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镇海小港是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小镇面对烟波浩森的杭州湾，背靠四季如茵的宁绍平原。入镇口，一座挺拔青翠的小山——江家山耸立在路旁。转身远眺，地平线上的四明山影仍隐约可见，甬江静静地环流而来。这得天独厚的佳境，在风水先生眼里可是块宝地。
据老辈人说，尚在秦始皇年代，这里就有渔贩盐贾的贸易。唐明皇时，当地的张、崔、李几大姓就东渡日本去做生意。其后宋、元、明、清几朝，这里的下海人或藐视禁令，或劈波斩浪，负起了敢为天下先的使命。被称之为“近代中国实业缩影”的小港李氏家族，正是从这海隅小镇闯进大上海的……
赤手闯上海：李也亭沙船起家
李家在小港本非大户。李也亭9岁丧父。1822年（清道光二年），他15岁只身到上海南码头曹德大糟坊当学徒。家中寡母叶氏和长兄弼安靠几亩薄田度日。弟兄俩以承字排，他名承久，兄名承辅。按糟坊规矩，学徒任务之一是给客户送货。那时糟坊门前江滩上停着一排排大沙船，船工们个个都是好酒量，自然那是李也亭每天挑酒必去的地方。所谓沙船，长十丈余，宽二丈，深一丈五六，平底高桅，巨橹广舱，一船可载货百余吨。在洋轮未来之前，它是中国海运的主力。当时上海已是沿海贸易的中转港，“帆墙林立，舶舶蔽江”，新来乍到的李也亭不禁目瞪口呆。
春来秋去，他很快和船工们混熟了。船上老大见他人小机敏，便怂恿他：“小阿弟，可敢和我们去下海？”李也亭挠挠头，烧酒营生固然奔头不大，可一纸学徒契约却不是说废就废的。船上管上货的耆民（经理）过来搭讪了：“你若肯来，我去讨个情。”果然，凭这一句话，糟坊老板碍着老客户的面子，竟放了人。李也亭便到郁森盛船号当了船工。这年，他19岁。
当时，船行规矩允许，每船上货，伙友可捎一些私货以补薪资过低。虽说进货好孬及销路畅堵全凭个人眼光，不过，每趟下来多少总能赚些钱。自然，船东肯让出这份利，为的是海上若遇风险大伙能同生共死。李也亭天生是一块经商的料，他货既进的俏，交际也蛮有一套。当年由南运北多是米糖纱布，取货要现银，他哪有这么多钱？幸亏他结识了钱庄跑街、同乡人赵立诚，他唤赵是“大阿哥”，赵喊他为“小老弟”。李遵母训，为人信义第一。一笔帐讲好啥个日脚清，必提前一日送到。赵很乐意为他筹款。这样几年下来，他竟攒了一笔钱。一天，他乐呵呵地去找赵立诚：“大阿哥，我想自己弄条船。”赵吓了一跳，问：“你可晓得置条船要上万两银子？”可听了李也亭九九归一的一本细帐，赵不禁手拍大腿说：“好！我帮你一把，就看你命中有无财运了。”那时沿江造船商很多，只要付一半定银，保你三个月船就下水。沙船出海向来结队而行，主要是防海盗袭扰。于是，他就加入了老城厢郁家、慈溪董家的北号船队。当然谁也不曾料到，就靠这条船，李家竟后来居上，成了上海滩风流百余载的工商巨子。
说到创业，李也亭确是费了不少心血。一般船东都把船交给老大和耆民去管，他却趟趟随行，甚至年近半百时还是如此。大约是老沙船正值目光返照，朝廷也新将潜运由河运改为海运，继而中英鸦片媾兵、太平天国起事，兵连祸接，沙船承运的南北漕粮有如水火之急。时任天津漕运局总办的张友堂也是宁波人，李也亭持乡晚辈名帖求见，自然受到不少照应。因而仅仅几年功夫，他不仅开办了久大沙船号，从一只船发展到了10余艘船，还在十六铺上游处买下一块滩地辟为久大码头。
久大沙船号筹办甫定，李也亭马上又盘算起新的生意来。和赵立诚的交往，使他深知钱庄也是一个很有讲究的行当。它开设资本虽不大，那时老城厢最叫得响的钱庄也只不过万把两银子，但关键是股东必须富有资产，能偿付得起。放贷只要对象牢靠，吸进存款运用得当，赚钱是自然的。何况，“久大”每年两季航运进贷，都是向别家钱庄贷银两，如果日后改向自家钱庄贷，岂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吗？加上“久大”沙船已独立成队，还有一些散户船跟着走，拉它们向李家钱庄贷款，更是顺理成章之事。于是，他和赵立诚商定，用经营沙船的利润合开了“慎余”、“崇余”、“立余”三家钱庄。不过，钱庄一切营业仍由赵主持，对外不声张李家也投人巨资。因为，当时储户最忌讳钱庄放款给沙船，因航运毕竟风险太大，一只有闪失，储户自然是本利全蚀。赵立诚是经营钱庄的一把好手，他有多年跑街结下的客户，又熟知老城厢里各种行当的底细，于是，这三家钱庄一开张就红火起来。
李也亭在上海发财了，但脑子里还是有老框框。他总认为置房买地是积攒财产的最好方式。于是，他一面将久大码头相邻的油车、竹巷两码头及周围地皮买下，一面又往乡下捎了几万两银子，让长兄弼安买了2000余亩田租人耕种。同时，在镇上盖了一处气派颇大的宅院。宅第分东西两院。东院由弼安居住，称为乾房；西院称坤房，由他和妻儿居住。自此，宁波小港李氏家族便分为乾、坤两房。家中一切均由弼安执掌，听命于老太太叶太夫人。无庸讳言，老兄弟俩当年对跻身官宦门第的欲望都很强。李也亭同许多红顶商人一样，在同治初年花了5000两银子捐了个国学生花翎盐运使、同江苏候补知府的头衔。
李也亭60岁那年，正在寿庆日子，他的沙船队却在海上遭遇数十年未遇的飓风．大半沙船倾覆了。这对他恰如晴天霹雳。一并罹难的郁森盛号沙船队则更惨，据说共有数十条船被大海吞没。当年还没有电报，消息是在风暴中死里逃生的余船到港后再用快马传回来的。李也亭闻讯眼前一黑，顿时瘫倒，从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家人和管事齐集榻前，他关照将所遗产业一分为二，钱庄中“崇余”归乾房，“慎余”归坤房，“立余”为两房共有。当弼安问及沙船号事，他手指大侄儿听涛，吩咐众人：“日后凡属行中事，全归听涛调度。”众人愕然。因久大沙船号是李氏产业总管理机构，三家钱庄都听命于它，这等于是把全部家业都交给听涛管理。李也亭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断断续续地说：“不论子侄，只以能者为劳……”听涛闻言，上不住泪如雨下。
1868年，辛劳了一生的李也亭去世了。他的灵柩还未发回故土，久大船队的余船却奇迹般地回来了。因那年到达北口的船很少，所载去的货销得极畅，价亦卖得俏。同样，北口码头因船来的少，货亦积得多，进价自然廉。返回上海又是货稀价高，这一来二去，损失倒也没有预计的那么惨重。可惜李也亭什么都不晓得了。
至于他的传奇般的发迹史，上海的李氏后人所知也模模糊糊了。闲聊起来，还掺杂着沪上宁波巨商叶家（澄衷）、张家（梓林）几乎雷同的传说，都是巧遇贵人、拾到重金、如数璧还、后被提携等等。当笔者告知以上历史梗概，他们似乎还有几分疑惑。及至说明40年前李也亭曾孙祖韩曾给有关部门留下一份访问笔录可以为证，他们才“喔”了一声。不过，笔者所交谈过的李氏后人都尊称也亭为“发财太公”，这倒是众口一词的。
任凭风浪起：李听涛稳守家业
说到李也亭立下的家训，不能不提及乃兄弼安。老兄弟俩可谓手足情深。弼安虽始终未曾离乡，而对家族贡献也不小。宁波开化很早，但传统道德观念却特别深。弼安不愿离开，除忠厚寡言外，还有便是孔老夫子的古训：“父母在，不远游。”他身为长子，侍奉寡母是他职责。叶太夫人年轻守寡，独立抚养两子长大，晚年高寿，安享天伦之乐。李也亭虽多次返乡省亲及回家奔丧，而平日里嘘寒问暖、侍奉汤药，均是老大操劳。其母于1857年（清咸丰七年）89岁去世。老哥俩把父母合葬在小港临海的江家山顶，建墓庐鹤麓山庄，可说独占了当地的风水之胜，以至李家后人对家族发达有一说法：“是两位曾祖太公把高祖太公、太婆的茔地选得好，所以后人得发了。”
李弼安在乡中对子侄教育管束颇费心思。他请县里名塾师朱老夫子来开蒙授课。他的三个儿子听涛（名高源）、濂水（名高濂）、雨田（名高沛），也亭的独子梅塘（名高嘉），都在家塾一道读书。后来他的次子濂水由县考秀才而省试中举，继于光绪二年丙子恩科会试以三甲一百六十五名荣登进士金榜，至今北京孔庙的进士题名榜上还有濂水的姓名、籍贯。有趣的是那块碑上李高濂的“高”字磨损了，以至有些书上称他为“李濂”。他自醉心科举就从不再过问家中商务，高中后仅留京做了个户部主事的闲京官。不过，在旧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浓厚风气里，他毕竟给祖宗父辈脸上添了莫大光彩。小港李家府前竖起 了高高的旗杆，船刚进港就能看见。而濂水此时步入仕途，恰逢神州大地面临列强宰割。各类新潮勃兴之时。虽为京中闲官，但国势的艰危、朝政的窳败、志士的蝶血，这一幕幕他都亲见了。作为一个正直的读书人，他忧时伤世，子侄们和他或通函或交谈，分明能感受到那一份深深的爱国之心。这或许就为日后众多李氏子孙投人辛亥风云和抗日烽火播下了种子。
弼安对兄弟援手最力的是“久大”刚亮出牌号时，他就把16岁的儿子听涛送往上海，协助叔叔经营产业。老兄弟俩那时便商定，日后凡李家子孙都须进人自家商号学徒三年，然后方可享用家族供给。听涛照这个规矩，从船上水手干起，吃苦耐劳，虚心求教，几年间将行中事务初步摸熟。也亭晚年体衰多病不再随船，便由听涛在码头调度一切。他处事周到谨慎，深为叔父满意。也亭去世前二三年，英国旗昌等洋轮已横行南北洋和内河航线，国中朝野呼吁要自办商轮。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召人密议，打算由官府一举收买沙船暂作缓冲，因当时沙船业已面临重重危机。传至李也亭耳中，他心头自有一番思量。环顾家中子侄，梅塘是他独子，但自幼体弱，不曾经过乘风踏浪生涯；濂水是求功名之人；雨田从未离乡；只有听涛能在此天旋地转之机担起这份重任。
李听涛接手家业，叔父重托自是不敢疏怠。他审时度势，深谙沙船业已如强弩之末，只有果断收缩方为上策。然而，退出的资金又该投放何处？冥思苦想之中，他想起一句俗语：“船儿离不开港。”不论是洋轮或是土轮，都必须靠港，这就少不了码头。因此，他第一步先把久大等码头修整扩建，并造起两层楼新式栈房，除供自家沙船所用外，还供别家船只和华商火轮停靠。在加强码头经营同时，听涛又致力于扩展钱庄。李家钱庄原本就近开在南市，租界日益繁盛之后，设在租界内的北市钱庄逐步兴旺，不论资金和户头都超出了老城厢。听涛便和家人商议，除将“立余”仍留南市外，“崇余”、“慎余”都迁往北市的江西路宁波路口，聘钱业才俊郑郎斋、袁联清等分任各庄经理，还正式加人了北市钱业会馆，成为汇划钱庄。所谓汇划钱庄，是老钱庄为适应时代发展，引进新式金融单据制度改良而成的。它由公会统一印制公单，只须手续齐备，各庄不得拒收。而汇划钱庄又必须是资本厚、信誉佳的行庄，它的一般资本银虽仅五六万，而实际周转资金都须百万以上。由于上海发展处处需资金调剂，若经营得法，钱庄获利甚为丰厚。大钱庄平均获利每年达 30万两以上。1891年北市钱业会馆购地16亩，集资12万两，在闸北塘沽路建造新馆舍。李家钱庄摊银一万两。新会馆门楼、檐廊、厅堂无不雕梁画栋，成为沪上一大景观。
正与也亭、听涛叔侄的预见相符，沙船在数年间果真是一落千丈。这更使李听涛下定决心将资金重点移往钱庄。
时值列强外资蜂拥侵人中华，海外冒险家和各色骗子在金融界掀起阵阵恶浪。如1883年的丝业囤积倒闭就是一例。先是金素记丝栈亏折银数十万两，牵扯钱庄40余家歇业。上海道告示严禁“闭歇潜逃”。谁料这才刚开头，紧跟着胡雪岩阜康银号也因囤丝太多而陷人绝境。随即上海钱庄便同雪融冰化一般，接二连三地倒了十之六七，街谈巷议几乎“谈钱色变”。险情如此，李氏家人岂不心惊肉跳！好在李听涛心眼“死”，年前丝行红得令人垂涎时，曾有人劝他投资。他却认准：“我家靠沙船生意，沙船做的是米糖豆麦，钱庄放的也是这宗款子。丝行是湖州钱庄做的，我们不去抢。"赖此一念，他侥幸逃过了这场劫难。
谁料事隔数年，上海又刮起一股贴票风潮。这是潮帮钱庄兴起来的。它为争夺游资，耍起了一套贴票把戏。即凡以90元存入者，开一年期票，届时可兑一百元，年获利息十之一。这在当时实属惊人，前去存款者踏破门槛。一些老钱庄坐不住了，也有人劝“慎余”、“崇余”试一试。李听涛断然表示：“不可。”果然，1897年冬天，一场金融风暴骤然而起。那些贴票钱庄因无法如期兑现，被储户轧坍柜台，于是，全上海为之震动。当时《申报》连篇累牍地报道风潮始末，起始曾把“慎余”对人停闭庄中，后又作更正，称为访事误录。这真可谓有惊无险。李听涛在清末实业机遇和风险并存之机，能艰难守业，这为家族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石。
开创房地产：李詠裳才识过人
李听涛生于1834年（清道光14年），满60岁后他就在考虑交接班之事。李家此时已成为一个大家族。乾房这边他本支号孟房，有一独子昌祥名厚益。老二濂水号仲房，有七子六女。七子以长幼排为耘清、詠裳、瀛翔、翼之、善祥、康祥、寿祥，名厚培、厚垣、厚埏、厚堉、厚坊、厚埰、厚圻。女儿因还袭封建陋规，只知嫁给谁家，大名连她们的孙辈都不知晓了。老三雨四号季房，也只有一子叫北平，名厚璇。坤房那边堂弟梅塘虽为独子，但他却是多产，有七子三女，仅比进士公少养三千金。七子为云书、玉麟、如山、薇庄、征五、鸿祥。屑清，名厚祐、厚祉、厚祺、厚礽、厚禧、厚祯、厚祚。三千金分别取名金娥。银娥、玉娥。这两大房子侄加起来共有16人，倒让李听涛为选中一人而颇费踌躇。而上辈“不论子侄只以能者为劳”的祖训又不可违背。于是他也决定传侄不传子，将大权交给濂水的次子詠裳。
李氏子侄从那一辈起，基本都不在乡间居住，多数在上海、北京读书进学。虽读的仍是四书五经，而西方的声光电化，民约人权等也渐耳儒目染。詠裳自幼随父长在京城，眼界见识更是开阔。17岁回上海在家中钱庄学生意，循规蹈矩，没有丝毫纨绔习气，深为老经理们所赞许。后又随伯父结识了不少商界名流。30岁上，李听涛便将久大沙船号经理一职委托给他。实际此时的沙船号，真能撑住场面的倒是码头。久大码头这时分外兴旺。大达、宁虞等公司商轮均租此落脚，后来虞洽卿办宁绍公司也借用过久大码头。李詠裳便以码头为基业，组织了镇康新记公司，在油车码头附近的祖地上建造了吉祥弄。这是李家投资房地产之始，也是上海最早的石库门房子。二层楼砖结构，厚墙壁，小窗洞，窄长的天井，厅堂厢房还维持旧式乡居程式。李詠裳住弄内2号，公司也设在那里。前些天笔者专程去踏访，可惜那幢百余年老屋刚拆不久，但残留的几幢尚可看出清末上海民居的风貌。
李詠裳接手后，又逢一次良机。1905年前后，江浙绅商受美国虐杀我侨胞事件的刺激，兴起一股“实业救国”浪潮，不少人甚至变卖家产建厂修路。钱庄可以调剂资金，自然成为热门产业。李詠裳便和众兄弟相商，以总号名义再开一家会余钱庄。坤房那边的众兄弟也一个个按捺不住了。于是，先由老七屑清从本房慎余支款在年前开办了同余钱庄。紧接着，老三如山也仿效再开了崙余钱庄。可以说，李氏连续新开了三家钱庄，很大程度上依仗了家族在上海已立足70年的势力。詠裳这一辈的姐妹兄弟很多都嫁娶沪上名门望族。梅塘的长女金娥嫁给了濂水门生、中过进士点了翰林的夏启瑜。次女银娥嫁给了柏墅方家二房的方选青。长子云书又和上海酱业大王张鼎新园主逸云分别娶郑氏钱庄的大、小二位小姐，结为襟兄弟。四子薇庄又娶方选青的妹妹为妻。这还仅是坤房部分儿女的婚姻情况。这种亲套亲的关系无疑对李家事业是一大助力。即以新钱庄开张之日来说，有交情的老钱庄都要去存上一笔款子为贺礼以厚资金，俗称“堆花银子”。方、郑几家都开有钱庄，尤其方家是宁波帮钱庄首户，拥有安康、瑞康、汇康等20余家。李氏三家新钱庄开张，虽说资本银都为两万，但哪一家“堆花银子”不收到十多万至数十万两的？
李詠裳的眼光、魄力确实比他的上辈又高一筹。他在投资钱庄同时，又将重心移住房地产。当时租界中心地带南京路一段已如繁花似锦。他和坤房兄弟商议，认定下一个热点必定是偏西的静安寺四周地段。于是，由“久大”出面组织了天丰、地丰、元丰、黄丰四大地产公司，取中国古语天、地、玄（元）、黄之意先买下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北一块50余亩地为天丰所有，次又将徐愚斋遗业柿子园200亩地买断为地丰公司，再东移至杨树浦路平凉路置地建元丰公司，最后又在戈登路（今江宁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新闸路、武定路一圈购地60余亩，成立黄丰公司。这着棋使李家在顺应时势上占尽了风头。不消几年，这些地块不论是售地还是建房租售，都在原价上翻了一番甚至几番。尤为世人瞩目的是，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要在柿子园和新闸路两地块筑路，竟无理地无偿征用李家土地。租界本是外国人强加给中国的耻辱，它还要如此蛮横地剥夺华人利益，李氏家族据理抗争，最后工部局只得同意李家自筑马路。于是，在租界内便有了以国人公司和堂号命名的马路。李家将北起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南至徐家汇路（今华山路）穿过柿子园的这一段马路，定名为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随即又在新闸路相近的槟榔路（今安远路）至劳勃生路（今长寿路）间自筑了李诵清堂路（今陕西北路）。李诵清堂即为李氏坤房堂号。马路筑毕，尽管租界当局百般挑剔，但也不得不承认路基、路面都达到了规定标准。马路开通，贺客盈门，这大长了国人志气。自然，马路两侧的房地产身价也攀高直上。李家坤房一支以后便长期聚居在这里。
李詠裳对奖掖后进也不遗余力。谈起他的往事，现仍健在的李氏80岁上下的老人都能道及一二。比如，当年房地产之战打响后，李氏钱庄便逐步收场了。因此到解放时，除“同余”一家尚存外，其它五家都为历史陈迹了。实际上就是“同余”，真正股本也不为屑清子女所有了，只是拥有人借用老字号而已。但李詠裳却在花甲之年还和人合开恒巽钱庄，其动因只为看中他的表侄俞佐庭是个金融干才。俞佐庭19岁进“慎余”当学徒，一直当到钱庄和银行经理，直至宁波商会会长。这年他重返上海想干一番事业，詠裳亲自出马张罗，请他当恒巽庄经理。俞果然不负表叔厚望，不仅钱庄办得好，商界也有人望，不几年当上了上海总商会执委主任。更令人感佩的是，在子侄们成长起来以后，李詠裳便悄然隐退了。1953年他逾83岁高龄才溘然长逝，是同辈兄弟中享年最高的。
投资拓荒业，李云书堪称先驱
假如说李詠裳是把主要精力用在家族的实业发展上的话，那么他的兄弟、尤其是坤房的几位堂兄弟则已远远不满足于此了。大约因李梅塘喜爱读书结交文人，府中郑观应等人的《易言》、《救时揭要》等书刊任凭子弟传阅。甲午次年，李濂水从京城护送母亲灵柩回籍，路经上海与兄弟子侄见面。其时正值《马关条约》新签，他讲起朝中西太后专权，权贵们一味忍辱求和，翁同稣虽力争却势孤力单。说着说着，他竟忍不住黯然泣下。这时，那些年轻子侄都不禁怒形于色。不久，南通状元张謇弃官南下高擎实业救国大旗，李家兄弟都成了他的拥护者。其中要数梅塘长子云书最为活跃了。
论年纪，云书不仅在坤房，即使包括乾房，他在兄弟排行中也是老大。故而当时商界人士中称云书为“李家阿大”。他是也亭公生前亲手抱过的嫡长孙，在家中的地位自是举足轻重。听涛未选这位大侄儿管理家业，倒不是因为他不能干。云书16岁便进慎余钱庄做学徒，写算记帐样样拿得，只是他和乃父一样喜欢结交文人雅士，颇有些“海派”。当时年纪相仿的王一亭在他家钱庄学生意，因心思多在学画上，柜上师傅屡加责难，这位少东家却多方庇护。风声传到听涛耳里，他很不放心。偌大的家业交给云书这样管，岂不坏事？好在詠裳对这位大阿哥倒十分尊重，凡事将就着他，所以云书是最早从家中钱庄宕款投资别项事业的。
李云书最初投资的企业是天一垦务公司，这是宁波另一巨商严信厚发起的。当时国人目睹日、俄觊觎东北，吁请清廷开放荒地移民以固边唾。清政府同意在锦州一带招垦，每亩地价仅为银一二分。李、严集资80余万两雇人拓垦，然后熟地以每亩银一两余出售，获利十分丰厚。由于此举旗开得胜，他的投资欲望便愈发旺盛。他先后投资了上海绢丝、永裕垦业、大达轮步等十数家公司，还独自募股修建了杭州从江干到湖墅一段铁路。因此云书博得了“投资大王”的雅号，有关他投资的故事也流传得又多又奇。比如他和虞洽卿等人合作投资四明银行，最初发行的四明银行钞票无人肯接受，他便让李家钱庄代为发行。钱庄自然要承担较大风险，他却满不在乎。又如，李家参股大达轮步公司后，久大码头即为大过专用，不得停靠外公司商轮。虞洽卿办三北轮船公司，码头没有着落，先找公司总办刘锦藻商量，被拒后转寻协办李云书谈，李一口答应了。因码头原为李家产业，刘也只得听其作主。此外，他提携外甥方液仙办中国化学工业社一事也有口皆碑。方液仙的父亲原不赞同儿子办日用化学品厂，为此家中闹得不可开交。他母亲只得拿出10000元私房钱来帮儿子，娘舅李云书便也拿出15000元人股。不料后来经营大有起色，方液仙要扩大投资，打算再请叔叔方季扬人股。方季扬对李云书投资这么“滥”不放心，偏要李退出他才人股。李云书二话不说立即照办。由于李云书为人豪爽，所以他在商界人望很高。1906年上海商务总会改选，他继曾少卿后当选为第三任总理。同时，他还兼任了上海交通银行总办、清农工商部议员等职，俨然成了上海商界头面人物。
这时的江浙绅商其实均已不甘心事事听命于清廷。张謇首先发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云书和四弟薇庄同为会员，他还被选为会董。当时大约李家坤房的经营中心都已迁人租界，所以在会员表上住所一栏都填“二洋径桥北大余号”。那里即是今天的延安东路四川路口，历经百年沧桑，现已无法辨寻当年遗迹了。预备立宪公会吁请清廷实行新政，实际也就是利用皇权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为此发动了三次轰动朝野的签名大请愿，腐朽的清政府不予理睬。这就导致许多人在失望中转向了革命党。李氏兄弟即为其中活跃分子。据说介绍云书加人同盟会的是他年轻时的知交王一亭。王一亭辛亥革命前夕担任同盟会在上海的筹饷负责人，到处为起义军筹款。他鼓动说：“云书兄，眼下已是千钧一发之机，我辈商界男儿岂能作壁上观？” 李云书不禁为之动容。李家兄弟大多倾向革命，于是便推他阿大出头张罗。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时，云书还出任了兵站总监，而实际管事的是他的五弟征五。笔者曾见到一份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的密电；“联军总兵站已分派李厚禧（即征五）。陶逊充副总监。” 所以此后的催械电都称：“陈英土都督、李征五总监。”这曾让很多人不解：他弟兄俩到底谁是总监？李云书又干什么去了？近日笔者见到几份当年的文件，方解开心头之谜。原来在联军起兵之时，负筹款总责任的中华银行亦一并成立。它初以黄兴为总董，孙中山回国后改孙为总董，李云书、沈缦云、王一亭等为董事。其行址就设在李家南市久大码头。不仅如此，连沈缦云的沪军都督财政长事务所也设在那里。这样一来，李云书怎么还能分身过去？在他那里，不仅代发过最早的中华民国公债票、军用钞，还代收过各界助饷捐款。因为实在忙不过来，他还请詠裳在吉祥弄镇康新记公司代设了中华银行经理发行处。可惜这段史实因辛亥之后纷乱不己而被长期湮没了。
就在国家陷于新的动荡时，李云书的投资事业也遭受了重大挫折。民国初年曾刮起一股强劲的大办实业风。孙中山要修20万里铁路，黄兴组织了拓殖协会，连章太炎也挂上了东三省筹边使的头衔。李云书心头更热。他自以为有清末在锦州垦荒发财的经验，于是，竟把巨资投向了遥远的黑龙江边唾黑河、呼玛地区，在那里组织了一家三大垦牧公司，围垦荒地，种植小麦，再建厂制成面粉，然后顺黑龙江漂流而下到海参成，再转海轮运到天津、上海出售。这种魄力真可谓中国现代边疆拓荒的先驱。然而毕竟路程太远，运费太昂，旧中国黑势力之猖撅更使他防不胜防。他派留日学农的次子祖圣去当垦牧公司经理，而随兄长一同去游玩的九子祖耼却被当地“红胡子” 绑走，索票价几十万元。消息传到上海，全家乱成一团。经人讨价还价，最后还是坏掉了一大笔钱。这一不幸事件将他的投资热情彻底扑灭了。边垦事业草草收场，欠下的债务据说是将新闸路老宅一幢白洋房（即今上海大学商学院）变卖后才偿清。1935年李云书在上海去世，享年68岁。
“借款”官钱局：李薇庄含冤早逝
就在李云书为革命奔波时，他的兄弟老四薇庄、老五征五也投身革命洪流，并在那场大波澜中各有一段“秘史”。
薇庄本是读书进学之人，由举人而放官做过候补知府、江苏糖捐总办。清朝末年，各省督抚纷纷设官钱局发行纸币敛财。正好这时，薇庄升任了江苏裕苏官钱局总办。而官钱局的病商害民，使他内心极为痛苦。一则他本钱庄世家出身，切身利害有其一份；二则清廷腐朽早使他积愤在胸，只碍于头上的顶子不便发泄。
1908年，他奉命到日本考察银行，住在东京佐佐木寓舍里。门房通报有客来访。延见之下，不料竟是老世交赵立诚的儿子家艺。原先李、赵两家合开钱庄，李也亭去世后，赵家便在苏州等地另设庄号。家艺自幼在城内吴大徵府中读书，后娶了吴的侄女、吴湖帆的姑母为妻。但他和兄长家蕃都是一不愿做官。二不肯经商，在日本留学时竟迷上了孙中山的学说，加入了同盟会。之后他便走南闯北，不是为起义筹款，就是联络各路人马。他听说薇庄到了日本，专程前来密访。那时节，这些已沐欧风美雨的商家子弟，对清王朝的认识早趋向一致，只看是否狠得下心来投身一搏。经家艺一番鼓吹，薇庄便颔首应允。于是，李薇庄在起身赴日时，还是大清四品命官，回国之际却已是革命党人了。
武昌一声炮响，党人群起响应。陈其美急欲在上海下手，苦的是没有经费。他先找来虞洽卿、李征五等人，由征五出面，让老六屑清的同余钱庄作保，暂从宁波同乡会借到了湖州水灾捐款4000元。但这点钱顶什么用？陈其美双手一摊，那几位便都面面相觑。征五问：“你看要多少数？” 陈其美报出需购枪械子弹等一长串数字，说着双手一比划，起码要先搞到10万元。这让众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征五沉思片刻，心想：“除了官钱局，谁能搬出这么多银元？看来只有动四哥的脑筋了。” 于是，便和虞洽卿、孙泉标等人一同去寻薇庄。薇庄早料到有这么一天。但这大宗款项眼下即便有，也已有了用途，即供江南制造局造枪械用。要想取出来，还须该局总办张萍初署印。他们密议后又一起去找张葆初，一说是薇庄设计诱张就范，一说是征五等人软硬兼施。总之，这笔钱是拿到了，由虞洽卿交给了李平书，成了上海起事的第一笔大宗经费。当初议定由附和起事的宁、绍、杭、湖等埠商号同出借据以为捐饷，待事定后归还官库。不料事隔几日，便有人向江苏巡抚程德全密告，说官钱局有人舞弊，程派人来查，果然空空如也。薇庄亦无法道出真相，因而被拘押于苏州知府衙署。可叹经战火涂炭，起义虽告成功，原议定认捐还款的商号却多因亏耗或歇业而无力偿付，于是有人对这笔钱的去向恶意中伤。薇庄一怒之下，便把借据全部焚毁，以示独力承担。在缧泄之中，他曾满怀忧愤作《秋夜感怀》诗二首，书于一柄纸扇之上。尽管陈其美、于右任等党国要人都明白他的冤屈，民国元年同盟会总部上海机关部改选时，他仍当选为评议员，然而这种百口莫辩的中伤对他的精神摧残太大，不久便于民国二年去世了，年仅41岁。
李薇庄死后，长子祖韩、次子祖夔将他写在扇面上的《秋夜感怀双定诗》装裱成册，请当年战友和名流题诗作画以为纪念。先后题诗作画者有于右任、李平书、王一亭、沈曾植、袁克文等30余人。现存的尚有任重专为他辛亥被囚一事所作的《吴门谪居图》，以及林琴南为他毁据之举所画的《焚券图》等。其中，蔡元培的题诗最能道出此中真相：“家藏遗墨在，一发耀秋晖。朗抱见风月，幽怀想蕨薇。人间多可恨，尘世复何依。忍忆谪居处，龙孙几度肥？” 蔡又题款日：“辛亥岁季，薇庄先生因事中于小人之谗谪羁苏州府署……”孙中山先生了解此事后，也亲笔题赠“子孙永保” 四字。可惜薇庄原诗和部分书画题作，都在“文革”中散佚了。最令人痛心的是，抄家风匝地而起时，薇庄的三女秋君竟亲手将中山先生题词的上、下款剪掉了。笔者见此残存遗墨，深为长叹不已。
沪上举义旗：李征五自为统领
比两位兄长走得更远的，恐怕要算征五了。据说，他是由老革命党人谭人风亲自主持仪式人盟的，监誓的是居正、杨谱笙。当初同盟会领导人曾对是否吸收他颇为踌躇。征五在封建仕途上本当大有前程，清末大学土、位居中堂之尊的王文韶是他的老泰山。然而，他却恨透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张日就骂“死老太婆”（指慈禧）。入盟后，他在邻近北火车站的爱尔近路（今安庆路）上开了一爿木行，作为秘密联络点。陈其美亦在那里隐藏过。为策动革命联络帮会，征五拜了青帮祖师爷的牌位为大字辈，当年这一辈份就算很高了。他为此还孝敬了老太爷一万两银子，所以族中长辈有说他是“花大钱买‘强盗’当”。他和帮友袁克文等人称兄道弟。这位袁二公子据说对清朝也是一肚皮不满，他们在一起还议论过“当强盗”计划，真相如何只能由历史学家去考证了。征五来无影去无踪，因而在兄弟子侄中被戏称为“侠客”。李家有句笑话说：五阿公富起来可以敌国，只要掼一句闲话，什么事都能办得成；穷起来也真落魄，早上出门的西装晚上回来已脱给朋友当了。
辛亥上海举义，李燮和组织光复军，征五也拉起一支队伍自任统领。麾下干将还真不少，徐源泉、何成睿、张宗昌等都在他手下当过兵。尤其是张宗昌，本在海参葳作游民。先回国投山东民军胡瑛，胡看不起他，他就到了上海投奔征五。征五看他人高马大，貌似憨直，说愿收他为徒。他当下跪倒叩三个响头，征五哈哈大笑，当即委他为排长。随后命他随黎天才攻打南京。战毕编人冷御秋第九师任骑兵团长，由此而发迹。不想他后来竟投靠袁世凯，充当了刺杀陈其美的执行人。这使征五懊悔不已。李征五对陈其美十分忠诚。当时沪军都督府下共统有五军，除吴绍磷一师。黄郛二师外，征五的光复军便是最强的主力之一。与时几股势力要轰陈其美下台，他们五军将领通电给予自力回击。辛亥期间的上海政坛，可说无处不见李征五的身影。国民军北伐团的发起，中华国民共进会的组织，他都是要角之一。联军攻打南京，他也不无勋劳。因此在同盟会上海机关部改选的那次会议上，他还以多于乃兄薇庄的票数当选为评议员。
然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尤其是袁世凯篡权后，李征五在为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民国却没有什么正式官职。他是首任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随后又与陈布雷等人一起办《商报》，他担任总经理。因他在革命中“陷”得太深，在李氏家族中引起了不少非议，而当年宁、绍两帮钱庄又倾轧十分激烈。有一张传单写道：“堪叹钱业无义气，居然绍帮挤宁帮。甬江望族叶与方，亦致受轧于同行。呜呼！警告各钱庄，切勿再酿大恐慌。”商界对革命虽无不拥护，诸如沪上易帜、联军攻宁及至民军遣散等都要他们出款，仅李家钱庄就已摊捐摊饷十余万元，然而革命还没有“眉目”，陈其美竟为弄钱而急红了眼。他不仅绑架了湖州钱业会长、表姑丈朱五楼，还绑架了上海中国银行大班宋汉章。这让李氏家人怎么不为前途担忧？据李祖韩说，一是各房兄弟都到钱庄宕帐，有些失控；二是当时钱业风潮又起，倒闭的确实不少；三就是担心再那样弄下去风险太大。于是众弟兄议定将余字联号钱庄，除“同余”一家帐目结清自担风险外，其余全部关闭。大约也就在那时，小港李家乾、坤两房开始各自独立经营。只有投人大达公司的久大码头祖业，折成股票后仍为两房庙产，每年股息、红利领取后，用于祭祀祖坟、维修乡居以及各房兄弟欢聚之需。听知情老人讲，公私合营以后，李家的这笔定息领取后仍作以上用途。
当然，辛亥鼎革不仅给中国，也给李家带来厂新的气象。人民国后，乾房的耘青担任了镇海后海塘工局主任，瀛翔被选为县参议员，善祥是民元年间的镇海民政长；坤房云书、薇庄、征五三人不再复述。如山是武昌关监督，鸿祥是小港镇长，屑清是沪北工捐局长。甚至下一代祖字辈中也有几位在政、财两界崭露头角。
1919年秋冬之交，梅塘遗孀张氏太夫人享76岁高龄去世。灵堂设在那幢常为李氏后人提及的白洋房内。那里庭院宽敞，占地数亩，院内有小桥亭阁，园林风格为中西合壁。与之相邻的有清末民初要人岑春煊等人的府第。治丧期间，吊客盈门，络绎不绝。当时张太夫人是两房中辈份最高的，祖字辈的孙儿、侄孙儿已近五六十人；加上女儿、侄女、孙女婚配，与之联姻的几乎遍及浙籍在沪各大家族。如云书长女文兰的夫婿是前清进士陈文瀚，如山长女瑶红嫁给了民初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次女婢娟的夫家是通商银行襄理胡梅庵，等等。因此，张太夫人的出殡仪式，绝不亚于当年的盛宣怀。一路白色人流前有素车白马引导，浩浩荡荡从今陕西北路出发，经北京西路，过西藏中路、河南路，直至老北门新开河的金利源码头。沿途还有与李家素有世谊的商号、店家置白幛等致祭，一时观者如潮，途为之塞。这本是海上望族们显示家族势力的机会，自然谁也不肯轻易放过的。
卷入留学潮：祖字辈才俊如云
辛亥革命提高了商界人士的地位，也打开了他们向外看的眼界。因此，形成于民国初年的又一阵“留学潮”，势不可挡地卷人了李家。乾房这一支因詠裳较为传统，出外留洋的仅瀛翔长于祖椿，他进的是美国伊立诺大学商科。坤房这边就热闹了。去美国留学的有云书长子祖年、二子祖贤、四子祖浩，玉麟三子祖范，屑清长于祖永、三子祖燕。他们都进了大洋彼岸的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大学。大约是出于家族下一步发展目标当是工业的考虑，他们对领先于世界的德国精密制造业很感兴趣。去莱因河畔攻读的有云书六子祖芬、七子祖武、十子祖白、十一于祖冰，玉磷四子祖彝，如山四子祖薰、五子祖龄。七兄弟中同在著名的柏林大学就读的就有四人。其余在英国和日本留学的还有各房的祖聃、祖恩、祖帧、祖模、祖望、祖超等人。李氏后人谈起他们的这些叔公，颇为自豪地说：“不要请外人，李家兄弟就可以办一个欧美同 学会，而且没有一个像当年的纨绔子弟那样花钱去买文凭，都是凭真本事考出来的。”
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知识，使这批李家后生如虎添翼。许多人归国后都为家族发展打开了新的天地。祖恩在英国伦敦大学政 治经济系学成归来，仅20来岁便被盛宣怀任为邮传部主事，后在北京财政部先后任库藏司长、印制局长、币制局参事等职，有“小财神” 之称。熊希龄组织“人才内阁”时，梁启超、张謇分任财政、农商两总长。两位老先生满以为国家上轨道时机已到，组织一班人马起草了洋洋洒洒的财政、农商。实业等法令、条例数十万字。李祖恩在英国取过“真经”，此中自然少不了他的手笔。尤其是库券、国债等方面的条例，原在他职责内，更不能不贡献意见。这些法规后来困袁世凯称帝而被人讥为“纸上谈兵”。然而中国自清末“变法”之议起，又何尝有人认认真真起草过几部法规？所以近年随着国家法制健全、法学研究日盛，学术界对张、梁几位老夫子的“愚忱” 又有了新说，这当然是题外话了。祖范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土木工程，回国后先在汉冶萍公司帮助建选煤厂，又到招商局当董事会秘书长。他少年时就有“神童”之誉， 18岁即毕业于清华。1930年，表兄方液仙创办的中国化学工业社经理胡世浩去世，公司管理乏人，方邀祖范继任。祖范到公司后，产品“三星牙膏”等已取得相当成就。 其后为自制原料甘油，以抵制英商卜内门的垄断，而另辟溪径，扩大“剪刀牌”肥皂生产。经与英商“祥茂皂”几番抗衡，虽迫于压力 将“剪刀”二字拆开分别重新注册，但对夺回国货皂品市场不为无功。方液仙遇害后，当时日军在上海气焰熏天，对中化社先是所谓“军管”，继又改为“征用”。祖 范不负表兄重托，坚持与日伪周旋，直至国土重光。建国后，他任公司顾问，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现在该厂产品仍为沪上“老字号”名牌之一。
祖贤归国后也大显了一番身手。他也是少年聪慧，18岁与堂弟祖范同在清华求学。后赴美国伦赛利工程学院攻读，毕业后在美国桥梁公司实习两年。回国即靠家中少量财力支持，自办了六合建造贸易公司，时年仅27岁。当时国内大型建筑都迷信由洋人设计、承建，祖贤的事业一时难以打开局面。后来武汉大学建造图书馆大楼，他中标了部分承建工程，在审阅图纸时指出原英国设计师有错误，断定支承柱截面不够，将会导致墙体裂缝。英国佬哪听得进一个中国毛头小伙于的意见？结果不出祖贤所料，墙体周身开裂，英国佬赔钱不说，还得请他出个补救方案。这一下他不仅为中国人争了口气，公司名声也传扬开来。经他承建或设计的国内著名建筑有上海江海关、南京故宫博物馆、中央研究院、重庆英美大使馆等。他在政治上也很开明。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中共代表团一时无合适住所，他将自己上清寺三益村两栋楼房无偿借给他们。建国后，祖贤是国家一级工程师，先后在湖北、广东两省担任政协委员。
其他翩翩归来的祖字辈兄弟，自然也是各具风采。祖法对于人寿保险业，祖芬对于煤矿建设，祖薰对于化学工业，祖彝对于铁路机械，祖永对于金融证券业，都有或多或少的贡献。这些李家子弟与他们父辈的面貌大不一样了。近年史学界有称二三十年代是旧行商走向新型实业家的转型期。笔者以为，这些李氏子弟就是这一“蜕变” 的典型。
艺坛留佳话：李秋君义结大千
李氏家族祖字辈兄弟中另有一支，即坤房四房薇庄的几个儿女，虽也曾在复旦、光华等名校接受过新式教育，但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挚爱却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老大祖韩是西医学院的医学士，又一度在英商洋行当买办，后回家中主持本房投资产业，担任过中国化学工业社和汉文正楷印刷公司的董事长。因他幼习丹青，曾随父辈故交王一亭、陆廉父等学艺，遂成为海上画坛团体中国画会的中坚分子。他动念投资“汉文”，亦由这一雅兴而起。“汉文”系书画名家郑午昌等所发起，所刻汉文正楷字模系国内印刷业第一套铅字模。特意请祖韩“屈就”董事长一席，自然是希望他能在经济上给予扶掖。祖韩本人亦擅绘事，山水花鸟均见功底。老二祖夔曾为民国年间的沪海道尹，后弃政从商，当过华安保险公司和大华火柴公司的常董、董事长，他对田黄、缂丝这类老祖宗传下来的“玩意儿”，却迷得神魂颠倒，有“千黄百缂”之雅号。老三祖模、老四祖桐、老五祖元、老六祖敏、老七祖莱虽都是商界忙人，有任保险公司经理的，有做火柴厂厂长的，还有当注册会计师的，但只要和那群书画界朋友碰到一起，就称兄道弟的不分你我了。照张大千说法，他在张家是老八，在李家还是老八。
沉醉于此道的更有三妹秋君。秋君名祖云，与张大千同年，仅小四个月。幼年曾为吴杏芬人室弟子，天性敏慧，所绘山水、仕女等均有灵气。她是我国最早在国际美术界获得声誉的女画家之一。1930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劳动和美术”国际大奖赛，她的《秋山读易图》以“画风优美，凸显东方神韵”之评语，荣获金牌大奖。这幅作品李秋君终生珍藏。笔者曾于某处一睹原作风采，系一青绿山水大中堂，画面上青松苍虬，烟云飞动，山影沉郁，给人一种朦胧浑厚的美感。由于她和张大千不同寻常的友谊，以致人们谈起“海上大风堂”，稍知艺坛轶事者都知道即是当年卡德路（今石门二路）的李府。在那里，人们曾经听到过有关两人友情的种种传说。张、李于中年时就曾互书墓碑。张为李手书了“女画家李秋君之墓”八字。李也为张书了好几种墓碑。1948年，两人同届半百，海上画坛曾有“合庆百岁”佳话。名篆刻家陈巨来曾刻一方“百岁千秋”贺章，深为众宾客称赏。此中“千”即指大千，“秋”即为秋君。两人还商定要用此印合作一百幅作品。
让人疑惑的是，两人既情笃如此，却为何始终未论及婚嫁之事？据高阳著书说，张大千曾讲过薇庄把他和秋君、祖韩叫到一块儿，表示愿把秋君许配给他。其实，薇庄去世时大千还是十四五岁的毛孩子，此事何从论起？比较合理的解释还是张大千所说，自己已有妻儿，李家哪有将千金小姐与人作妾的道理？而秋君又因才高目旷，一直未相中如意郎君。她和大千的交往，对经过“五四”熏陶的新女性来说，本无须避人耳目。大千有糖尿症又嗜甜食，秋君同桌时总要劝戒．这在现代男女朋友交往中已为常事，而在当年却不免要引起一些风言风语。大千直至晚年仍记得这一细节。笔者在台北八德堂曾见到陈列的大千手书《大吉岭诗稿》，内有一百《怀祖韩兄妹》：“消渴文园一病身，偶思饕餮辄生嗔。君家兄妹天同远，从此浑无劝戒人。”
秋君和何香凝的交谊也作一般。她们相识，恐怕也源于薇庄老友蔡元培、王一亭的引荐。“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在卜海发起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义卖会，秋君和她发起的中国女子书画会都积极参与。抗战爆发，何香凝又发起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秋君亦是理事之一。所以，何香凝曾多次亲笔作画题赠给她。1937年11月，何香凝在日军占领上海后撤往香港。临行，将一箱她和廖仲恺的物品交秋君保管。建国后，秋君被聘为上海画院画师，并当选为人民代表。1958年，何香凝到上海访旧，曾与秋君亲切见面。这箱物品却不知为何廖家没有取走。直至“文革”结束，它又随李家被抄物品发还回来。秋君侄儿在知道它的真正物主后，致函廖承志办公室，廖家即来人取走并深致谢意。秋君1971年凄然离世后，现葬于苏州的上方山麓。据说，当初噩耗传到台湾，家人尚不敢直告张大千。后无意道出，大千于“惊痛之余，精神恍惚，若有所失”。李家后人至今有一心愿，盼望能从台北取回大千当年所书秋君墓碑手迹，勒石于墓前。
谈起李家兄妹与大千的情谊，几乎每人都有一段传奇故事可讲。如老四祖桐，曾于抗战初期在香港巧遇大千，原本只为调解他和杨宛君争吵，不意竟救了他俩一命。当时，大千由北平逃出到上海，再转海轮经香港，打算直飞汉口。谁料机票刚买妥，武汉方面即告急，班机只能改航梧州；杨宛君认为既然是去梧州，下如改换香港驶出船票，那样只需花四分之一的钱。大千却说机票是托叶恭绰好不容易弄到的．又要退怎么开口？两人便耍起性子来。也是命不该绝，正巧祖桐在那儿为朋友搞机票，一听说此难题，便迎刃而解了。想不到那架飞机刚从香港起飞，就在中山石歧上空被日机击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大千听说后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结伴抗日行：李祖平兄妹历险
在李家祖字辈众多兄弟中．还有一支走上了更具亮色的道路。他们是乾房六房善祥的几个儿女。善祥在他那辈弟兄中，也颇见个性。辛亥前夕，他参加了反清团体新浙江同志会，后与当地同盟会员唐爱陆一起策划了攻打县衙的起义。清帝逊位，他虽曾荣膺当地民政长，不过很快便发现，剪掉了辫子，并不意味着民主已经实现，官场依旧是黑暗。于是，他就辞官跑到了关外锦州，搞起了果木种植。
“七七事变”爆发，善祥合家回到了镇海。在家乡，他支前劳军，募捐筹饷，救护伤员，并和中共地下党员发生了联系。这就深深地影响了祖平（光言）、祖宁（志光）、又兰（幼兰）、采芝、采荷等儿女。这群儿女当时以长子祖平为首，他在浦东中学读高中时，就受到过救亡运动的洗礼。回小港后，他们自发组织了抗日宣传队，由祖平当队长。1938年初，眼看江南国土沦亡，父亲和他作了一次恳谈：“眼下日军虽然嚣张，而从长远计，国家不论是为抗战或战后建设，都需要人才。你已读完高中，最好还是到后方去深造。”祖平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伙伴，远走昆明，考取了由曾昭抡当主任的西南联大化学系。然而，那里也是火热的战场。他参加了由地下党组织的外围团体群社。群社秘密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请范长江、张奚若等革命人士来演讲，还以辅导工人夜校形式宣传革命道理。祖平是社里的骨干。1941年3月，“皖南事变”发生不久，白色恐怖正笼罩边陲春城，他毅然加入了共产党。不久毕业到重庆谋职，按组织规定“转地不转党”，然而不幸的是接头关系失去了。为了找党，他竟冒着风险直接摸到了重庆红岩。当时谁都晓得，围绕红岩一圈的都是国民党特务机构，万一走错了门，那后果不堪设想。他 按照同学画的一张草图，大胆谨慎地在一片山峦里寻找，总算找到了那扇令人难忘的黑漆大门。当时是“八办”的朱语今接待了他。听了陈述，朱叮嘱今后可直接到新华日报社去见他，那里安全得多。眼下先作为联系对象，等联大正式关系到后再安排工作。尽管他的关系迟迟未转来，不过他有一个信念，党绝不会忘记自己的每一个儿女。果然，1946年春的一天下午，他回沪后正住在愚园路伯父李詠裳家里，原西南联大党的联系人王凝竞登门来找他。随后就约他一同去见周公馆的陈家康。陈、王二人听了他在重庆找党的经历，决定正式恢复关系，并仍交朱语今领导。祖平为自己回到党的怀抱而感到幸福。前些日子，笔者在他的寓所见到了这位已83岁的老人。他说：“我入党后没有经受过被捕或战火的考验，建国后也一直在工业战线工作，平凡得很。问心无愧的是，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对党的追求都没有变。”
确实，和这位兄长相比，他的弟妹们的经历就艰险多了。当头儿的大哥走了，他麾下的队员兄弟祖宁、二妹又兰、三妹采芝自然感到寂寞。于是，他们联络了小港镇的9名热血青年，一道去考浙江省战时青训团。但考人受训后，感到那里的气氛太沉闷混浊，忍不住又悄悄地商定，到延安去考抗日军政大学。他们先化装潜逃，后挤在伤兵车里和难民船上飘流到武汉。在汉口大石洋行的八路军办事处里，他们竟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他们赶赴南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那里，他们穿上了灰色的军服。9人中，又兰19岁，祖宁17岁，采芝才16岁。经过千里跋涉，辗转来到皖南的岩寺、云岭。在这支钢铁洪流里，他们各自写下了新的篇章。祖宁先考人抗大分校学习，后在作战部队任军事科长、副大队长等职，同日军鏖战于大江南北。抗战胜利，他又随黄克诚将军等奔赴东北。在白山黑水间，既当过剿匪除奸的公安局长，又在火线任师参谋长，指挥过硬仗。建国后，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过对台湾广播，离休前是中央党史委办公室主任。又兰到军部后送去速记班培训，学成留在机要岗位工作。“皖南事变”中由地下交通线护送突围到上海，后又奔向苏北根据地。在战斗中，她和新四军著名将领张爱萍结成了伉俪。
三人中接受考验最严峻的是三妹采芝。人伍后，她在军后勤机关所在地小河口一带做民运工作。事变后，她曾三入牢狱。初次突围被捕，囚在上饶集中营。她与敌人作了殊死抗争，和难友赖少其、邵宇等一同策划越狱。不幸在协助战友逃离虎口时，自己又落入魔掌。然而他们不气馁，又发起了著名的茅家岭暴动。不料她又被关人了铅山监狱。消息传到李家，善祥万分焦急。他通过种种途径设法营救。当时任木行经理的中共地下党员艾中全，是他办学校时的一个学生的兄弟。艾和著名民主人士、正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议的王良仲系同乡。艾去找王，请他出面向有关方面疏通。王良仲同意由他保释，采芝终于和家人团聚了，并在治愈伤疾后又转到四明山继续抗战。建国后，她曾在全国妇联任职，现已77岁高龄。
她们兄妹三人奔向皖南之后，1942年年仅16岁的四妹采荷又步兄姐后尘，在何克希指挥的新四军三五支队当上了一名女兵。离休前，她是中国唱片社办公室主任，1994年病逝。
拓展新产业：祖字辈龙腾虎跃
当然，作为实业世家的李氏子弟，更多的还是在从事家族的经营活动。乾房詠裳的儿子祖华、祖恒、祖泰在老父支持下，继家族把钱庄投资转向四明、中华劝工、汇利等新式银行后，目光也开始投向工业园地，而思路仍是“更新祖业”。沙船当年大量运输的是南来北往的农副产品，因而李家和上海的米豆麦杂粮行都很熟。
清朝末年，机器榨油设备传人国中，它比起旧式力工榨油，不论产量、质量还是出油率都要高得多。食油是民生必需品，其前景自然不可小觑。民国初年，南市便有了大有余等几家机器榨油厂。1925年，有一大德晋油厂因前景黯淡，要将机器、厂房等一并售出。詠裳和祖华前去淮安路（今康定东路）厂里看了看，见厂房陈旧不堪，机器也老掉了牙，全是一式手工木榨机和旧式方车。然而售价颇低，只开几万两银子。父子几人盘算下来，当即决定买下，组织大德新机器榨油公司，核定资本银为10万两，由詠裳任董事长，祖华当经理，实际掌握厂务。同时，李家又开了新丰杂粮行，除供给自家原料外，兼做零、批售买卖。果然，这步步为营的思路很见成效。1930年，“大德新”前景更趋乐观，祖华父子便在浦东杨家渡购地27亩建造了新厂房。随后又添置新式螺旋榨油机48套，淘汰全部“老爷货”。这一设备更新被当时油粮界称之为“国人首用”。从此，油厂不再单一出品豆油，还根据市面需要榨制棉籽、菜籽、花生、芝麻等油。1938年，祖华兄弟商定又从美国安迪生公司进口螺旋压榨机一部，同时还 在德国定制了四座克虏伯式大型自动螺旋压榨机。“大德新”厂房、设备当时在国内首屈一指。租界沦陷前后，公司在闸北光复路购地15亩拟 建分厂，后因日军强化粮油统制而未能如愿。“大德新”历经几度沧桑，直至1953年公私合营时仍核定资本为80万元，是上海同行业企业中 规模最大的。
詠裳的小儿子祖泰对工业投资也兴趣浓厚。高中一毕业，父亲送他到没有投资关系的浙兴银行当练习生，想让他受到一些磨炼。日军占领 上海后，他离开了银行。当年国内药品、化妆品、糖果等市场，充斥的都是日货薄荷产品。看着敌货猖撅，张宝年等人心优如焚，他们对提炼薄荷脑技术颇有一番研究，苦的是没 有资金。他们去找李家兄弟。祖华。祖恒、祖泰都为之动容。恰好此时祖泰尚未有谋职之处。三弟兄于是同向老父关说，詠裳也同意了。后即由李家出资，在打浦桥办起了一家小小的新华薄荷厂，由祖泰任董事兼协理参与厂务。不幸一开张，就被日机炸弹炸坍，只得再将厂迁到麦根路（今恒丰路）的“大德新”几间空屋 里。好在产品倒是热销。经祖泰联系，先为德商美最时洋行包销，后改由恰和、宝隆等几家外商洋行分销。尽管日军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大封锁，栖身“孤岛”的国货薄荷脑还 是源源流向了欧美。为维持信誉和销路，祖泰和技术人员不仅抓产品的晶体标准纯洁，数量上确保足秤足两，装潢上也颇下了一番功夫。新华薄荷脑取名“白熊牌”，于冰天雪 地中见一憨态可掬的白熊，使人顿生清凉之感，故而深受欧美人士欢迎。可惜它生不逢时，只能凭借“孤岛”环境艰难抗争。1945年国土重 光，李家立即扩大投资，在浦东南张家浜路建造新厂。建国后，新华厂设立出口部，由祖泰任经理。解放初期，国家急需外汇资金，新华厂立了大功。1956年公私合营后，祖泰担任 了上海国际贸易联合董事会常董。“白熊牌”薄荷脑至今仍是国家出口的名牌产品。
坤房那边，七房屑清的儿子祖永等也为家业打开了新天地，甚至在今日上海还留有足可称道的遗迹。这就是位于淮海路、雁荡路口的永业大楼（即今工商银行淮海中路营业所，已列为上海市近代优秀保护建筑）。它虽仅楼高六层，但以法租界的顶极黄金地段、高规格的建筑标准、典雅的欧式装演，显示出业主的身份和气派。当年能人住这幢大楼的，多数也为欧美侨民中的中上层人物。而这幢楼的主人就是祖永兄弟。投资房地产对李家来说本是重操旧业，但能拥有这份产业，却经历了另一番资本积累的过程。屑清于民初进入银行界，曾任南京中国银行副经理和天津造币厂监督等职，对证券和纸币的印制颇有见解。祖永在美国求学期间对此也很留心。父子兄弟后来共同创办了大业印刷公司。初由屑清任总经理，祖永任厂长，后由祖永任董事长兼经理。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为解决财政困境，大量发行各类证券、债票。孔祥熙本担心国内印刷技术设备欠佳，想委托美国公司印制。祖永知道后托人向孔说明，证券印制的特种制版和自动编号技术不仅全能解决，而且所获利润也可提取部分作为捐助。孔亲自派人验看后果然不差，就把这一业务交给了“大业”。没有料到此后证券印刷业务出奇的好。尤其航空债券等，总印数都高得惊人，“大业”赚到了可观利润。之后，南京政府实行法币统一，孔祥熙又将承印纸币业务交给大业公司。屑清次于祖洵、三子祖燕、侄子祖武相继人“大业”任要职。主管技术的总经理邵忻湖又娶祖永三妹佩萱为妻。公司决策层都是自家兄弟姊妹，对稳定企业发展得力甚大。于是“大业”将余资转向房地产，1932年永业大楼开工兴建，这大约也是楼名的由来吧！抗战军兴，大业因承印法币关系，最早将企业迁往重庆。抗战后期，财政部发行黄金公债，与孔祥熙等人有关系的都因有内部消息而发了横财，祖永也趁机大赚了一笔。日本一投降，李祖永便去香港谋求发展。这时他认识了一批演艺界朋友，竭力怂恿他办电影公司。于是，他在浅水湾开了永华影业公司。“永华”拥有相当优秀的人才和设备，一心想搞大制作，就拍摄了由姚克编剧、朱石麟导演的《清宫秘史》。拍这部影片公司是赚还是赔，说法不一。万万没想到，后来竟成为引发中共最高层斗争的导火索之一，刘少奇还由此被扣上“卖国主义”的大帽子。李家后人说到这里都不禁苦笑。“永华”最终也没能办下去。香港盛行的是粤语片，跟祖永去的一批老上海都风流云散了。
乾、坤两房祖字辈兄弟约60余人，加之嫁出去的姐妹也有30余位，姻亲多为方、董、乐、葛、陈、巫等宁波工商世家。李家所投资的企业相当可观。仅笔者粗略统计就达五六十家，主要集中在银行、保险业、房地产、化工、建筑、粮油、娱乐业等几大行业。李氏后人谈及祖字辈的这批叔公都说：“那一辈可以讲是李家来到上海后的黄金时代了。”
建造乾坤亭：众儿孙志在四方
当李家名字辈步人社会生活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名字辈很多兄弟继承父辈的传统，又纷纷远渡重洋到美国的耶鲁、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深造。令人感慨的是，当年他们的父辈对德国的工业技术是何等神往；然而德国在二战中惨遭失败，美国在西方世界中地位迅速上升，所以李家第二代留洋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留美派。同时，由于家庭和职业的若干因素，跨过海峡定居于台湾以及留在香港的亦为数不少。他们中不少人发扬先辈创业的传统，又创造了颇为世人瞩目的成就。
祖法独子名觉，母亲原为海上名媛唐瑛。父母离异后，他曾到香港叔叔的永华影业公司画布景。因不满足于就此谋生，又远赴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舞台美术专业。他少年时因姑母秋君关系，曾向大千学过画，东方艺术耳儒目染自有根基，以后对西方现代美术思潮悟性又极好，所以融会贯通，很快显示了自身的艺术个性。他多次获得包括百老汇“东尼奖”和国家艺术基金杰出奖等在内的美国最高奖项。美国前总统里根也亲手授予他和王安两位华裔杰出人士以“青云奖”。这是美国给少数民族人士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最高奖励。现在名觉是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教授、荣誉美术博土，曾多次回国在上海戏剧学院等校讲学，被称为中美两国艺术界交流的友好使者。
和堂兄名觉一样，名仪对艺术也自幼钟情，只是追求方向集中于建筑造型一端。他是祖永的小儿子，50年代由香港人美国阿姆斯赫特大学读建筑专业。30岁时到与贝聿铭齐名的巴恩斯设计事务所供职。由于他的创意富有现代艺术气息，很快受到同行们推崇，以至巴恩斯年老时即推荐他为接班人。于是，在美国建筑界出现了一家以他为主角的“李名仪--廷丘勒事务所”。他设计的著名建筑以鲜明个性矗立在大洋彼岸，包括华盛顿联邦司法大厦和达拉斯艺术博物馆等。
乾房祖恒的长子名立则在核科技领域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以后长期在美国最大的纽约爱迪生电力公司负责技术管理，直至任公司总工程师。他曾主持调试国际上第一台四循环大型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他还主持了在美国首创的新型核反应堆发电机组的设计，它可将装入核燃料棒的运转周期由12个月延长至18个月。现在，他是美国这一高科技领域的权威人士之一。
留在上海的同辈兄弟姊妹，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许多人走出了原先家族活动的狭小大地，在祖国的各项事业中施展了才华 现在，李氏子孙在同内已遍布10多个省区。最边远的到了塞北草原上的呼和浩特乌兰牧旗，最艰苦的有在黄河上游甘肃刘家峡的化肥厂工地。他们当年告别繁华的上海，都是为了响应时代的召唤。如建国初期最早支援大西北建设，将厂店一并迁往高原城市兰州的就有云书外孙女婿乐家开的泰昌木器公司，一同随迁的还有名山等人。名字辈中在国内各领域崭露头角的难以尽数，其中有中国解剖学会理事、中国工程图学会理事、沈阳纺织研究所所长、地质矿产部地球物理部高级专家、上海民用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建筑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全国记者协会国际联络部副主任等。
1996年4月，由海内外小港李氏后人共同倡议，经名觉、名信、名仪、维雄、李玫、张小艾等从事美术、建筑事业的堂、表兄妹一道参与设计，一座名为“乾坤亭”的纪念性建筑，落成于宁波小港的蛟山公园。两座小亭并肩加立，寓意为两房子孙将永远相互携于，为国尽力。亭名由张爱萍将军题书。揭 幕之日，李氏后代上百人从各地前往相聚瞻仰。从这个海上大家族近170年、历经六代人的发展史中，人们难道不能得到一此有益的启示吗？
-原文连载于《上海滩》1999年第7、8、9期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的《豪门春秋》收入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