上海继续读书，她不愿意离开革命队伍，又与伙伴们找到了浙东三五支队，在政治部所属的政工队演戏、唱歌，做战地救护工作，甚受同志们的赞誉。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竟然落到了消极抗战、积极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手里。
洪婉身材匀称，富有南国姑娘的风采，黑黝黝的肤色，游泳、跳舞、打球都很出色。她那双习惯于凝视远方、深邃莫测的眼神，似乎把我也带到甜美的幻境。共同的年龄，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命运尤其是共同的信念和理想，使我们在患难中结成了知心朋友。
我和洪婉、金华唱得高兴时哈哈大笑；当我们想念起部队，慈母般的首长和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志们，又会伤心地痛哭一场。我们更多地是商量怎样编好口供。我把已经想好的要领告诉她们，她俩都十分赞同。
不久，我们又被押送到奉化小屿，这是三五支队被抓人员的集中站。我们三个女囚被抛进了将祠堂戏台下面改建成的牢笼中。这个牢房低矮得人也站不直，四面都是用泥砖封闭的，只有戏台的正面有个用木栅做成的窗子。牢里空气浑浊得令人窒息。阴天时，囚室里黑沉沉的一片。只有晴天时，透过小木窗射进来的光线，还觉得舒展一些。每当被提审时走出牢笼，猛然见到亮光，呼吸到新鲜空气，反而难以适应，竟会一阵眩晕，摇摇晃晃站立不稳。集中站给我们吃的是发霉的米饭，还有一碗腐烂了的臭咸菜。
一天，我从囚窗的空档往外望去，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这难道是在峙岭做民运工作的路红？“你看，这不是路红吗？她怎么会在这儿？她怎么会在外面自由走动？……会不会是上级派她来营救我们的？”我似乎得到了答案，高兴地和洪婉说。
“你怎么会知道她是上级派来搭救我们的？”洪婉半信半疑。
“我家里住过地下党，听他们说过怎样打进国民党里营救我们的同志，路红是做过地下工作的。还有，我们民运队穿的都是三北（即镇北、慈北、姚北）的土布做的棉袄和棉裤，你看，她穿的是烟灰色的棉旗袍哩！她又没有关到我们这里，不像是被捕的，很可能是来营救我们的。”我自信地说给洪婉听。
一天上午，卫兵第一个来提审的就是我。我被带进一间屋子，只见桌前坐着一个中等身材、脸上满是麻点、眼睛一瞟露出几分奸笑的中年人。没有想到他一般地审问我后，竟有点温和地对我说：“你有个同乡在这里，她也是我们抓来的。你们可以见见面。”我只觉得脑子“轰”的一阵：是路红？她是被抓来的？我那“上级派人营救”的美梦全然破灭了，我茫茫然地呆立着。
“你们见见面吧！”他把我带到一间小屋前，一挥手：“你自己进去吧！”
记得十二月初，我与玲珊到峙岭去拜访路红。那时她的脸色白里透红，体态丰满而适中，充满着青春的魅力。而今，竟然这么憔悴，暗淡的眼里噙着泪花。我见了她，禁不住泪水涌满眼眶，路红忍住悲痛，手摇摆着，暗示我隔墙有耳，说话要小心。
“小姐，我不认识你。你贵姓？”我冷静下来了，冷冷地问着路红。
“是的，我也不认识你。听说你是我的同乡。我姓芦，芦苇的芦，是镇海青峙人。”
“我是镇海港口人。是到嵊县省立宁波中学上学去的……”我把编好的口供叙述了一遍，让她知道我是怎样对付敌人的。
这次和路红会见，使我产生了许多疑问：她怎么不和我们关在一起；她的棉旗袍是哪里来的？敌人为什么能让我和她相见……等等。
回到戏台下的小牢房，我躺在散发着霉臭的草堆里，回忆着不久前的往事：那是一个乌云遮天的下午，我和玲珊大姐为了向在蜻蜓岗战斗中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工作做得出色的路红学习，翻山越岭登上了去峙岭的东边小山头，只见奇峰耸峙，雪光银照，一股山泉从棕红色的峭壁上方倾流而下，悬崖上有古人镌刻的“丹山赤水”四个大字，点睛出了峙岭的秀丽景色。
我们进了村，找到了路红的住所，她正在和青年自卫队谈论着。她听说了我们的来意，在爽朗的笑声中，脸上飞起了红晕：“哪里哪里，快请坐，我有什么经验可介绍呀！”
路红有一头天然的卷发，一双乌黑又明亮的大眼睛，笑起来一排整齐又洁白的牙齿衬着动人的酒窝。难怪同志们亲昵地称她是“美丽的乌克兰姑娘。”
路红年长我几岁，她是个勇敢又颖慧的姑娘。她幼时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十六岁那年，即1940年的3月，她就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1941年她曾机灵地女扮男装，为我地下武装某独立中队带路，活捉两个土匪头子，为民除了大害，使我党地下武装声誉大振；她也曾身受重托，当日、伪、顽相互勾结，企图致我地下武装于死地的危急关头：她白天冒着生命危险到海边察看地形，选择好偷渡的地点；在漆黑的深夜，由谢仁安同志率领，路红带路，这百人的地下武装，子弹上膛，紧握手榴弹，避过日寇来回于江面的巡逻艇，偷渡宽阔的甬江口。登陆后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甩掉了追赶他们的敌伪军，胜利地与三北地区的三五支队会师。路红在过度疲劳中，不幸染上了“丹毒”（当地称“流火”）顽症。
我记得，我就是为帮助忘我工作的路红请人为她做棉衣棉裤，同时也为催取我自己正在做的棉衣裤，那天回严家岙的路上，被八十九团（挺进第五纵队）抓住的……。
我从回忆中清醒过来，一连串对路红的疑虑叩击着我的心扉。
小屿集中站的这个麻脸特务头子，第二次提审我时，又客气地说：“你的同乡病得很重，你去看看她吧！”他又把我带到路红的小屋门口，我蹑手蹑脚地走近她的床边，只见路红紧闭着双眼，满脸通红，我轻轻地摸摸她的额头，真是烫手。
“芦小姐，你发烧啦？”
路红乏力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点点头，一串串的泪珠漱漱地流淌下来，枕头上湿了一大片。
“你怎么啦？”
“我发‘流火’，高烧好几天了，人都昏迷了。死了倒也好，可今天好像又好点儿了……。”
“你身上的棉旗袍哪里来的？”我顾不得听她无力地诉说，环视周围没有人，就将疑问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
“我被抓的那天，正是除夕，雪下得老大。我身上只有两件单衣，都湿透了。押到这里以后，是那个坏家伙不知从哪里弄来的。”
“你为什么不和我们关在一起？”我的口气有点严厉了。
“听说你们也被抓来了，关在戏台下，我再三要求和你们关在一起，那坏家伙不答应。后来我要求到院子里活动一下，就是为了想让你们能看见我。”
“他为什么这么优待你？”我把心中的疑团全抖了出来。
“那你就不要再问了……”她双手紧捂着脸颊，伤心地抽搐着、痛哭着。
我似懂非懂呆呆地站立着：“那你自己保重吧。”我再也不忍心看她痛苦欲绝的哭泣。
“你等一等。”我停下脚步，只见她艰难地抬起身子，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条半新旧的毛巾：“这条毛巾是我被捕时带在身边的，你拿去给大家洗个脸。”她又关心地问我洪婉、金华她们可好，要大家注意保重身体。
回到幽暗的牢房，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告诉洪婉、金华：“路红是被国民党的嫡系突击营抓来的。看来敌人对她别有企图……。”
几天后，这个杨麻子找了我们三个人，出人意料地对我们说：“你们以后不要再在外面乱跑，今天给个机会，赶紧写信给家里，来个人担保，回去上学。”
“回家”，我们日夜想念的家，多么想立刻投入她的怀抱。可是我们三个人都是编造的口供，连家庭的地址都是假的，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我们家都在敌占区，这样写信回家，万一落到日本鬼子手里，家里不要遭殃吗？。”我编造了“理由”，搪塞了敌人。
不久，送牢饭的卫兵传来了消息：“看上路红的军官有好几个，他们争风吃醋，互不相让，这件事有人捅到前进指挥部去了，上级命令凡是抓到女‘犯人’，一个也不许留下，全都上送。”于是敌人要我们三个找保的事也告吹了。我也才明白敌人所以给路红“优待”，让我去看望路红，无非是想达到他那肮脏卑鄙的目的。
不久，小屿集中站又增添了被押送来的林湘和孔晓菲。她俩是和路红同在奉西做民运工作的，路红是分队长，孔晓菲是副分队长，林湘是队员。我和她们也是老相识，她们比我年长些，却是早已入党的了。我为她们不幸被捕而难过；但是有了年长的党员伙伴，心里踏实多了，有事可有个商量和依靠。
我们五个女“犯人”，被押送到天台，这里是第三战区卅二集团军前进指挥部所在地。在女牢里，见到了先于我们在此囚禁的魏志先和韩波两位大姐。魏志先是四明山地区某通讯联络站的负责人。她是上海女工出身，参加过罢工斗争，又是一位老党员。最后押送进来的是浙东三北地区后方医院的卫生员岑翠凤。而路红被囚在另一处。
四、基督教徒的军需主任
设在天台的前进指挥部，征用了学校里一座半洋半土的楼房作禁闭室。楼上关着九个女“犯人”，楼下关着一群男“犯人”。男“犯人”大多数也是从三五支队抓来的。
阳春三月的江南，乍暖还寒，除路红被所谓“照顾”囚在隔壁，我们八个人躺坐在一间地板上的乱草堆里，只有两条破被子，到了夜间，真是被不掩体。魏志先、林湘大姐们对我们年轻的很是照顾，让我们睡在中间，她们睡在两边，每人还拉不到一个被角。
第二天上午，来了一个高个儿秃顶的中校军官，自称是军需主任，他微笑着自我介绍说：“我是管理你们生活的。我是个基督教徒、传教士，蒋委员长太太就是‘美以美’教派的。”他以上帝爱世人的口吻说：“你们不该参加党派，应该信上帝。上帝拯救世人，甚至将儿子献给了他们……我可以带你们做祷告、念圣经、唱赞美诗……。”
军需主任走后，我们讨论着：假装愿意信基督教以掩盖自己的政治面目，算不算丧失立场？最后大家一致意见：我们决不向敌人屈服，但是也要善于应付敌人。对这位军需主任可以顺水推舟，答应他学圣经、唱赞美诗。从那时起，每到吃饭的时间，军需主任就来了。我们跟着他：“主啊！……上帝爱世人将子赐他们……阿门。”
有一次军需主任给我们讲着圣经，孔晓菲说：“你讲的这段，我都会背。”他惊喜地问道：“你信上帝？”孔晓菲告诉他，她是就读于教会学校的，圣经是她们的必修课。她在舅父家长大的，舅父母一家都信上帝；我也告诉这位传教士：“你教的赞美诗我都会唱。”我上小学时经常到教堂学唱赞美诗，此时会背圣经，会唱赞美诗可都有用了。这使军需主任更是高兴。趁此机会，我们向他提出两个要求：“我们的饭太少，大家吃不饱”；“我们的被子也不够，晚上太冷。”
“饭太少，可以多给，被子……这得找找看。”军需主任痛快地回答着。
从此以后，饭桶里的饭总是塞得结结实实满满当当的。我们知道送饭的卫兵也是信基督教的，而楼下的男囚们饭不够吃，处于半饥饿之中，就向送饭的卫兵做工作：“看在上帝的份上，楼下关着的‘犯人’饭不够吃，谢谢你，把多余的饭送到楼下吧！”
“你们也信耶稣，这太好了。我把饭送下去。”这个年轻单纯的士兵爽快地将大半桶米饭送了下去，
但是好景不长。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军需主任，终于露出了狐狸的大尾巴。一天早饭后，军需主任来和我们商量一件事，说是受一位同事、年轻的军官托付，来为金华做媒，要金华嫁给他。为了陪衬，他说我赞美诗唱得好，当地教堂唱诗班需要人，也可以保我出去。在大家沉默不语的情况下，他缓和一下紧张的空气，说：“那你们考虑一下吧。”
对基督教徒军需主任的这一招，我们谁也没有思想准备，金华心情更是沉重，焦急地哭了起来。
最后，志先大姐根据大家提出的各种对付敌人的点子，说：“可以用刁难敌人的办法。答应他，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得让我们先回家见过父母，再回来成亲和到唱诗班。”
“那怎么行？”军需主任听说了我们的条件，一改往日基督教徒的“仁慈”，板起脸面厉声地顶回我们。此后，再也见不到他来教圣经和做祷告了。代之是两名凶神恶煞的军官三天两头来牢房的窗口，威胁我们：“金掌华（金华在狱中改的名字），你答应不答应？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不答应得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看来事态严重了，金华激愤地坚决表示：“我宁可死，也决不嫁给这个狗东西！”
难友们安慰着金华，也一致表示：“他们来威胁，我们不理睬。如果动手抢人，我们这几个姐妹，就一道和他们拼个死，决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
敌人天天到窗口来吼叫，大家把被子紧蒙在头上，谁也不露面。一个多星期以后，居然事态平静了。
我们这几个女难友团结一心，在共患难的日子里，结成了战斗的小集体，回击了敌人。不久，又开始了新的充满着荆棘的旅程。
五、女囚的歌声
国民党顽固派派了一个班把我们向闵北押送。从天台押解到丽水、碧湖，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遍野桃李怒放，娇艳妍人，桑海嫩柳一眼望去如烟似纱。我们这些失去自由的人，一只臂膀被绳索捆绑着，日行夜宿，长途跋涉在艰辛的道路上。但清新的空气，和无限美好如诗如画的山光水色，却给我们增添了青春的活力。
在碧湖渡口，渡船上站满了浙江大学的学生。他（她）们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些被押送上渡船的“女犯人”。
“这些都是女犯人，”有的学生带着贬义评头评足。
我们几个年小的沉不住气了：“这是对我们的莫大侮辱！”
“我们来唱个歌吧，对他们也要有点宣传嘛！”志先大姐温和地劝说我们。洪婉欣然同意地说：“那就唱个《囚徒歌》吧！”于是，悲壮而又激愤的歌声陡然响起：
囚徒，时代的囚徒，
我们并不犯罪，
我们从那抗日的火线上捕来，
囚徒，不是囚徒，
是俘虏！
浙大的学生，静静地听着这悲愤又自豪的歌声，三三两两低声议论着：“这可不是一般的犯人，是学生，有文化……”“是抗日……。”接着我们又用女声混声合唱起贺绿汀同志作曲的《划船歌》：
划呀划，划得船头飞浪花，
划呀划，划得夕阳西下，塔影又横斜。
南归的雁群哟，群群嬉戏幽泉下。
只有这罪恶的人间，
却是压迫和残杀，
理想的世界哟，难道总是理想吗？
……
优美、抑郁又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抒情歌声，深深地打动着这些衣冠楚楚的大学生。在拥挤的渡船上，有人悄悄地给我们让出可依靠的地方；有的用友好同情的眼光注视着我们。船上一片肃静，连押解我们的士兵也默默地静听着。悠扬的歌声，随着松阳溪的流水向远方荡去，我们久久被压抑的心胸，随着歌声徐徐舒展。
船靠岸了。浙江大学的男士、女士们，谦让地给我们让出一条道来，轻声地说着：“走好！”“再见！”
晚上，我们被关进了碧湖的看守所，躺在地上一边休息，一边凝望着窗外的落日黄昏，回味着在渡船上发生的一切。突然从小窗口飞进来一个小纸团，我们几个小的‘唰’地坐了起来。打开纸团一看，上面写着：
“愿你们勇敢战斗，祝你们一路平安！”
这是谁？是出自正义的人们之手还是好心的同志，送来这么美好的祝愿。我被这片言短语深深打动了，忘却了全身的疲乏，像喝了醇香的蜜酒，甜暖在心间。
六、在浦城监狱
在到丽水的途中，国民党的士兵押送着一个中年男“犯人”，加进了我们的行列。他低垂着头，满面愁容，目光滞呆，身体瘦弱不堪，走起路来气喘吁吁。和我们同行一段时间以后，他渐渐地和我们搭话，问我们为什么被捕。他低声向我们诉说切身的苦难：“我是青田县的一个乡长，他们说我是共产党，就随便把我抓来了。他们常常不给我饭吃，对我连踢带打，受尽苦刑……。”乡长感叹着：“唉！我还是他们的乡长呢，我哪是什么共产党呀，上有老，下有小，把我抓来可叫他们怎么活呀？”乡长似乎要哭出声来了。
“你还得保重自己，他们哪会管你死活。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好好抗日，乱抓人，你得想开点。”大姐们边走边安慰着乡长。
“我看你们一路上有说有笑，年纪轻轻被他们抓来，没有愁眉苦脸，你们都是为打日本鬼子才受的这份罪，我佩服你们。我跟你们在一起也慢慢地想开了。”的确，这位乡长居然在这千里押解的过程中，人稍胖了些，脸上也浮现一些红光。
在我们心目中，这是一位正直、质朴而不幸的“乡长”。
到达了闵北的浦城县，我们被关进了古老的监狱。在这里将替换押送我们的士兵，因此在此要耽搁一段时间。我们被抛进了女牢，乡长被关进了男牢。
这间女牢有
“你们都带来点什么东西？”那个披头散发、面孔有些虚胖的女犯人厉声地问道。她翻着白眼，凶狠狠的。很像旧小说中描写的女犯人头头。她是一个老犯人。
“我们一无所有。哈哈！”我们满不在乎地回答。确实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路红手里的一条薄夹被。那时敌人解送她到天台时，她正在发高烧，小屿集中站那个杨麻子特务把一条薄被搭在了她身上，她也就带着为大家所用了。
“你们别靠近我，坐到粪桶那边去！”我们的回答似乎激怒了她，她生气地命令着我们。
“难道这监狱的地盘是你家的？岂有此理！”我不示弱地回敬了她。随着就挨着她身边坐下来了。
“我是老大，你们就得听我的，怎么着！”她疯狂似地站了起来，圆瞪着布满血丝的仇视眼睛。
志先、林湘都站起来了，说：“小鬼，别惹大姐生气嘛！”她们缓和着浓重的火药味，温和又耐心地和这位女犯人打交道说：“大姐，别生气。我们都是好人家出身的。你看她们一个个都长得水灵灵的，是因为抗日打鬼子被国民党抓来了。我们九个人不会欺侮你，要是你不讲客气，你看，我们是九个人呢！”大姐们一番说理，老女犯人还真有点动心，不吭声了。我们的大姐们真会做群众工作，我从内心服了。
几天后，这个女犯人不仅不再欺侮我们，还对我们同情又照顾。
“政府太不像话，他们不去打日本，只会收拾老百姓，年纪轻轻的都被抓来了，真叫造孽”，老女犯人还悄悄地告诉我们：“这个监狱里还关着红军呢，一关就是十来年也不放一个。晚上关进牢里，白天放他们在天井的过道里编篮编筐，看守们拿去卖了好发横财。他们一个个皮包骨头，油水都被榨干了，一条条年轻的汉子最后都葬身在这里……。”
放风的时候，我们寻找着不幸的同命运的囚徒。在地狱中高墙内的夹道里，果然有几个男“犯人”，打着赤膊，只有一条破烂的短裤遮盖着下身，骷髅似的脑袋和枯柴般的身子，佝偻着在编筐，听到我们的脚步声，连头也不抬一下，像是僵化了的人。我一阵心酸，这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革命的前辈，也许是我们将来到魔窟后的缩影。
新来的女犯人得向老犯人“进贡”；也要向监狱的看守们“进贡”，这是中国千百年来旧监狱中的陋规。我们没有钱物，也不会向看守们“进贡”，就受到了惩罚。每顿饭只给每个人浅浅的半碗夹生霉米饭，有时连点盐水也不给。不久，我们九个人因营养严重不足而生病了。蚊子、臭虫、虱子、跳蚤还不断地吸吮着我们的鲜血，于是发烧的发烧，浮肿的浮肿，我的脚也烂得不能走路了。
老女犯人关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身体再拖下去可要垮了。再往上送怎么挺得住？”她给我们出了个主意，“天气已渐渐热了，可以卖掉身上多余的衣服，再接点针线和毛线活，这样可以得到几个钱或一碗菜。”我们十分感谢她的帮助，由她出面卖衣服和接来手工活，由志先大姐统一掌握收支，总算缓解了点困境，大家的健康状况才稍有好转。
监狱的黑夜，显得格外阴森恐怖。夜深人静的迷梦中，往往被男牢里传来的鞭笞声、击撞声惊醒。狱卒们的呵斥声、“犯人”们的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更使我不寒而栗的是只闻抽打声，却听不见“犯人”的喊叫。这时，受难者是死？是活？还是被猛揍得昏过去了呢？在周围死一般的恐怖中，我的心紧紧地收缩着。我屏住呼吸，试探能听到生者的半点呻吟。
同路来的乡长，被抛到男牢以后，头几天放风时，还见他神色惶惶地低着头晒太阳。又几天之后，只见他手扶着牢墙在艰难地移动脚步，又无力地坐在地上。他已经寸步难移了。我们故意走过他的身边，轻声地问他：“你病了？挨打了？”
他怅望着我们，悲怆地说：“看来我是不行了，我不会再和你们一道到崇安了……。”他的脸上浮起一丝苦笑：“望你们保重！”他干涩的眼里已流不出一滴泪水。
约过了一星期。一天，看守在天井里叫嚷着：“今天不放风了！听着，今天不放风了！”
“为什么不放风？”“为什么不让我们出来？”“我们要呼吸新空气！”我们九个人大喊大叫用力摇曳着木栅栏。监狱里一天只放风一次，还不到一小时。只有这个机会可以活动一下四肢，做个深呼吸，或者找到雨后有积水的小坑里洗个脸。老女犯人告诉说：“今天一定有事才不放风，说不定有当官的来视察，或者是枪毙人、死了人。”
不一会儿，只见两个狱卒抬着一具衣服被剥得精光、赤身裸体的男尸。这具男尸头颅和脚腕下各套一个竹圈，抬杠从竹圈中穿过，从我们的木栅栏面前走过。
“啊！这不是乡长吗？”有人一眼认出这位同路的伙伴。
“乡长！乡长！……正是乡长啊！”我们大声地呼唤着，仇恨的、痛悼的泪水任其流淌。可是，他再也听不到我们对他亲切又悲戚的呼喊了，永远离开了这罪恶的人间。
在悲痛中我突然想起“乡长”身上怎么一丝不挂？老女犯人告诉我们：衣服剥光，这是他们好去卖钱塞进自己的腰包。两个竹圈套着抬出去这就代替棺材了，他们还可以贪污买薄皮棺材的钱。老女犯人对这些已是司空见惯，她只是冷冷地继续叙述着：“他们把死人从后墙洞拉出去，也不用埋葬，就在后山喂狗喂老鹰了。你们到后高墙那里，可以看到天空中成群的老鹰在盘旋，那就是在一口口地啄吃着死人肉哩！”
我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长大的，由于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和腐朽并无深刻的感受。被捕后所经历的一切，使我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恶和仇恨。
在浦城度过了近一个月的监狱生活。听说很快要将我们押送到最后一站——从上饶迁到崇安的集中营。老女犯人告诉我们说：“那里管得又紧又严，说不定也会像在这里关着的人一样，关到老，关到死。”为真理而牺牲，我心甘情愿，但是我要在斗争中活下去！
于是，九个人又研究了各人准备的口供，力求做到天衣无缝，不出漏洞。我们共同明确了：一、三五支队长期以来打着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支队的旗号，直到1943年12月战争爆发后，才逐步公开宣布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我们九个人是在1944年1月左右先后被捕的，就可以推说我们只知道三五支队是三战区的游击队，不知你们为什么自己人要打自己人。二、做民运工作的同志要改口是做其它什么事务性工作的，以免引起敌人对你在政治上的注意。年纪小的也可以说是到游击队时间不长，只是唱歌、跳舞；可以装成家庭妇女的就说成是误抓或是烧火做饭的。三、部队里公开上了布告的领导人可以说姓名，但是长的什么模样没有见到过。总之不能出卖同志，不能泄露机密。四、敌人单独审问后回来要通个气，以便别人好有个思想准备，将来回部队也好互相作证明。
不久，我们告别了同室的老女犯人。她对我们依依不舍，隔栏泪水相送。于是我们九个女难友又踏上了险恶莫测的路途，被押送到崇安第三战区所属的“中央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它就是从上饶迁来闵北的法西斯集中营。
七、到集中营的第一场考验
五月间，九个人带着既作了思想准备，又惴惴不安的心情，被押到了闵北崇安。这是一个古老的小山城。当我们来到这所原是江西会馆的高府深院前，首先见到的是一块大牌子，上面醒目地写着：“中央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团部”。
跨进高门槛，走进大门洞，过了大厅堂，我们就被投入那间黑暗、阴湿、散发着霉臭的小牢房。管牢的卫兵冷冷地说：“把每人的裤带交出来！”
裤带叫出后，我们手里提着裤子，不知所措，心里又气又恨，嘟囔着：“这帮坏蛋！”志先大姐对我们几个小的说：“来！看我的。把裤腰折个边。”她一边做着示范，一边慰籍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们还有什么东西？都要交出来！”
“什么也没有！”“要人有一个！”我一言她一语带着呛味地回答。敌人看我们身上除了仅有的单衣，确实一无所有，于是“呯”的关上牢门。
我们拖着疲劳的身子，一屁股坐在了乱草堆上。从木栅栏透进来的亮光，使我逐渐看清了这不足
“不怕，它不会咬好人的。”洪婉以她特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风趣地“格格”笑着。说得大家也笑了起来。
经过近两个月的千里跋涉，体力和精力消耗贻尽，但为了对付将要来到的审讯，谁也睡不着，都在仔细地琢磨着自己的口供。
“我的舅舅是蒋介石的嫡系，国民党航空学校校长。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明天要求见我舅舅，有利于掩护我的身份。”孔晓菲说了她的想法。
后来孔晓菲确实写了一封信给她的舅父，交给了特务，却如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第二天早晨，喝过像污水般的稀粥，看管人员把九条裤带扔了进来，随即把我们带到团部戏台前的大堂里。大堂的右侧放了两张大方桌，九个人围着桌子坐在长凳上。特务交给我们每人一张简历表。我们在被捕时几乎都改了名字，魏志先改称魏阿花，林湘改名张玲香，路红改名芦红，洪婉改名姚玉珍，金华改名金掌华，韩波改名方布，黎艺改名李义。孔晓菲和岑翠凤没有改名。各自按照编好的口供填写。
第三天，仍然围坐在这大堂的桌子旁，进来个微耸肩膀，满脸奸诈，约有40多岁的特务军官，自称是“训育主任”，他拿来一叠表，说：“你们看清，把这张表填了。”
这是一张《自新登记表》。特务走了后，我们彼此暗示：这不是叫我们自首吗？
“不能填！”
我看到《自新登记表》的项目有：“你何时参加共产党？”“你的介绍人？”“在党内担任何职务？”“你的同党姓名？在哪里？”“你对共产主义的认识”等等。
被捕前的1943年10月，我填写的入党志愿书，听说已被批准，但组织上还没有正式通知我就被捕了。此时，我应当按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斗争中考验自己。在民运队谁是党员我是知道的；我们九个人谁是党员我也是知道的。我曾要求志先大姐等老党员多帮助我经受这场严峻的考验，我绝不会自首，也不会出卖同志。
这时，突然传来了响亮的歌声，这歌声是从大堂戏台下禁闭室传来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接着又传来“同志们要勇敢地战斗，不怕黑暗，光明在前头……”。这高亢、激昂的歌声，是在向我们召唤，我们谁也没有移动，默默地听着这豪壮的词句。以后从士兵那里打听到这是一位国民党军官，因犯了什么忌，把他关到这里来了。
不一会儿，特务训导员把我们三三两两地叫出去，分别到各个小屋里。我警惕地走进一间小屋，暗下决心，决不能让你们从我嘴里得出半点你们需要的东西。
“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特务看着我的履历表，头也不抬地问道。
“什么共产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特务话音一落下，我就干脆利索地顶回去。
“是问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的部队？”他更正了一下自己的问话。
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我着重地说：“你们自己人打自己人，为什么把我抓来？我想家，我想妈妈……”，我说着故意像受了莫大委屈的孩子似的哭起来了。
“你哭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中国大选，你是选蒋委员长？”说到“蒋委员长”时，他迅速必恭必敬地站起来，两脚“啪”的一个立正，随后又坐下，那贼眼狡黠地注视着我。问道：“还是选举毛泽东？”
“好厉害呀！”我思忖着。我继续哭着让脑子敏捷地思考：若迎合他说选蒋委员长岂不丧失立场？若说选毛主席不就暴露了政治面目吗？于是灵机一动：“选举谁，我也说不清，得回家问我妈妈。”
“什么？为什么要问你妈妈？”他皱起了眉头。
“我妈妈叫我去念书，我没有听她的话，就倒霉地被你们抓来了，受了这么多罪。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我得先问问妈妈。”是啊！我妈妈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把姐姐、哥哥和我，还有几位乡亲送进了新四军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照顾共产党地下的同志……我觉得自己这样回答，这些愚蠢的敌人是不会知道我的真实用意的。
“回去吧！”特务扫兴又不耐烦地把手一扬。我内心很是得意，充满着胜利的喜悦，急忙退出了门槛。
初夏和煦的阳光射进了大堂，映照在难友们的身上和苍白的脸上。被审问过的同志按照事先的约定，暗暗地互通着讯息。两个特务训导员走来查看我们填表的情况，他们拿起一张张的表看着，显然生气了：“怎么？你们一个字也没有写？”
“表上说的什么呀？我们看不懂！”
“你们看不懂这好办，我填个样子给你们看。”不一会儿，这个自作聪明的特务很快就把填好的表样拿来向我们介绍说：“这些填好的表给你们做样子，你们就照这表里的写法，是什么就填什么，是什么就抄什么。这很好填嘛！”他自负又轻佻的眼睛从我们几个年轻的女同志面上扫过。我拉过表样一看，填写的满满当当，同党姓名一栏张三李四名字一堆，党内职务一栏从小组长、支部书记、区委、县委书记等直到省委书记。
经过被捕后几个月的磨练，在对付敌人的不断审讯和监狱斗争中，我们以魏志先大姐为首没有名称的战斗小集体已养成十分默契的思想交流习惯。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大家心里都有个坚持革命立场的主心骨。但是该装傻时得装傻，该装娇时得装娇，该装不懂时就装不懂，要有斗争的灵活性。等敌人一离开大堂，注意很快就定了：他不是说你是什么就填什么，是什么就抄什么吗，那么就装做听不懂也看不懂，在“抄”字上做文章。于是难友们就照这张表样，从头到尾把全部内容都抄它一遍。这张表样就在九个难友中传送着，照抄着。
太阳已悄悄地离开了大堂，屋里显得肃静又有些阴沉，吃中午饭的时间已经过了，有的难友还在吃力地照抄着。训导主任急匆匆地亲自来收表了，拿起来一看，勃然大怒：“你们捣什么乱？这搞的什么名堂？”他狠狠地把表一把抓起，又摔在桌子上。
“不是你们叫抄的吗？我们又不懂。”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嘟嘟囔囔地回答。
“吃饭！妈的，把她们关起来！你们不填，哼！就在牢里把你们关一辈子！”一脸奸诈的训导主任匆匆地抓起一堆表，耍着他的威风愤然离去。
卫兵照例又把我们押进牢房，九条裤带又被收走了。我和洪婉提着裤子，以反自首胜利的喜悦，又蹦又跳地唱着：
好大的西北风啊！
吹到人家屋子里，
它叫人们跳舞，
一二三四五呼呼！
“哈哈！这张表还在我手里呢！”显得腼腆美丽的金华，操着苏州的口音，手里拿着没有被收走的“自首表”，轻声得意地笑着说。
魏志先大姐显得慈爱又老练地说：“小鬼，你们安静点，别胡闹啦！”
此后，特务天天来牢门威迫：“你们填不填表？不填就在牢里把你们关下去！”
关下去，将意味着在这不见天日的小牢里。与粪桶、小爬虫、蚊蝇作伴，度过无边无际的岁岁月月，埋葬我们如花似锦的青春年华。但是，我们已抱定决心：宁可把牢底坐穿，决不自首。
又关了一个多星期。一天，牢门打开了，特务说：“把你们送到队上去，到那里再说。”
告别这间黑暗、潮湿但还能互相自由地说话的小牢前，我把在浦城监狱卖掉毛背心时拆下来的鲜红的深红色毛线，给大家各分了一段。九个人的头发上都扎了显眼的红头绳，表示今后无论经受何种考验，我们的心将永远是红的。
走出牢门，刺眼的光线，清新的空气，一时都不适应，昏昏沉沉强自站定后，怀着前途莫测的心情，九个人在宪兵押送下，出了崇安城的南门。
八、姐妹相见不相识
沿着由集中营难友们用血汗和红土筑成的小公路，走了约三里地，我们来到了没有宪兵把守岗亭的老鼠排“营地”。远处是峰峦起伏、巍峨迷濛的群山。这里就是日寇进攻浙赣线后，从上饶迁来的长期囚禁皖南事变被俘新四军人员、被捕共产党地下人员和革命青年，名为“青年训导团”，实为法西斯集中营的所在地。我们分散编入女生队的各个班中，我在王轩任班长的第七班。几天后，我感到在事变中被俘的王轩、李德、陈云、钟时、顾新等大姐们因对我们不了解，和我们既保持一段距离，又设法想接近我们。
有次上课，李德坐在我身边，悄悄地写了张纸条递给我：“你是哪里人？家里有什么人？”
“我是浙江镇海人，有爸爸、妈妈，上海还有个姐姐。”我按编好的对付国民党的口供简要地写了两句递给她。
一钩冷月挂在天空，屋里一片漆黑。难友们有的蹲在墙脚，有的头碰头地躺在通铺上，大家利用这段看不清谁是谁的好时机，悄悄说上几句知心话。陈云贴着我的耳朵亲切地问我：“你是镇海人，我们这里也有过一个浙江镇海人，叫李瑞芝，是和我们一道在皖南事变被俘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其实我在1942年参军前就知道三姐李采芝关在集中营里，化名李瑞芝，那时她的信是写到家乡一家当铺转给父母亲的。
“那你家有些什么人？”
“爸爸、妈妈，还有个大姐在上海，是个大资本家。”我还是按编好的口供说。
大姐们为什么老爱问我家里有什么人？今天怎么又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三姐的化名？想来想去，觉得她们不会是敌人的爪牙，她们都勇敢地逃跑过。又不幸被抓回来。她们受过酷刑，却始终不出卖同志，这样的好大姐还不值得信赖吗？
这天，李德担任值星班长，早晨她分配我和她一起倒粪桶。抬上粪桶，她把粪桶尽量拉到扁担的她那头。踏着露水浸透的小径，到了水塘边，她又问我：家里到底有什么人？
“你们说的李瑞芝就是我的亲姐姐。”这次我毫不犹豫地道出了真情。
从此，这几位大姐表面上仍与我淡漠相处，实际上却处处关照我，流露出长辈般的疼爱。从李德、陈云等人的谈话中得知，在我们浙东纵队9个人押解来老鼠排的路上，姐姐李采芝曾和我擦肩而过。那天三姐采芝和另一位难友纪培凌在“青训团”剧团的沈巧陪同下，来到“女生分队”看望难友。临走时队上几个“囚徒”被准予送她们一程，正好和我们走个对面。陈云还说：“因为你们头上系有鲜红的头绳很引人注目，采芝突然发现你很像是她的妹妹。她说她被抓进集中营时，你还在小学读书，难道你也参加了革命？也被抓进来了？所以她暗地里托我了解一下。”
这时我才弄清她们老问我家有什么人的原因。想起来真遗憾，那天我们九个人被宪兵押着，一路上我心事重重，想着敌人还会耍什么新花样，我该怎么对付，就没注意迎面而来的人。何况三姐参加革命离家时，我还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而她这些年来又饱经风霜，变化不小，所以迎面走过都没认出来。
后来，从大姐们陆陆续续的谈话中，了解到三姐在皖南事变被捕后关押在女生分队。期间，她和纪培凌趁女特务程瑛不在时，拿了她枕头底下军官服，装扮成女生队军官逃出了集中营，逃到上饶后两人又不幸被抓了回来，关进令人恐怖的，被称为“狱中狱”的茅家岭监狱。1942年5 月25日，关押在茅家岭的26名难友举行了气壮山河的暴动。她俩是暴动中仅有的女兵。可是逃出魔窟20多天后，她俩又被国民党另一特务系统抓获，被送进“上饶县看守所”。父亲李善祥得知后，通过国民党上层“过硬”关系将她和培凌保释出狱。出狱后，还处在狼烟鬼火的境遇中，两人只得在离崇安十五里地的赤石小学暂时代课谋生。
我又了解到，“青训团”办的所谓“新生剧团”，是国民党为了装点抗日门面，也为了挣钱，而从“囚犯”中选调人员组成的。剧团除演出抗日节目外，还上演《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名剧，常到上饶、铅山等地演出。团员在行动上和生活上相对自由些，与外界联系机会也多些，甚至还允许团员回监狱“探望”囚友。正因为剧团有了这一点点可怜的自由，就常有人借机逃跑，其中的骨干演员沈巧、陈丽霞就逃跑过两次，但又都被抓了回来。剧团也因逃跑人多曾被解散，但反动派还是舍不得这块有口皆碑的招牌，不久又建立起来。沈巧又进了剧团，她一有机会就到老鼠排队上走走。女特务程瑛看到她有时也笑着打个招呼。沈巧就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常把外面的信息告诉难友。三姐和我的那次“擦肩而过”，就是她大胆而巧妙地把三姐和培凌在光天化日之下，带进老鼠排和战友相聚后返回时发生的。不过难友们还是批评她们这样安排聚会太冒险，以后再不能有第二次。
一天，陈云关心地对我说：“有什么事要告诉你姐姐，可以写信，我们转给她。”我惊讶在这个鬼门关里居然还有地下交通哩。原来我被捕的情况，就是通过沈巧这层关系转告三姐的。
我在浙东部队曾为电台编印的《时事简讯》刻过钢板，能写蚂蚁般大小的字，就用小字写了封信，告诉姐姐我在这里口供内容，要她转告父母，千万不要从家里直接给我来信。我还告诉她，可以到余姚县的梁弄寻找新四军总办事处（对外称办事处，实际是四明地委和专署机关）罗白桦主任和从上饶集中营逃跑出来的现任浙东游击队政治部保卫科长丁公量。
过了些日子，沈巧又来到队上，她欣喜地小声告诉我：“你姐姐已经走了，我们都为她庆贺，为她高兴。”接着她又幽默地说：“她是先给我们打前站的！”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预祝她这次能远离魔窟，顺利找到自己的队伍。
我和三姐虽近在咫尺，却远如天涯。由于我俩长的实在相像，老鼠排又是个虎口，如果冒险来看我，就很容易被程瑛或其他特务看出破绽，那我的假口供就露馅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俩始终未谋求见上一面。为此，我不知度过多少不眠之夜，流过多少苦苦思念之泪！
又过了些日子……
一天，班长王轩大声地对我说：“李义，你老叫大腿淋巴肿痛，这样不能劳动怎么行？我得带你到医务所去看看。”
我被说懵了。我哪向她叫喊过淋巴痛？她究竟是什么用意？隔墙程瑛有耳，搞不好她会找我麻烦的。接着，她紧拉我就到程瑛跟前为我请假，说要带我到“医务所”去。程瑛点头同意了。
王轩与我并肩走在通向崇安城的小公路上。
“你姐姐的好朋友纪白薇（纪培凌在新四军中的原名），今天在崇安城边等你，她要看看你，有话和你说。见面时间很短，你有什么要说的现在就想好，你要听我的。”这才使我恍然大悟，激动的心怦怦地跳着。说什么才好？事情来得突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加快了脚步。来到崇安城边比较僻静的一角。我看见一个穿便衣的女青年已伫立在那里。王轩轻声地说：“她就是纪白薇，是你姐姐的好朋友。我们不能走得太近，就站在这里，你要装着和我说话的样子。万一有人来了，你跟我走。”王轩大姐像高超的大导演一样指教着我。我面对着王轩，离开培凌七、八步远，不由得又想起了三姐，既为三姐重新投入革命怀抱而高兴，又为今后我俩是否还能活着相见而心酸，不知不觉泪如泉涌般流了下来，真想扑到培凌怀里大哭一场。
“不要哭，不要哭，没有时间了。你听我说……。”培凌无限深情地安慰我和鼓励我说：“你姐姐收到了你给她的信，决心到浙东找部队去，她先走一步，会成功的，你放心！你在这里要听老同志的话，希望你站稳脚跟，好好磨练自己，经受考验，有什么难处就和王轩、沈巧她们说，我也要想法早日离开这里。”稍停，又遗憾地说：“你姐姐和我在这里，连吃饭都很困难，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好留给你，你姐姐留给你一个旧茶缸，我还有一双自己纳的鞋底，这两样东西对你都是很有用处的，别人问起来，就说是王轩给的，王轩就说是沈巧给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什么事，你放心好了。”我止住泪水，看到培凌就像见到自己姐姐似的，心情宽松多了。她那“站稳脚跟，磨练自己，经受考验”的铿锵之音，不住地在我心中激荡。这些话也是三姐对我的谆谆嘱咐，我一定要牢牢记住。这时虽有一肚子的苦水、委屈想向亲人诉说，但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培凌走了，我依恋地望着她，直到她那瘦弱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崇安古道尽头。我抹干了又流下来的泪水，跟着王轩大姐快步向“医务所”走去。
我在从医务所回来的路上，紧握着姐姐给的旧茶缸和培凌纳的鞋底，如或至宝。集中营所用的裂了缝的木碗太脏也盛不了几口饭和粥，有了这个茶缸，无论盛饭、盛粥、刷牙、漱口、喝水都方便多了。培凌送的鞋底，对我也真是雪中送炭，我只要从被子上撕条布下来，做个简便的鞋面缝上就可以穿，出操和劳役时，再不会遭受赤脚之苦了。
九、囚禁在“女生分队”
走过五中队的门口，来到囚禁我们的中队。这是国民党把农民全部赶跑，强占民房改造成简陋的“军营”。走进高高土围墙的大门，两排木架上放着木制的脸盆，铁丝上排着一色折叠整齐的洗脸毛巾。地面打扫得很干净。
“营房”正中是中山室，一旁几间供特务军官工作时住用的小房间。另一旁是用木栅栏当墙壁的男囚们的通铺。中山室的后侧是女囚们的住房。那是一间狭长的房间，一长条木板通铺，只留出可以供一人走过的通道，墙上钉着一排挂衣服的钉子。
“女生分队”，多么好听的名称！一进女生分队，第一件事是剪掉你一头乌发，看上去男不男女不女的；第二件事是叫你脱下并缴出便衣，换上一套国民党士兵穿用过的破烂、肮脏，散发着臭味的旧军衣。
在我们换破军衣的时候，有一位瘦骨嶙峋的“女生”，坐在铺沿上，晃动着两只脚，自言自语地说：“等一会儿还要照相哩！怕你跑掉。我可没有让他们好好照，伸一下舌头，嘿嘿！”说着伸了一下舌头，自己笑了起来。
这位女囚后来和我们混熟了，知道她叫金玲（真名蔡德惠），是女生分队仅剩下的六位皖南事变被俘的女囚之一。她不是明明白白地在教我们怎样对付敌人的照相吗？多么可敬的大姐啊！谁说她们已经丧失了斗志？这短短的几句话，正反映了她被“训导”了三年之后，仍不失为坚强的女战士！
剪发、换衣、照相，都是为了防范你逃跑。老鼠排后山上的制高点上架着多挺机枪；由宪兵守卫的岗亭，虎视眈眈地俯视整个老鼠排“营地”，包括筑在水稻田中间的三里长的公路，都在宪兵的视线之下。整个老鼠排“营地”，在孤零零的小山坡上。附近的农舍，全已被迫拆迁或被征用。小公路上，农民不能行走，若被发现，轻则遭受毒打，重则抓起来。更为恶毒的一手是，整个闽北在长期剿共内战中，被强化了的封建法西斯基层政权，那保甲联坐制度所织成的罗网，使老百姓不敢收留逃跑出来的囚徒。据我所知，在近两年中，除了极个别的和调到剧团的包括洪婉，在外地演出时逃跑出去了，从老鼠排逃跑的男女难友，不出个把月，又先后被抓回来了，有的严刑拷打后被关进了团部的牢房里。
每天黄昏来临，每个中队围墙的大门就关上了。
啊!“女生”，实际是落入这人间地狱的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女囚！
女生分队30来个人，在那十几米长的通铺上睡觉，真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外，紧紧地贴在一起。闽北山区隆冬的夜晚，盖着半幅宽只剩下几团败絮的破被子，是难以御寒的。人挤人还可以互相借点热气，但翻身却很不容易。把旁人挤醒了，她明天怎样对付繁重的劳役？我们九个人到女生分队不久就盛暑来临，汗淋淋的身体贴在一起，实在难忍。那屋子里像蒸笼似的闷热，蚊子那么猖獗，每天的值日生不得不在黄昏时刻烧上一堆草，用浓烟去熏，室内更是乌烟瘴气热上加热，当我躺下去时，眼睛被刺激得泪水直流。
睡觉时，必须把衣服挂在那排钉子上，哪怕是严冬，也不准用衣服盖在身上取暖。特务的“狗腿”，会悄悄来摸你衣服上的口袋，看你是不是藏着什么小东西、书信、纸条之类。
经过国民党特务们的克扣，难友们的肚子怎能填饱？一天两顿用霉米夹杂着沙石和老鼠屎、米虫做成的粥和夹生饭，端起碗就使人一阵恶心。幸好轮流做饭的难友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为了照顾“男生”，都尽量地少盛一口。难友们吃的蔬菜，是由特务指定皮包骨头的吴功禹、蒋泽连两个难友种植。特务规定只种空心菜，因为一年四季都能生长，可以不断摘取。这样天天顿顿都是淡而无味的清水煮空心菜。被特务贪污后的微少菜金，只能买点盐和几粒豆子，放在菜里。
吴功禹、蒋连泽都是皖南事变被俘的新四军人员，他俩为了使大家吃得有味些，还种点辣椒。几颗地瓜也是他们悄悄种植的，收获时偷偷地分给“自己人”尝尝。难友之间，就是这样相濡以沫。
第四中队养了不少家禽，有鸡有鸭，它们分吃着我们本来已不够吃的口粮，而它们的肉和蛋却是专供特务军官来享受的。老鼠排以巨大如猫的老鼠著称，它们在夜间会出来咬吃家禽。因此特务们责令我们每天傍晚得把鸡鸭放进筐子里，然后把它们送到中山室的栋梁上悬挂起。深夜里，机灵的大老鼠从梁上窜下筐里偷吃鸡鸭，闹得叽哇乱叫。特务们惊醒后，就轰叫起劳累了一天的囚徒，为他们保护鸡鸭打老鼠。第二天早晨，被鸡鸭屎尿拉得臭气满堂的中山室，得由值日的囚徒打扫干净。
“女生分队”和在老鼠排的五个中队一样，每天都要担负沉重的劳役。三天两头得到几里外的山上砍树担柴，为囚徒烧水做饭之用，也为特务们不花分文任意砍伐木材拿到集市上卖掉，他（她）们好发横财。这里是不发给鞋子的，服苦役没鞋子真不堪设想。从旧棉衣中扯出一团烂棉花捻成线纳鞋底，做成大家称之为“空前绝后”的凉鞋。可是那些男囚们，有的穿着草鞋，更多的是一年四季打着赤脚，在荆棘丛生、沙石满坡的山上砍树、挑柴等，做着繁殖的劳役。他们的脚被划破了，鲜血淋淋，跛着脚，“女生”看在眼里却不能帮助他们挑刺或包扎，因为集中营里规定“男女授受不亲”，绝对不准互相往来，连说句话也不行。若被特务发现，就会遭到祸殃。记得有位福建被捕来的女囚，只因偷递给第五中队的男朋友一封信，被特务发现后，这位“女生”被罚加重劳役。一天早饭时，她独自被加罚劳役回来，手才捧起碗粥，就大口大口的鲜血直喷，从此重病不起。
劳役，是特务们对囚徒在精神上、肉体上严重的摧残。他们挖空心机来折磨我们。当冬天来到时，特务们迫令我们到收割过的、已结上一层薄冰、硬稻茬耸立的水稻田里，赤脚去踩匀红土，然后用手把冰冷的稀泥盛到木脸盆里，再均匀地抹到营房外的土墙上，所谓“美化营房”。凛冽的寒风吹透我们单薄的破衣，身上颤颤发抖。我长着冻疮的手背被冻裂成道道血口，每到夜间常被一阵阵刺心的疼痛惊醒。真如谚语所说：“寒冬腊月喝凉水，点点滴滴记在心。”当炎暑来临，特务们又让我们在无树遮荫的“营房”周围，冒着灼灼的骄阳，蹲在热气逼人的地上，所谓为“美化环境”拔草，个个晒得汗淋如雨，口干火燎，头晕眼花……。
十、在大操场上
集中营第四、第五中队的上方，有个宽敞的大操场。我才到老鼠排时，看到有这么个地方可供活动，以为比关在监狱里要好多了。可是没有几天，使我领教到这个用囚徒血汗筑成的大操场，恰是特务们“整治”我们好凶恶的地方。
升旗仪式后要唱国民党党歌，这是大家最讨厌的一件事。有的像念经；有的没精打采地哼哼；有的把“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故意含糊地唱成“杀民主义，狗党送终”。有一天，我干脆连嘴也没张，被值星分队长彭发兴看在眼里，他报告了中队长白玉麟。早操完毕，回到队门口，白玉麟严厉地命令：“中队不许解散！”人们列队站着，猜测着将要发生什么事。
白玉麟这个长得一脸横肉的矮个子，气呼呼地来到队前训话：“你们这群东西，升旗没精打采，唱歌像蚊子叫，有人连嘴也不张……”他突然提高嗓门：“李义，你站出来！”
我被这意想不到的吼叫暗暗一怔：“他要拿我开刀？”我迅速镇定一下，沉住气地站了出来。
“你为什么不唱党歌？”
“我嗓子通。”
“嗓子痛也得唱！告诉你们，下次再发生这种事，对你们决不客气。”他凶狠地扫视着队伍，接着又命令：“今天给你个小小的处罚。队伍解散，你到中山室总理遗像前站着反省！”
我站在中山室的孙中山像前，思绪翻腾，越想越气：我们犯了什么罪，你们把我们不当人，做劳工苦役不够，还挖空心思‘整’我们。这些男盗女娼的特务们，打牌输了，把气出在我们身上。女特务程瑛和男特务鬼混，被甩掉了，也拿我们出气。多少次在深更半夜，她突然发疯似地吹哨子集合，把一天苦役后好不容易入睡的囚徒们从梦中惊醒，瞎灯摸黑地穿衣服，打绑腿，打着冷颤到中山室集合，然后听她泼妇骂街般的吼叫：“你们这群共产党，都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你们干活磨洋工，不老实，就得狠狠地治你们。”她骂累了，气出够了，去睡大觉，而我睁眼到天明……。今天我也得出出气。好吧，你们都在这座房子里，我索性放声大哭，要哭得你们六神不安，心烦意乱，把日日夜夜积郁在心头的怨恨和愤怒一股脑儿地倾泻出来，看你们把我们怎么样，豁出去了，是打？是关？随你的便！于是我就大哭大叫起来。
“你人不大，跳起来倒有八丈高，谁叫你不唱党歌？”跛子特务分队长钟海波走过来数落着我。
“孙中山也没有说过嗓子痛还得唱歌！你们凭什么罚我？”我边哭边嚷着。
半小时过去了，我还在哭喊着。
特务分队长们进进出出在我周围盘转着，他（她）们想干什么呢？
班长王轩，是位皖南事变被俘的老同志，她跑去找女特务程瑛（外号“航空母舰”），故意说：“马上要去干活了，李义还去不去？”
“当然得去！程瑛不假思索地回答。”
王轩大姐设法来为我解围，我还倔犟着，终究被她拉走了。
“你不能吃眼前亏。看你还饿着肚子，他们回心疼你吗？搞僵了不只关系到你一个人，你们一道来的还有八个呢！”一路上，王轩大姐悄悄地提醒着我。
王轩大姐说得对。在集中营与敌人作斗争得讲点策略，没有暴露共产党、新四军的身份的同志更应该注意保护好自己。
大操场是特务施行淫威的地方。在所谓军事训练时，齐步走或跑步走，几步就喊：“跪下！”大家就得毫不迟疑地跪下，神经敏感的膝盖碰在坚硬的沙砾上，一阵疼痛，马上被磨出块块血印。这种“军训”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女青年还能反应过来，而年龄比较大的方布等同志往往动作迟缓，有时手忙脚乱，特务分队长就会解下皮带抽打她们。
有相当一段时间，敌人把大操场上罚跑步作为惩罚班组的手段，我们的难友因力不胜任，曾在大操场上晕倒。但是天长日久，他（她）们发现这种惩罚办法对他（她）们自己也很不利，因为他（她）们也得在烈日下或风吹雨淋之中“奉陪”，以后就改为加重劳役等办法了。
这大操场也是特务们黔驴技穷、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所。在这里出操跑步，他们竟然要囚徒们边出操边唱京戏：“苏三离了洪湖县……”，特务分队长们还要加进“一二、一”的口令。当他喊到“一、二、三、四”时，大家也得跟着喊：“一、二、三、四”，然后又是什么“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天晓得，京剧与出操跑步怎么能合得上节拍呢？我无法理解这些蠢材为什么要这样做？难友们告诉我：初期的集中营，大家常唱《新四军军歌》、《国际歌》和各种抗日歌曲或革命歌曲。特务们发觉后非常害怕大家唱这些歌，但是他们往往弄不清唱的是什么。因此，就规定只准唱三个歌：《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青年团团歌》和《领袖歌》，即“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其它什么歌也不许唱，只准唱京戏。他们认为京戏不涉及当前政治，不涉及到共产党、新四军，而且特务们也听得懂，所以就想出了出操唱京戏的鬼花招。
十一、抛弃哀伤 迎击战斗
国民党反动派对付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手段是极其残酷、极其毒辣的。他们在集中营屠杀了数以百计的革命志士，仅赤石暴动后，就在崇安附近的虎山庙屠杀和活埋了七十多名英雄儿女，但仍然动摇不了绝大多数革命志士的斗志。他们用监禁、拷打、苦役以至屠杀，都不能使革命者变成反革命的爪牙。于是特务们又拿出软硬兼施的阴险手段，什么分化瓦解、政治感化都施用上了。
有一天，长着塌鼻子、厚唇大嘴的女分队长程瑛一反常态，把我教到她房间里，和颜悦色地问我：“你想家吗？”
“怎么不想家呢？”我警惕地回答。
“那你告诉我，你们嘁嘁喳喳的私下都在说点什么呀？”程瑛的卧室侧面对着“女生”宿舍开了一个小窗，随时可以观察女囚们在囚室里的动静，有时她不难看到“女囚”们在嘁嘁私语，但她听不到轻声细语是在说什么。
“谈想家，谈家里的生活。”我淡漠地回答。
“就这些？”
“可不就是这些。”
“以后你听到谁在讲什么，你来告诉我，我好为你向上面说话，放你回家去。”
“你要我听到说什么向你报告呀？”我这一问倒使程瑛楞住了。她狠狠地瞪我一眼：“出去！”
回来后，我赶快把程瑛找我那般笨拙可笑的谈话告诉了大姐们，要大家提防着点儿。
特务们用“学习”的感化政策失败得更惨。他们设了许多课程：什么《三民主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等，任凭教官说得天花乱坠，大家都利用这一好时光坐在下面各干各的。各人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实际上有的在学世界语、英语；有的偷着传看集中营剧团的沈巧、陈丽霞等设法带进来的中外名著；也有的难友在习作或记事。但是在课堂上秘密地干着“私活”，可千万提防着值星特务分队长鬼头鬼脑地来查课，突然地出现在你身旁，那将会横祸临头的。
一天，那位说话唾沫四处飞溅、带着令人听不懂的浓重地方口音、说起话又手舞足蹈的教《总裁言行》（即蒋介石言行）的教官，对大家进行口试了。他提出：“总裁”创造的“新生活运动”内容是什么？他叫起一个回答不出来，再叫起第二个又说：“不知道”。接连把全中队的囚徒都叫起来了，回答仍然是“我答不上来”，“我听不懂你的话”，“我文化低……”这位教官摇晃着脑袋，连说：“糟糕，糟糕，”却是无可奈何。但是他是不敢将实情向上报告的，因为会砸掉他的饭碗。
集中营为了消磨我们的斗志，还特地开设了专业课。四中队开设的是《财务会计》课。开始我在听课时的宗旨是，凡是你集中营教的东西我都不学。上课时，在这难得的安静片刻，我就让自己的思想像插翅的小鸟自由地遐想，想家乡、想部队、想我们的好领导好同志……。
一个星期天，集中营剧团的女难友们，被准予又来女生分队“串门子”了。沈巧、陈丽霞她俩也来了，这是我们非常盼望的，因为她们的到来会给这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狱室带来一阵欢乐。
不仅难友的相见感到格外亲昵，特别是沈巧会把外面听到的各种“花絮”讲得绘声绘色，十分幽默风趣，引起我们阵阵笑声；她和丽霞姐还利用剧团到外地演戏和剧团住在崇安城小街上的条件，把我们最关心的战时形势、最爱听的敌后游击队（即新四军）打了胜仗等寥寥数语传递给我们，让我们分享会心的愉快。她们还利用来队上“玩玩”，帮助队上的难友把信件带出去，到外地投寄。总之，每当她们还没有离去，我就盼望她们何时再来了。
这天，沈巧走进女囚室，就似乎无意地坐在我的身边。这时她通过“地下”已知道我是她患难好友采芝的妹妹，她是十分关心年轻难友健康成长的。在人们的笑谈中，她悄悄地叮嘱我：“你在这里不要虚度光阴，听说你爱好文艺，默记了许多革命歌曲给陈云她们，这很好。你可以学写作，学乐理，将来都会有用……。”她还告诉我：剧团有位同志，不但对音乐很有研究，在写作上也很有修养，人也十分可靠。她可以把我写的习作交给她，由她转交这位老师帮助修改。她把亲手订制的小本子偷偷地塞给了我。这是用福建南平土制的浅彩色薄纸装订成的，非常精致漂亮。从此我开始了较好的自我学习。我在课堂上偷偷地写下的第一篇习作是《五月的夜》：
五月的夜，沉静又美丽，
五月的夜，风儿轻柔又甜蜜。
亲爱的伙伴，你不要悲伤哭泣，
月亮的清辉，映照着黑暗的大地。
让我们酣睡到梦乡里，
回到妈妈和故乡的怀抱里，
苦难的女儿，有满腔的愤怒，
谁也不能摧毁我们坚贞的心意。
夜色茫茫，露珠儿滴滴，
深山又闻夜莺血啼。
亲爱的伙伴，让我们飞到月亮上去，
月亮的宫殿拥有着自由和真理。
星光灿烂，黑夜将过去，
明天的苦难还在迎接着我和你，
亲爱的伙伴，挺起你坚强的胸膛，
血红的太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
这首粗拙的习作，针对我自己有时泛起的感伤，鞭策自己，也反映了我对党、对部队、对光明和真理的向往和追求。我为这首歌词试谱了曲，等沈巧来取，好交给我没有见过面，连姓名也不知道的老师教正。
沈巧果真取走了我的习作。过些日子，我收到已修改的来信。我贪婪地读着，修改得多么细致，从歌词用字、标点符号、作曲的误差都一一指出。他还把作曲基本知识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张纸。最后写着“抛弃哀伤，挺起胸膛，经得起考验，革命到底”。在我的生命中，在地狱里，我得到了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忠告。不禁热血沸腾，暗下决心，决不辜负良师益友们的教导和殷切期望。
沈巧终于告诉我了：这位老师名叫李益中，是印尼苏门答腊的华侨，他有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在抗战前，就回到祖国，就读于杭州师范音乐系，并从事救亡活动。去年才从浙西被捕关到集中营，现在也在剧团。
从此，我在集中营的惶惶度日中，有了新的改变。只要上课或有闲暇时，就努力学习，以备有朝一日回到党的怀抱，学有所用。
集中营的后期，也即集中营移往老鼠排以后，女生分队30多人已不是清一色的新四军女同志了。皖南事变被俘的新四军女战士此时只剩下六位，她们都曾把生死置之度外，有的逃跑后又被抓回来了。我们九个人是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被捕的；还有个别同志是从苏南等地的新四军抓来的。其余也有从地方党抓来的，也有“共产党”的嫌疑、“汉奸”嫌疑分子，甚至越剧班子里唱小生的女演员也被抓来，成分很复杂。
集中营外部警戒森严，内部特务们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囚徒们也改变了斗争策略。暴动的条件暂时不具备，党的秘密组织也难以存在。从表面上看，难友之间互不相干，淡薄如水，但是她们之间，一旦相互了解，同志之情就像一团烈火在地底下燃烧着。彼此心心相印脉脉相通，交谈思想，互相鼓励，互通情况，商讨对策。以皖南事变被俘的几位同志和我们九个人中的大姐为核心，团结着多数战友，采取默契配合的隐蔽斗争方法，寻找适当时机，给敌人狠狠的一击。
大家最恨的是经不起严峻考验，做了敌人爪牙的人。“女生分队”三个班，其中有个副班长李××，是从地方上抓来的，她常常察看难友们的动静，向敌人打小报告，甚至深夜偷摸难友们挂在钉子上衣服的口袋。这个内奸的猖狂活动可是个祸害，几位当班长的大姐暗地商议了“整治”她的办法。
女生分队长程瑛，腰宽体胖，长相丑陋，年华已过，还没有成婚，那些男特务们只是把她当作玩弄后就甩掉的对象，因而她性格反常，特别遇到队上男女之间说上一句话，就会勃然大怒，醋性大发。李××常偷偷地溜进四中队特务训导员王宽的房间，几位大姐决心利用程瑛这个醋罐子教训她一下。
那天午饭后，王轩正好接受程瑛要她派人出公差，刚巧李××又钻进王宽的房间。王轩、李德、魏志先等同志交换了眼色。王轩大声地叫着：“李××，李××”。李××没有答应。
王轩立刻装得焦急煞有介事的样子报告程瑛：“派李××出公差，可是到处找不见她！”
其实程瑛早就心里有数，苦于不便发作，听到王轩的汇报，顿时像倒翻了的醋瓶，大脸庞涨得红一阵白一阵，三步并作两步，从房间里跳了出来。嚷叫着：“李××，李××！”
李××神色慌张地从特务训导员王宽的房间里跑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程瑛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是两记响亮的耳光：“叫你为什么不答应？”李××捂着脸，不敢哭出声来。难友们心里好痛快呀！从此李××知道众怒难犯，不得不有所收敛。
“就得打！”程瑛蛮横地耍着淫威。
“不行！你没有道理打人！”囚徒们呼喊着、阻拦着。
程瑛在众人愤怒的质问和阻拦下，理屈词穷，只得把举着的杠子灰溜溜地放下了。
上饶时期集中营被囚新四军老战士们对敌斗争的一些优良传统被继承下来了。1944年、
记得1944年“七·一”那天晚点名前，趁特务不在，值星班长整好队伍，勇敢地带头唱起了《黄河颂》。悲壮的歌声是那么整齐，高亢激昂，难友们含着激动的泪水想念着大江南北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鼓舞自己要经得住狱中的千锤百炼，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
十二、笑，也是姑娘们斗争的武器
笑，有各种各样的含意，我们在法西斯集中营，过着无期徒刑般的日子，有什么值得笑的呢？怨恨积得太多、太深，太久了，难友们有时也会借题发泄，往往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哈哈大笑起来。特务分队长彭发兴一听到我们的笑声，就会马上赶过来。
“你们笑什么？女子走不动裙，笑不动唇，你们这样放肆，太不成体统……”。他挂在嘴上的常常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一类的陈词滥调。这次他又扳起封建卫道士的面孔来训斥我们。可是他刚一转身，就会有人带头更起劲地哈哈大笑。这是反抗的声音。蔑视的笑声。
有一次，当“女生分队”最后走进教室坐下来，我一抬头猛然发现黑板上有人大胆地画了一个贞节牌坊。横批：“江西老表”四个大字，两边条幅是：“笑不动唇”，“走不动裙”，只听得教室里轰然大笑。教官来上课时只当没有介意，把它擦掉。
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张超，在这群特务官员中算得上是仪表堂堂之辈了。他虽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但却是非常害怕长得像丑八怪的老婆。集中营盛传他是靠老婆的政治背景而官运亨通的。我曾听被囚的皖南新四军大姐们说过，集中营在上饶时，我们的女难友，俏皮地学着张超老婆的丑态，曾把她弄得哭笑不得，十分狼狈，这一手也被我们后来的同志沿用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女生分队”的囚徒们被分配在小公路边水田寻找残余的茭白。只见公路上从县城走来一个盛装的女人，一头狮子发，大鼻子在脸部最为突出。她穿着高跟鞋，大屁股一扭一扭的。大姐们一看就知道她就是丑态毕露的张超老婆。有人传递着消息：等她走近，大家“笑”。
“哈哈！”当她快走近时，突然从水塘里爆发出一声大笑。接着一阵阵众人的“哈哈”，“哈哈”！这鄙夷、尖酸的笑声在空旷的田野上回荡，气得张超老婆的脸色通红。她加快了脚步，高跟鞋踩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屁股扭动得更厉害了。她气急败坏地走到四中队，找到程瑛，告了“女生”们一状。程瑛感到这件事有点棘手，这位“笨猪”居然想了个聪明的主意，将这些女囚交给张超老婆亲自处理。等我们整队回到四中队，程瑛不叫散队，将队伍带到中山室，随后请张超老婆来到队前，说：“请您说吧！”
张超老婆那狮子狗式的头发散乱着，塌而大的鼻子直喷着粗气。只见她站在队前，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哭丧着的脸面可怕地抽搐着，随着她凶狠狠的刺人眼光，泪水滚滚而下。突然她一转身，如丧家之犬般扭着肥大的屁股走了。
张超老婆以大兴问罪之势汹汹而来，又以自讨没趣而去。好一阵痛快淋漓尽致的笑声，算是对她的“欢送”。
十三、爱情的夭折
我刚进集中营时，思想单纯幼稚，同队的难友陈云耐心地开导我，给了我许多帮助。
当夜色笼罩大地，特务们关紧了集中营的大门。他们连鬼火似的油灯也不许点，好把灯油钱也落到他们腰包里。趁夜色沉沉，陈云和我头碰头地躺在一起，她轻声地对我说：“你别看这里表面上很平静，可千万别引起特务的注意。说话要小心，特务和狗腿们都会偷听的。”我感激她的忠告，因为她的模样很像广东人，我顺便问她的家可在广东？
“不，我和钟时都出生在泰国，是泰国华侨。那里有我的亲人。”我的问话勾起了她对遥远故土和亲人的怀念。她谈到，泰国华侨学生有着热爱祖国的传统，特别向往抗日前线积极抗击日寇、取得辉煌战绩的新四军。她就是在这种爱国热情的驱使下，才不远万里赶来参加新四军的。
陈云是个热情奔放多情善感的姑娘。当她喜欢一个小姐妹时，往往会捧起你的脸蛋，在你脸颊上轻轻地亲吻一下。我就多次得到她这种真诚的爱。她感慨地说：“李义呀，你们九个人被送到这里，我的心情是多么复杂。一方面感到你们那么年轻、活泼、有朝气，使我看到了自己回国参加新四军时的身影；你们把外面新四军蓬勃发展的胜利消息带给我们；把解放区许多抗战歌曲传抄给我们；你们还带来我所认识的同志从皖南突围出去后继续战斗的好消息……。这些都使我激奋。真该感谢你们在这死气沉沉的集中营给我的生命带来了生气。可是我感到痛心，你们竟和我们一样，这么年轻就落到这个人间地狱。残酷的岁月，将使你美丽的青春，像我们一样，遭到无情的摧残……。”陈云像吟诗般地说下去：“你可知道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句吗？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我就是这样。你想听吗？下次我再说给你听。”
裴多菲的这首名诗，不仅陈云喜欢深情地吟诵，其他大姐们也都会背诵。她们正在用巨大的代价：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自由独立；为了维护真理和高尚的信仰，牺牲着人生最宝贵的青春、爱情以至生命，谱写着人类最伟大和悲壮的诗篇。
逐渐地，我了解了陈云的革命浪漫史。我回味着她那风云莫测的革命历程中所包含的甜酸苦辣。
陈云也是一位颇有文学天赋的华侨女青年。在曼谷中华中学就读时，她习作的歌颂伟大祖国抗战事业的散文就发表在华侨报刊上。她经姐姐介绍，认识了树人中学一位才思横溢，健壮活跃的华侨青年学生——陈惠。1936年，17岁的陈惠就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中国抗战爆发后，他刚从中学毕业，就毅然弃家回到祖国参战。陈云和姐姐赶到码头和他挥手告别，望着巨大的客轮渐渐地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从此陈惠经常写信告诉她们祖国的抗战情况和自己的行踪。1938年2月，陈云得知陈惠率领在汕头的十二名泰国华侨学生到福建龙岩参加了新四军第二支队。同年底，陈惠被挑选到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任青年科长。1939年被推选为新四军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当时他刚20岁，是最年轻的代表之一。
1940年初，陈云在曼谷华侨党组织的指引下，在陈惠的鼓舞下，毅然离开曼谷，回到祖国，参加了皖南新四军。经过四个月的学习被分配到新四军军法处搞机要工作，和常来看望她的陈惠萌发了爱情的蓓蕾。他俩定情了，这是多么令人羡慕和匹配的一对啊！
但是有情人未必成眷属！1941年1月，皖南新四军奉命北撤，国民党背信弃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陈云随军战斗已九个日夜。一天，陈惠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临别时陈惠紧握着她的手，深情地说：“我们过江后就结婚吧！”陈云当然应允了。谁能料到这次的会面竟成永诀。罪恶的皖南事变，吞噬了优秀共产党员陈惠年轻的生命。陈惠随军部在皖南泾县茂林附近的石井坑峡谷中陷入敌人重围，他高呼着：“不怕死的共产党员跟我冲出去！”不幸头负重伤，在昏迷中落入敌手，终于在
光阴如流，往事已消逝50多年了，陈云始终怀念着年轻时的恋人陈惠。她原名许可，改名陈云，就是为了悼念像天空白云般逝去的陈惠。每当年年的此时此刻，她悼念着烈士陈惠，总是泪洒满襟。
不久前，陈云给她的好友的信中，写了这样一段令人难过的话：
“年年如此，每逢
在集中营迁到崇安后，逃跑成功的希望极小。记得有一天，五中队的“男生”逃跑被抓回来了。我们“女生分队”的囚室有个小木栅窗正对着五中队的后院，有的难友扒在窗口偷看；更多的人把耳朵紧贴在土墙上，屏住呼吸倾听着五中队的动静。只见特务军官把难友按在地上，一声声痛打逃亡者的声音，仿佛是打在我们的身上和心上。以后听说那位“男生”被投到团部的禁闭室。这些情况，陈云和钟时是亲眼目睹的。但是她们没有被敌人的残酷镇压所吓倒。她们一心向往着自己的部队，向往着自由。
陈云、钟时被抓回后，投进了崇安集中营“团部”的黑牢受尽严刑拷打，但是她们没有吐露过“女生队”难友们一点实情，没有动摇自己崇高的信念。审讯中敌人软硬兼施：“你们这么小从国外回来参加新四军，受共产党的毒很深，要洗脑筋。”“……你们走错路了。回头是岸，要悔过自新……。”陈云面对敌人的狞笑，回答说：“我们部队一直打击日寇，可是你们见到日本鬼子就逃，我们没有中什么毒。我是为打鬼子回国的，无过可悔！”她们在黑牢里度过八个多月，直到1945年4 月，特务才把她俩押回劳动队——四中队的“女生分队”。
陈云回到“女生分队”，人更憔悴更干瘦了，深凹的眼眶衬托着明亮有神的大眼睛，显出她那依然顽强不屈的意志，我为她们的越狱失败而悻悻然。
“你们逃走时，怎么没有想到带我走呢？”我小声地问陈云。
“那是冒险，没有什么把握，在敌人密布的罗网里，我怎么能带上你呢？……抓回来关进黑牢，受尽折磨，这滋味怎么能让你也去尝试？”在她的谈吐中，并没有因逃跑的失败而灰心丧气，相反她却关心女难友们的情况。
1980年初春，陈云和钟时来到北京走访老战友，在我家她拿出一包照片。全是当年陈惠从皖南寄到泰国曼谷给她的，这是多么珍贵的照片。我一张张细细翻看着，照片虽然已泛黄了，但是可以看清楚这是皖南新四军教导队的学员们在进行军事训练，有的在瞄准射击；有的在投弹；有的在跳障碍物；还有陈惠和同志们的合影……。她是怎样把这些照片保存下来的呢？在集中营那么险恶的环境，她无时无刻地想念着战友、恋人，就把用透明纸包好的照片缝在贴身的内衣里，直到1944年初夏，她才托人把照片带了出来。以后这些照片又跟随带照片的李采芝辗转南北，直到全国解放后彼此有了音讯，才物归原主。1989年我因公赴穗，到佛山找到陈云简朴的宿舍，使我惊奇的不仅有这些照片，还有在集中营时我为她背记下来的许多革命歌曲的小本子，也都陈列在那里。啊！陈云，这些历经劫难的物品保存得如此完好，可知你用心的良苦了。
陈云在集中营整整度过五个盛暑严寒，于1945年“双十协定”后出狱。为找组织，她辗转华南各地，迎接了广州的解放。由于所谓的“历史复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颠来倒去的“过筛”，尝尽了人生的滋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阳光照耀下，党组织对陈云长时期的辛酸史才重新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1987年，陈云带了她的四女小云，远涉重洋，回到泰国，探望她阔别多年的亲人们。她的至亲好友，对正在艰苦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祖国的情况，有所了解，但他们无法理解陈云那颗忠于党、忠于祖国的百折不挠的赤子之心。亲友中有人问陈云：“你吃了几十年的苦头，历尽坎坷，你不懊悔当年之行吗？”
“不，我一点也不懊悔，因为我坚信我走的是一条真理之路，不管路途多么崎岖遥远，但它是全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我将走下去！”她干脆爽快地回答。
“你现在老了，还是回泰国来安家落户吧！”
“不，那里再艰苦，那是我的祖国呀！”
“那把你的小云留在这里吧，她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的。”亲友们真心实意地想挽留她的女儿。
“不，她的祖国也在中国啊！”陈云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就是陈云对祖国母亲的赤诚爱心。
十四、好“班长”王轩
在集中营中当了班长是不是“变节”、是不是“叛徒”？对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作具体分析。当然，班长中有极个别的变节者，或是叛徒。但是据我所了解，绝大多数的班长仍是真心实意地向着革命，他（她）们利用“班长”这个身份掩护同志，保护难友，保存革命力量。
班长，她们对于我们这些集中营的囚徒来说，实在至关重要。她们和我们日夜相处，我们的一言一行全在班长的耳闻眼观之下。尽管特务分队长程瑛的住房对着女囚宿舍开个小窗子，时时可以窥视“女生分队”的动静，但是我们仍能在她的眼皮下活动，这全靠班长们的掩护。
我们能在课堂里互相递小条子，学自己想学的，写自己想写的，能逃过特务们的耳目，也得归功于身边班长的帮助。
陈云、钟时逃跑后不幸被抓回来，受尽严刑拷打，关在黑牢里，正是由值星班长送饭去时，把队上难友们的关怀和鼓舞带给她们，并在饭菜上尽量照顾，使她俩在暗无天日的狱中之狱，坚韧地度过八个月。
我们微少的伙食费经过层层克扣，饥不饱食，菜里见不到一点油花，要不是班长们齐心协力去和特务们说理斗争，争取由难友们建立伙食委员会，不多的伙食费怎能用到大家身上……。
许多好班长是法西斯集中营中难友们采用韬光养晦策略，以应付特务，保护同志的不可缺少的角色。当这样的角色并不容易，她（他）们要有热爱党、热爱难友的坚定信念和忍辱负重的宽广胸怀。所以难友们也自觉地在行动上作出“服从管理”的样子，以支持自己人当上班长。
可惜的是，我们的好班长王轩，竟没有死在集中营，而是含冤屈死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揪叛徒”的高潮恶浪中。这使我们这些幸存者至今犹为王轩大姐的过早离开人世而无限惋惜和悲痛。
我进集中营一开始就编在“女生分队”由王轩当班长的七班。在近两年的苦难生活中，王轩大姐胜似亲人，她关心、帮助、教育我渡过难关，希望我健康成长。此情此义终生难忘。我清楚地记得，当冬日的夜晚。集中营的破被子难以御寒，是她，不顾自己的寒冷，总把她的被子搭在我的被子上，她甚至把我冰冷的双脚，捂在她温暖的胸口。我不忍心大姐为我受苦，她却以苦为乐地说：“你是小妹妹吆。”这只有像王轩那样具有八路军、新四军中老班长热爱新战士优良传统的人才能做到。
有一天，到山上去做劳役，王轩看到一根小树枝，就急切地“指挥”我：“李义，把这根树枝扛回去。”这是根细细的小树枝，扛它做什么呀，我犹豫着。王轩催我赶快走，我只得把它扛在肩上慢吞吞地走着。只听得值星分队长钟海波在半山吼叫着：“李义，你回来！他妈的，就扛这么枝小树。”喔，这时我才醒悟，王轩大姐叫我赶快走是爱护我，也是对敌人的消极反抗。我假装没有听见，加快步伐把小树扛回来。好班长王轩就是这样常常帮助一些病弱的难友度过劳役之灾。
在集中营，一年四季不知肉味。每逢“双十节”（旧中国的“国庆节”），中午的菜，每人才能分到几块肉。王轩总把自己分到的几块，送到我和难友的碗里，她看着别人吃嚼时，脸上泛着欣慰的微笑。
王轩又是一位情重意切的大姐。有一次她动情地拿出一个红布小包，小心地把它打开，里面是好友汪镇华给她的一封信。我好奇地读完。信的内容大意是：“轩妹：我们已分别几年了，很想念你。我在外地做生意，往来奔走，还算顺利，身体也好，我将到大表哥开的店里，他的生意兴隆……望你好好读书，保重身体，我们后会有期……。”落款处是“表哥华”。
这封不像情书的来信，使王轩短暂地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她向我叙述了事情的经过：那是在上饶集中营的特训班，王轩把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塞给了汪镇华，要他有机会就逃跑。汪镇华在匆忙中把仅有的一块包枪的红布留给王轩作纪念。王轩说：“我给你看的这封信就是汪镇华参加茅家岭暴动后，从丽水寄给我的，是向我告平安的。唉！他现在又在哪里呢？”王轩说着又小心翼翼地把信包在红布包里，在这块小小的红布包里深藏着她对远方友人深切的牵念。她是把信缝在贴身的衣服里，几年来，这封信有的字迹被汗渍浸透有些已模糊不清了，但是王轩对战友的思念却是与日俱增。她说：“我多么希望他能顺利回到部队，我多么希望能再见到他。”
她曾把收藏的集中营难友们的照片一张张指点给我看，向我扼要地介绍各人在集中营斗争中的表现。我意识到这是大姐在教导我辨别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是在对我进行革命的气节教育。
王轩的父亲是云南的一个锡矿主。抗战前她姐姐就留学日本，王轩自己是在上海仁济护士学校就读的，在学校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她投奔山西临汾，在八路军学兵队学习，毕业后于1938年2月调到南昌新四军，以后在皖南做民运工作。皖南事变使她囚入集中营达五年之久，其间她逃跑过，但没有成功。由于在集中营里的煎熬，她这时已像青春凋零的中年妇女了。
1946年初，我从浙江镇海老家回华中解放区，途经上海，为了便于掩护，住在我大姐这位大资本家家里。我得知王轩也在上海，家中已给她汇来买机票款，她即将返回云南探亲。我和她相约在虹桥路僻静的马路上见上一面。当我们将要分手时，她握住我的手感慨地说：“李艺，你先走一步吧，我已经八、九年没有回家了。我的双亲年事已高，这些年他们为我操透了心，我得先回家去看看他们，随后就到。你先把我们在集中营的情况向组织报告一下……。”她又有所思地说：“不知你会不会见到汪镇华……。”她想念着好友，我很理解却又感到茫然。解放战争爆发后，关山阻隔，交通断绝，他们终于无缘再相见了。
记不准是六十年代的哪一年，我在北京工作，突然接到了她热忱洋溢的来信。她是从集中营出来的老同志那里打听到我的住址，就急忙来信的。信中说起她由于解放战争爆发而无法到华东解放区的苦恼与遗憾。又说她一直想念着我和集中营的许多难友。她当时在云南某大医院工作，有了个美满的家庭，对方是为解放军军官。随信附来了一张她大半身的照片，背景是满园桃李怒放。她身着花旗袍，满面容光焕发，一扫当年枯萎衰老的神色。我细细端详着，真为她高兴。不禁使我又想起了她在集中营时，对敌斗争的机智、勇敢，对难友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谆谆的教诲。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各自蒙受厄运。身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王轩，无疑会被折腾得更凶狠，何况在集中营她忍辱负重地担任过“班长”。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她所受到的屈辱和苦难，一定更为深重。事实果然如此，这位我所爱戴、尊敬的大姐，终于陷入“文革”的滔天恶浪之中，和多少好同志一样，含冤而逝，永远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和同志，离开这惊险莫测的世界！
十五、集中营以败灭告终
1945年9、10月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和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这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集中营，它像在一潭死水中掷下了巨石，激起的波涛迅速地向四周扩散，难友们纷纷议论和猜测着。终究，这特大喜讯被公开证实了。全集中营的难友们咬紧牙关，苦苦熬煎着的非人生活将告结束，人们像等待出笼的鸟儿，跳跃着，拥抱着，歌唱着：“胜利了，胜利了，哈哈哈！敌人被我们打退了，胜利而归，胜利而归！”女囚们内心充满着即将回到党的怀抱中的兴奋、喜悦和得意。
集中营被迫解散，举行所谓“结业典礼”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想到日夜翘首以盼的自由即将获得，激动得不能自己。列队走在通向崇安城的小公路上，只恨路长步慢。走进“东南分团团部”的大堂里，全集中营数百名囚徒已集合在那里，还惊奇地发现每个班头都站着一名特务，气氛显得有点紧张。抬头向讲台上望去，讲桌上放着两个大烛台，上面插着未点燃的大红蜡烛。哦！这算是“欢送”我们吧！
在肃静的会场上，不一会响起“笃笃”的皮鞋声，我踮起脚尖，看是特务头子张超身着笔挺的军官服，系了三角武装带，耀武扬威地走上讲台。一声“结业典礼开始！”张超皮笑肉不笑地开口了：“兄弟祝贺你们，经过几年来的学习，今天结业了……以后你们各奔前程……为了便于今后的联系，你们每个学员每个月都要寄一份思想、行迹汇报来……。”我低着头，心里唾骂着：什么“祝贺”、“学习”、“结业”、“汇报”，一切美好的词句都掩饰不了你们残酷迫害我们的罪行。现在你们是被迫释放我们，我将插翅高飞，你们这群刽子手，休想再找到我……。忽然耳边响起了张超提高嗓门拉长着嗓音：“从今天起，你们都是三青团团员了。回家以后，到当地三青团团部去报到，团证随后给你们寄去……。”
啊！怎么回事？我怔住了。谁参加你三青团了？怎么能强加于我？这不刁是无耻地强奸民意吗？这是对我人格的莫大污辱。我像被猛毒的蛇蝎狠咬了一口，激愤地抬起头来，只见大小特务面向各班，一双双贼眼在搜索扫视着。
“解散！”一声口令，我从迷惘中清醒，各中队被迅速地带离有些骚动的会场。队伍又引向远处铅灰色天幕下的老鼠排小山丘。意想不到这群卑鄙无耻的狗特务们，竟在他们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刻，阴险毒辣地用流氓手段，在政治上往我们脸上撒灰。这是集中营后期特务头子张超所施展的最后一个无耻的阴谋。但是他们在集中营的五年惨淡经营得到了什么？有几个人去投靠他们？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同志离开集中营以后都历尽艰辛，寻找我们的党和部队，奔向解放区，重又投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革命洪流之中。
在集中营漫长而残酷的岁月中，绝大多数同志为了坚持真理，做到了把牢底坐穿，熬到了胜利出狱的一天，他们无愧于共产党人和新四军战士的光荣称号，其中许多难友多次逃跑以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人无完人，金无足金”，在对敌斗争中的某些失误和缺点有时也在所难免。正如沈巧大姐生前所说：“虽然由于自己不留心被擦破了皮，可是总不曾折断了骨头！”她的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集中营解散了，我们又如何千里迢迢的归去。敌人给每个人发了路条，这是国民党军人的通行证，没有这个证件走在路上是会被当作逃兵逮捕的。这证件也可以免费搭车或住店。另外还象征性地发给只能买几个烧饼的伙食费。
我们九个人经过几年集中营的百般折磨，个个身心憔悴，一身褴褛的士兵服，活像个叫花子，如何上路？我打算写信给家里汇些路费来再走。这时已从剧团回到队上的李益中同志得知我的想法，严肃地批评我：“你昏了头，敌人怎么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你等家里汇钱，万一他们今天放你，明天又把你抓起来怎么办？还不赶快离开！”于是，在释放的当天，李益中不顾身无分文，艰难地带上我和李惠珍两个女难友，爬上一辆闷罐“黄鱼车”（跑生意的大篷卡车），脱离了这人间地狱，直奔上饶，得到了先于我们出狱、暂栖身那里的汪瑾瑜同志的帮助，然后我们又爬上东去的载货火车。
初冬的夜晚，火车摇要晃晃，走走停停，终于在一个僻静的小站停了下来。在渺无人烟的荒原上，寒风习习，饥肠辘辘。我们只得借着淡淡的月光，爬下车来，找到离站不远的一个香火冷落的破庙栖身。我和李惠珍坐在石板上啃嚼着刚从收获过的农田里捡到的几块剩白薯。李益中却不辞劳累地忙着打扫贡案上的积尘，他说：“你俩今夜只好在这上面过夜了！”我这才明白他是为我们在忙碌，实在不好意思。我关心地问他：“你怎么办？”
益中笑着说：“这好办，我靠着柱子，眼睛就闭上了。”
几经周折，我们几个人总算到了杭州，找到益中的爱人安琪同志的住处。安琪正处在失业之中，住在一间只能放一张小床的屋子里和昊儿艰难度日。这对久别重逢的患难夫妻，把孩子送到朋友家，把这仅有的小屋子让给了我们两个不速之客，他俩只好踩着霜叶满地的马路徜徉到天明。
我和李惠珍感激地向益中夫妇告别。
我和惠珍到了上海她的家里，终于摔掉了这身丢人显眼的臭军衣，换上了女儿装。我这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唉！女囚生活总算彻底结束了！”
1945年12月，我在镇海小港老家见到了我的三姐，我俩分别整整八年了。劫后重逢，万感交集！在对敌斗争中，我们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可这时的泪水却怎么也控制不住，就任它流了个痛快。我俩彻夜长谈。她告诉我，她按照我给她的信，乔装打扮成难民，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从崇安赤石跋涉千里，终于找到了四明山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1945年10月，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浙东部队北撤，许多女同志都被动员暂时回家。三姐也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先回到家里，等候组织来联系。以后，解放战争爆发，她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又与锦州解放区的侦察人员取得联系，做了许多有益于解放战争的工作。……苦难和战斗把姐妹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我俩越谈越兴奋，不知不觉迎来东方彩霞一片。
集中营解散时，特务军官们还放出风来，妄想把美丽的路红抢去成婚。志先、林湘、晓菲等大姐愤然表示：“我们浙东四明山被捕的九个人，一个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于是，路红在她们的保护下，一行人顶风冒寒，忍饥挨饿，徒步千里，回到了浙东。魏志先马不停蹄又去四明山找到寄养在乡亲家得了肺病的爱子，母子二人跋山涉水，沿途求乞要饭，走到了山东解放区。她那工人阶级的顽强革命意志，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战士本色，和女性特有的伟大母爱相融合的惊人毅力，终于战胜了千难万险，在山东临沂找到了北撤后的浙东游击纵队——此时已改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
路红先回到镇海青峙老家，为的是找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也是为了探望与她相依为命的老妈妈。但是她没有看到亲爱的母亲，她老人家已在贫病交迫中含悲病逝了。浙东的部队北撤后，家乡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一定要找到党！”坚定的决心，促使路红抹干眼泪，挺起身来，只身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
路红，历尽人生风霜刀剑的摧残，仍不失她的美貌。在上海，不乏看中她的大学生和有钱人家的少爷，有些人上门重聘说媒，都被她一一拒绝了，她宁可栖身“棚户”（上海贫民住的简陋房子），在一家当薪金低微的家庭教师，实际上是女佣人。她白天操持家务，带孩子，晚上抽空去女青年会夜校参加进步活动。“功夫不负有心人”，1947年2月，上海地下党组织发现了她并接纳她入党。她兴奋地忘我工作，终于迎来了解放上海的南下大军。
1952年，一个更为沉痛的打击落到她的身上。她被捕后受到的种种欺凌和创伤，竟成为她莫须有的罪名，被不公正地开除出党，分配在一所中学当教师。在这些年中她身罹重病，忍辱负重，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一颗忠心。她把领导上交付的“侨生班”重任担负起来。整整的十年中，正是侨生所在国排华的高潮，侨生们成了与海外家庭失去了联系的孤儿。路红以学校为家，与他们日夜相守，无微不至地疼爱关心他们。直到现在散居在北美、西欧等地的侨生们，还不断地不远万里特地来探望这位不是母亲胜似母亲的祖国好老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有关党的组织，实事求是地为她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她自1940年以来的党龄，使白发如霜、步履蹒跚、病弱不堪的路红得到了莫大的宽慰。
革命队伍里，女同志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往往要承受更多的困难，不幸被捕或被俘，她们处境之险恶更为深重、严酷。然而伴随着她们曲折、坎坷的悠悠岁月，又有多少人能体谅和理解她们心底流淌着的血和泪！
集中营出来的许多命运不幸的好同志，其中一部分人在有关组织的关怀下，幸运地从悲剧中解脱出来，组织上为她们恢复了名誉，解决了党籍、革命工龄等一系列问题，使她们安度晚年，有的还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一生中最后的光和热！
历史像长江，像黄河，冲过峡谷，滚滚东流而去，集中营的苦难，犹如一场噩梦。但是，我们又怎能把它忘记？！
原载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的《女囚》，
《南湖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