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母
坤七房 李名伦的回忆
（中译文）
2006年8月
我的祖父李屑清
我的祖父有三位太太（一位正室，两位偏房），五个儿子，七个女儿。
1945年上海，战争刚结束。一个冬天的清晨，电话铃响，得知祖父刚去世。（1945年农历正月十一，屑清公去世，当时战争尚未结束，此处笔者有误-----译者注）我们家的成员跳上黄包车，赶到他的去世的床边。他的房间在一幢我们从未去过的房子的三楼。这是他秘密住处之一。由于此时我的父亲在重庆，作为他的长孙，根据中国的习惯，在一两天之后，他入棺木之前，我被指定为负责执行替死者擦澡的仪式。我记得，我手上拿了一块毛巾，礼节性地抹了一下他的腿。
幼时，我听说我祖父是个大商人。我很少见到他，一年中，只有一两次，在他的生日和中国新年，我去拜访他，给他磕头。每次这种时刻，他给我们红包。我们注意到，他后脑勺光秃秃的，就像我和我弟弟现在那样，后脑勺是光亮的一圆圈，我们显然是从他那里得到这一生理上的遗传，而我父亲到去世，他的头发还是很完整的。似乎我们的同乡人宁波人，很善于经商。我们的老家宁波，地处河的港口，宁波人撑着船到上海，做买卖，生意兴旺。宁波人块头大、粗壮、热心、爱夸大、说话嗓门很大，而且肯定是创业者的材料。他们的胃口大得吃不饱。他们最热衷讨论的主题，除了吃之外，就是挣钱。
我听说，祖父甚至幻想在上海以外做生意。他一度曾在马来西亚大量投资，这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但是生意渐变清淡。谣传，如果他成功的话，他可成为一名富可敌国的中国商人。有些中国人确实在该国的采矿业和种植园方面发达起来，后来又办起旅馆业的连锁店，并成为房地产帝国。我儿提时代也曾梦想过我的祖父会成为一位巨头，可是，并没实现。
他的生意失败了，失败得很惨。我祖父回到上海。他损失了一大笔，重新振作精神，这位精力充沛的商人毫不气馁，照样继续进行。朋友们看到他在上海商业区跑来跑去，匆匆忙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车上跳上跳下，有时，黄霉天季节，撑把雨伞等在车站，准备去赴约，讨论新的生意。他四处奔走，谈话、和朋友大吃大喝，他就是这样进行，计划东山再起。那时，经常现钞短缺，我祖母的哥哥王克敏把我父亲送到美国，并为他付学费。
不久，大业印刷公司初出茅庐，而且以后的几十年里在我父亲的掌舵之下，有了戏剧性的扩展，把祖父从困境中挽救出来。事实上，我们开始为农民银行印钞票。
农业银行是四大国家银行之一。银行的老经理叶竹堂比父亲年长得多，非常喜欢我父亲，对他帮助很大。我们的印刷业的发达也应该归功于我们的职工。这些职工大部分从宁波招来，他们具有很强的职业道德、坚定的忠诚以及他们共同享有的对宗族观念热烈的认同。我祖父是公司的缔造者，据说他有一双识别人才的犀利的眼睛。现今，我们的说法是，他有人际关系和发现人力资源的诀窍。他能区别一名优秀的职工，还是一只烂苹果。当他注意到一位名叫邵忻湖的职工，认为他大可造就，立即建议提拔他，同时坚持要这位年轻人娶他的漂亮的女儿之一为妻，这位年轻人感到这是他难以拒绝的提议。在美国商业学校很少能学到这种管理技巧。这位勤劳的年轻人和李家联姻后，变得更加努力。这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时期。(邵忻湖留学日本, 印刷技术专家-------译者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宁波的工业家在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作用。
我的父亲李祖永，身材高大、英俊。二十五岁，他从美国一著名大学毕业后回国。他很快成为上海商界一位杰出的人物。他不满足于只经营上海的印刷业，他又在香港和内地开设了几家工厂，成为一个大亨。他大量投资于房地产业，他玩美国股票。他为人慷慨，助人为乐。但是，他周围的世界在变化，时代政治的动荡不安，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我们上海的印刷业被政府接管。父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
他在香港创办了永华影片公司，生产了一些以英勇、爱国为主题的影片，如著名的《清宫秘史》等，获得了好评。影片制作是一项耗费极大的事业。永华拥有太平洋这一边耗资最大的设备。我父亲在他年轻时代，好莱坞对他有过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们的事业被证实为投资过多而收效甚微，最终成为沉重的包袱。同时，中国的市场关闭了，香港的剧院很有限。1959年12月，晴天霹雳，我的父亲突然中风去世。我母亲告诉我，几十年前，有人欠我们家钱，我祖父一怒之下，决定要关闭他的企业，把他送进监狱，我父亲央求愤怒的祖父发慈悲，放过这可怜的家伙。在他失望之际，没有人来助我父亲一臂之力，因为牵涉到的钱数太大，即使银行也没法给予帮助。
这就是命运之轮。可惜的是，我当电影明星不够格。我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喜欢又直又窄的路，教学。直到1977年，我母亲患喉癌痛苦地去世那年我退休为止，我是一名教师。我的妻子是日本人，我们没有小孩，我们现在住在南非过退休的日子。这里的气候很理想。食物，对我们姓李的来说永远很重要，虽说是西式的，也很好。我们想念的是亲情，李名信和李名仪。
我的两个弟弟在美国成为杰出的建筑师。有没有人在中国有机会听到过美国的IBM大楼吗？（笔者的意思是，他弟弟李名仪是该楼的设计者-----注）他们两人都有孩子，（维仁和其它。。。。）他们都已长大成人，有了工作。在我们中间，偶然也可能会有尚未被承认的才能（天才）。我的一个侄子得他母亲脑子的遗传，现在硅谷从事信息技术。我敢说，这个年轻人将来会有震撼世界的发明，挽回我们家的命运。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宁波亲戚又会听到我们的声音。我的两个弟弟在生意方面或情感方面继续和中国有牢固的联系。他们为崇敬祖先在宁波建立亭子起了作用。我在非洲，看到一个美国记者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的评论时，感到震动，他说，“欧洲是过去，美国是现在，中国是未来”。今天的中国和我出生时期的中国完全不同了。我现在已经七十六岁了。
我的祖母王克贞
我对我父亲和祖父母的描写太粗糙，缺少重要的细节内容。许多年过去了，我只是从模糊的记忆中对他们的性格作了简单的素描。和其他的传记相比，这些描绘是令人遗憾地不足。例如，我甚至没有包括我叔叔、姑母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叔叔们的妻子的名字，我也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 对很多亲戚我记不得他们究竟是谁，这一点可能会触怒他们，我必须在此表示抱歉。
我的一些在中国的亲戚太谦虚，让我来写小传，其实他们能比我写得更好，如佩华，我祖父最小的，也可能是最宠爱的女儿，还有其他人如元一等，他们和祖母生前最后的几十年很接近，也很了解，为什不让他们也写一些作为补充呢？
祖母的甜甜的鹅蛋脸和她闪闪发光的眼睛依然栩栩如生铭记在我的记忆之中，而其他人的脸已渐渐淡出。我对祖母的喜爱永不退减。然而，当我写在纸上的时候，我又觉得写不出多少宝贵的东西，只记得，在我们童年时代，每个星期日去看祖母，在她家呆上一整天。她家里总有很大的家庭聚会。桌子上总是摆满了食物，想起这些，令我格外怀旧。现在，我住在开普敦，离开我的亲戚是那么地遥远。
祖母是广东巡撫的女儿，而她的祖籍是杭州。她生长在一个大家庭，有一套品行举止严格的规范。她是第七个孩子，人们称呼她“七小姐”。传说她父亲是个大人物，当她还是个学生的时代，她出门旅游有她自己的专列火车。她的兄长王克敏是个有强烈的政治信仰的公众人物，对他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在中国的历史上至今仍有争议。直到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之时，他还是“干净”的，未曾受贿或为个人积累财富的人。曾有一次，我祖母的母亲病得很厉害，据说我祖母用一把小刀，削下她手臂上的一块皮肤，把它放在人参鸡汤内煮。中国的民间传说认为，在一种绝望的情况下，不让人知道这样做，是尽孝的行为，有助于病者的健康。正如默默祈祷，诚心诚意祈求，能够得到上苍的回应。我曾和祖母睡过一张床，以后我注意到她的手臂上有一个淡淡的疤痕。
我祖母喜欢人，喜欢帮助人。她的家中经常有许多朋友。她确实因热情款待客人而闻名。她家的桌子上摆满了吃的东西，每隔数小时就摆上一批。（我很同情厨师的辛苦）她坚持让客人吃，而她自己不吃，根据中国农曆，佛教徒有专门吃素的日子。
祖母家中有一队随从人员和仆人，各伺其事，他们从来访者那里得到红包，年终有丰厚的奖金。她的年轻的小女佣，是她在她们幼年时买来的。她对他们溺爱得像自己的女儿，她把她们送到学校去上学，把他们打扮得电影明星，有时连我的姑母们都有点眼红。市场里的店售货员没有一个怀疑她们是女佣。当她们到了结婚的年龄，祖母为她们选择合适、可靠的丈夫，当然她命令式的做出决定为她们准备嫁妆，就像是我们大家庭的成员。
1947年，我和我弟弟离港到美国。1959年我从美国回到香港，我很少给祖母写信。我们偶尔交换照片。我母亲经常大声给我念“上海的来信”。四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发生动荡后，在香港的家庭成员和上海的家庭成员隔离了，很少有书信来往，生怕给互相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为了信件避免被审查。在少量的书信中，除了互报平安只外，尽量少写。
1959年后，我住在香港，我只知我的家庭包括我母亲。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定居美国，我父亲去世了。我记得我祖母，她和我很亲，其它的叔叔姑母在中国另一个世界里；似乎是很久以前，他们在另一个地方，生活在另一个时代里。
有一天，1990年代，在李祖法家里，我偶然遇到一位客人，他向我致意，问我是不是名伦？他自称是我的一个亲戚，新近从竹幕后（国内）来到香港。他用一种保密似的耳语告诉我祖母生命最后的日子。他说，祖母被流氓打得很厉害，属于文革的那些流氓打她。他们据说是来自北京，一群丑恶的到处流窜，无法无天的流氓。他们显然没有住处，在全国游荡。自从那时起，我祖母不说话，直到去世她没开过口。我听了这故事，我气愤得想握紧拳头，即刻打人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但是我尽量克制自己。他肯定地对我说，有一个时期，人们避免相互之间说三道四，在街上遇见了也避免打招呼。许多亲戚继续去探望我祖母，因为对大家来说，她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老祖母，是她这一辈最高的长者的偶像人物。我真诚希望这种对老年人无节制打的野蛮行为----这种甚至在非洲都少见的行为，不会在今天的中国再现，希望今天中国变得更为文明
约十年前，我的弟弟名信到中国去，他回来后，得到启发-----建立一个亭子纪念我们的祖先，也可以说这是回乡后对祖先怀念的一种本能。然后他就为此募捐。我对此举表示怀疑，我反对这一想法。在香港住了多年，和亲戚没有多少来往。有时与亲戚交往，会有一些麻烦。我对一些中国人的某些做法，例如借口为长辈做寿举行宴会；或促成一位有才能的年轻艺术家举行展览会，以此来募捐，让朋友亲戚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钱捐助。中国人称之为“打秋风”，我对此反对。我叫我弟弟不要干这种看上去类似“打秋风”的事，虽然他募捐的意图是真诚的也是无可指责的。
我弟弟还是进行了这件事。今天我很高兴，因为证明我完全错了。香港、台湾和中国各地以及美国的亲戚都捐助了。他们相信我弟弟的品格，乐意参与他的一片热心。亭子建成了。名觉、名仪设计的。在宁波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许多
忠诚者出席了。我想，如果我的祖父母和其他长辈还活着的话一定会十分激动地出席。也许他们的灵魂就在这些节日般的场合中出现，带着微笑、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在我所写的简短的我父亲的小传中，也许我忘了提到我父亲在年轻时，由我的舅公，我祖母的长兄的资助到美国的PHILIPS ANDOVER和AMHERST去读书。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传记中受惠者应提及慷慨解囊的恩人，正如在生活中向给予帮助过的人表示感激一样重要。
最后，但也是很重要的，在1940年代，我的妹妹幼君，在香港住了几年后，到美国去读书。那时她是一个圆面孔，十多岁的小姑娘。她找到一个男朋友，一个自由活动的新闻记者，他们很快就结婚了。现在他们和儿子邝开文住在西雅图。开文是一名律师，是该市一位条件最合格的单身汉。
开文翻弄我留下的一些书籍和一些零碎的东西，无意之中，发现一张我祖母皱皱巴巴的旧照片。他立即迷上了她。他决定收藏这张照片。他觉得这个女人有一种特别的迷人的美貌；他被迷住了。我在想，我祖母一生中在各方面帮助各种个样的人；她热衷的事情之一是给人做媒。上海的上层社会名流包括电影明星、京剧演员都来向她讨教。也许我祖母的鬼魂现正在西雅图帮助我们那位四十岁寂寞的单身汉找到一个像她年轻时代那么美好的一个姑娘。
我想补充的是回想在那时代的另一件小事，但是一件难忘的事。1940年，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我大约十岁光景，在我们香港沙松路的寓所，我坐在父亲的书桌前，在一张白纸上乱涂乱写，懒懒散散地咬着铅笔，望着窗外不太远的地方，在青山上的一座巨大的建筑物――――玛丽皇后医院。母亲坚持认为，做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孙子，应该定期给我在上海的祖母写信的时刻到了。当她发现到我心不在焉，不在写信，她发怒了，飞快地从躺椅上起身，从我后面过来打我，用她的手指的关节打得我晕头转向。“记得你的祖母吗？快写信”她叫喊道。一个慢动作的妇女，习惯于蜷在躺椅上的母亲有时侯也可能是专横的。这对我是个教训。我开始写了“祖母大人，敬禀者……”，很快就写出来了。
李名伦 2006年写于南非开普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