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李善祥抗日二三事

　　1937年中秋节那天下午，游戈在镇海口外的日寇炮舰又向港口猛轰，坚守在阵地的守军2人当场牺牲，8人重伤。小港战地救护队的年轻队员听到炮声，冒着敌人炮火飞快奔向出事地点，包扎好伤员的伤口，将伤员抬上担架，立即快步抬回小港救护队队部抢救。在年轻的队员中间穿梭般忙碌着的一位年已花甲的老人，他就是队长、我的父亲李善祥。这支年轻的战地救护队是他倡议组织起来的。小港地处镇海口，是前哨阵地。自抗战开始后，日寇的炮舰已多次炮轰骚扰，守军缺医小药，居民不得安宁。父亲捐献一笔钱，聘请医生、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材。动员从上海回乡的避难青年职工和失学学生参加战地救护队，这是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我们兄妹几人在父亲的影响下，也都参加了战地救护队。

　　救护队的医疗室平时还为附近民众送医送药。1937年至1939年，宁波地区霍乱流行，救护队就免费给周围乡民打预防针。

　　我父亲利用本族的祠堂、庄屋，办起了难民收容所、安排那些受战争创伤而生活无着的从各地涌来的难民，帮助他们度过艰难的日子。又与好友、老同盟会会员、小港镇镇长唐爱陆老人一道办起了难童教养所，使在战火中失去亲人的儿童，重新获得人间的温暖。这些机构所需资金大都是父亲捐献的。

　　父亲祖籍在镇海小港镇港口村（今北仑区），1880年出生于北京。16岁随祖父返原籍奔祖母丧。19岁去上海李氏慎余钱庄当学徒, 不久染上恶习，思逸恶劳，23岁辞职回乡。在家读了祖父秘藏的史书和新学书籍，思想受到震动，决心戒了鸦片，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并到宁波益智学校旁听中学数理化课程。

　　父亲受到新学启示，白觉反对封建习俗，提倡男女平等，创办务实女子两等（含初等、高等两级）学校。后又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1911年秋参加镇海县辛亥护命光复活动。由于工作中秉公处事，经民议会公排为镇海第一任民政长（即今县长）。第二年，他痛恶官场中争权夺利的腐败风气，认为要强国富民，只有走"实业救国"、"农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他毅然辞去民政长，千里迢迢到关外锦县东荒，在天一垦务公司任职。1915年他发起组织锦县东荒恒康农场，为东北第一个机械化农场。接着利用东北丰富的大豆，聘请绍兴酿造师杨迪生试制南方式酱油成功，投资开办万生酱园作坊，产品极受当地居民欢迎。由于业务关系，父亲经常往来于南满铁路线上。在熊岳站上，看到日本人果园生产的苹果，萌生一个念头：日本人能在中国土地上用中国劳力种植苹果，又以高价卖给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办果园，去和日本人抗争，低制日本人的经济掠夺？他经过参观和调查研究，初步掌握了苹果树的栽培知识。1923年在锦州庙沟购置土地，招聘果树园艺专家，建立"生生果树股份公司"，这是辽西第一家中国人办的大规模苹果园。同时，他还鼓励别人也办果园，无偿传授栽培技术。因为父亲觉得人多力量大，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才可与日本人竞争。

　　2O年代末，南方大革命风暴冲进了闭塞的辽西。时值恒康农场解散，手头搁有一笔资金。怎样使用这笔资金？父亲早有成算，他对我们说："我不要汽车、洋房，而要为社会做点事情。"于是，在1928 年办起了"耕余学院"，设小学、工读和研究三部，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思想。小学生为果园职工子弟及附近的孩子，完全免费；工读生半天学习，半天果园劳动实习；研究部专门研究果树园艺。教师是一流的，有来自北平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的毕业生。自学院开办以后，父亲脱下长衫，穿上了母亲裁制的有4个大口袋的短装。口袋可装修剪果树的工具，便于劳动，他自称为"善祥装"。

　　正当逐步实现美好愿望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毁灭了和平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耕余"师生纷纷南逃避难，学院停办。父亲本来也可以南归，只因为1930年锦州水灾，农田籽粒无收，他为了解救灾民，将"耕余学院"准备基金捐于救灾外，还问上海金融界朋友商借2O万元，贷给有偿还能力的灾户。这笔钱一时难以收回，而上海方面急于催讨，他只好暂时留锦州料理债务。直到1937年收回债款，才设法逃出虎口，南返上海。

　　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又起。当时父亲和我们全家住在上海南市（华界），周围居民纷纷避入租界。父亲不愿托庇外国人，决心回家乡参加抗日斗争，便只身返回镇海小港故乡。随后通知我们也回故居小港。离沪不久，我们在上海的房屋财物被洗劫一空。父亲知道后只是淡淡地自语："国破家何用？"鼓励我们子女和家乡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活动，他对我说："现在日本要灭亡我国，我们不愿当亡国奴，就要人人参加抗日救亡，支援前方战士奋勇杀敌。"

　　在家乡，父亲不辞年老，日夜为抗日奔忙，他出钱组织战地救护队，自任队长；支持我出任小港镇抗日救亡宣传队长，捐助活动经费（因为该宣传队除在小港、青峙宣传外，还要远到堇东的东钱湖陶公山一带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需要一笔不小的活动费用）。

　　1937年底，父亲动员有志进步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次年初，我去大后方大学念书。父亲设宴欢送原宣传队中10余名前年（包括我的弟弟和2个妹妹），投奔新四军，勉励大家奋勇上前，英勇杀敌，并赠给可人一包零用钱。后来这些年轻人大部走上革命道路。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消息传来，父亲怒不可遏，痛斥国民党顽固派不打日本份子，反而打自己同胞，难道还有一点爱国心吗？4月18日，日本侵略军又大规模侵略镇海，接着宁波沦陷。父亲不愿做顺民，便辗转逃难到昆明、重庆等地，在浙赣边区沿途，还出资设难民收容所多处。经过上饶时，又冒险只身独闯上饶集中营，佯称为远房伯父，探望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三妹采芝，向受难者转达解放区亲人消息，暗示可以投奔的地点，增强其坚持斗争的信念。

　　抗战胜利后，父亲应邀从上海出发，到解放区参观访问。受到苏皖边区人民政府主席李一氓、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的热们接待，亲眼看到共产党的政策措施、严明的纪律、艰苦朴素的作风，认为这是自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现实。所以回到劫后的锦州生生果园后，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实业家身份，积极支援共产党开展地下活动。1948年1O月，锦州解放，父亲虽年近古稀，但看到祖国新生在即，犹充满一股朝气。他将毕生经营的果园、学院、庙沟的建筑、财产等无偿奉献给国家。1950年被选为锦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1951年被选为辽西省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1959年在上海病逝，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