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

第一部分

父亲、母亲和大姐

前言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到上海淮海公寓去拜访两位老人。这公寓原名是法国名字GASCOGNE，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位于原法租界闹中取静的地段。这栋十二层楼欧式的建筑在当时属于相当现代化的建筑，设备先进，有暖水汀，有两户合用的一架电梯，厨房有煤气炉、烤箱等，这里的住户都自备电冰箱。可以想象，当时是洋人和高级华人的住所。到六十年代，这里的住户换了一批，他们也不是一般人，不是有钱就可入住，而是一些统战对象和具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我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位外国老太太。我第一次登门拜访，不用介绍，我称呼她涂夫人Mrs.Tu。她很客气请我进去。客厅内的陈设是斯巴达式的简朴，书桌、书柜，几把藤椅、小圆桌、茶几，就是这些。我们坐下聊天。老先生涂羽卿，曾是圣约翰大学的校长。1948年，在我入学前两年，他已辞去了校长的职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全国的教会学校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学校举办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展览会。展览会上展出大量的文字材料说明美帝国主义如何通过教会学校在中国进行奴化教育，压制打击学生的爱国运动。我参加了这项展览工作。在这次工作中，我第一次见到涂羽卿的名字，也了解到这位校长很开明，很民主，同情学生运动，因此深得学生的爱戴。

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已年近七旬，头发开始花白，目光深邃，沉默寡言，脸庞上刻有岁月的伤痕，微笑中含着慈祥。他对我这位来客似乎也知根知底，他问起我的几位伯父，李祖贤、李祖法、李祖范，他们在清华是同窗好友，后来又一起留学美国，回国后，我这几位伯父成为实业家，他们之间仍保持着友谊。他问起这几位伯父的近况。我们没有涉及有关圣约翰大学这沉重的历史话题，怕引起令他痛心的往事。

涂夫人坐在一旁听着，似乎插不上嘴。她有六十多岁了，体态发胖，满头银发，眼睛炯炯有神，又很犀利。我后知后觉地发现老夫人并不完全听懂我们的谈话，我就换用英语交谈。一下子，老太太活跃起来，打开了话盒子。虽然我们初次见面，她却滔滔不绝，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到我们共同熟悉的教授、学生。她对事物、人物描绘很形象化，表情丰富，语言风趣、幽默。说到高兴之处，她笑得像个孩子。我听得很出神。那时候她在中国已住了四十多年，对中国旧风俗很有了解，但言语之中表示她无法认同某些俗习。我体会到从文化上来讲，她是个地道的美国人。

当我起身告辞的时候，她对我说：“我知道，中国的婆婆在儿媳过门之前，是要给聘礼的，我没有钻戒之类的东西，但是，在我们家绝对有自由、民主，有平等的地位。” 我意识到，在我成为这一家的成员之前，这是她给我的一个重要的提示。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知己，可以推心置腹地谈论任何问题，也可以毫无顾虑的争论问题。我们之间免去了两辈人之间的繁琐的严格的规矩，完全处于平等的位。我衷心地感谢她。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母亲和莲英大姐均驾鹤西去。我深深怀念他们。莲英大姐是一位杰出的病理学家。她忘我工作，刻苦钻研，积劳成疾，为科研贡献她的一切，成为中国著名的妇女病理学家获得全国巾帼英雄的光荣称号。正当她事业有成，却撒手人寰，比她母亲还早走了一年。

当我步入老年，更加深深地怀念这几位长者。我担心，在我脑海中一些的往事逐渐随着岁月而淡化，甚至消逝。当我提笔，却又感到苍白无力，苦于文采之拙劣，不足以描绘这三位受人尊敬的一生。看到先人留下的照片、手迹，回首往事，思绪万千。为了永久的纪念，为了让我们的后代了解他们先辈忠贞不渝的爱情、他们的理想和希望，他们的失望和失落，他们的欢乐和苦恼，他们苦难的历程，我要“抢救记忆”，把我亲眼见到的，亲耳听倒的忠实地纪录如下，作为留给后代的纪念。

李宜华2009年于加州

父亲（1895-1975）辛勤耕耘半世纪

负笈渡洋

1914年8月，一艘远洋客轮从上海黄浦江码头启航，出了吴淞口，驶向大洋彼岸。甲板上，十几位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合影留念，其中有以后成为中国杰出的教育学家陈鹤琴、陶行知等人。一生奉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的涂羽卿和他们同船，他身材修长、面带微笑站在后排。他们整装待发，飘洋过海，追求振兴中华之道。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保留在陶行知先生的纪念馆内。

涂羽卿到达美国后，先入美国康奈狄克州卫司理大学，后入麻省理工学院，主攻土木工程，于1918年6月获硕士学位。此后的一年，他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同时在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当实习设计员。留美时期的涂羽卿保持了自幼以来的优异成绩，同时积极参与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活跃在文体各方面。他在校内担任过中国俱乐部、土木工程学会、国际学生俱乐部的主席、司库等职务。这位湖北青年，举止文雅，有漂亮的男高音嗓子，拿起五线谱就能唱出从没学过的曲子。学小提琴，也比其他人学得快。课余，人们又能见到他在网球场一展高手的姿态。

地铁邂逅

常言道：“有缘千里来相会”。

1919年4月初的一个早晨，纽约细雨濛濛。涂羽卿夹上公事包，赶上地铁。上下班时，纽约地铁很挤，在行驶中，车子突然急刹车。乘客在车厢内来回晃动。猛地，他感到一只鞋跟踩在他的脚上。站在他前面是一位浅棕色头发的小姐，她回过头来，连声道歉。说完，又回过头来望了他一眼，问他：“你是日本人吗？”。这一问，回敬她的是一脸怒气。他冷冷地回答说：“绝对不是”。他们同在42街站下车。这位小姐还不罢休，好奇地问：“先生，抱歉，我错认你是日本人，但为什么惹得你那么生气？”她那对蓝灰色的眸子直望着他。西洋人分不清中国人日本人是常有的事，但是，她不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对日本人有极大的反感。他严肃地对她说：

“你听说过二十一条吗？”

她愣住了，说：“从来没听说过。”

于是，他在站台上，慷慨陈词，讲了大战后，日本觊觎德国在中国的权利，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等等。中国国内正在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出乎他的意料，这位小姐被他的爱国激情打动，于是，就对她说：“你有兴趣的话，我以后可以对你细讲”。他们交换了姓名、地址。那时雨下大了，涂羽卿看到这位小姐未带雨伞，就随手把他的雨伞借给了她。这样就有了以后还伞的故事。当时的美国，歧视中国人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房东拒绝中国房客。中国人只能住地段较差的房子里。他和一批中国人住在一起，人们把住满中国人的房子，称为China House，“中国房屋”，犹如把中国商店集中的街称为 “唐人街”,China Town是一样的道理。这样他们开始交往，谈起恋爱，两人坠入爱河。这位小姐万万没想到，在地铁晃动的一瞬间，就注定了她的命运。

苗瑞尔 胡普斯 Muriel Hoopes

这位小姐姓胡普斯，名苗瑞尔，宾夕法尼亚州人。她生于1898年，是个孤儿。母亲是法裔，父亲是英裔，属教友派的基督教。在宾夕法尼亚州，胡普斯是一个很大又很古老的家族。当时英国教会把基督教中的教友派（Quaker）视为异端邪说，加以迫害，将近五万教友派教徒投入监狱。 1683年胡普斯家族的祖先Joshua 胡普斯和他的妻子及三个孩子赶上末班轮船，逃到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的北美洲，从德拉威河港口上岸，在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州落脚。胡普斯一家来到美国这块地方，比美利坚合众国成立还早一百年左右。这一家就在此落地生根，繁衍子孙后代。他们的故园 “Brooznoll” 在费城郊区，West Chester县。这是一座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一所二层楼房，冬暖夏凉。房子四周绿草如茵，环境优美、谧静。 Joshua 就是这位小姐的祖先。她的祖屋，几经转手，但仍保持完好。现在的主人欢迎胡普斯家族成员参观寻根。

她的父亲名叫威亷·韦伯斯特·胡普斯(William Webster Hoopes)，母亲的名字玛丽·波拉德(Mary G. Pollard)。母亲是法国诺曼底后裔，原是天主教徒。父亲是基督教教友派(Quaker)。教友派属于清教徒中的激进派，它不设教堂，只有聚会场所。场所内也没有任何十字架和偶像。他们生活方式十分朴素，礼拜简单，是和平主义者，反对任何战争。他们于1890年结婚。婚后有过四个孩子，第一个是儿子默罗(Moreau)，生于1893年。母亲要他成为天主教徒，父亲坚决反对。他们以后又生了一对双胞胎（是男是女，已无法考查），不幸夭折，第四个女儿苗瑞尔生于1898年12月26日，这一家当时住在费城1880 S. Camac St.。

苗瑞尔的父亲性情暴躁。她父母之间由于信仰不同，经常发生口角，以至于分歧越来越大，生活很不美满。就在苗瑞尔出生时，为了给女儿起名字，他们俩大吵一架。母亲在婴儿的出生证上写的名字是：玛丽安·佛吉尼亚(Marion Virginia Hoopes)。父亲得知后，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改为苗瑞尔Muriel。那时，他正在看一本小说，书中的主角的母亲叫苗瑞尔，他坚持她女儿的名字也叫苗瑞尔。可是出生证已不能改动。所以在她的出生证上的名字始终是玛丽安，而她从小到大，在家里，在学校，她的名字是苗瑞尔。人们根本不知道她有过玛丽安这个名字。

1904年，她六岁时，夏日的一天，她母亲躺在床上突然去世。据说，是因为父母之间吵架，母亲精神崩溃倒塌而引起的死亡。母亲去世后，父亲把她寄放在他兄弟佛兰克家，自己带着儿子生活。父亲是印刷厂的工人，因失业，得了精神忧郁症。在她母亲去世后的一周年，1905年8月17日清晨六点，菲厄蒙公园的管理员，在园内草地上发现了他的尸体时，离他去世已有三天。在他口袋中发现的几张字条，解开了他为什么走上绝路之谜。在韦伯斯特死之前十五个月就失业了。他一直找不到工作，为抚养两个孩子，用尽了积蓄，只剩下五块钱。他最后留在纸条上的遗言写道：“ 十七日，我将走向又冷又安静的坟墓里，我希望一死了结，但一直拖到最后一分钟（下决心），现在我必须这样做（去死）。希望我的兄弟把我火化了。如果他不这么做，那么为我儿女考虑，把我尸体捐给杰佛逊医院”，“你们不用解剖我的尸体，我是喝氰化钾死的。上帝，饶恕我的灵魂，原谅我。阿门”。在他的口袋里，还找到他详细的地址：“我的儿子住在Tasker路，1214号”。“我的兄弟佛兰克·胡普斯住在Fernwood，（以下的字迹乱涂在另一张纸条）我的名字是韦伯斯特，我没钱，没工作，我和我儿子在挨饿，所以我决定去死。这样会有人照顾我的儿女。再见了。我亲爱的孩子们。韦伯斯特留”。从他八月七日和八日写的字条来看，他自杀的念头已酝酿了一些时候。七日，他写道：“情绪低落，出去找工作，没希望，没希望，这星期或下星期，我必须结束（生命）。没有人能帮我一把，我希望死去”。“我没活路，我必须死，因为我没工作。哦，我的苗瑞尔，我是多么爱你！”他还留了信给他十二岁的儿子和他的兄弟。

公园的管理员把他的儿子和兄弟找来，认辨尸体。儿子说，星期六早上，他父亲出门前，吻了他，几天没回家，他很着急。死者和他儿子租的是杂货店老板的一间房，他们搬去才三个星期。儿子默罗得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不知所措。好心的房东，给了他车钱去找他佛兰克叔叔，也就是妹妹苗瑞尔寄养的叔叔家。

他母亲去世前三个月，父亲就失业了。父亲是印刷厂的一名很有技术的裁纸工，但那年头，这工种需要量少，就业困难。房东说，韦伯斯特没有欠房租，最后他在银行里只剩下五块钱，很狼狈，养活不了儿女。他的一个好友，汤普孙，和他同样心灰意懒，两人商定选择以同样方式，在同一地点自杀，一了百了。他们都是喝氰化钾死的。

年幼的苗瑞尔和她哥哥、叔婶参加了父亲的葬礼。苗瑞尔在晚年时，回忆她父亲去世的情景，还模糊记得父亲躺在棺木里，人们把他送到穴内。她的叔婶告诉她，她的父亲去天堂了，她再也见不到他了。至于他父亲为什么死，怎么死的，她母亲怎么死的，她一无所知。家里叔叔婶婶从来都没对她讲过实话。到八十九岁高龄去世前她仍不明真相。后来，她的一位美国朋友向《费城询问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查询当年的报纸，找到了维亷·韦伯斯特·胡普斯自杀的新闻，刊登在1905年8月21日的报纸上。他自杀的原因方才真相大白。遗憾的是：苗瑞尔生前未能看到她生父给她的留言。对这事件报道的原文见注[1]。

苗瑞儿自她母亲去世后，就寄养在她叔叔家。叔叔有三个女儿，Marion，Bertha，和 Frances，收留了苗瑞尔，意味着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她父亲去世后不久，有一天，她从楼上下来，见到楼下来了个陌生人，桌子上放着几件新衣服。就是这一天，她婶婶和那陌生人把她带到了一个地方，从此和许多小孩生活在一起，以后她知道这地方是孤儿院。到了孤儿院后，她和胡普斯家就没有多少联系了。她上小学后，有位老师麦克考克儿小姐Miss Nina McCorkle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女孩。她性情开朗，非常好问，学习成绩很好。老师的姐姐Anna没有孩子，就收养了她，但没有更改她的姓名，因为在宾夕法尼亚州，胡普斯是赫赫有名的古老的家族。养父Harry Lyster，养母 Anna Lyster住在费城郊区East Landsdowne，有房有车，属中产阶级。他们很爱她，把她送到Fernwood 小学读书，后来他养父母家搬到4010 Baring St.后 , 她在同一地区入女子高中。从小学到高中，她在这家人的呵护下，受到良好而又严格的教育。1915年，她17岁高中毕业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了六个月之后，和她同住一个公寓的德国女友告诉她，在纽约有很多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大战，许多男人入伍，有许多空缺的位子，如果能找到一份以前曾是男人干的工作，可以得到和男人一样的工资。苗瑞儿决定离开学校去纽约，她在铁路部门找到一份秘书工作，开始独立生活。工作了两年之后，在地铁遇到了这位中国男子后，她再也没想过重返学校，从此改变了她一生的道路。

离经叛道

涂羽卿（1895--1975），原名涂自习，1895年生于湖北汉阳，祖籍湖北黄冈。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从小受了洗礼。父亲涂松山是循道公会（Methodist Church）牧师，家境清寒。有一个比他年长一岁的哥哥，名自学。他的两个妹妹，莲英和玛丽，年幼夭折，还有一个比他小十六岁的弟弟，名自谦。他们自幼家境贫寒。小学和初中他和长兄在汉阳的教会学校读书。1906年，父亲把他们送到武昌的博文书院就读，他和他哥哥在同一个年级学习。他天资过人，勤奋好学，年年名列前茅。1911年，在他中学毕业前一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宣告满清王朝寿终正寝，革命烈火燃遍中华大地，年方十六的涂羽卿，心向革命，投入时代的洪流。假期乘小帆船回汉阳的途中，他和他长兄剪了辫子，扔入江中，眼望着滚滚长江吞没了这两条辫子，表示从此和封建主义决裂。

1912年，涂羽卿中学毕业后，留校担任英文教师。但是，他不满足已有的学业，深造心切，放弃待遇相当不错的教师工作，投考北京清华学堂。1913年，他先经湖北省初试保送进京，又通过清华学校在北京宣武门内学部举行的入学复试，于当年9月入学。当时清华学校即留美预备部，学制八年，分高等、中等科两部，各为学制四年。清华学堂的宗旨以学生留美做准备，因此，学制以学生能适应进入美国大学为准。清华的高等科的三、四年级实际上是大学的一、二年级，相当于美国的初级大学（Junior College）。涂羽卿成绩显著，尤其他的英语水平超优，进入清华学校一年后就毕业了。1914年，他告别父老乡亲，负笈渡洋。他的兄长已成为一名牧师，在老家侍奉双亲。涂羽卿生长在基督教家庭里，几代是基督徒，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父母在儿子成年后，包办了他们的婚事。在涂羽卿出国留学前，家中已为他定了亲。

在五年的留美生活中，他吸取了西方文明的精华，科学、民主是他向往和追求的目标，拒绝接受中国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当他遇到苗瑞尔这个活泼可爱的年轻姑娘，而且她又很主动，涂羽卿为之动心，也是很自然的事。

东方世界、东方文化、东方人对苗瑞尔来说有一种神秘感。她爱阅读，看到书刊上东方的建筑物，如宝塔、宫殿，她非常好奇。她曾经想过，如果她是一名传教士，她就可以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可惜当年没有妇女当传教士的.。她曾经有过一个日本男友叫Uno，但是日本家庭坚决反对他和西洋女子交往。这次她又遇见了一位为之倾到的东方男子，他身材修长，风度翩翩，举止文雅。她爱上了他。她大胆地吻了他，真情流露地对他说：“你不是我第一个吻的人，但你是我第一个爱的人”。苗瑞儿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他把实情告诉了她：他的父母在老家为他安排了结婚的对象，但在他遇见苗瑞儿之前就写信告诉父母，他不同意封建式的包办婚姻。女方姓胡，是他父亲的朋友，一个牧师的女儿。他去美国之后，这位姑娘已经搬到他家去住，这就算是他的未婚妻了，他要求退婚使他父母面临很难堪的局面。涂羽卿在西方教育的熏陶下，自由、民主的思想已侵入脑海。他要唾弃封建传统，追求自由，包括婚姻自由。他们两人结合的决心已定，从相遇、相识、相爱到结婚只有短短的两个月左右。这种闪电式的跨国恋爱和婚姻在二十世纪初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可是，一个在老家已有婚约；另一个要过养父母这一关。父母亲得知他要娶回一名外国女子，心中自然不快，但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听说这位洋女子也是基督徒，他们心里略为平静。世界上的基督徒应该是一家人，在这样的自我安慰心情之下，父母也只得接受儿子的跨国婚姻。但是，如何处理已有的婚约成了他们面临的大问题。按照俗习，退婚是要付出相当可观的代价，而他们不是富有的人家。于是父母向他提出的条件是：他必须承担退婚这笔费用；考虑到父亲已经上了年纪，又患有胆病，弟弟自谦尚小，只有八岁，今后弟弟要由他抚养成人，培养成才。这两个条件，他全盘接受了，不折不扣地执行。据说，涂家付给女方大洋一千元作为赔偿（涂自谦夫人吴吉珍生前告知笔者）。

当苗瑞尔告诉养父母她要和一个中国男子结婚时，果然不出所料，两老瞪直了大眼，对她说：“你知道这会是什么后果吗？这是自取灭亡”。苗瑞尔知道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中，那时的中国人不是烧锅、刷碗、做饭的，就是洗衣服的。她连忙对两老解释说，这个中国人是个学者。但是，她并不知道1882年美国制定的排亚裔法（Asian Exclusion Act）。根据这条法，凡美国妇女嫁给亚洲人，就等于自动丧失美国国籍。现代的美国青年很少有人知道美国曾经有过这样一条种族歧视的法律。

苗瑞尔不顾一切，坚决要和涂羽卿结婚。在她的心中，只要爱上一个人，可以跟随他去天涯海角。1919年6月7日，涂羽卿手捧一束玫瑰，来到纽约的一个小教堂里。只有这座教堂可以为异族通婚者证婚，其它教堂都不可能接受他们。等待他的苗瑞尔穿的是浅米色的衣裙。苗瑞尔请她的两位同事作他们的证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得到他们双方父母的祝福，只是在上帝面前起誓：无论富贵或贫困，无论健康或疾病，甘苦同尝，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们分开。婚礼结束后，教堂里的一位秘书小姐问苗瑞儿：“你和一个中国人结婚，会后悔吗？”。她笑着回答说：“如果我后悔，我一定会告诉你”。

学成归来

1919年9月，涂羽卿结束了在美国的实习阶段，国内已为他们这些留学生安排了工作，他急于回国报到。他告别新婚的妻子，先行回国，等安排就绪再接妻子来中国。1919年10月，苗瑞尔兴高采烈，从纽约来到旧金山， 16日准备乘船离开美国，先到日本，再去中国。在她准备登上轮船前几个小时，移民局警察到她旅馆里，查看她护照。得知她确实将去中国找她的中国丈夫后，就把她的护照没收了，并对她说：“夫人，你的末日到了”，说完扭头就走。苗瑞尔不知所措，哭了起来。幸亏有几个中国学生也准备同船回国，连忙安慰她，立刻把她带到中国领事馆。由中国领事馆开了证明，她才登上轮船。她到了日本，看望她的一位俄籍贵族女友丽莎。她和丽莎住在一起，两人专门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她在日本耐心等待，坚信她丈夫会如期到日本来接她。留美回国的涂羽卿，一表人才，受到多位女士的青睐，其中有一位明显地向他表示了爱慕之心。但是，他对苗瑞儿的感情坚定不移。1920年7月6日，涂羽卿如约前来日本接他的新娘。对苗瑞儿来说，只要和她心爱的人在一起，她有没有国籍无关紧要。

他们从日本乘船先到上海。二十年代的上海已相当繁华，商店里能买到许多舶来品。他们在先施公司楼上的客房下榻。涂羽卿带她逛了南京路，上海最繁华的地区，她尝到中国的佳肴，看到中国美丽的丝绸，赞叹不已。她对异国土地上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她采购一番后，随同丈夫来到南京。

涂羽卿学成归来，踌躇满志。他到达当时的首都南京后，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东南大学（前中央大学）任教。他的好友陈鹤琴和陆志韦（前燕京大学校长）也先后来到南京教书。他们三人志同道合，情似手足。中国需要民主，但教育必须先行。没有教育，人们就不会懂得民主与科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他们属于以教育救国为主导思想的一代爱国青年。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政府决定在南京修建中山陵。涂羽卿和其他工程人员承担了修筑市内通往中山陵的林荫大道。这是他回国后参与的第一项工程，也是唯一的一项工程。他一生的心血奉献给了他最热爱的事业----中国的教育事业。

苗瑞尔来到南京后，涂、陈、陆、董、刘五家在南京鼓楼附近买了五亩地，盖了房，这几家人为邻、为友相处融洽。陈、陆两位先生给苗瑞尔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涂牟利，以后是她正式的中国名字，户口本、工作证上用的都是涂牟利。涂夫人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妇女是陈鹤琴夫人。到他们家来访的客人对他们这一对中西结合的夫妻经常投以新奇的眼光，甚至经常有人问：“你们真的结婚了？”。涂夫人提起这段往事说：“那时我恨不得把我们在教堂结婚的证明，放在镜框里，挂在客厅的墙上”。

对涂夫人来讲，1920年的南京和上海相比，其繁华程度相差很远，与纽约相比，南京更是个很落后的地方；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没有柏油马路，更不用说有像纽约那样的地铁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和人力车。他们家里做饭用的是土灶，喝的水是蓄在大水缸里的井水。纽约人来到这里，会感到生活设施很原始。这时期，到中国来的西方人士，多半是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庭。为了传教，他们甘心情愿来吃苦。苗瑞儿的情况和这些传教士不同，她看到丈夫学成报国的劲头，感到生活上的不方便是微不足道的，她很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正如她常说的，他嫁的是人，不是地方。她没看错人，她嫁的是一个诚实、执着的人，一个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这样的人靠得住，可以把终身交给他。以后她在中国的六十多年的岁月里，屡经战乱、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她从来没有打退堂鼓，也没有后悔当初远嫁中国。不折不扣实现了他们的婚誓，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们分开。

这位涂夫人生性好奇、好问，积极了解中国的国情、文化，也努力学习语言。东西方文化差异毕竟太大，她对中国旧式的一些繁文缛节很不赞同，也很难理解。她只习惯于和受过西洋教育的中国人打交道。他们可以用英语交谈，讨论问题。她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对封建礼教持批判的眼光，而且言溢于表，毫无遮掩。她在南京认识了一些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子。其中有：以后成为美国著名女作家的赛珍珠（Pearl Buck）女士、在中美正式建交后的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illiams)的父亲（都曾是传教士）以及曾是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包大可(Doak Barnett)的父亲(Eugene Barnett)等人。由于她周围环境和她接触的人多半是这些人，或者是会讲英语的中国人，她的中文口语很难有进展，她学习中国话的老师主要是她的仆人，因此她的几句中国话带有南京口音，和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的赛珍珠无法相比。赛珍珠生长在中国扬州，当时在金陵女大教书，她们之间经常来往，成为好友。赛珍珠回国以后，在一段时间里继续和她有通信往来。

他们夫妇在南京的生活过得很幸福。到了南京后的头几年，他们还没有孩子，涂羽卿的父母亲把年幼的弟弟涂自谦送到南京。长兄嫂很喜欢这个小弟弟。涂夫人让他脱下土里土气的衣服，给他换上西服，教他英语，但小弟弟刚从乡间出来，开始很不习惯南京哥哥家的生活，住了一年，又回到湖北父母身边。她的公婆曾来南京看望他们。但是，她一个洋女子既不懂拜见高堂的礼节，更不知儿媳妇对公婆应尽的孝道。他们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有一次，她无意中冒犯了婆婆。她不知道中国旧时代的妇女平时不洗头发，只是每天用蓖子蓖头发，但在每年的七月初七，她们一定要洗一次头。正好，这一年的七月七，婆婆在他们家中洗头，她见到婆婆洗头的水很脏，忍不住叫了起来：“真脏啊”，婆婆听懂了“脏”这个字，大怒。儿媳嫌婆婆脏，是大逆不道。她得罪了婆婆，既害怕，又着急，不知所措，连忙去请教她的中国女友，刘夫人。这位女友中西文化贯通，给她出了一个主意：去买一块好的翡翠，放在老太太的帽子上作为装饰。她接受了这意见并照办，算是赔个不是。就这样，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局面。公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慈祥和蔼，感到这位洋儿媳，不远万里从美国跟着他儿子来中国，很不容易，所以处处体谅她。

1924年，涂羽卿的父亲病重，他们夫妇两人到湖北去探望老人，临终前老人嘱咐涂羽卿两件事，一是孝敬母亲；二是扶养弟弟成才。父亲病故后，涂羽卿把弟弟带回南京，完全遵照父亲遗嘱把弟弟抚养成人。不多久，母亲也去世。弟弟涂自谦从中学到大学，完全由他负担一切。以后他们兄弟两几十年生活在上海，感情很深。1935年，涂自谦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化学老师。

1925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莲英，中文名字是纪念涂羽卿死去的妹妹，外文名字（Anna）则用了涂夫人养母的名字。1927年，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爆发，南京一片混乱。他们夫妇抛弃了南京家中一切，带了两岁的女儿逃到上海，兵痞把他们南京的家洗劫一空。从1927年9月到1945年6月，涂羽卿任上海沪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和系主任职务。1930年他们第二个女儿，长松，在沪江大学出生，“长”字是涂家这一辈的行序，这一个孩子的名字随了涂家的排行，但她的外文名字是Mary，是涂羽卿另一个死去的妹妹的外文名字。同年，涂羽卿获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再度到美国深造。他携带夫人和两个女儿来到芝加哥。涂夫人踏上阔别已久的祖国，可她已经被剥夺了美国公民的资格，现在是作为中国研究生的妻子来到美国，住在芝加哥。涂羽卿从师于芝加哥大学阿瑟·康普顿教授（192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后来参与制造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攻读原子物理。涂夫人住了不到一年，因怀孕，带了两个女儿提前回国。她回到上海，于1931年，生了一个男孩，名涂正。孩子长到十个月，正是逗人喜爱的时候，因患中耳炎，不幸夭折。为了不干扰她丈夫写论文，她没有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他，而是写信给他的导师康普顿教授，请教授在她丈夫论文答辩后再告诉他。涂夫人抑制了丧子的痛苦，悄悄地把孩子的骨灰埋在家门前的玫瑰花坛下。1932年，涂羽卿获物理学博士回到上海，虽感到家庭团聚的喜悦，然而丧子痛苦的阴影却挥之不去。涂羽卿性格温和、内向，但是他十分能理解人的感情。1933年7月，他们又喜获一男。这个男孩继涂正而来，陈鹤琴和陆志韦两位好友，为这孩子取名为涂继正，外文名字是Harry，用的是涂夫人养父的名字。1935年1月，他们又添一女，名涂省，外文名字是Nina，是涂夫人小学老师的名字。他们共有三女一男。除长女外，其余三个孩子都出生在沪江大学的校园里。沪江大学是教会学校。校园里有许多外籍教员。教授们有他们单独的住宅，宽敞、舒适。他们一家生活安定美满。涂夫人和一些中国老师、外国教授的夫人结成终身朋友。她虽身在异国，言语不通，但不感到寂寞。中国教职员工都称呼她涂师母。无论是中国节日或外国节日，校园内有各种形式的聚会和派对。涂夫人经常为校内的孩子做西点和冰淇淋。中国教职员工和他们的孩子对这位善良、毫无白种人优越感的涂师母留有深刻的印象。这些孩子们直到满头白发时，仍然怀念这位和蔼可亲的涂师母。

良师益友

涂羽卿一生治学严谨，对学生循循善诱，关怀备至。他认为，为师之道不仅在于传授知识，而且在于教育青年为人之道。他教育学生：“ 以光明磊落为帜，以追求真理为标；創导科学精神，探索科学价值；贡献于社会，造福于人类和平”。这也是他的为人的原则。学生称他为良师益友，感谢他语重心长的教诲。

他的教学方法不仅重视理论，而且强调实践。为教学和科研需要，他亲自制作许多实验设备。凡是听过他课的学生都记得他的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讲课生动活泼，条理清楚，深入浅出。课堂上，他又演示，又做小结，最后把小结写在黑板上，务必使学生彻底理解为止。他训练他们动脑和动手，还带领学生去校外参观，如：真如电台、上海电力厂、大华电表公司、华生电扇厂、夏士莲制冷厂等地方，使学生在课外得到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对于不爱动脑筋的学生要求他解答问题时，他略施压力，说：“先动动脑筋，找找参考书，想想实验中得到的经验，先自己找答案，然后再来和我讨论”。有的学生几十年后还记得，每当有学生考试不及格时，涂先生一定约该学生面谈，以诚恳的态度先检讨自己在教学方面有甚么缺点，希望学生提出批评。然后他以温和的口吻说：“你们成绩不好，问题在我。” 学生受他感召，羞愧地说：“老师，是我不对，请给一次补考机会”。涂教授以微笑回答：“那好，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请来补考”。他教育学生工作中要用科学方法，生活中以科学观指导人生。

正如涂夫人所说：“他天生是教书匠的材料，和学生的关系水乳交融，从没有发生过任何麻烦。学生对这位老师有口皆碑。上课时，他神态严肃，一丝不苟，课后，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学生们常到他家作客。涂夫人既不会做西餐，更不会做中餐，据她自己说，她养母从来不让她做烹饪，只让她打扫卫生。所以她的烹饪技术很差。有学生来他们家，总是涂教授亲自下厨，做几个湖北家乡菜，请学生们便饭。几十年的耕耘，他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日后在教育和科技界做出卓越的贡献。前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就是其中之一。日前在台湾他的一位学生在纪念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他永远铭记涂老师在他纪念册上的题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称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他是个名副其实的灵魂工程师。

1937年，“八一三”日寇占领上海。沪江大学地处杨树浦，濒临黄浦江，先被日军占领。八月十二日傍晚，校长刘湛恩紧急通知全体教职员工撤离学校。涂羽卿夫妇，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提了两只网篮，连夜逃到上海法租界里。他们在沪江大学的家，被日寇洗劫一空。十年前，他们南京的家被毁，十年后，他们的家第二次被一扫而光。学校停课了，许多学生纷纷离开上海沦陷区。上海几所教会大学校舍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就联合起来，租了南京东路慈淑大楼，继续开课。他每天从沪西挤车到南京东路教课。这样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进了租界。在上海的英美公民被日本宪兵关进了集中营。涂夫人被剥夺了美国国籍，那时却因祸得福，没有关进集中营，她目睹一些朋友一个个进了集中营，十分伤心。身在异国他乡，这些朋友对她来说是多么宝贵。她虽幸免此灾，但每当出门，必须在外衣上挂上用日文写的“无国籍人士”的牌子，以免被日寇认为她是“漏网之鱼”。在这非常时期，她关心在集中营受难的朋友们，还是经常给他们送食物。

上海沦陷时期，他们的生活很清苦，一家六口挤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房一厅的小公寓里。家中除了桌椅板凳外，就是三张三用沙发。晚上，拉开这三张沙发，就是他们六口人的床。他的家庭是一个双语家庭，自然和一般中国家庭很不相同。在家中，孩子和父亲既说英语又说中国话，和母亲只说英语。孩子称呼母亲为“亲密”（chummy, 意思是亲密的朋友），而不像一般人家叫妈妈，也不像“洋派”家庭称母亲为“妈咪”。上海虽有多所外国学校，但是他们只让孩子们上中国学校。由于这四个孩子长得像母亲的成分较多，难免引起人们的一番私下议论。母亲叮咛子女说：“不管别人如何说你们，你们是中国人，因为你们的父亲是中国人”。在这个家庭里，人们会察觉到与其他中国家庭最显著不同的一点：母亲和子女在一起，按照美国的习惯，没有长幼辈分之分。他们平等地争论问题，甚至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孩子对母亲的话，可以回嘴；而与父亲在一起，虽然父亲并不讲究父道尊严，可是他们在父亲面前毕恭毕敬，对父亲所说的话，洗耳恭听。

孩子的教育是他们家庭中的头等大事，他们不惜昂贵的学费，负担四个孩子上最好的学校。三个女儿进的是学费昂贵的中西女校。为补贴家用，涂夫人走出家门，去当家庭教师。在她当家教的学生中，有当时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陈云裳。陈云裳和上海前镭锭医院汤院长的婚礼轰动全上海，涂夫人带着孩子们，参加了这位大明星的婚礼。在她的照相本上，还保留着这位大明星的结婚照片。她还曾到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去教英语，在电台上广播自己编写的英文儿童故事。涂夫人相夫教子，对儿女们的家庭教育倍加关注，绝不娇惯子女，教育他们生活上不贪享受，学习方面培养他们有独立思考和钻研精神，长大后，要自力更生。孩子们从父母亲嘴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你是不是想有人会把银盘子端到你面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是不是想从天上掉下馅饼来？” 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就明白他们在学习中有了困难，是不可能从父亲这位大教授那里得到答案的，只有靠自己动脑筋，长大后要自力更生，不能依赖家庭。他们以父亲为楷模，他既是父亲，又是他们的良师益友。母亲经常对他们说：“做人要诚实，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并要求他们平等对所有的人，包括家中的仆人，母亲绝不允许他们对家中的仆人有不礼貌的态度。对他们的独子毫不放纵，要他吃苦耐劳。大女儿上中学时，每天清早先去打工送牛奶，二女儿要帮母亲做家务。父母的教育使他们受益终身。四个子女生活上保持艰苦朴素，个个努力奋斗，事业有成就，没有辜负父母对他们的期望。

涂羽卿是个教育家，他非常关注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对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的青年，他毫不犹豫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帮助保姆仇嫂的儿子上学。在涂教授的帮助下，仇嫂的儿子仇锦玉半工半读，在南京大学毕业，最后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他对与他曾经有过婚约的胡女士的家庭也很关心。他听说胡女士婚后有子女，但丈夫早逝，他即表示如有需要的话，愿意帮助她孩子教育费用。

1941年是涂家的困难年。涂羽卿患伤寒症，被送到岳阳路上海医院，他生命垂危，需要输血，家人焦急万分。1940年，弟弟涂自谦也得过伤寒，身体较弱，他们兄弟俩血型相同，弟弟毫不考虑自己的健康，给兄长输了300cc的血，使他转危为安。在输血之前，涂自谦对夫人吴吉珍女士说：“我必须首先考虑我哥哥的健康，他有四个孩子要他抚养，我对不起你了”。涂夫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亲人的关爱、手足的亲情，使他们这一家度过了这个困难时期。

1943-1945年，上海被日本占领时期，涂羽卿除了在沪江大学任教外，还担负起中华基督教全国协会代理总干事的职务，留守上海。上海的外国青年会授予他委托人的权利（Power of Attorney）。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中华基督教全国协会的副总干事，参与战后恢复青年会的工作，为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起草了恢复工作的规划。他深切关注战后国家的建设，尤其是国民教育。他自称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积累了学术和教育工作经验二十五年之久，认为：“战后的中国需要的是建立民主和工业化。没有民主的工业化已证实会成为专制并危及世界和平；而没有工业化的民主在当今的世界里，难以立足。民主和工业化这两者都必须以人为本。只要人民的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平以下，就不可能有民主；只要人民的生活停留在一定程度的工业化水平之下，也不可能达到有效的工业化。中国的文盲比率高得可怕，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民主不可能有进展。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最大的责任是普及教育，私人的教育机构和社会，甚至工业团体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来争取达到这一全国性的目标”。他指出，教育并不意味着仅仅是读书、识字、学算术，而是全面的教育，人类生活中各方面的教育，体格、思维、精神、经济、社会等。国民教育是工业化的必要的部分。总之，他十分重视国民的素质教育，因此建议战后青年会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普及教育上，例如；扫盲、普及基础科学常识，推动集体活动等。他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基督教青年为国家的重建应该如何行动？他不仅在书面和讲话中提出他的看法，他还和上海的一些实业家、银行家等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其中有：中国科学仪器公司经理Robert Ting先生、中国化学工业社经理李祖范先生、新亚西亚制药公司经理Hsu Kwan Chun 先生、杨氏生物研究所所长，生化学家杨树勋Peter Yang 博士、中国广告公司 C.P.Ling先生、交通银行李道南T.N.Lee 先生和金城银行的全绍文 S.J.Chuan先生等人，争取他们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他的具体建议引起了相当的重视。

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和世界青年基金会邀请涂羽卿夫妇于1947年1月或2月赴北美访问，作一次恢复身心疲劳的旅行。正在这时刻，出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要聘请涂羽卿为校长的事。

约园风暴

1879年，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自创建以来，这所大学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圣公会是比较保守的教派。校规严格，宗教气氛浓厚。直到1946年，它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却从来没有在中国政府部门注册过。在上海，它很特殊，不仅年久而且根深，它英美的传统根深蒂固，在国内外的影响大而广。过去，在上海滩，有圣约翰大学的毕业文凭，找工作也好找，到美国留学也容易些。

1946年6月，涂羽卿在沪江大学任职19年之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要聘他为全国副总干事。他打算离开教学岗位，专任青年会的副总干事的职务。事情尚未最后落实，十月间，颜惠庆博士突然来访，使他感到很意外，因为他们两人并不熟悉，而且向来没有多少联系。颜惠庆博士说明来意：他是代表圣约翰大学校董会请他出任校长职务，并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做了许多动员工作，认为涂羽卿担任教学工作有二十七年之久，继续做教育工作比青年会工作更合适些。不可否认的是，担任圣约翰大学这座著名的大学校长的职务，在社会地位上是上升一步。当时华东几所教会大学正在酝酿组织联合大学。涂羽卿对这项计划，一向抱积极的态度，认为要办好一所真正的好大学，必须集中人力和物力才能见效。与此同时，他产生了一种错觉：门户之见很深的圣公会居然要他这个既不是圣公会成员，又不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去当校长，说明一向保守的圣公会有了开明的倾向。在做决定前他的心情既复杂又矛盾，虽然考虑到将会面临很多困难，但他勇敢地接受挑战，在不完全了解校内错综复杂的人际情况下，他接下了这项任命，单枪匹马走进了圣约翰大学的大门。

圣约翰大学由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直接控制，实行的是主教制。主教掌握校内一切大权：组织、财政、宗教事务、拥有正副校长任免权等最后的发言权；而校董会、校务委员会只有咨询、建议和管理具体行政事务有限的职能。一切重大的事情非经主教批准不可。圣约翰大学之所以长期不在政府部门立案，就是因为主教始终不同意。

1946年11月，涂羽卿正式就职，按圣约翰大学的传统，就职典礼很隆重。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席了典礼，并讲了话。他指出中国进入宪政时期时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合格的公民，就不可能有廉洁、有效和民主的政府。（司徒雷登讲话的外文报道摘要见注[2]。）颜惠庆博士代表校董会把红绸裹着的学校大印交给了涂校长。其实红绸内是只空盒子，以后的事实也说明只有空盒的“授印”，而无实权的交代。

第二天，上海的英文报纸作了如下的评论：“任命涂羽卿博士为圣约翰大学校长是开创了这所古老庄严的高等学府的新时期。……考虑到过去十年里阻挠着圣约翰大学前进步伐的种种困难，如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学校注册的问题，涂校长面前展现的并非玫瑰花坛。凡缺乏胆量的人，在面对并要克服这些困难的人，必定三思而行，甚至拒绝接受这项重任。应该指出，在这座大学悠久的历史中，涂博士是第一个中国人担任这一职务。我们理解涂博士一向是几所教会学校联合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同时他也是致力于以基督教原则为人民服务的名列前茅的教育家。这些因素导致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符合条件，非他莫属。”（注：太平洋战争后，由美国人校长卜舫济Hawks Pott任命沈嗣良为校长，未经校董会。）1946年11月2日上海的英文报纸China Press的报道原文摘要见注[3]。

青年会请涂羽卿出任副总干事的希望落空了。他给热情邀请他出任青年会领导职务的友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白了他当时的思想，并对他们表示歉意：

“1941年夏，我病重（注：患伤寒），几乎濒临死亡，但奇迹般又战胜病魔。我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我撒手人寰，我的妻儿将怎么办？上帝借我以更多的岁月，命我在人间负起更多的重担。我接受圣约翰大学校长这一职务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这所学校终于走出了狭隘的思路。我是一个和它毫不相干的人（注：指他既不是属于圣公会成员，又不是该校校友，而圣公会一向排外）。其次，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为了当前提出的几所教会大学联合计划。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向世界表示我们忘记过去传统的门户之见，携手为建立新秩序而团结，那么世界就有希望。也许这是我的梦想中的理想主义。但我并非盲目乐观从事冒险。如果联合大学计划实现，我的任务就算结束，如果计划失败，我也不会因此失望。（注：各教会大学均属不同教派的差会，各自有一套）。”此信原文见注[4]。

他们一家搬进了约园，住在九号楼，Old Walker’s House，规定是历届校长的住所。这所三层楼房面对一棵巨大的葱茏的老樟树。推开正房的窗户，能见到它千百根树枝像千百只手臂伸向四方。它浓浓的树荫，覆盖着一片芳草绿茵。草地靠西的一边，微微起伏，是供洋教授打高尔夫球的场地。草地的最南端，有一泓流水。这棵上海滩上稀有的老樟树是学校的标志，是多少年来，让这所大学的学子梦魂牵萦的形象。老樟树周围的南草地是学校的景点。课余，教师和学生在这里漫步消解疲惫或沉思遐想。可是，涂校长迁入约园后，却没有闲情逸致欣赏约园风光。他的面前，的确不是玫瑰花坛，不是绿洲，而是一条极不平坦的道路。

矛盾与冲突

他上任后，没有脱离教学。在繁忙的校务工作外，还教一年级和四年级的物理课。一年级是打基础，四年级是毕业班，他抓两头。他倡议建立每周一次学生集会制度，经常亲自主持，向学生传达校政措施，教导学生勤修品学。他对学生关心备至，经常了解学生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在行政工作方面，他建议：整修思颜堂的中国教员宿舍；开设女生宿舍；开放学生课外活动；恢复St.John’s Dial英文周刊；将交谊厅底层大厅改为礼堂和各学会办公之用；照董事会的决定进行立案，这对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是件大事，因为它是上海教会学校中最后一个向政府立案的,圣约翰大学的立案工作终于相当顺利完成。涂校长以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华和儒雅的风度获得师生的尊敬。他说话多少带有一点湖北乡音，但一口流畅的英语，令人钦佩。

同时，他和杭州之江大学校长黎照寰、苏州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商议成立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事宜。1996年出版的《贝聿铭——现代主义泰斗》一书中透露，1946年贝聿铭在美国刚毕业不久，葛罗培斯公司请他协助设计一项上海工程，即华东基督教大学，地点在上海西郊，占地一百五十亩（虹桥机场附近）。贝聿铭提供了不少有关当地的情况，并绘出庭院和池塘间配置美丽的栏杆式的宿舍、教室等建筑。这三所教会学校各属基督教不同教派，而且都创建已久，并有相当声望，三合为一，谈何容易。再加当时时局变化，联合大学计划无法实现。

当时学校大权仍在差会（Mission，即教会派往其它地方的代表）手中，差会决不因为学校已经立案放弃它对学校的控制，相反是加紧了。首先，主教是当然的董事。其次，行政方面设有所谓的差会代表，在校内代表主教。这是不符合立案的条文的。差会指派的代表是前校长卜舫济的儿子，卜其吉（James Pott）。这种做法并没有和董事会商量，更没有征求校方同意。差会代表掌握经济大权，支票必须由他签字方可提取。按立案规定，学校应设训导长，当时卜其吉提出由他来当。涂校长直截了当予以拒绝，其原因是不能由外国人当训导长。事后，他又对涂校长提出的人选徐怀启教授表示不满。立案的另一个条件是三民主义应作为必修课，要由国民党员任讲。涂校长不清楚校内教员中谁是国民党员，也没打听。他想起曾在国民党政府内财政部工作的陈仁炳教授，请他来讲课。这一问题也算解决了。

由于学生的课外活动的开放，在短时间内，学生组织了不少学会，如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新闻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读书联谊会等二十个左右组织。在各种学会组织的基础上，1947年下半年，学生们开始酝酿组织全校的学生会。在召开成立大会之前，发生了风波。当时所有学会除政治学会外，都由进步学生掌握，政治学会由于主教罗培德（Roberts）的干预，分成两派，选举时，竞争相当激烈。校长支持学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一下子，约园沸腾起来了。各系提出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校园里张贴了候选人的照片。最后汤兴伯（中共地下党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当选为学生会主席。这是圣约翰第一次通过竞选产生学生会，各学会就成为全校学生会的基层组织。学生会成立后，除一般活动外，创办了《约翰新闻》，这是圣约翰大学成立以来的唯一的中文刊物，而且完全由学生们自办，学校方面没有任何津贴，由学生们邀请教师为顾问。其次，学生会还专为清寒学生办了一个经济食堂。学生会从此有了很快的发展。学生对这样的变革是欢迎的。

1947年，内战风云，通货膨胀，政府官员腐败，引发各地学生运动迭起。强劲的学运风暴冲破了一向以不问政治出名的圣约翰大学的大门。涂校长也意识到时代的潮流，把学生关在校园内，不问校园以外的事的时代已经过去。学生会主席和代表经常找校长提各种要求。校长定期和他们促膝谈心。涂校长崇尚民主，认为建立民主秩序，必须有言论自由。他循循善誘，不断引导学生，而不是以势压人。他一家六口生活俭朴，感到住在这栋楼里太宽敞了，于是把一楼给教职工作为文娱室。他经常在交谊厅或他家一楼和学生们举行会谈。大家无拘无束地向他吐露真实思想。他言辞恳切，真诚坦率，以婉转的语言提醒学生要善于组织活动，注意保护自己，因而赢得学生的信任和爱戴。

全国的学潮一浪高过一浪。1947年5月，学生的罢课、示威、请愿活动遍及全国。五月二十日，武汉发生了国民党军警枪杀武汉大学学生的惨案，激起全国学生的愤怒。当时圣约翰大学尚未正式成立学生会，临时组织了武汉大学惨案后援会。有一天晚上，有一名学生到校长办公室报告说，第二天同学们将举行罢课和出动宣传队，为酝酿罢课事，出现了两派的争执。涂校长一方面对学生的爱国活动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在双方对立的形势下，他极力保持校内的安定。为此，当天晚上和学生代表往返磋商，从晚上九点一直谈到第二天的早上四点，终于使双方达成协议：停止罢课，但开会表示抗议，并支援武汉大学同学们的行动。当时全上海各大专学校都罢课了，圣约翰大学是唯一的例外。有人向他讨教处理这一事件的秘诀：他回答说：一方面对学生的愿望和情绪表示同情，另一方面是进行耐心说服。五月二十四日《申报》的消息内容说：“本市大部分大学，差不多都受到些波动，更有不少学校因意见不同发生了冲突，甚至殴打事件，唯有圣约翰大学却很民主地解决了罢课争执，全校充满了自由气氛，继续很安静上课”。

1947年下半年，又发生了浙江大学于子三惨案。这时学生会已成立，于是响应呼声更高，抗议力量更强，罢课问题又一次提出来。这时学校已注册立案，必须按章办事。校务会讨论并没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交校长全权处理。这次他采取的方法和上次武汉大学事件不一样。学生们和他反复的商谈后，结论是：原则上同意罢课，但应当是自动和自由的，凡愿意罢课的罢课，不愿意的可继续上课，互不勉强和干涉，宣传品也可贴，但不可互相谩骂，更不可有任何动武的扰乱行动。结果，多数罢课，少数继续上课。秩序良好，无事故发生。

自学生会成立后，学生活动日益增多，活动的政治目的也日益明显，校际联系也日益紧密，学生运动力量不断壮大。差会方面感到不安，主张大搞文娱体育活动冲谈学生的政治活动。差会出资修理苏州河对面久荒未用的体育场，学校出资将交谊厅楼上的走廊布置成一个比较舒适美观的文娱活动场所。学生反应并不热烈，体育活动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1947年校内发生的另一事件是：美国海军吉普车撞伤圣约翰学生章桂英。当时学生会主席带领一批同学在外滩美国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游行，并向美军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主教罗培德即写信给涂校长，要求制止学生们的反美政治活动，免得破坏圣约翰大学的名誉。涂校长认为学生的要求虽是合理，但对游行示威是否解决问题却有疑问。涂校长主动找章桂英和学生会主席汤兴伯谈话，提出由他作为代表向美国海军交涉。他们两人接受了校长的意见。根据他们的要求，涂校长与美国海军交涉，要求赔偿损失。最后，美军方面除担负全部住院治疗费用外，还负责赔偿由于失学所造成的损失，问题得到解决。

学生运动的高涨，国民党镇压爱国学生的手段也越来越厉害，经常在大学内任意抓人。涂校长和几位私立大学校长同去约见当时上海市长吴国桢。吴国桢和他们约在晚上十点见面。他们几人到后，见到不少国立大学的校长也在场。等到晚十一点，吴同淞沪警备司令一起进来，直截了当地说明他们即将要进行的紧急行动。他说：“今天晚上就要动手，一切都准备就绪，十二点就要派军警将各校包围抓人进行镇压。大家听后，莫不惊慌失措。涂校长当即问吴国桢，是否也准备到圣约翰来？他回答说：“不”，这才解除涂校长的担心。此后这种担心不时产生。1947年秋，行政院教育部寄来密令，其中列举八名教员和学生的名单，其中一人根本不是圣约翰人，说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要校长解除职务或开除。校长则认为学校行政不应当因为政治原因对教职员或学生采取行政处分，况且名单有误，采取久置不理，而当局事后也没追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8年1月29日，又发生了同济大学事件。当时教育部坚持学生自治会的章程必须按照“整饬学风”的规定由校方通过，学生自治会的职员必须经校方同意，否则就要解散自治会。这件事当时在同济大学引起激烈的斗争。各校学生纷纷起来支持同济大学的立场。一天晚上，吴国桢市长办公室打电话给涂校长，要他马上到同济大学去。他到了同济大学，在校门口的一家小茶馆里看见吴国桢在里面，也看到校内外布置了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将整个学校包围了。当时报上曾报道吴国桢被学生打伤的事件。涂校长见到吴国桢确实很狼狈，但并没见到他有伤。那时，来自各校的学生约两千多人，正在集会，他们高声唱“团结就是力量”。吴国桢命令学生停止集会，学生们坚持不散。最后吴国桢下令军警闯入校内会场，强令停止开会，将学生驱逐到会场外，并按学校将他们分开。除逮捕被认为是负责人之外，其余同学交给到场的校长认领，予以释放。涂校长决定按学生的图书阅览证认领。除女生由他亲自带领回校外，其余男生让他们自行回家或回校。

同济事件过后不久，学校举行寒假毕业典礼。圣约翰大学的毕业典礼一向十分隆重的。典礼前两小时，学生会负责人到校长办公室提出要开清寒同学的会。校长就同意了。但是，典礼正在进行中时，忽然有人递上一张条子，内容要求由学生代表到会报告同济大学事件的经过。校长同意他们的要求，但说明可在典礼结束之后做报告。典礼结束后，校长宣布让大家留下，听学生代表王昌运同学报告（王后来做过新华社驻外资深记者）。报告完毕后散会，会场秩序良好。当时颜惠庆董事长也在场。突然间，罗培德主教直接对颜惠庆提出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表示在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由学生作政治宣传，大大违反了圣约翰的传统。差会代表卜其吉（James Pott）也认为学校已走上极其危险的道路。两人一唱一和，认为必须对此事彻底追查，如不解决，不惜停办学校。涂校长主动拜访颜董事长，提出抗议，并说：“学校已立案，主教无权越过校长干涉学校行政。”在主教的压力下，颜董事长一方面召开行政委员会；另一方面召开董事会。主教在董事会会上提出，行政无能，要求保证执行以下条件，否则不开学：1，在校内停止一切政治活动，不许学生参加校外政治活动，也不许校外学生来圣约翰开会活动；2，停办《约翰新闻》，不能容许圣约翰的刊物报道不利于姐妹学校沪江大学的新闻（《约翰新闻》曾揭露过沪江大学迫害学生的事实）；3，解散学生会，因为学生会未得校方正式批准；4，处分学生会的负责学生。会上，要涂校长当面答复。涂校长表示学生活动是由于对现实不满，圣约翰学生不能置身在这个潮流之外，学校停办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对所提的条件未作正面回答，会上形成僵局。

学生方面得知后，在《约翰新闻》登载美国教会方面急电通知校董会勒令校方解散学生会及个别学生团体，对闹事学生予以停学一学期的处分的消息。于是，学生纷纷起来抗议。行政委员会开会时，卜其吉和都孟高（Dr .Throop，神学院院长）提出：

（一）对全校学生发出通知，征求以下意见：

1，是否赞成有学生会组织；

2，学生会组织章程应否经学校批准；

3，现有学生会能否代表本人意见，并限期作书面答复；

（二）拆除民主墙（校内的自由论坛）；

（三）对学生会主席，因其“违反校章”，停学半年。行政委员会对以上几点予以通过。

学校收到一千四百多份学生的意见，多数表示赞成有学生会，但章程应经学校批准。

矛盾并未因此而解决。学生会在1948年寒假后继续活动。拆民主墙也未执行。反抗言论继续不断出现，甚至用扩音器进行宣传。涂校长觉得学生行动有些过火，加以有关方面的压力，他不得不从民主墙上除去部分反抗言论，这样，和学生会之间产生了矛盾。在此紧张局势下，几位教师出面斡旋，学生会自动进行改组。学生会改组后继续活动，《约翰新闻》也继续出版。卜其吉有一次问涂校长为什么不拆除民主墙，是否你以为限制了言论自由？他回答说：“是的”。同时，学校内部有谣传说，涂校长有贪污之嫌，他一笑，置之不理，因为，卜其吉作为教会的代表，所有支票都由他签字的，学校经费向来不经过校长之手。

警察局传来消息，在同济大学事件被捕的学生。其中有一批可以释放，要校长去保释。涂校长到了警察局，交给他一张保单，其中规定要保证随传随到，并说明家长不能保，必须要校长保。校长虽然很难承担责任，为使这批学生获救，校长在保单上盖了章。事后没多久，警察局来人，要一个被保的学生到局接受审讯。后来得知，这学生根本没有受审，而是被扣押了。家长十分着急，几次来校要求营救。涂校长也心急如焚，经几次和市长吴国桢交涉，该学生最后获得释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1948年5月，全国各地掀起“反美扶日”运动的高潮。当局认为这运动是共产党搞的，以“加紧援华”口号代替“反美扶日”。在一次教育界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先由私立大学校长联名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请求援华。经各校长讨论后，组织一个起草小组，并要涂羽卿执笔。电稿拟定后，由市政府派人来取。但来人要他同到某处商谈电稿，到了该地后，才知道是宋子文所在地。宋即拿出他的电稿，其中有对蒋介石大施赞颂，涂校长觉得不妥，予以修改。经交换意见后，将电报定稿，并即请起草小组的几个校长审阅，大家同意，然后发出电报。以后又有第二次致电，涂校长没有参加，但见报时，他的名字仍列在上面。涂羽卿虽表示极不满，但无可奈何。

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多为富家子弟，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不参与，可是到了这时，学生的活动如脱缰之马，很难控制了。1948年的五月，学校内的反美扶日运动达到高潮。学生们在五月间召开座谈会，邀请训导长潘世兹，校长和教授林穆光参加。学生们慷慨激昂叙述他们的论点：美国扶日的目的是侵略中国，是再一次的民族危机，因此必须唤起人民的密切注意，坚决起来反对。座谈会之后，学生又搜集了大量图片准备展览，并征得涂校长同意，由训导长查看了展览的内容。后来得知，展览内容除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时期所犯的罪行外，还揭露了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当局反人民的活动。同时还展览了朱德总司令的照片。这次展览反美反蒋色彩鲜明，而且是在美国教会所办的，有七十年历史的圣约翰大学的校园内举行。当时各报，特别是英文《大美晚报》报道了展览会的情况和内容。这一事件当然引起美国政府、国民党当局和校内差会的极大不满。美国驻上海新闻处负责人Fillmore，亲自来校见校长，表示对展览的反美内容不满，并要求亲自去看图片内容。涂校长当即表示：在八年抗战中，千千万万无辜百姓遭日本军国主义屠杀，物质损失不可估量，凡有爱国思想的人，不能不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为避免事态的复杂化，校长拒绝他参观展览的要求。展览会举办了三天之后，学生要求继续展览。涂校长为避免情况恶化，拒绝了学生的要求。学生把本来在交谊厅室内展览的图片，搬到大门口的马路上露天展览。在校内外势力的压力下，校长亲自把图片拆除没收，这引起了学生们的抗议。

在这种紧张状况下，约大校友会仍然举行了传统的回校游园会。游园会进行得很平静。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平静的后面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校内差会成员和一些老校友召开紧急会议，当天在图书馆召开，要校长和训导长报告学生活动情况。校长报告之后，与会者对校长大肆发动攻击。都孟高说：“自从你到圣约翰的那一天起，学校一天比一天坏”。校长听了这些不堪入耳的指责，甚为激动，中途退场。原定这次是秘密会议，不作公开报道，但第二天，五月三十日《申报》刊登了会议的情况。这天正是五卅惨案纪念日，学生要举行纪念会。训导长拒绝了学生的要求。

到了深夜，一个学生代表到校长家里，他进来后，把窗帘拉上，对校长提出要开会。此时正值学生的“反美扶日”活动之后，临时校务会议有决议，学生开会不得有校外人士参加。学生必须遵守。但是第二天他们没有按照校长建议举行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行政会议决心采取紧急措施，作了提前考试的决议，并决定当天交全体教授会议讨论。会议是在校长家的楼下开的。当天学生听说行政会议有提前举行考试的决议，下午，召开教授会议时，学生整队到会请愿，不要提前考试。内外形势十分紧张。会外是请愿的喊声，会场内，一个个对校长提出质问。校长又一次愤然退席。六月三日，学校行政会议原定六月二十一日举行大考，决定提前于九日举行，自六月三日起，至大考日止，全校停课；所有学生宿舍、课堂、交谊厅等在大考后全部关闭。

“六月三日”在圣约翰大学的历史上是个敏感的日子。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引发了圣约翰大学有史以来最大的学潮。惨案发生后，学生提出无限期罢课，每晨11时聚集，向国旗行礼并唱国歌等要求。六月一日、二日，几位中国籍教师恳切陈词，呼吁支持学生。校方以不介入校外活动为条件，同意学生罢课一周。六月二日，圣约翰童子军副团长去见校长卜舫济，请准学生下半旗。六月三日，学生将中国五色旗悬于旗杆之半。而主教郭斐蔚以学校不应介入国际争端为由，指使卜舫济将旗取下，结果与学生发生冲突。卜校长召集学生，宣布学校停课、禁止集会、学生即日回家等强制措施。学生当场痛哭，高喊“中华万岁”，“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愤然离校。次日上海各大报头版刊登圣约翰大中学五百多人发表脱离宣言。十多名中国教师也登报声明辞职。后来这部分离校师生另组光华大学。这就是上海学生运动史上著名的“六三事件”。

二十三年后，1948年，为纪念五卅惨案，圣约翰校园里又掀起一场风波。六月四日晨，学生们在交谊厅门口举行露天集会抗议，反对提前大考。对立面的学生也乘机进行骚扰，扰乱秩序。涂校长到场劝阻无效。他深切地感到矛盾激化，事态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以上史料根据涂羽卿本人所写《我在圣约翰大学的经历》，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九册）。

毅然辞职

校长辞职布告张贴后，学生们在草地上分组开会，双方斗争激烈，忽然由校外来了一批打手，将学生会主席拖出校外殴打，事态无法控制。其实，教会方面早就等待涂校长提出辞呈。自从涂校长上任后，他想在校内进行一些改革，往往遇到阻力，原因是圣约翰的传统碰不得。涂校长认为，学校的优良传统应该保留，但时代变了，有些传统应该唾弃。教会对涂校长破了一些清规戒律已感不满，同济事件后，教会认为校长对学生没有严加处理，更加不满，学生敢胆大妄为，是校长纵容的结果。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罗培德（W. P. Roberts）给纽约教区汇报的信中写得很清楚：

“我可以声明，圣约翰在涂校长的领导下，对两个闹事的学生采取纪律措施很不得力．．．涂博士是个好人，但作为一个行政领导和纪律执行者，各系和校董会对他失去信心，我相信，我们有必要另找校长”。（中译文）

教会的差会代表以及一些系的教职员工认为涂校长应对他执行的开明治校政策负责；而学生中的左派激进分子则认为，校长不够开明，对他也有意见。校外一些基督教界的领导人士认为，涂校长是个教育家，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仍然坚持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手段，因此，他实际上成为夹在这两派中的牺牲品。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和教会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涂校长给一个外国友人的信中提到处理学运事件时说：“整个事情归结到今天的中国对学生问题应采取甚么样的政策。我采取的是开明的政策，要懂得学生的心理，他们思想上受到困扰的各种因素，他们的弱点和错误。然后力图通过友好的接触，真诚的劝导和科学的说理引导他们。高压政策的禁止和脱离他们的态度，对我来说是执行一种危险的政策。后者可能效果快，但也可能引发突然事件。前者是个缓慢的过程，但我相信最终会培养更好的精神和品格”。英文原文见注[5]。

从1947年开始到1948年，涂校长面临处理一桩又一桩棘手的事件。涂夫人从1947年冬到1948年春，回美国探亲访友。这次离她前一次回美国已有16年之久。她回自己祖国，兴奋异常，带着她一家人的问候访问老友和她胡普斯家的堂姐妹。她得知涂校长因工作疲劳过度，几乎病倒，很不放心，缩短了访问期，赶回上海。见到丈夫心力交瘁，很难过。涂校长受到内外夹攻，对他的人身攻击和匿名信不断出现在他办公桌上。他不愿违反自己为人的原则，辞职是必然的结果。在他准备出席校董会会议，提出辞呈的那天早上，含着眼泪把这决定告诉夫人时说：“一个司令没有将和兵的支持，怎么能当得下去呢？他们（指教会和校董会）都不同意我的主张。”

1948年6月，涂校长辞职后就进了虹桥疗养院。其间，学生派代表来慰问他，表示仍希望他回校视事，但这是绝不可能的事。他还收到一封匿名便条，上面写到：“天快亮了，我们仍需要你的领导”。当时他没有领会，天怎么会亮？

涂校长辞职，学生感到很惋惜。他只当了一年多校长，但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学识丰富，和蔼可亲，为人正直，言行一致。几十年过去了，这座学校已不存在。Mary Lamberton 女士的英文著作《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书，其中一章题为“涂校长当政时期”。在谈到他讨好学生，对学生采取姑息态度等等错误后，还提到他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在于用人不当。文章说：“涂校长最大错误之一是：在于他选择新的教授不当。一位陈先生，毫无疑问至少是个激进的左派人士，他对学生起了恶劣的影响。”“涂校长还任命了潘世兹教授为校务委员会成员之一。后来发现他是共产党人，但当时对他毫无怀疑”。（原文见注[6]）。

这位陈先生即陈仁炳先生。他早年参加民主同盟，在校内教政治经济学时，只是捎带讲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谈不上是激进左派分子。反右运动时，他成了右派，而且是仅有的几个到死也未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潘世兹教授，1949年后成为圣约翰的代理校长。反右时，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了大牢，文革时再次成为阶下囚。他从来就不是共产党员。看了Mary Lamberton这本书上，对涂校长在位期间的评价，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1992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各地圣约翰大学校友联谊大会，一千八百多个海内外学子重返校园，旧地重游，感慨万千。当年意气风发参加学运的战士都年近古稀，他们曾经活跃在外交界，或曾战斗在新闻和文教岗位上，都历经文革的风雨。两鬓皆霜的学子，回忆起涂校长说，“老校长是个好人啊，思想开明，作风民主，有正义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五十年代有过一部电影“为了和平”，故事内容以圣约翰大学学运为背景，其中提到一位有民主思想的校长，指的就是涂校长。

涂校长辞职后对外发表声明中译文摘要：

“自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争取和平与和解的努力完全失败。通货膨胀不停地螺旋式地上升。不满和不安定普遍存在。这种条件下，不满和不安定的情绪也随之进入教育机构的院内。在旧时代，基督教高等学校可以置身于外界的动乱之外，享受校园内的清静，而现在卷入一些事件的旋涡之中，似乎无法逃避。

“上一次的战争，在据称是自由民主的名义下，战胜了德国的极权暴政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西洋宪章和战争接近尾声时对四大自由的阐述引起中国青年的幻想，唤起了他们的希望。在一个无次序的社会里，要实现这些自由，而对立的集团却相互拒绝给予对方以自由的时候，又如何来保卫这些自由是一个高度错综复杂的问题。现实令人失望，幻想破灭，但实现这些理想的要求依然坚持不懈。

“建立民主，必须要有言论自由。有引导的教育和言论自由比严厉的制度和压制为好。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当提出自由的要求而秩序却往往得不到维持时，从长远来看，是压制一切属于政治、社会问题的活动和言论，还是允许这种言论存在，但为防止他们走向极端，有可能的话，引导他们走向正当的渠道；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针为好，这确实是一个可辩论的问题。前者是一种不健康的教育方针，是违反时代的潮流的，是冒着发生重大爆发性事件的危险，为了顺利执行，需用铁腕手段和时刻警惕。后者是健康的教育方针，是顺应潮流的，但是也有危险，即别有用心的政治集团有可能利用这样的机会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从而挫败培养符合学术自由尊严的真正民主、真正独立的言论自由的教育目标。无论采取哪一种方法，在广大的教职员工中，真正的谅解与彻底的合作是取得成功所必须的。”原文摘要见注[7]。

沉重的十字架

涂校长辞职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干事的职务空缺已久，原来就打算请涂羽卿担任，但是，圣约翰大学抢先了一步。涂羽卿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的渊源很深。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和沪江大学任教的时候，曾担任过青年会的董事。

1885年，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从西方传入中国，由福州、通州和杭州的教会学校的学生组成，但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组织。1895年，北美青年会派会理牧师（Lyon D. Willard）来中国开展青年活动。他目光首先投向中国的官办学校，首选天津。1895年，天津青年会成立。1896年，北美青年会学生干事兼当时新成立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总干事穆德（Mott）来华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之中，访遍中国各高等学校，宣传青年会的宗旨，于是各大学相继成立青年会共22处，加上原有的五处，共27处，并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大学青年会的全国大会，会上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选举了全国协会委员会，中外委员各半。义和团运动后，青年会和基督教在中国有了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后，《临时约法》规定公民信仰自由，为基督教和青年会提供了法律保证。当时不仅北洋政府要利用青年会，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势力也重视争取青年会所代表的一批青年。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举行的青年会第九次大会上，演讲了三个多小时，还未尽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期间也参加过青年会的活动。

青年会是宗教性质的团体，但不同于教会，会员并不都是教徒。他的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宗旨是根据基督精神，推进德、智、体、群四育，服事上帝，服务祖国。男女青年会举办的文教、科学、卫生、体育、宗教等活动针对青年的特点。在国际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世界基督教青年会的团体会员，也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团体会员。它和北美协会的关系犹为密切。在新中国成立前，它的经费来源于三个途径：

（1）依靠美国大资本家的捐款和国内的募捐；（2）会员会费的收入；（3）事业的收入，如青年会办的旅馆、电影院、健身房，餐厅和其他娱乐收入，办训练班、出版事业的收入。到1949年，全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有男女青年会的组织。（以上有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摘自《沉浮录》，陈秀萍编著）在上海，青年会有自己的办公楼，地处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曾是很受欢迎的文娱体育活动的场所，青年会这栋大楼至今依然存在。它也曾经是上海地下党活动的一个据点。不少当时的青年会活跃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摇身一变，成为国家的要员。解放后男女青年会独立自主，不再接受北美协会的捐赠。青年会究竟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还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或两者都是，有待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来探讨。涂羽卿身为基督徒，是一位在学生中享有威信的教授，业余在青年会担任工作义不容辞。三十年代中，青年会请他和福州协和大学代理校长陈文渊博士，长沙艺芳女校校长曾宝荪女士（曾国藩曾孙女）组成巡回演讲团，到十三个城市，做历时三个半月的讲演，听众达十五万九千人左右。涂羽卿的讲题是“科学与宗教”。涂羽卿是个科学家，又是基督徒。外国朋友称他为基督徒科学家（Christian scientist），他称自己是科学的基督徒(scientific Christian)。他认为，信仰宗教又推崇科学，看起来这两者之间有矛盾，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力图探索自然和生命之谜。任何宗教是人类力图解释迄今人类未能解释的现象的意愿。自古以来，西方的自然科学家包括哥伯尼、加利略，不仅信仰宗教，而且本人是修道士。涂羽卿积极参与青年会工作是为借助宗教鼓励青年吸收现代文明，以科学为基础，改变封建传统，建设现代文明国家。

抗日期间，他和青年会同仁做了大量救亡工作，青年会把总部搬到重庆去之后，他担负起留守的任务。胜利后，总干事梁效初先生退休，总干事的位置空缺。涂羽卿辞去大学校长职务后，青年会聘他为全国总干事是顺理成章的事。

他出了圣约翰的大门，踏进了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大门，从此他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1948年9月，北美青年会邀请他到美国访问，并考察北美青年会工作。他先访问加拿大，然后访问美国各地。9月4日，他乘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先到西雅图，6日抵达纽约。此行的目的也是为青年会募款，并为担任总干事的职务作准备。9月7日他出席了在银湾（Silver Bay）召开的会议，17日，向大会报告了中国青年会的工作。这时，中国的局势正在经历急剧的变化。1948年12月22日，他结束访美，乘“威尔逊号”经马尼拉到达香港时已是1949年1月上旬左右。在香港他和几位外国青年会老友的夫人会见，并访问了香港的青年会。在香港他遇见吴耀宗先生。那时平津即将解放，吴先生劝涂羽卿暂时不必回上海，而是设法把孩子们和夫人接出来。也许，这是吴先生考虑周到。但是，归与不归，涂羽卿不能轻易作出结论，必须和夫人商量。于是他打长途电话回上海，征求夫人意见。夫人在电话里明确地告诉他：“你属于中国，你应该回来”。她还表示，她不怕共产党。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的领导人，他不能不想到青年会的命运以及共产党执政后，宗教在中国将面临什么样的考验。

他想起，1939年，青年会总部搬到重庆去后，曾有一个基督教代表团，从重庆到西安，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三位共产党领导人陪同到延安访问。他的老同事江文汉是代表之一。江先生在他《延安朝圣记》一文中，颂扬了延安精神，认为，中国共产党站在劳苦大众一边，这种精神和基督的精神一致。毛泽东主席会见他们时，十分肯定地对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抗战胜利后，圣公会主教还曾收到过由周恩来、董必武二位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的领导人署名的信，信上说：“如果你们获国民政府允许，派牧师、医生、教育家来我们地区参观建设工作，或建立教堂、医院及其他慈善机构，你们将受到欢迎。我们将努力为你们提供方便，我们特别希望你们对改进我们的工作提出忠告。” （注：此信是用英文写的，日期1946年2月26日，送信者为Pu Hua-ren）这些事实使他相信共产党是不会食言的，特别是，在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中共中央邀请了吴耀宗先生等宗教界领袖去北京共商国是，起草共同纲领。

尽管如此，解放后全国青年会的工作处境十分困难。由于宗教信仰和共产党理论基础马列主义相左，马克思主义视宗教为鸦片，青年会过去和美国关系很深，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北美。他感到压力相当大。会员面对现实，青年参加政治学习后，纷纷离开青年会。想争取入团、入党的会员必然和青年会划清界限。青年会在新中国建立后还想有所发展是不可能的，基督教青年会怎能和共产党争夺青年。但当时许多基督教人士认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内容能够、也必须和新民主主义相结合。于是，一批宗教界人士包括涂羽卿纷纷出动，到许多地方宣传新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先后三次接见基督教界人士共十三个小时，最后一次从晚上十一点到凌晨四点。周总理明确表示新中国保证宗教自由，但是，基督教必须在内部肃清帝国主义影响，隔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听了周总理的讲话，涂羽卿对中国的基督教会的前途抱乐观的态度，对青年会的前途更抱有希望。因为青年会不同于一般宗教团体，它致力于社会服务，深得国民好评。特别是，周总理提到他的青年时代在天津参加过许多青年会的活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罗伯孙博士（Dr. Robertson）的科学讲座。当时有许多青年会会员参加了五四运动。周总理还感谢青年会为政府培养了许多干部。

抗日时期，青年会会员投入大量的救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青年会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各种方式支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特别是上海青年会为中共地下党提供了活动场所。青年会为它的青年干事争取奖学金到美国深造，实际上它送出去留学的那批干事是中共地下党员。这几位到美国留学的干事才华出众，在美国深受青年会国际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和赞赏。日后，他们成为新中国出色的国际活动专家。难怪周总理要向青年会表示感谢。

周总理接见后，中国基督教领导人即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即“自治、自养、自传”。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了。这时，中国和美帝国主义斩断羁绊迫在眉睫。九月，由吴耀宗先生起草的“三自宣言”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中国基督教领导人分别到各地宣讲“三自宣言”。涂羽卿到了金陵女大、南京青年会等地宣传爱国爱教，中国基督教会只有自治、自养、自传才有出路。

这一年里，涂羽卿深感是他有生以来在生活中最迫切需要作各方面的调整的时期。和解放相比，他所经历过的辛亥革命、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只是物理学上的子波而已。新的思想、新的哲学与信仰、新的生活方式的冲击是任何在中国大陆上生活的中国人躲避不了的。他每天面临新的挑战。他不断思索，努力学习，竭力适应新的环境。学习和开会占了他全部时间和精力。他对新政权有信心。他认为新政府的经济政策趋向劳动果实的公平分配是很正确的。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日益接受辩证法哲学。经过旧社会腐化丛生、民不聊生的日子，解放初期新社会气象一新，给了他信心。至于他个人，需要思想改造，跟上形势，也是逃避不了的现实。

1950年，上海沪江大学校长职务空缺。校董会提了三位后选人：即被日寇杀害的刘湛恩校长的遗孀刘王立明女士，涂羽卿和圣约翰大学教授陈仁炳博士，提交华东教育部门审批。审批的结果，同意涂羽卿出任校长。（注：见汉森教授著《沪江大学历史》第188页）但是，涂羽卿有自知之明，经过圣约翰大学校长的惨痛经验，他婉拒了这项任命，仍留在青年会全国总干事的职位上。

抗美援朝的烽火必然烧到和美国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中国基督教界。中国基督教界必须不遗余力对美帝国主义口诛笔伐，在内部肃清它的影响，挖掘它的代理人，于是，人人过关，重点打击。1951年四月，涂羽卿出席了“三自运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基督教集会。大会支持政府政策，响应抗美援朝，拥护土改政策。会后，拉开了各地教会控诉斗争的序幕。各地的宗教团体、教会大学、医院，凡是和教会有关的单位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行的集会和游行如火如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震耳欲聋。

涂羽卿过去和美国教会有密切关系，夫人是美国人，解放前夕还去过美国，被列为重点分子，自不在话下。他清算自己几十年来和美国教会的关系，控诉美帝国主义在解放前利用青年会的阴谋。他从根子挖起，检讨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两次留美，前后共七年之久，一直和教会保持密切关系。批判他亲美、崇美超政治和普世教会的错误思想。1948年，在圣约翰大学当校长期间，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策动沪宁一批基督教领袖去见蒋介石。蒋是个基督徒，由基督徒劝蒋放弃镇压共产党，接受和平，妄想对蒋能起一点作用。以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女士（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和宋氏三姐妹是好友）为首的基督教代表团去南京见了蒋介石。涂羽卿是该代表团成员之一。吴诒芳是代表团发言人。蒋非但不理会他们的意见，反而要他们像天主教那样发表一个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宣言，代表团没有接受。涂羽卿曾和上海一些私立大学校长参加过一次要求美援的联合签名；1950年2月底，他和广州青年会总干事王以敦先生同去香港和北美协会代表讨论中国青年会三年经济自养计划。实际上，这次去港是由政府批准，由涂羽卿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的名义去执行一项任务，由于任务性质有特殊性，当时有些活动内容不能公开。后来得知，当时青年会在香港有一笔外汇，要涂羽卿亲自去取回。建国初期，中国需要外汇。这些都是他主动交代的。他满以为把事情交代干净，给自己上纲、上线，被美帝国主义利用，作了反革命、反人民的勾当，从此可以轻装前进，但是所有他的交代日后成了一次又一次攻击他的炮弹。

离开圣约翰大学后，他们的家就搬出校园，住到虎丘路131号。青年会在这栋楼顶的平台上盖了三室一厅，作为他们一家的宿舍。1949年初，他的大女儿涂莲英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和她的未婚夫吴肇光于1949年4月29日乘最后离开上海的一艘外国船——荷兰船，同去美国留学。二女涂长松已在燕京大学上学，也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护士学院的奖学金，有机会去美国留学。但因全国即将解放，她听从父母亲的意见，留在国内。1950年，儿子涂继正从上海中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建设重工业的号召，离开上海到东北学习采矿，家中只有中学尚未毕业的小女儿涂省。他们家一如既往，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涂羽卿被打成“大老虎”大会小会轮番斗他。他因过度紧张导致胃出血，大口吐血。涂夫人感到情况不对，不让他出席会议，要送他进医院。但是青年会那几个“积极分子”那里肯放过他？硬把他从床上拉到会场上。涂夫人大怒，质问道：“你们还讲不讲人道？”她看着丈夫带着重病被拖到会场，又气，又着急，但无可奈何。她相信她丈夫是无辜的。小女儿从学校回来，见到楼下到楼上，贴满了有关她父亲的大字报，回到家里，见父亲惨无人色，母亲泪痕满面。女儿心里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她班上同学的父亲也有被斗得自杀的。女儿对父亲说：“爸爸，勇敢些，明天对他们说，该说的都说清楚了，你们瞧着办吧”。听了女儿的话，他鼓足勇气说了。会上指控他和帝国主义分子有不可告人的关系。让他痛心疾首的是，向他发难的是三十年代他在沪江大学的学生，又是他手下干了多年，青年会派出留美的得力干事，两位都姓李。他只知这两位是虔诚的基督徒。直到六十年代，文革之前，外界都知道李XX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李牧师。这位李牧师能用英文佈道，给青年们上宗教课感人肺腑，也正是他们所指控的几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李牧师推崇备至，认为李牧师是中国青年会领导最佳接班人。应该说，他们对涂羽卿是十分了解的，但是，这些棍子恰恰是他们打在他头上，心中痛处无言以表。他本是一介书生，不懂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涂羽卿人格上受到极大的侮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企图从六楼的窗口跳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被涂夫人拉住，动情地劝他千万不可轻生，她又把他弟弟夫妇请来做他的思想工作。他们兄弟感情笃深，弟弟劝他必须活着证明自己清白，一死不能了事。小女儿请了两星期的假，守在他身旁。他听从家人的话，支撑下来。青年会搞运动的当权者，仍不罢休，把他和副总干事江文汉先生两人关在办公室内，勒令交代。

很巧，他的一个侄子涂长望，前国家气象局局长，因公到上海，听到涂羽卿被打成“老虎”，感到奇怪。他这位叔叔既不是资本家，又不是党政干部，怎么会整到他头上。他不相信涂羽卿涉嫌“三反”、“五反”任何一项内容，而这种情况发生在涂羽卿列席了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之后不久，他感到蹊跷，立即向华东局反映情况。上面发了话，青年会那帮打手才“高抬贵手”。这时候，国外已谣传涂羽卿被捕。

这一沉重打击使他情绪消沉。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接见了他，鼓励他向前看并把他自己在党内曾经受过委屈的事告诉他。涂夫人希望他早日离开青年会，远离那帮人。他请求辞职，但上级出于统战的考虑，没有同意。他名义上还是青年会全国总干事，实际上青年会的事务由不得他了。青年会成为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一个成员。涂羽卿每天上班看报学文件，过着从未有过的清闲日子。

他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后，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多了。有一次，会议期间，周总理见到他，过来和他握手说：“涂博士，你也换上人民装了。” 总理记忆力惊人，他记得，在他和宗教界开会时，涂羽卿总是穿着整齐的西装。从穿西装改为人民装很容易，改造思想，要脱胎换骨很困难，也很痛苦。但他经受了这次严峻考验，决心尽最大的努力跟上新时代对他们这批旧知识分子的要求。

作为政协委员，他经常有机会到各地参观，他看到祖国的建设和进步，他庆幸自己还有一份力量贡献给国家，那就是重返教育园地耕耘。他的老友陈鹤琴先生在江苏省负责教育部门工作，1954-1955年，聘请他到南京师范学院教物理，1955-1957年，他同时还在苏州师范学院教物理。他不辞劳苦，每周往返在沪宁线上，但又能和学生在一起，带领他们在实验室里操作，把过去不愉快的事置之脑后。

暂短的宁静

1957年，他已过了花甲之年，被调任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基本上脱离了青年会，搬离青年会的宿舍。六十年代初，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把他的家搬到淮海路上的淮海公寓。但他还挂着青年会全国总干事的职务，需要他出席会议，他就出席，其余的事，他就不过问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基督教界的领导人之一，他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毕竟是个世界性组织，在一些中国对外宣传的外文刊物上，发表了以他署名的文章。直到他去世，他一直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一个无党派民主人士。

重返教育岗位后，涂羽卿过了几年安稳、舒心的日子。岁月的消逝，并没有减弱他对教学的热情。他虽然头发花白，但身子骨很硬，腰板很直，没有慢性病。每天他准时夹着他那只陪伴他几十年的公事包走出家门，挤上两辆公共车赶到位于漕河泾的师范学院。他为青年教师开设原子物理和量子力学课程。他不但英文造诣很深，还能阅读法文、德文和俄文科技资料，业余时间埋头为学生们翻译外文参考资料。涂夫人也被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英语。他们生活安定，心情愉快。

为响应国家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号召，他多次写信给在美国的大女儿，动员他们夫妇回国服务。涂莲英和夫婿吴肇光医生带了四个孩子，一家六口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条件，于1956年和一批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回到祖国。他们先到北京报到，周总理万忙之中，接见了这一批留美回国的中国学生，最后莲英夫妇分配到上海工作。莲英分配到上海肿瘤医院，吴肇光分配到上海中山医院，成为一名著名的外科医生。他们为祖国的医学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涂莲英成为一名著名的病理学家，为攻克癌症，她带病坚持在研究的岗位上，做到丝尽蚕眠。他们的另两个女儿涂长松和涂省毕业于北京医学院，都是医生，救死扶伤是她们神圣的职责。儿子在东北工学院是学采矿的，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建设国家的重工业，在边远地区采煤，工作环境艰辛而且危险。涂羽卿夫妇为子女的志愿感到骄傲，看到他们为建设国家不辞劳苦，是莫大的安慰。

经过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几番折腾，全国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涂羽卿也越来越沉默寡言。他已到古稀之年，有了第三代，周末，有儿孙绕膝，工作之余，和儿孙逗乐，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温馨和乐趣。他唯一的愿望是把余年贡献给教育事业，在有生之年多培养一些人才。

在劫难逃

谁知好景不长，事与愿违。1966年，文化大革命把他从讲台上拉了下来。涂夫人也从华东师范学院退休。忽然间，上海师范学院出现铺天盖地针对涂羽卿教授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并非学生们写的，而是从青年会和三自爱国运动会送到学校的。大字报揭发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是埋伏在中国基督教内的“特务”。显然这次有人要把他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学校里的“革命小将”立刻对他采取行动，。一批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多次到他家抄家，先把涂老先生打了一通。老先生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任他们打，闷声不响。老夫人是个硬性子，天生倔强，她要保护她的丈夫，用蹩脚的中国话说：“你们打人，你们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红卫兵对这外国老太太的反应感到惊讶，停止殴打，但不善罢甘休，要把这个家抄个底朝天。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个有洋主妇的家，竟然空空荡荡，客厅里只有几把藤椅子，连一张沙发也没有，更没见到有洋玩意儿可抄走。红卫兵更失望的是，他们既无金银财宝，又无大量存款。唯一可列为四旧的是八个书柜的书，包括一部分外文书籍和几件旧西服。翻箱倒柜也没有发现电台和发报机之类，失望地扬长而去。在他们离去之前，涂夫人礼貌地对他们说：“请把那本英语辞典给我留下。”小将们手下留情，把辞典还了给她。这本辞典整整陪伴了她十年之久，十年中，除了英文版的毛语录，这是她唯一的读物。这个家又经历了一次扫荡。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三次了。

紧接着是对涂老先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涂羽卿名曰进了学习班，实际上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由于受不了人身侮辱，他趁上厕所的机会，用剃刀割颈上的动脉。被发现时，他已大量出血，昏到在地。学校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他醒来之后，见到身旁的妻子女儿，对她们说，他万念俱灰，没有活下去的愿望。老夫人对他说：“人间虽有这样那样残忍的事，但你不应该绝望，你享有妻子儿女的爱。人固有一死，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用自己的手夺去自己的生命”。经学校同意，他出院后回家养病。从此，他终日紧锁双眉，没见他有过半丝笑容，确实活得很勉强。不久，他又得了一次小中风，行动困难，说话声音很弱。老夫人为人一向乐观，她心想，对这样一个老弱病残还能采取甚么样的行动。

1968年的春节，儿子儿媳，带着大女儿一家三口到上海去探望他们。走进家门，里面漆黑一片，走到里屋，只见一盏五支光的台灯亮着。两老就坐在黑乎乎之中默默无声地过春节，“牛鬼蛇神”是没有资格过节日的。也没有人敢上他们家，因为凡是他们家的来客，上电梯前都要受到一番盘问：“你是干甚么的？你去他们家干甚么？和他们家是甚么关系？” 还必须登记姓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十分惦记这两位老人，谁也不愿来受这番审问。老太太走在街上，熟人见到她，也回避她，以免因起麻烦。

自从文革开始后，家家家户户都挂上毛主席的像。涂夫人起先就是不挂，她很坦率地说，她不同意每家每户挂领袖像的做法，她说，基督徒家庭也并不是个个都挂基督的像。经女儿多次劝说，她同意只挂《毛主席去安源》那张画。她说：“我把它当作是一个艺术品挂在墙上。”以后又用一串彩色小灯泡围着这张画作为装饰，晚上点亮小灯泡，让屋子借点光彩。那年代人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但是涂夫人就是不戴，她的理由是，把领袖的头像佩戴在衣服上，是对领袖的不恭敬。所以她只戴“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

自从老先生从医院回家后，老夫人满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她的盲目乐观很快破产了。他们所住的大楼里，有些住户是高级知识分子，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接连有人跳楼自杀。从美国回来在上海肿瘤医院工作的大女儿涂莲英也被隔离审查。老夫人开始觉得情况严重。7月，忽然来了几个人，在他们家门上贴上封条，然后把他们两人带到上海师范学院，分别隔离。老夫人和三个女干部关在一起。监管人员命令她和她丈夫划清界限，交代他的问题。令她费解的是，还给了她一本毛选第四卷英译本，指定她学习最后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老夫人虽在华东师大教书，但她一向免于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她根本不懂什么叫阶级斗争。她捉摸不透，这是为什么？叫她揭发、检举她丈夫，等于叫她背叛，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她被隔离了九个月之久，什么也没交代。监管人员觉得这外国老太，不好对付。文革以来，她把毛主席语录的英文版读得熟，学会用这武器和红卫兵打交道。红卫兵凶狠狠地对她叫喊：“你，不老实！”。她回敬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我说根本不存在的事情，究竟是你们不老实，还是我不老实？你们就是枪毙我，我也只会说实话。” 她决不忍气吞声，不怕红卫兵的蛮狠无理，她要反抗。她记得在这九个月的隔离期间，最长的一次“放风”是两个小时。她以后告诉家人说：“我在这两个小时里，晒了晒我的膝盖的关节”。 1969年4月，她被释放，小女儿接她回家，她撕去门上的封条，走进满目尘埃的屋子里。她满以为丈夫也将很快被释放。1969年6月7日，是他们结婚五十周年的日子，她望眼欲穿，希望丈夫能在这个日子回家。每天站在阳台上，望着弄堂口，看看是否有一个白发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进来。她的希望落空了。

在老夫人被遣送回家的同时，涂老先生则被送到香港路59号（注：原为银行俱乐部）“上海市基督教界学习班”，所谓学习，实际上是一种斗争。据曾任金城银行总经理的徐国懋老先生在他《八五自述》一书中描写了这个所谓“学习班”的情况。徐先生曾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董事，所以他也被拉去参加“学习班”。书中写道：

“学习班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有些教会负责人接受前燕京大学校长，后曾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领导，组织政党，反对共产党，走‘第三条路线’。主要审查对象是两个人：涂羽卿和吴高梓。涂羽卿已被隔离在香港路59号地下室多时，学习班有时传他来，叫他交代这个阴谋活动的情况。他态度坚决，说他和司徒雷登只是相识而已，没有深切关系，也根本没有另组政党的事。他的问题早已交代，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涂不多说，不承认。”

从在学校隔离到“学习班”隔离，说明涂老的问题又升了一级。参加这次学习班的有基督徒二百人左右。大部分人晚上可以回家，重点分子不准回家。地下室临时用书架隔开，给每个“牛鬼蛇神”夜间住宿的一席之地。监管这一批人的是上海市黄浦区工宣队进驻基督教界的小分队。学习班的会上，三自爱国运动的某些人声嘶力竭，逼涂老交代和美帝国主义“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一看，还是五十年代斗他的那批老人马，他心中自然十分反感，他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回答很坚决：他没有背叛祖国和人民。他们残酷斗争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还不罢休，明知他体弱多病，会后还要他干体力劳动。他一生从不养尊处优，不怕干体力活儿，但这场“革命”已无情地摧残了他的身心。他已力不从心。一次，他在打扫卫生时，发现一块铁片，拾了起来，放进口袋，这一举动被发现后，又挨斗了一整天，直到他昏倒为止。当晚，一位睡在他隔壁的难友听他整整呻吟了一夜，他喃喃自语数百遍：“我没做任何坏事。”

1969年11月，涂羽卿被关进在漕溪路上的前上海市少管所。他的问题又升了一级。当时这个少管所，已被空军部队接收，专门囚禁重要的政治犯。以后获悉，京剧大师周信芳、前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著名演员赵丹、白杨和作家杜宣，当时都曾囚禁在这监狱里。进了这个地方，都以号码代替名字。以后，他又被转移到虹桥机场附近好似监狱的地方，带上手铐，过着罪犯的生活。在严厉的逼供之下，他精神上彻底垮台，承认了诬告的罪名，但又苦于编造不出具体内容，痛苦折磨着他，无法解脱。

1970年，春节过后，在北京工作的儿子整个冬天在机关烧锅炉劳动，获得几天假期，他决定到上海去探望已被监管很久的父亲，并弄清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到了上海，他费了一番周折，获准到香港路59号见到父亲一面。儿子见到父亲那一刹时，愣住了。在他面前是个穿着破棉衣，面容憔悴，毫无表情。目光痴呆的老头。父亲望着儿子发呆，说不出话来。几天后，工宣队召集涂羽卿在上海的家属：妻子、女儿、儿子办了一个家庭学习班，促他交代“问题”。见到他们一家都熟悉的那位专案组组长，也是许多上海人熟悉的国际礼拜堂的李牧师，李储文，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暴露了他是秘密党员的身份。他阴沉着脸主持会议。老人一语不发，神情怪异，两个女儿都是医生，感到父亲神经已不正常。会后建议给他检查身体。得到的回答是：“他能吃，能睡，没有毛病，你们不必操心”，还说：“涂羽卿态度极为恶劣，每次叫他交代问题，勒令他第二天写完，他交上来的纸上只有四个字---最高指示。”

1970年5月，老夫人最后一次获准送食物去。无情的岁月在这七旬老人的脸上深深刻下了道道纹路。她躬着背，提着东西，挤上公车，从淮海路到香港路去送东西，一次又一次被拒绝。老先生原先享受二级教授的月工资300元，从1966文化革命开始到1970年，老先生只能拿15元的生活费，加上老太太的低工资，无法支付淮海公寓的房租。她自己生活费已降到最低水平，邻居董家，看这位老太实在太可怜，有时偷着给她送去一碗馄饨。亲友们见她如此受罪，心中不平。有些好心人在私下说：“这位老人千里迢迢离别祖国到了异国来受这份罪，真是何苦呢？” 可是，老太太本人却从没有过这样的念头，从来没有动摇过。她日日夜夜地等待着亲人的归来。

整整两年多，亲人下落不明。她不能再给丈夫去送东西，也没有人像过去那样定期来向家属收粮票、油票，拿换洗的衣服。老夫人心中起了疑问，莫非人已不在人间，即使人死了，也该通知家属去收尸吧。这种生死两茫茫的日子难熬，性格非常坚强的老人要弄个水落石出。1972年初，她又去香港路询问，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搬走了”，再问：“搬到那里去了？”，回答仍然是三个字“不知道”。她先后走访、写信给黄浦区革委会、上海政协、上海市统战部、华东师范大学等有关单位，从未得到一个字的答复。她甚至写了一封信给江青，寄到北京，要她儿子转寄，当然这封信当即被儿子卡住。其实，涂羽卿早被关进了监狱，前次家属要求见他，是把他从监狱里带到香港路来会见的。他决不是像那些人所说的，能吃、能睡，没有毛病，而是这几年的冬天，他都患肺炎，住进离家只有两站路的华山医院，但从不让家属知道。他们把他当作“要犯”放在单人病房内，门口有解放军把守，没人敢伸脑袋向里张望。

亲人生死不明，家人心焦如焚。经过四年的审查，父亲的问题非但没有结论，而且连死活都不知。这时候，国际形势有了变化，美国尼克松总统的来访，打开了通向中国这扇大门。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2年9月，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到国务院的信访处反映情况，要求了解父亲的下落。1972年10月，二女儿长松从甘肃到上海，在香港路学习班的地点见到父亲一面。 1972年11月23日，这一天正巧是感恩节，老夫人接到通知，叫她到香港路学习班的地点去接涂老先生回家。老先生并不知情，车子经过他家的弄堂口，又把他送到香港路，他身子凉了半截，以为又将面临一番批斗。原来那帮人怕家属知道涂羽卿是从监狱里放出来，所以绕一大圈子，故意把他先送到香港路学习班的地点。

涂老先生回到家里，恍如隔世，是梦境，还是现实？在离家的四年多时间里，他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他半响说不出话来，突然开口：“我的小提琴呢？把小提琴给我”。老夫人拿出他在美国上学时买的提琴，红卫兵抄家时的“漏网之鱼”，他接过琴，用颤抖的手拉起他心爱的曲子“如歌的行板”。琴声如歌如泣。他低垂着枯干的眼睛，似祈祷，似沉思，愿音乐治愈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但是，回家后他的心始终没有得到安宁。因为他的问题没有解决。当局究竟把他看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从1970到1973年每月的生活费提高到35元。但从1966年到1972年底，他已欠房租7070.56元。生活勉强能过，根本无法付清所欠的房钱，只好继续拖欠下去。上海师范学院没有一个人来探望他。这说明他还是一个没有结论“挂起来的人物”。在他回家之后，精神失常的表现越来越明显。经家属要求，上海师范学院开了证明，送他去上海精神病院就医，诊断结果，他确实患有精神病。家属一再要求给他做书面结论，解除他思想上的负担，有助于他的疾病的治疗。他的问题是上海基督教界当权者给他立的案，但他的组织关系属于上海师范学院，他该归学校管，由学校出面处理他的问题。

1973年，春节前，上海师范学院来了两位代表，奉上级指示，向他作口头宣布：“你的问题，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过去有文字的结论都可以作为一张废纸，如今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口头宣布，任何时候都可以不予承认。最后，两位代表还对他说：“至于你隔离时的情况，没有必要对别人讲。” 这种带威胁性的口吻只能使他已有沉重的压力更加沉重。他的疾病日益恶化。事实上，他的儿女一直想了解他被隔离时的遭遇，老人总是吞吞吐吐不敢直说，断断续续，他们得知他是被监禁在牢里，受过拷打，带过手铐。以后和他同时监禁在少管所的林永俣先生（林则徐的第五代孙，涂老的一个学生）透露说，由于涂老晚上哭、喊、呻吟，大冷天晚上，罚他带着手铐站在露天，以至于得过几次肺炎。尽管妻子儿女多方精心照料，给他人间的温暖和爱，深情地劝他安心养病。但他的问题一日得不到解决，他一日不安，病也治不好。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叛，使他被损坏和被侮辱的身心全线崩溃，和疾病作斗争的意志和力量丧失殆尽，就像彻底被毁坏的一台机器，无法修理。

入土未安

1975年夏，他又患肺炎，气管被痰堵住，不能正常喘气。医生要切开气管，插入管子把痰吸出，他央求医生，不必抢救，费劲地吐出几个字：“让我走吧”。医生给他动了手术，以后几个月，他一直住在华山医院，再也没回过家。住院期间，妻子、女儿、外孙去陪他。儿子儿媳带着小孙女涂诚到上海去看他，他见到这个出生在他被隔离那一年的小孙女，已是个小学生了，他脸上出现了一丝笑容。这是他回家后，家人第一次见到他的笑容，也是最后一次。在他住院期间，老太太经常去探望，在他的病床边，望着他痛苦的表情，和他叙叙家常。老先生沉默不语，他唯一安慰她的话是“孩子们会对你好的”。他们最后一次谈论的严肃的问题是宗教信仰。老太太问老先生：“你是否还保持你的信仰？”。老先生回答说：“我不相信童贞女生下耶稣这一说法，但是我相信宇宙间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老太太早在1931年，她第一个男孩，在没见到他父亲的面就死去之后，就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她不知道上帝究竟是否存在。

1975年9月，大女儿莲英出差在东北，儿子继正在石家庄农场劳动，小女儿涂省在北京探望她病在医院的儿子徐超，只有二女儿长松在上海守护着他。 11日中午，他的二女回家吃饭，外孙袁忠坚陪着他，见他呼吸减弱，赶快回家报告，女儿赶回医院，见父亲终于带着他的“问题”走了。老夫人拒绝见她丈夫最后一面，她说：“我要永远保持他活的时候的形象”，她还说，“你们不要把他的骨灰带回家来。我不要听到周围有哭声。人死了，哭也没用了”。

上海师范学院得知消息后，总算来了两个人问老太太有什么要求：老太太说了“四个不要”：一不要办丧事；二不要追悼会；三不要带黑纱，四不要骨灰。她说，这些都是“四旧”。文革期间，在所谓破“四旧”时，上海的公墓全被捣毁了。

儿女门从外地赶回上海，儿子、女儿、外孙袁忠坚把老人送到火葬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火葬场要家属送去死者的衣服时，老太太先拿出一条深红色的被单，并写了一个条子说：“他能不能盖红被单？如果不能，请退回，我死时可以用。”（注那时红色只属于革命者用）。这是一条缝补过的旧被单，因为被单不够长，二女儿长松给接上一块。老太太说：“现在全国困难，大家只有有限的布票，为什么要把好端端的衣服去烧掉，这不是浪费吗？人赤条条来，也可以赤条条去”。对中国红白喜事的浪费，她持反对的态度已有几十年之久，从她踏上中国的国土开始起，她对中国的这些习俗向来无法认同。最后涂老先生的骨灰由在上海的大女儿和小女儿各拿一半带回家。小女儿把骨灰带回她的家，埋在小院内的玫瑰花坛下。

从涂老去世后到1979年，他的四个子女为他们死去的父亲的一个书面结论奔走，遇到种种阻扰。作为涂羽卿的专案组长李xx当然不愿痛快地承认这是个错案。而且，在文革之后，他又获重任。这座大山是他们几个子女逾越不过的障碍，费尽周折，听够令人刺耳的训话：“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他们联名上书给邓小平副总理，给中央和市统战部，经过多次努力争取，最后得到一张纸：上面写道：“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认为涂羽卿同志作为美特嫌疑而立案隔离审查是错误的。所谓基督教美特潜伏组织是一起假案，应予否定”。这张纸对逝者已无意义，对活着的略有安慰，可是，子女们心灵深处的伤痕已无法弥补。

1979年11月2日，上海师范学院为他举行骨灰安放、平反昭雪的仪式，把他的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老夫人从不赞同任何殡葬仪式，但这次破例，因为这不是单纯的骨灰安葬，而是为她丈夫平反昭雪，让她子女解脱苦恼。在她心中，无论是平反还是不平反，他永远是个坦荡的君子。涂老夫人，子女、孙辈，生前好友及其子女，同事、学生、邻居前来送花致哀。老夫人唯独谢绝了四个人的花圈，她不愿这四个名字在她丈夫灵前出现。她认为如果她丈夫在九泉之下再看到这几个人的名字会有极大的伤痛。她不顾他们几个的官职节节上升的这个现实情况，不怕惹是生非，做出了这个决定。他们多年的老邻居周谷城教授亲切地用英语对老夫人说：“你的丈夫是个正人君子，是个真正的基督徒。” 老夫人噙着泪花骄傲地回答：“是的，他爱国、爱家、爱学生、爱朋友，他撒向人间的一片爱心永留我们心间。”

笔者在大洋彼岸翻开当时有关的纪录、信件，查到在国外保存的涂老先生与友人的通信和他发表过的文章。字字句句跃然纸上，记载着这个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学者的心路历程。回顾和记述这位值得我们尊敬的长者惨痛的经历，是个痛苦的过程。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痛苦经历，而是千千万万个忠心耿耿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 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怎能忘却。

【注释】:

[1] Philadelphia Inquirer Monday, Aug. 21, 1905

Man who was chum of late Joseph A Thompson took dose of poison in same part of Fairmount Park as the latter

Shrinking with dread for three days from carrying out the terms of a suicide pact he had made with his chum, Joseph A. Thompson, member of a family of millionaires, who ended his life on Thursday by taking cyanide of potassium in Fairmount Park. William Webster Hoopes finally swallowed a dose of the same poison at Strawberry Mansion.

His lifeless body was found by Park Guard S.E. Jones at 6 o’clock yesterday morning.

The death agreement, of which Hoopes brother has no doubt, was made more tragic, if possible, by the fact that August 17, the day agreed upon, was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Hoopes’ wife. The men had presumably decided upon the drug and the place on which to end their lives.

Hoopes’ life, since his marriage some fifteen years ago, has been a veritable sea of trouble swept by nearly all the vicissitudes that can possibly fall to man. A religious disagreement was the first rock upon which they split. Then came her death following directly from their disrupted home life. For fifteen months Hoopes has been out of work and the savings of many years have ebbed entirely away to procure sustenance for himself and his two children.

Wrote life’s last chapter

The last chapter of his unfortunate life was written in his own hand and was found in the pocket of the dead man. It read:

“I am going to my cold and silent grave where I should have been on the 17^th. Oh, How I wish I had gone--still I put it off till the last minute, but now it must be done. I hope my brother will see that I am cremated. If he don’t, then I give my body for a consideration, for use of my children, to the Jefferson Hospital, Eleventh and Sansom.”

WEBSTER HOOPES.

“There will be no use of opening me as I died of cyanide of potassium.”

“And may God have mercy on my soul--Amen--God forgive me. Amen.”

On other scraps of paper found in Hoopes’pocket, he had written careful directions.

“My son has a room at 1214 Tasker Street,” read one.

Good-Bye to boy and Girl

“My brother, F.F.Hoopes, lives in Fernwood,” was scrawl on another. “My name is Webster Hoopes.” he had written on one piece of paper, and beneath it, “I have no money, no work, and the boy and I are starving, so I have decided to die, then my boy and girl will be taken care of. Good-Bye, dear little girl and boy. Webster.”

Two other memoranda, dated August 7 and 8, showed that the suicide had been contemplated for some time. On the note of August 7, he wrote:

“Down and out, looked for job, no hope, no hope.

“Shall end it, either this week, or next. Not a helping hand given to me. I wish I could die.”

The other note said: “I must die. Well, I am satisfied I have nothing to live for, as I can’t get work. Oh, my dear little girl, Muriel. Oh, how I love her!”

……

There were also letters addressed to Moreau, the dead man’s twelve-year-old son, and to F.F. Hoopes, of Fernwood, Pa., his brother.

……

It was shortly after 6 o’clock yesterday when Park Guard N.E. Jones saw the body of a man stretched out in the grass beneath the new band stand in course of construction at Strawberry Mansion. An instant’s glance showed that man was dead.

Jones summoned the Park Patrol and the body was taken to the Morgue. Word was sent to the Tasker street address, where it was found that Hoopes’ son, Moreau, was anxious concerning his father’s absence.

“He went out Saturday morning,” said Moreau, “He kissed me and said, ‘Good bye.’ ”

Identification of the Body

Hoopes and his son simply had a room at 1214 Tasker street. The balance of the house is occupied by a grocer and his family, named Miller. Father and son had been there but three weeks.

The boy when told of his father’s death, failed to appreciate the awful significance. The Millers gave him car fare and he went to Fernwood, where his uncle resides. The latter has been caring for Muriel Hoopes, the six year old daughter, ever since her mother’s death.

The boy and his uncle returned immediately to the morgue, where the dead man’s body was identified. Arrangements were made for its removal to an undertaker’s establishment.

“I haven’t any doubt that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my brother’s death and that of Thompson,” said F.F. Hoopes. They were constant companions and both were despondent.

“My brother’s trouble dated from the time of his marriage. They disagreed at first over a difference in religion. Quarrels came and finally they were embittered. The wife grew worried and distressed. She finally collapsed and one morning last summer was found dead in bed. After her death, I consented to look after Muriel. Their home, at 1810 South Camac Street, was broken up. My brother said he would try to support Moreau and himself.

“My brother was an expert paper cutter. Three months before his wife’s death he lost his position at the printing house where he was employed. There is not much demand for men in his trade and all his attempts to find employment failed. He used to have a bank account, that this has been drawn upon steadily to support himself and his son.

“He was proud and loath to owe any body. The Millers told me that the rent of his rooms was paid. He became desperate when he saw no work in sight and his money fast slipping away. His association with Thompson made him more despondent. Then I believe they decided to commit suicide. My brother has only $5 left in the bank. The rest of his savings have been spent.

“I am practically his only near relative, aside from the children. I shall endeavor to place the little girl in a home. The Millers have consented to look after Moreau till he is old enough to shift for himself.”

[2] Speaking at the installation ceremony of Dr. Y.C. Tu as the president of St. John’s University Dr. Leighton Stuart, U.S. Ambassador to China, stressed that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t the time when the constitutional state is being started should take up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raini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for an “intelligent, patriotic and courageously active citizenship.”

Without qualified citizenship, the American ambassador continued, there can be no clean and efficient democratic government.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e military and tutelage stages and is now passing into that of real democracy,” Dr. Stuart stated, “At this time the university should teach the young people to adapt to the new circumstances by inspiring, guiding and equipping them for the supremely important task to build a peaceful, free and strong china.”

[3] China Press Nov. 2, 1946

New College President

With Y.C.Tu being installed as president of St. John’s University, we are confident that a new chapter begins in the history of that venerable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The change comes at a most opportune time in the life of St. John’s, following so closely the termin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the plan for the merger of Shanghai’s leading colleges.

Considering the difficulties that have dogged the steps of St. John’s during the past decade, what with the war and the question of regist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we realize all too well that the new office that Dr. Tu has taken will be no bed of roses. Another man, less courageous in facing difficulties and mastering them, would think twice before assuming this post, and even then possibly turn it down.

It maybe pointed out that Dr. Tu is the first Chines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St. John’s to hold this important post. We also understand that Dr. Tu is a strong supporter of the merger pla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being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nation’s educators dedicated to the principle of Christian service to the people. These facts lead u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he will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situation as could no other man available for the post.

[4] “The decision has not been easy for me to make. It is an adventure I am entering, knowing 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I am not fully confident I shall be able to make the contribution I desire. However, I trust God will lead me and sustain me, if I mean to serve Him and not myself. It is painful to me to have to disappoint you, because for the sake of the Y to which you have devoted so much of your lives, you have counted so much on my service.”

“It is not selfish ambition, nor personal unpleasantness, nor desire for a life of ease, that has prompted my decision, but rather a desire to be of significant service to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the light of the new developments. I wish now to confide with you the main reason for my unexpected decision. In the summer of 1941, I was sick unto death. It was a miracle that I came through. Somehow God has seen fit to allow me some extra years of earthly life. I dread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to my family if I had been taken away at that time. Then Pearl Harbor came, and all that followed. I entered the service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Christian work should by all means be continued even under the threat of possible ‘enemy’ domination and control. The end of the war found China and the world in a state of chaos. The most urgent need and the only hope is for unity and cooperation in all areas of life. The St. John’s call appealed to me in two respects. First, they have come out of their traditional narrowness to seek a man entirely out of their fold. This decision, on their part, is a significant thing in itself. It is the kind of psychology and attitude the world needs today. Then, there is the union project of the three universities. There is a general agreement. What it needs is an extra push. This, to me,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 If the Christians can demonstrate to the world their willingness to forget some of their traditional prejudices and come together in a spirit of unity and cooperation for the sake of building a new order, then there is hope for the world. You friends may have discovered this note of mine through your past contacts with me. I may be too idealistic in my dreams, and not know enough of the ways of this world. I am not entering the adventure without some ground for optimism. I shall consider my duty done when that project is consummated. I would not be a disappointed man even if I should fail.” (October 23, 1946)

[5] “……The whole thing seems to boil dow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kind of policy to be adopted in the solution of student problems of today, here in China. My policy is a policy of liberalism,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students, the various factors which are plaguing their minds, their weaknesses and their faults, endeavoring to guide them through friendly contacts, sincere persuasions, and scientific reasoning. A high pressure policy of prohibition, and an attitude of detachment, to me, is a dangerous policy to follow. The latter may produce quick results, may also bring on sudden outbursts. The former is a slower process, but, a process, I believe, will eventually build better spirit and better personalities.” (March 27, 1948)

[6] One of the greatest mistakes of President Tu seems to have been in the choice of some of the new members of the faculty. A Mr. Chen seems undoubtedly to have been a strong leftist, to say the least, and exerted a malign influence on the students.

“Amongst the appointments that President Tu made was that of Professor Pan-S-tsu as a member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The fact of his being an alumnus of St. John’s and a graduate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England, showed him to have excellent qualifications for joining the staff in 1943, the year when all Americans were interned by the Japanese. This man was later discovered to be a Communist, but no such affiliation was suspected at the time. His political color was not seen until the situation around Shanghai and in the institution worsene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 continued ope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was in jeopardy.”

[7] “Since V-J Day，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 has been deteriorating at an accelerating pace. Efforts at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have met with utter failure. Inflation has proceeded spirally upward at an ever-increasing tempo. Dissatisfaction and unrest have spread far and wide. Conditions such as these can not help but thread their way into the campuses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Christian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which could, in the old days, isolate themselves from external disturbances and enjoy tranquility within their walled compounds, are now caught in the whirlpool of events from which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of escape.

“The last war was fought and won against the totalitarian tyranny of Germany and the imperialistic aggression of Japan, and supposedly in the name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 Atlantic Charter, and the four cardinal freedoms expound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war have caught the imagination of and stirred hopes in the youth of China. To achieve these freedoms in a disorderly society, how to safeguard them for all when opposing groups are denying them to each other is a problem of the highest intricacy. Realities are disappointing and disillusioning, but the deman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deals is none the less persistent.

“To build for democracy, there must be freedom of expression. Education through guidance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to be preferred rather than strict regimentation and suppression. In these troublesome times, when freedom is being demanded and order frequently not maintained, it is indeed a debatable question which is a better way in the long run as an educational policy: to suppress all activities and expressions that pertain to political and social problems, or to allow such expressions to exist, but to restrain them from going to the extreme, and to direct them, if possible, to proper channels. The former is educationally unsound, is against the current of the time, runs the risk of major explosions, and requires an iron hand and constant vigilance for its successful execution. The latter is sound educationally, is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 but is also dangerous in that political groups of ulterior motives may utilise such opportunities to achieve their political ends, thus defeating the purpose of training for true democracy and truly independent expression that befits the dignity of academic freedom. At any rate, whichever way is adopted, true understanding and thorough cooperation among large numbers of the faculty are necessary for success.”

母亲（1898-1987） 无怨无悔的六十年

1987年，涂老夫人以八十九岁高龄在美国探亲时去世，她叶落归根，但这并不是她的愿望。她在中国生活了67年。她曾对儿女们说过；“我在中国的大地上，撒下的种子，已经长成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绿树成荫。”她要安息在这棵树下。

自从老伴儿1975年去世后，她独自住在上海。虽然她在中国生活了六十多年，但并没有和中国文化交汇融合，她没有养儿防老的思想。她对自己的儿女说：“生儿育女是父母的天职，是父母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作为父母首先是对儿女尽责任，子女在孩提时代带给父母的欢乐就是父母得到的回报。如果儿女长大后孝敬父母，你们应该看作这是你们的额外幸福。” 她的许多观念和中国的传统观念完全不同。她常说，我虽不喜欢孤独，但我愿独居。陪伴她余年的是美好的回忆。她是个乐观主义者，把不愉快的、痛心的事置之脑后。她庆幸在上海有两个女儿和几个外孙经常来探望她，她感到心满意足。每次他们来访后回去，她总要站在阳台上向他们招手，目送他们，直到他们的背影从她的眼帘前消失为止。孩子们也习惯了，走到楼下，自然而然回过头来，向在楼上的老人招手，并喊一声“再见”。

她生性慈祥，不仅爱自己的孩子及孙辈，对任何孩子她都关爱，但她不纵容孩子们的坏习惯。她对孩子们首先是以爱心教育他们，对他们的错误和坏习惯以严肃和坚决的态度加以指正，决不主张体罚。她一再关照她的子女决不能打孩子。她不相信所谓“棒头上出孝子”这句名言。见到父母打孩子，她会挺身而出去劝阻。她曾在中国的两所大学的校园里住过-----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中国教职员工亲切地叫她“涂师母”，他们的孩子经常出入她家。每逢假日，她为孩子们做冰淇淋和糕点。但是，只要她看到孩子们在地上乱扔纸屑杂物或是有不礼貌的举动，她就会毫不客气当面批评教育。她痛恨不讲卫生的习惯，去除这些恶习必须从幼儿时代开始教育他们，培养他们有公德心。几十年如一日，她坚持这个原则。这些孩子长大成人，直到老年还惦记她，去看望她。他们对这位毫无白种人优越感的善良的美国妇女留有深刻的印象。

由于淮海公寓国家另有专用，市政府把所有的住户分配到别处去住。1976年，她分配到泰安路115弄8号一栋花园洋房二楼的一间。这个小区里的洋房原是德士古洋行的高级职员的住所。她楼下的邻居是著名作家杜宣和他的妻子叶露茜，她二楼的邻居是华山医院的院长，他们成为睦邻好友。老太太善于交际，为人热情，又平易近人。她的朋友中有大教授、有专家，有最普通老百姓以及劳动人民，还有许多忘年之交。在她眼里，人绝对没有高低之分。她性格鲜明，爱憎分明，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她为人真诚，喜怒哀乐洋溢于表，毫不含蓄，有时难免让人一时难以接受；她正直、勇敢，令人钦佩，但有时显得过分天真；她坚定自信，甚至到了固执的地步；她乐观开朗，言语幽默诙谐，使人感到她周围的空气永不沉默，和她在一起可以畅怀大笑。她是个非暴力主义者，但她不畏强暴。

她还有“好管闲事”的特点。她经常写信表示她对当前某些事物的意见，上至国务院、人民日报社、市政府，下至房管所居委会都收到过这位老太太的英文信。她向国务院提意见说：中国的国宴花费太大；美国是个富有的国家，参加国宴的陪客一律自己花钱的。中国应该改变办法，节约财政开支。在物资严重缺乏的年代里，商店里货架上陈列的往往是根本没有货的样品，老太太就提意见说：“既然没有货，为何要把样品放在货架上，这不等于骗人吗？” 又如；她一旦发现家门口的路灯坏了，立即一而再三地写信给房管局，直到来人修理为止。楼下邻居作家杜宣是个老干部，他家把杂物堆在楼梯下，客人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乱七八糟的一堆，很不雅观，她也去提意见，请他装一道帘子遮起来。杜宣家还真采纳了她的建议。她立刻写信向他家表示感谢。她又给上海市政府写信，说明抽烟的害处，政府应该在许多地方禁止抽烟，甚至她认为国家应少种烟草。她诸如此类的“管闲事” 不胜枚举。

老太太的生活一向简朴，到了晚年更是简陋。她的那一间房里只有一张折叠床，几张折叠椅子、凳子，两只放衣服的老式宁波箱子，一张跟随她几十年的书桌和两个书柜。凡是她认为无用的东西，她随时送掉，只留下她必需用的物件。她那间屋子空空荡荡，连吃饭桌都没有，她把茶几当饭桌。冬天，她身上穿的是老先生留下的旧棉袄和棉袄罩褂。上了年纪，她请了个钟点工，帮她做些家务。她每月87元的退休金仅够维持，绝不向儿女伸手。

人们奇怪这位外国老太太的生活水平竟然如此这般。1919年，她从旧金山上船前被剥夺了美国护照后，中国在旧金山的领事馆给了她一张证明，就算是她的国籍证明，那时候并不觉得国籍有多么重要。1949年后，人民政府不承认国民政府颁发的任何证明，直到1956年她才得到内务部的批准，获得中国国籍。在这张国籍证明上，原国籍这一项里，填写的是“无国籍”。她先后在上海外语学院和华东师大教书，她的待遇和中国教员一样是几十元。在“票证”的年代里，她享受和老百姓一样的待遇，她和全国人民一样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但是，她在外文局工作的一些外国朋友，享有外国专家待遇，有各种补助。对此，她从未有过任何抱怨，也从来未向政府提出任何特殊要求。她有几位英、美朋友嫁给了中国人，她们吃不了苦，不适应社会主义制度，早在五十年代初丢下儿女离开丈夫回国，或是双双离开中国。她却从来没有丝毫动摇。她绝不离开她丈夫。对她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屈辱，始终无怨无悔。

她勤俭节约的习惯让她顺利地度过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的年代，度过手头拮据的日子。为了把节省下的“布票”给她正在长个儿的外孙，他们二老的手帕、床单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把仅有的每人每月二两“肉票”积累起来，买了肥肉，熬成油，寄给远在甘肃下放的二女儿一家。她每天的伙食只是粗菜谈饭。如果她吃一些略为高档的食物，那么必定是亲友或女儿给她送去的。老太太吃完饭，她的碗内肯定是颗粒不剩的。如果她的碗内或盘中还有一些油性，她必定会用一小块面包或馒头把碗和盘子擦干净，然后吃掉。她最欣赏毛主席的一句话是：“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她从小养成不准浪费的习惯，她也教育子女不准浪费，孩子们吃完饭，必须把盘子舔干净。她废物利用的本领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打开她的抽屉，里面放得整整齐齐的各种线绳、纸绳、塑料绳，这些东西她从不扔弃。人家当废物扔弃的东西，她会捡起收好。凡是她见到可以用来写字的纸，都收集起来作为她的草稿纸，她记事的用纸，来信的信封的反面，各种包装纸，甚至烟盒纸，她都收起放好。她写的信字迹密密麻麻，信纸的四周都是字，总之，要把一张纸填得满满的，方才罢休。并非她不舍得花钱买纸，而她的信念是要充分利用一切物资，不能任意浪费。即使她面前放着有一大堆纸，她仍会废物利用。人们觉得老太太过得太寒酸，她却不懂什么叫“寒酸”，她觉得应该如此。市政府的办公室里经常收到老太太批评社会上浪费现象的来信和提出节约的建议书。当然，这些信如同石沉大海，从未得到过任何答复，然而她并不气馁，继续不断写信提意见。

写信，和子女、友人通信是她晚年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子女的来信加上她的注解，通过她互相传阅，这样保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密切的联络。由于她有语言障碍，有关外界事物的信息她只能在这些通信中得知一些，偶尔从少数来客口中晓得一点。可是，她的智慧能让她在无望中想出一些办法。文革时期，她住在淮海公寓时，有个邻居是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驻上海的代表，这一家对她很和气，也不回避她这个“有问题的”家属。他们有个会说洋泾浜英语的炊事员名叫梅根，经常来和老太太聊上几句，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梅根经常为老太太做一些旁人不能帮她做的事。在文革期间，她出门不便，经常请梅根帮她到亲友处通风报信。涂老隔离又下落不明的时候，老太太通过梅根请巴航的代表带信到国外，寄给她的朋友。希望他们找到来华访问的外国友好人士询问涂羽卿的下落。她的这个举动始终瞒着子女，直到她身后，子女整理她的信件，发现她的友人信中提到这件事。她渴望知道世界大事，又听不懂中文广播，不知她从何处弄来一台短波收音机，有了这短波收音机，她不仅能听到中央广播电台的外文广播，还可以听到外国电台的广播。那年代，收听外电可作为偷听敌台论处，是要犯罪的。她懂得事关重大，所以把音量调到最低，她几乎是趴在收音机上听的。

1972年，尼克松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老太太得知她的老友赛珍珠想乘此机会申请来中国访问，并托人捎信来问涂老太能否有机会和她见上一面。她征求子女的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劝她千万别见，以免引起麻烦。况且他们的父亲尚不知关在何处。（赛珍珠的申请访华签证被拒，因为当时这位诺贝尔奖得者的作品《大地》仍被认为是污蔑中国人民的作品，她是一位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作家）。1974年，涂家二老接待了自1949年以来第一个私人的外国客人，名叫Paul Thomas，是他们在沪江大学老友Hansen介绍来的。这位年轻朋友的来访，使他们喜出望外，与世隔绝了几十年，终于听到了有关他们在国外的一些老友的近况。1976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她的处境渐渐好起来。建交公报一发表，派出所的民警就来登门拜访：一进门就大声说：“老太太，恭喜，有喜事了”。当民警报告她中美建交的消息后，她的眼睛湿润了，说：“这消息我等候了几十年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了解到外部世界的进步，是国人所望尘莫及的。为了要弥补失去的时光，填补国内空白，大家争先恐后学习英语，把丢了的英语重新捡起来，顿时出现了一股英语热。国家要派出留学生、访问学者，作国际学术交流，都少不了会英语这一条件。这时候，又想到了涂牟利这位老太太，她的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正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政府部门如：卫生部，还有交通大学都派学员跟她学英语口语。当时涂老太已年近八旬，她欣然接受这项任务。于是隔三差五，三五个、五六个学生，一批又一批到她家来上口语课。她和这些年轻人接触使她的生活丰富起来，她的心年轻起来。到了老百姓有电视机的年代，她的小女儿给她送来一台小型的彩色电视机，为她的生活内容更增添了一点色彩，看到在电视节目中美国的风光，她的眼圈红了，眼睛湿润了，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更没想到的是，随着国门的敞开，她的旧友纷纷来信，给她带来她渴望已久的外文书刊杂志，这是她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老朋友的孩子们专程来拜访她，带她出去吃饭，听她讲这几十年来的经历。外国报刊上出现了一篇又一篇有关这位美国老太太传奇式的故事。《美国之音》的记者、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她。当她的镜头在美国电视上出现时，震动了许多她的老友，为她能历经大难而生存下来，感到宽慰。她吃了这些苦头，还不愿离开中国，难道就没有一点怨气吗？她每次叙述她的经历，总是那么心平气和，那么宽容。触及到文革时她的遭遇的问题时，她回答得很得体，绝无谩骂和谴责的口吻，而是平心静气侃侃而谈。她说：“哪一个国家不犯错误，哪一个领袖不犯错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她的原则是三个“F，Forget，Forgive，and Forbear”，即“忘却、宽恕、宽容”。她的心胸是多么宽大！美国的一位电影明星Stefanie Powers，被她传奇式的故事所感动，到上海来访问她。她们的会见被制成录像带，于1981年5月在美国Merv Griffin 节目主持人晚9:00的黄金时间播放。（著名节目主持人Merv Griffin于2007年8月去世）。

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有一天，美国驻上海的领事馆忽然来人拜访她。他们看了外国报纸上关于她的报道，觉得她很了不起，感到有必要拜访一下这位在中国生活了六十多年的美国妇女，了解到她这番不寻常的经历，对她肃然起敬，同时对她被剥夺美国公民的身份，表示歉意。不久给她送来她应有的美国护照，并说明美国的排亚裔法早已取消，她仍然是美国公民。虽然这份护照对八十多岁的她来说，已经意义不大，但终究是表明她被母国所接受了。美国总统卡特卸任后，到中国访问，他到达上海时，美国领事馆为他举行招待会，也请了涂老太太出席。她和这位总统见面合影。卡特总统问她：“你在中国多年，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

她指着房间的过道回答说：“在那拐角后面，你能看到什么吗？”。

卡特回答说：“什么也看不到。”

她说：“是啊，谁也不知道将来怎样？天灾人祸，怎能晓得？”“Que sera sera.”

她，时刻准备着挑战未来。

八十年代开始，她的儿女陆续获得了出国的机会。大女儿莲英到英国学习考察一年，1980年，儿子到美国作访问学者并进修博士学位；二女婿袁传竟到美国作访问学者；1981年，小女涂省赴美进修硕士学位。1981年，应美国朋友的邀请，老太太由二女儿长松陪同她踏上阔别四十多年的美国的国土。她多么渴望回到家乡费城，寻找她儿时的足迹，看一看独立厅，摸一摸那口独立钟上的那条裂纹。小学时，老师带他们去看这口钟，告诉他们，美国独立了，举国欢腾，费城的人倾城而出，来敲这口钟以至于敲出一条裂纹。还有，她必须再进一次在纽约举行婚礼的那座小教堂，由于它的宽容，让她和一个东方男子结成夫妇，只有死亡才把他们分开。她这次旅行只有四个月，访问了西部和南部之后，辜负了东部父老乡亲的希望，放弃去东部的计划，结束美国之行，迫不急待回到上海。她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她惦记那些需要上她口语课的学生。在美国期间，每到一处，总有人问她对美国的印象如何？她直言不讳地说：现代的美国已经不是她那时代的美国。美国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令人望尘莫及。但是，道德观念堕落，生活作风腐化，犯罪率高；有些影视、媒体黄色味道严重。她看不惯年轻人的所谓性解放，无法接受这种社会风气。她还对记者说：“希望中国留学生只学美国的先进技术，不要学美国青年人的颓废和堕落”。

她在上海的最后十年，过得很舒坦。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起来，到阳台伸伸腿和手臂，做做操，管理她那些大盆小盆里的花草。每天下午到花园里走走，顺手捡捡枯枝残叶。后来渐渐不大下楼，她就站在阳台看楼下孩子在花园里游戏。孩子们抬头望见老太太在楼上阳台，就亲切地叫她“涂阿婆”。八十年代中，她的孙辈都到美国学习，可是她并不寂寞。她家的来访者络绎不绝。她有学生们对她的照顾，为她跑腿，配眼镜、买她需要的东西。八十多岁了，她仍然精力充沛，每天大量阅读书报杂志，并剪报给学生参考学习。她的日子过得很充实。但她毕竟上了年纪，坐着看书，累了就睡着了，厨房里灶上烧的水壶烧乾了，壶底烧穿了，楼下邻居闻到焦味儿，跑上楼来把老太太叫醒。又有一次，她忘了关水龙头，睡着了，水漫了一地，漏到一楼杜宣的书房。害得大作家亲自上来帮她打扫干净，可是好几本书已被淋湿，不得不放在太阳下去晒乾。老太太为此十分愧疚，专门下楼向他深表歉意。

1986年，对她来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三月七日，她失去了她的大女儿，莲英。涂莲英自1956年留美回国后，从事病理研究。她工作积极，富有刻苦钻研精神，是位著名的研究恶性淋巴肿瘤的专家。她的科研结合临床，有独创性。她发表的许多论文具有实用价值，达到先进水平。她先后对九千多例的淋巴肿瘤做了病理分析研究，终于创立了中国特有的淋巴肿瘤分类分型标准。从1980-1981年，她获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奖金到英国学习一年。这一年分秒必争的工作与实习，把她身体搞垮了。1982年以后，她又多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开学术会议。她的腿得了严重的髋关节炎，行动开始不便，但她仍然不分昼夜地工作，马不停蹄到全国的医科单位去讲学、培训年轻学员。三年里，她靠一根拐杖，北起黑龙江，南到海南省，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这位癌症病理专家废寝忘食地工作，忽略了自己的健康，竟然没有注意到癌细胞悄悄地侵入她的体内。医院准备给她换髋关节的手术前，给她做全身体检时，发现了问题。动了手术之后，出了病房，她竭尽全力，坚持工作。她知道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1984年底，她坐着轮椅最后一次去美国，每天都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带回国的是厚厚一叠资料。1985年，因癌细胞扩散，她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手术后，她仍然坚持不懈，把显微镜等器械搬到家里工作，为攻克癌症，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还要发出热和光。她多次获先进工作者奖、“三八红旗手”、“巾帼英雄奖”。

涂老太太，看到大女儿在事业有成的时刻撒手人寰，心痛万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送走了六十岁的女儿。这是她生命中第二次失去亲骨肉。她清晰地记得：她第一个儿子去世时，莲英只有六岁，见到母亲伤心地哭，她乖巧地安慰母亲：“您别哭了，您再哭也不会让他活回来”。现在她仿佛又听到莲英在说，“哭也不会让她回来的”。这是人力所不能挽回的事。

1986年12月接近年底，她在美国的儿子回中国，把老母亲接到美国，希望她完成1981年没有完成的旅程，也想把她留下，照顾她的晚年。儿子获得博士学位，有了很好的工作。两个女儿通过美国对外国医生的严格考试，在美国行医。她为他们的成绩感到欣慰。那年，她已八十八岁高龄，背更驼了，稀疏的银发已不能完全遮住她的头顶。可是，她灰蓝色的眼睛依然闪闪发光，精神抖擞依然如故，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她在小女儿家度过了她最后一个圣诞节，最后一个生日。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探亲访友。在宾州她参观了她祖先三百年前从英国移民到美洲后建立的第一个家园，会见了她的亲友和家族成员。她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纽约的那座小教堂。站在祭台前，眼望圣像，泪如泉涌。教堂里的气氛庄严肃穆，周围的一切和六十七年前一样，只是她身旁少了一个人。人虽不在了，甜蜜的回忆永留她心间。她默默地进入教堂，默默地出来，了她的一个心愿。过了春节，她来到盐湖城看望儿子一家。儿女们希望她能留下，她却断然拒绝，表示一定要回上海。从盐湖城，她又到了西海岸西雅图看望老朋友和她老朋友的孩子们。他们对她的访问翘首以待。朋友们热情洋溢的款待，使她感动不已。她也极为兴奋，谈笑风生，说话幽默风趣，使在座的忘却她的高龄。欢迎她的派对一个接着一个。她忘了她在上海时，吃得十分清淡，以素食为主，一下子吃了这么多的美味，她的胃承受不了。到了加州她二女儿家，她这次旅程的最后一站，她已归心似箭。其实，这次她的故乡之行也只有四个月。

不幸，她在回上海之前病到了，是胃穿孔，医生为她动手术治疗，但手术后引起并发症。4月23日儿子和小女儿得到她病危通知后，立即先后赶到加州。三个儿女和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习的大孙女涂真围在她的病床边，她仍有意识，但已说不出话来。她的肺、肾功能衰竭，只能用机器替代，她用笔歪歪扭扭写下最后几个字：

“I want to speak to DD(她儿子)”（我要和儿子说话）， “You talk to me” （你和我说话），“Talk to me now, louder”（说得响一点），“Take me off the battery”（把机器停了）。

后来她实在没有力气了，歪歪扭扭的字也写不成了。儿子写了二十六个大写英文字母，让她指点。根据她的指点，拼成的字句是：

“How is little Bitsy?”（小孙女涂诚怎么样了?）

“When can I see her?”（我什么时候能看到她?）

在这以后，她完全没有力气了，渐渐地意识也消失了…最后子女们商量，决定把所有替代她功能的机器关闭。4月27日她离开人间，叶落归根。这是她万万没想到的。

她去世的讣告发出后，她的友人、学生的吊唁信从四面八方像雪花似的飞来。他们怀念她的热情、幽默给他们带来的欢笑。她的乐观主义、诲人不倦的精神给他们的鼓励永远铭记在心。当时圣约翰大学校友会会长，全国工商联主任经叔平先生的信表达了对她一生的评价：

“惊悉师母千里省亲，遽遭大故，驾返瑶池，仙归道山，不胜悲痛。追念畴昔，师母于妙龄弱岁，辞国别家，远涉重洋，来归先师。师母为人，温柔敦厚，淑慎坚贞。笃于亲，忠于友，树人树木，培根培植，尊师爱生，风范长存，为圣约翰大学师生所仰鉴，永志不忘。”

按照她老人家的遗愿，是不留骨灰的。但是，考虑到她回中国心切，还是把她骨灰带回上海，让她和她的至爱同归一处，永不分离，一部分留在她的祖国，遥望大洋彼岸的中国。儿子把“她”带回上海泰安路寓所。她的房门上贴着一张来访者的留言写道：“以为你已回上海，未能碰面，甚遗憾”，房门上挂着一个用硬板纸做的“钟”，有长针和短针。她每次外出，把长短针指向她回家的时间。这只“钟”也不知是那一位的杰作，为老人想出这个办法，告示她的来访者。

推门进去，一切和她在世时一样。杜宣家的两只猫，听到楼上动静马上跑了上来，它们以为老太太回来了。以后的几天，每天早上它们来叩门，先进厨房，或许是因为老太太一大早先到厨房，它们去请安问候。然后去她的房间，跳上她的躺椅，再到阳台遛一圈。我们领会它们在找它们的好朋友。可是我们无法告诉它们，斯人已去。这多年来，它们是老太太的忠实的伴侣，每天都来与她作伴。严冬的时候，它们趴在老太太的腿上，成为她暖手的手炉。我们最后要离开的时候，请它们走，它们就是舍不得走出房门。这几只猫对她的怀念，可以想象她曾经多么爱它们，他们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厚。

涂老太太的一生，没有可为她歌功颂德的事迹，她只是一个平凡的美国妇女，一个忠于爱情的妻子，一个严格又慈祥的母亲，一个认真负责的教师，一个忠实的朋友。她平凡的一生中蕴藏着许多的不平凡。她在中国生活了六十七年，几乎是美国历史的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住得时间最长的一个美国人。她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她和中国人民共患难，同欢乐。几十年如一日，在教育园地里耕耘，默默无闻，不抛头露面，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她。她是一个具有道道地地美国性格的中国人，又是一个有一颗中国心的美国人。

（李宜华 2007年7月于加州）

大姐（1925-1986）丝尽蚕眠

“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可是她却走了”

怀念莲英大姐,著名肿瘤病理学家

涂莲英是涂羽卿的长女，是我国著名的肿瘤病理学家。1925年她出生在南京。1944年她在上海中西女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医学院，1949年医学院毕业后，去美国进修。1956年，响应国家号召举家回国服务，到1986年3月她去世，整整在国内服务了三十年。这三十年正是祖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三十年。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随着风云变幻跌宕起伏，国家的政策曾经走了很大的弯路，经济濒临崩溃，人民遭受痛苦，知识分子备受迫害。“文革”时期，人心扭曲，是非颠倒，倒行逆施，使正直的人们非但无处伸张正义，反而备遭迫害。

由于亲属关系，我对她和她的家庭背景、所受的教育有比较多的认识。她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因为母亲是美国人，她从小受到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有很强的双语能力。她继承了父亲耿直、严谨的秉性，母亲开朗、大胆、独立，喜欢冒险的性格。她又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宗教的影响给了她人道主义的精神，她胸怀爱心，乐于助人、救人，为人正直、善良，同情弱者，为解救人的病痛，她选择从医。以前，一般教授的家庭，生活相当清苦，她从小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在生活上节俭，学习上发奋图强。

她回国的第二年1957年，就遇到了“反右”斗争。说实在，这时候的她，根本弄不请什么叫“右”，什么叫“左”。但是她有是非观，认为不应该对提出意见的人横加批判，况且她认为所提的意见并没有错。她就直言不讳地说出她的看法。她看到被定为“右派”的一位医生在单位写检查，有家也不回，她很同情他，就把他请到她家里来安慰他。她不知道这种举动在当时是犯了大忌。好心的同事们提醒她，多听少说。当时的领导体谅她刚回国不久，告诉她：她的所说所作，非同小可，也可以成为“右派”。她心中一片迷茫，无法理解。她一头雾水，归结到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不够，因此努力学习，来摆脱自己的困惑。接着，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席卷而来，大跃进、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学大庆，放着科研不搞，去炼钢，她想不通。她从小受她母亲心直口快、敢说敢做的影响，秉性难移，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有想法就要说，经常语惊四座，自然就被人看作是异类。学习、开会，几次三番受到与会者的批判，她渐渐地意识到对任何问题似乎都先有定论，个人不能自由发挥。她思想不通，但是还在马列著作内找答案。她工作积极努力，在物资匮缺的票证年代里，她看到经济困难的同事，把家中多余或是不再用的东西送给他们，因为她的孩子们都大了，不再需要了。有一次，她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孩子用过的木栅栏送到医院的托儿所，她想可以让孩子们在木栅栏里活动，比较安全，况且当时她被聘为托儿所的顾问。谁知所长死活不肯收，她心里很纳闷。后来她听到风声说有人怀疑她是“特务”。她觉得这种猜疑太离谱，但并没有理会它。

她一贯积极工作，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和他们打成一片。有一年，她被科室里评为“三八红旗手”，妇女先进工作者，这是对妇女的最高荣誉。可是没想到上面领导竟然不批准，但又说不出不批准的理由。她就感觉到事情的蹊跷，于是她鼓足勇气要问个明白。她找到当时的领导问,是否因为她犯了什么错误? 领导回答说：“你没犯错误，但是你的动机不纯，所以不能当先进工作者。你之所以工作认真努力，是出于让人看到作为一个基督徒能把工作做得很好，实际上你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和党闹对立，这就不能当‘红旗手’。” 这是什么逻辑？难道基督徒或是非党员工作努力就是和党闹对立吗？就给党抹黑了吗？后来她又听说这位领导说她是骗子，以物质拉拢群众。她帮助困难的同事被看作是一种拉拢人的手段。从此她情绪消极。她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反而成了和党闹对立，还有什么比和党闹对立的罪名更大？她帮助困难的同志，却被认为是“拉拢”群众。她一切都明白了，她被看作是个有“问题”的人。她的一举一动被人怀疑，但是她心中不服。科里组织讨论，她就大胆提出：毛泽东思想和宗教虽然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但是两者都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方面是相似的。讨论的结果，党员们拿不出充分的理由反驳她。她也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万万没想到有人把她的“谬论”记录成厚厚一本，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有了整她的材料。由于她父亲在“文革”中被诬陷为埋伏在中国基督教内的“特务”，她父亲动员她响应号召，回国服务，在他们这帮人看来，她也是“特务”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针对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然后对她进行隔离审查。她很坦然，相信事实终究是事实。

她恢复工作后，只能做一般工作，没有资格参加科研项目，但是她暗地里勤奋地积累资料。直到有一天，为了要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科里搞科研的人拿不出东西，没办法了，这时候想到了她。她提出，以她积累的资料，可以做淋巴肿瘤分类的工作。她把大家动员起来，中国淋巴肿瘤的分类、分型研究终于搞起来了。这时候，大家不能不对这位坐冷板凳已久的病理学家刮目相看。这样她开始了中国淋巴瘤的分类分型的研究，

1979年，肿瘤医院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到英国进修病理研究的名额。与世隔绝几十年的中国，终于有机会让科研人员到国外去呼吸新鲜空气，打开眼界。论资格、论业务水平、外语水平，没有人能和她相比，特别是外语水平，口语和书写，几乎在单位里是独一无二了。那时的涂莲英已经五十多岁，但是仍精力充沛，充满信心。这一年，我正好出差到上海，去她家看她，她正在用功复习英语。说是出国进修必须经过语文考试。我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还需要考英文吗？考官都不及你呢！” 她说：“是啊，我自己也觉得可笑，但是我还非得考个满分，这样人家就没话可说了。” 果然她考了个满分。

在英国进修的一年里，她披星戴月，分秒必争地工作。她看到中国封闭了几十年之后和外国的先进水平差距太远了。为了弥补科研中的空白，年过半百的她，住在医院里，守着实验室，拼命工作。一年之后，她带回大半箱的资料，完成了学习。她回北京到卫生部报到、报账。她没住招待所，住在我的宿舍。我看她又添了几许白发，目光仍然闪烁。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我们有过长时间的谈话。她除了感叹中国医学科学的落后，要加倍努力迎头赶上，言语之中流露她坚定的决心和强烈的责任感。我很受感动。我目不转睛地听她滔滔不绝地讲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让我心颤和心痛的是，她在英国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是何等的辛苦。除了难得到朋友家去吃过几顿像样的饭之外，她整天扑在实验室里，经常吃的是医院里发的免费面包加牛奶；一个人在宿舍里，冲杯奶粉泡米饭，混过一餐。我问她：“你是没时间，还是没钱？”她说：“两者都没有。”世界卫生组织给每一个进修人员的津贴，应该是保证一定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国家当时的规定，每个出国人员只能用津贴的一半，一半要上缴给国家的。当时国家穷嘛！但是在她可以动用的那一部分中，她尽量节约，想把能省下的钱买一些急需的仪器带回国。所以她一分钱要掰两半用。英国的蔬菜和水果十分昂贵，她从不去买来吃。一年下来，由于严重缺乏维生素C，她眼睛出了问题，看显微镜有了困难，而她的工作主要靠显微镜。

我看着她一分一厘的把账算清，心里想，我们的科研人员在国外实在太艰苦了。可是，她的表现却是很愉快，感到她的收获是她在国内无法得到的，即使再苦也值得的。她说话慢条斯理，温文尔雅，但内心刚强，是个内刚外柔的女子。她喜欢挑战，向恶劣的环境挑战，向艰苦的条件挑战，向难度大的工作挑战。记得，有一次她约好同事去无锡旅游。但是头一天的天气预报说，无锡太湖地区有飓风，大伙当然全打退堂鼓了，她却坚持要去，还说，越是这种时候越应该去看看，一定别有一番景象，机会难得，不能错过。于是她一个人带了小儿子同去。到了鼋头渚，果然狂风大作，倾盆大雨袭卷而来。只见太湖汪洋一片，树木东倒西歪，天色灰朦，四周不见人烟。他们母子俩相依顶着风雨步行，回到家里感到不虚此行。他们体验了在狂风暴雨中的人的生存力。在她年轻的时候，曾经跟着她母亲在台风过后，穿上雨衣，冒着雨到街上去逛，以后为锻练自己的胆量，她经常干些冒险的事。她确实具有和常人不同的性格。她爱好体育、音乐，又擅长绘画，生活趣味广泛。可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无法让她在工作之余，享受她的这些爱好。只能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她尽量培养她的子女艺术方面的修养。

从英国回来之后，她顾不上调养身体，日以继夜搞科研。在一年中，她看了近九千例恶性淋巴瘤的切片，写下了恶性淋巴瘤在中国不同地理、性别、年龄上的不同特点。日本专家得知后，1983年，特邀她参加第十二届国际病理学会，当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做报告后，震惊四座。苍天不负苦心人，她终于创立了中国式恶性淋巴瘤分类分型标准，并获得国际上的承认。为了使全国掌握这项成果，她应十多个省市的邀请去讲学，这时她的腿因患髋关节炎，走路疼痛。但是她靠一根拐杖，在三年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这位癌症专家，在她攻克淋巴癌的同时，癌细胞悄悄地潜入她的躯体。直到她行动困难，不得不换髋关节时，发现了肠癌。弟妹们问她：“你自己是个癌症专家，怎么对自己的身体如此掉以轻心呢？”她并非完全没感觉到身体的问题，而是她已年近花甲，感到时间紧迫，要做的事太多，总把体检往后拖。她的“工作狂”是她的致命伤。1984年末，手术后的涂莲英，坐着轮椅来到大洋彼岸看望她的正在上学的孩子和她多年不见的老友。在她短短的访问期间，仍然念念不忘她的工作，每天到医学院的图书馆去查资料，带了资料满载而归。在她离开人世前的一年里，她没有停止过工作，她把实验室搬到家里继续干，直到躺倒为止。1985年仲夏，我从国外回上海，在医院里最后一次见到她。她念念不忘的两件事：她的工作和她的孩子。她多么希望上苍能借她两年的时间，她的科研成果可以更上一层楼，使患者能见到更多的希望。

天不从人愿，时间留不住她的脚步，1986年3月7日，终于永远离开了她的亲人，她热爱的事业。她不仅是个有奉献精神的病理学家，还是一个有五个孩子的慈母。四个大孩子在中学时代正是国家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几个学业优秀的孩子不能继续上学，令她心痛，小小年纪要离家上山下乡，让她日夜牵肠挂肚。恶梦般的灾难过后，她想尽办法，费尽心思让他们重新就学深造，弥补那狂热时代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对她来说，孩子们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家事也让她操透了心。她心力交瘁。可告慰九泉之下的她的是：她的儿女没有辜负她的希望，她的操心并没白费。

在她病重期间，媒体大量报道了她的事迹，她的思想境界。她得到了早就应该得到的荣誉：“三八红旗手”、“巾帼英雄”。身后她被追认为“优秀共产党员”这一称号，而且她已被提名为全国的“三八红旗手”准备在翌年的庆祝“三八妇女节” 的大会上宣布。曾几何时，出色的工作表现被认为是和“党闹对立”，因而没有资格当“红旗手”，而从未改变过初衷的同一个涂莲英，最后成为优秀分子，党还需要她为党增添光彩。她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奉献精神和高昂的热情始终如一，无论是身处逆境，受到怀疑，还是开拓淋巴癌病理的分类分型，她对科研事业的执着没有丝毫动摇，直到生命终止。值得深思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评价人的价值？

她在病床上口述了她的一生的追求和期盼，从挣扎、彷徨、苦闷、失落、消沉到再度发奋图强，终于在科研上取得杰出的成绩。她录音的最后一句话：“我意识到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尽管还会有寒冻凛冽的时候，但是春天毕竟向我们走来了。” 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可是她却走了。

她走得太早，太快，走的时候正是她的事业如日中天，科研成果在国内外的同行中普遍得到承认和很高的评价。1986年，她六十一岁，对一位科学家来说，还是很年轻的。中国多么需要像她那样忘我的科研人员，为医学科学做出更多的贡献。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是无法挽回的。可惜的是，在十多年时间里,人为的障碍剥夺了她搞科研的权利，迫使她浪费了宝贵的岁月。而人生能有几个十几年? 她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社会的、国家的，也是每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中国人的悲剧。

2008年9月李宜华写于加州　

讲讲我自己

涂莲英口述

（编者按：这是涂莲英生前在病床上的口述，她讲到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后，就嘎然而止了，估计她病重了，没有精力继续下去。因此她没有谈及在手术前和去世前她所作的大量工作。好在媒体对她做了大量的报道，填补了她口述中的这段空白。她去世后的若干年，我们收到一位吴培兴先生根据她口述的录音整理的文字稿，交给我们保存。又过了十多年，当我打开这几十张已经发黄的稿纸，字字句句地品读，她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眼前，我听她对我娓娓道来她的一生，她的追求、理想、企盼和失落。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为我们留下这篇珍贵的记录，希望读者读后从中得到启迪。）

我觉得，我这个人有点特殊。这不仅表现在我的长相，一张酷俏外国人的脸。许多人以为我是欧美国家的学者，更主要的是我妈妈的那种北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气质、习惯、感情和思维方式都深深地影响了我。而我自己，又在年轻的时候离开中国，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了些年月，受到一套欧美的文化教育。我的性格、气质就与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我是中国人，我回到祖国以后，始终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着、工作着、我热爱自己的祖国，我很想把自己的一生经历说出来，因为我总感到，我一生中所感受到的东西，与我周围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谈出来，也许大家会感兴趣。

那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首先，我应该告诉读者的是我妈妈MURIEL HOOPES 是个美国妇女，她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来到中国。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多变风云。而且一直住在中国，今天仍健在。爸爸原是上海师范学院的教授，物理系主任。爸爸妈妈结婚后很想有个孩子。可是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他们心里很急，花了很多钱，多次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总算生下了我。当时我们家住在南京。那年腊月十几，妈妈在鼓楼医院生下我之后，全家欣喜若狂。我长得胖乎乎，圆圆的脸蛋，乌黑的头发，爸爸很宝贝我，一天到晚抱着我。那时家里周围的朋友又多，大家都喜欢我，这个抱，那个亲，充满了温暖。这些人都很活泼、开朗。因此我从小就很活泼开朗，在家里我就像个“皇太子”。到现在我还朦朦胧胧能体会到这种味道。后来，不知打的什么仗，也打死了外国人。（注：是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妈妈害怕了，她东藏西躲，因为到处都在开枪，老百姓很紧张。老是这样东躲西藏可不行，于是，妈妈把我装扮成一般中国儿童的模样，交给保姆张妈，带到安徽的家乡去住。张妈，一个心地善良又勤快的劳动妇女，我跟着她和劳动人民、农民朝夕相处有半年多时间。我在乡下草房子里生活，我进进出出，和大家搞得很熟，也很愉快。半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很短暂，但是这半年却在我心中铭记得那么深。那时乡下烧炕时溢出的香味和烧饭时飘过来的特殊味道迄今还留在我心中。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到农村，当我闻到这股香味，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

由于张妈是安徽人，咱们家里平时说话就是南京话夹杂一点安徽口音。父亲也逐渐被我们同化，也操起这种方言。母亲本来不会说中国话，父亲去上班，她端张凳子，坐在厨房里跟大娘们学中国话，所以说的是一口南京土话。她总是不习惯说中国话，平时跟我说英文，而大娘们用中文和我通话。我都听懂，但是大概我脑子一时理不出个头绪，到了三岁，其他什么事都会做了，就是不开口说话。有一天，我到山上去玩，回到山脚下，观看从山上哗哗流下的山泉，前面来了一辆奔驰着的马车。马见到冲下来的山泉，大概是受惊了，突然狂奔起来，像发了疯，直冲我来，大娘赶紧把我抱住，躲到一边，才躲开惊马。我吓呆了。一回到家，我立刻向妈妈讲这件事，突然我噼里啪啦讲了一大串，全是南京土话：“唔的妈哟，今天大马车疯了，把人快撞倒了啦！”全屋子的人听我开口倒出一大串话，感到奇怪极了。我这个从不开口的小孩，竟然一开口，就会说流利的南京话。从那天起，我开口讲话了，而且一开口就会两种语言。说英语就是英语，说中国话就是中国话，从来不会搞错的。

后来，我上小学了。父亲从南京换到上海来工作。我在沪江大学的附属小学上学。我在学校里受尽人家的辱骂，开始我不懂他们骂我什么，现在我当然懂了。他们骂我“杂夹种”，这三个字放在一起实在是够难听的，听了很不悦耳。因此不管指的是什么内容，我很反感。我想：我又没说错什么，你们为什么凭空骂人。由于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妈妈就做我的工作说：“这是人家不懂事，没有礼貌，不该这么乱说的。” 她劝我；“这跟你无关，不是你不对，是他们不对，你不要放在心上。只要你没错，你就不必理会他们。”后来我每当听到这种骂人话，也就能沉得住气了。尽管如此，从感情上来讲，总觉得不是滋味。有些人对我这样一个小孩，只不过他能认出来你是个混血儿，随口就说出来。“混血儿”是科学的说法。这种说法，听上去觉得态度不一样，但是有些人就带着贬低的口吻。久而久之，我就慢慢有体会,我觉得这跟当时中国人反对外国侵略者所抱有的情绪有关。就像我上中学后，看到日本人就骂“日本鬼子”一样。其实，日本人民也是很好的。长大后，我这样分析，逐渐能正确对待，但心中毕竟留下一些创伤。正因为我长得像外国人，又不完全像，就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有些人特意喜欢和我攀谈。我的性格比较开朗、随和，跟人们容易打成一片，所以我的朋友很多，我感到很温暖。心理的创伤和温暖，这两种矛盾的感觉的交织始终在我心中。主要还是温暖，骂我的毕竟是少数。

我念小学一年级时，小学座落在近郊，校园很大。我喜欢到附近乡下去散步。蔚蓝的天空。碧绿的田野，潺潺的流水，一派田园风光。我经常到处跑。大自然的魅力是无穷的。沪江学校是教会学校，校园里住着许多美国人（美国传教士），我特别喜欢和他们的小孩玩。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到城里的美国学校去读书，每天用车子接送。这些孩子同我差不多，都是六七岁的样子。我们一起玩游戏，外国小朋友特别顽皮，爬墙、翻墙，什么都来，胆子很大，男孩女孩一样，因此和他们一起玩很痛快，什么“抓人”，“官兵抓强盗”。游泳、赛跑等等，花样很多。每次尽兴玩够之后，我总是在手臂上、腿上划破皮，或是划了一个口子。妈妈见我“挂了彩”，就要像外科医生那样用针线给我缝伤口。这种“外科手术”既无医用器械，又无麻药，弄得我疼痛不堪。后来我即使弄伤了，我也就隐瞒起来。我身上有好几处伤疤，就是这样来的。

沪江小学的师资一般，我读书又不认真，所以功课成绩很一般。妈妈觉得我这样下去不行，担心我将来成为废物。她安排我学钢琴，因为沪江大学有音乐系。我一边学琴，一边想着玩。学了没多久，妈妈又找了一个拉提琴的老师。这位老师嘴唇上有两撇小胡子，我不愿跟他学，心中还是惦记着玩。妈妈见我这种样子就说，“非得把你送到管得住你的学校才行”。后来她打听到市区有个觉民小学，教育质量好，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水平。（注：父亲坚持他的儿女一定要上中国学校）转学时，觉民小学考了我的程度，结果经他们一考，本来该读五年级，只能去读四年级。在这所学校里，我必须住读，因为父亲是沪江大学的教授，家里住在沪江大学，在郊区军工路的校园里，离市区的觉民小学很远。这样我只能星期六回家，星期日返校。我记得回家时坐一辆公共汽车一直坐到终点站军工路下车，我坐上车后就打瞌睡。车子到终点站，售票员会叫醒我：“小妹妹到啦”，于是，我下车走回家去。可是当我星期天返校时，心里就很紧张，老盯着窗外看，老怕走过头。妈妈知道这情况后，并不表示同情，而是说：“小孩子就需要锻炼！”这样的学生生活过了一年多。

记得有一次我回家，走进校园，有人便过来对我说：“你们家出事了，死人啦！”我听了吓坏了，急忙往家跑。到家门口，果然有辆装死人的车正停在那里。再仔细打听，原来是有人死在我家里。这个人生前是交际花，很有钱。那天晚上她在我家，洗澡时用电炉取暖，结果不小心触电，死在浴缸里。妈妈一个人在家里，老半天了，听不到洗澡间有响声。她觉得奇怪，叫喊也没回答。她急了，连忙把爸爸找回来，把门撬开，才知道真实情况。后来那辆停尸车把这交际花的尸体拉走了。这是我儿童时代第一次接触到家里死人。第二次，在我不到十岁光景，我的大弟弟得了中耳炎，因为发现晚了，送到医院时转为肋膜炎，结果死在医院里。当时妈妈患红眼睛，弟弟去世，她非常悲伤。亲戚朋友送来许多花篮。那天晚上，我一直劝妈妈，我说：“人死了，不会再来，你哭。他也不会再来的。妈妈你还是多看看这些好看的花吧，想一些开心的事，那么就会好一些了。”妈妈听了很感动，觉得我小小年纪就懂得安慰人，心里感到欣慰。当时父亲在美国留学，这弟弟是爸妈第一个儿子，他出生后大家非常高兴。但爸爸还没有来得及见过他一面，他就去世了，妈妈怎么不悲伤呢？她简直像疯了。后来，牧师见她这种精神状态发展下去不行，同时觉得不适宜将弟弟的骨灰盒放在家里。在牧师的建议下，我们到屋子的后面，挖了一个很大很深的洞，把弟弟的骨灰埋在下面，上面种了非常美丽的月季花。月季花开得很娇嫩，呈粉红色。后来花枝爬满了花架，一到春天，花朵绽放，很多很多，格外艳丽。妈妈看到这些，心里总算安定下来，不再那么悲哀了。

我读完觉民小学，妈妈又打听到中西女中（现为市三女中）教育质量好，我就转到中西女中。中西女中的学费比较贵，我争取到一些奖学金，学费就可少付一些了。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回国后，还是在学校教书，收入微薄。为了生活，妈妈只得到外面去做打字员，补贴家用。父母很辛苦，日子过得很清苦。在这种情况下，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冬天穿的棉袄是旧旗袍改制的。在中西女中，我算是典型的穷学生。学校里有一批和我类似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就是因为中西女中水平高，咬紧牙关，平时省吃俭用，把孩子送进去。当时资产阶级子女在这所学校就读的为数很多，是比较高级的住读学校，生活好，还附设餐厅，供应包子、面条什么的。每星期三下午，家长可以来探望学生。这些有钱的学生乘机大吃一通。而我因为没有钱，从来无法进此餐厅，只好在校园里溜达。在这种环境下，我感到自己特别穷，和有产阶级子女在一起，无法和她们相比。

我成为中学生了，但是仍然很顽皮。有一次，我上中西女中前，和一些外国孩子玩，跟着他们学爬树。我斗着胆，爬了上去，谁知没有站稳，一下子摔了下去，没有知觉了，等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务室里，一大群人围着我，他们开始以为我死了，我看到妈妈在我旁边。

我父亲网球打得很好，我的一些小朋友的父亲是美国人，他们网球也打得很好，父辈们打完后，我们接着打，然而网球拍很重，我没学会。倒是游泳，我很小就学会了。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带我去游泳。她教小孩游泳，认为先把小孩扔在水里，小孩自己会上来。她教我就先把我扔在水池里。果然，我被扔在水里后，很快就从水里浮上来，这时妈妈把我一把拉了上来。但是我当时吓得半死。以后我经常在水里玩玩，就很喜欢水了。以后妈妈用高跳板教我跳水，我喜欢跟人家用低板跳。在高板上。我人小，低头望下看，离水那么远，心里真有点怕，不敢往下跳。妈妈就在我后面催我跳，说：“你胆子那么小，怕什么？”。我进退两难，又不甘被妈妈称作胆小鬼。我就说：“我脚先下去，我敢”。我跳了下去，结果一点事没有，潜到水下，不一会就上来了。这时，妈妈又要我头先进去。我觉得这太可怕了说，“头会打扁的！”。妈妈说，你照我的样子做。然后，她就盯着我，叫我做。其实我也真想照她的样子做，终究有点怕，可是妈妈不饶人，我只好跳了。“扑通”一下，进去了，也没出什么事。从此，我胆子越来越大。到我长大成人，逐渐明显地感到妈妈的性格，在很多小事情上，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什么要闯啊，要试啊，不要怕啊。一些她认为应该要做的事，她要求我不要躲躲闪闪，不要犹豫，该做的事，就毅然去做。我从小也就养成这种性格。

记得我念初中时，有一天刮台风，好些大树被刮倒在地。风刚停，雨还在下。妈妈要我跟她出去看看，说是外面空气一定特别清新。我们换上胶鞋，打着伞，出去兜了一大圈子，确实挺有意思的。树枝树干横七竖八，倒在街上，街上这样的情景是平时看不到的。仔细想想，风刚停，雨下着，有谁冒着雨去逛马路，看新鲜的，去干这种“傻事”。妈妈就会干这种事的。她的这种敢做敢为在我身上潜移默化，造就了我要做没人干过的事，别人想不到的新鲜事，带有敢于探险、好奇的性格。这种性格外国人比较多一些，中国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1978年，一次我带着小儿子和同事们准备去无锡游玩，车辆都联系好了，听说无锡在刮台风，几个同事决定不去了。我说越是台风这个机会我越是不能错过。我跟我儿子中午抵达，台风中心正向无锡转移。无锡沿街一些树枝倒在地上。有的车子翻了。我们不管这些，若无其事往黿头渚走去，也没有去想台风中心究竟在无锡的哪个位置。现在回想当时那段经历，真有意思。去鼋头渚要通过一座公路桥，我们走到桥下。只见雨水像子弹打在水面上，打在路上，也向我们身上射来。那时风又大，我抱着儿子，儿子紧紧抱着我，跌跌冲冲地上桥，几乎像在地上爬，但这样我们也少受些狂风的袭击。好在我们都穿着雨衣，尽管头发都给打湿了，但不觉得冷。其实，我们在黿头渚一路上，正值狂风暴雨的高峰。我们却在那里观赏。台风很快过去了。下午回程时，没有公共汽车。附近任何交通工具都没有，一辆卡车开过来，我们只好和司机商量，请他能不能带我们到无锡城里。那位司机见我们一付狼狈相就答应了。这个经历我的小儿子一直记得，他回上海后还写了一首诗。诸如此类的事，在生活中的特殊经历，放过去，很可惜。然而要做到，少不了毅力，少不了强烈的兴趣。这种毅力和兴趣也反映了我性格上的一个侧面吧！

我自小信仰基督教，家庭也是信教的。父母都是教徒。我从小跟着他们做礼拜。觉得有上帝，有教会是自然的事，没有这些世界就搞不好，并没有太多的思考。我上的中西女中也是教会学校，我一直参加唱诗班，因此我从小就非常爱好音乐。那时我并没有接触过音乐家，但是在教会里接触音乐的机会比较多的，久而久之对音乐就很欣赏了。中学时代的我，对球类也特别爱好。我个子比较高，身体好，什么球队都要我参加，于是我参加了学校的排球队、篮球队，还有垒球队。我在球队里感到特别高兴。当时中西女中的篮球队在全市是出名的。球队里我有几个多年的朋友，她们球比我打得好。正因为我在中学时代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我扔东西的劲很大、很准。我坐在卧室的办公桌上，要把东西扔到我的床头柜，我可以扔得不偏不斜。我坐着对儿子说，“你看，还有点功夫吧？”当然，也有偶然性。我在厨房里吃饭，想把小毛巾晒一晒，然而竹竿太高，我站在小凳上也够不着，我就一甩，十有八九，毛巾就整整齐齐挂在竹竿上。现在我们国家提倡小孩子一定要多锻炼，我觉得太对了。如果小孩能加强锻炼自己，以后他们的本领是多方面的，对世界的了解也会是多方面的，有宽广的眼界，有丰富的经验。我小时候有各种机会，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感到幸福。

抗战爆发后，我家从郊区搬到市区，住在现在的淮海路武康路一栋小公寓里，只有两间房。我的一个妹妹这时也进了中西女中。因为家里离学校近，我们每天骑自行车上学。记得有一次，自行车的轴坏了，修理费得化好几块钱。我们知道家里经济紧张，不忍心向家里要钱。车子要修，怎么办？我和妹妹商量，提出把我们平时攒下的少得可怜的零用钱拿出来，同时又将中午的饭钱省下一半，我们俩吃一份。妹妹也同意，这样我们两个把修理自行车的事瞒了下来。

那时家里买菜的任务都是我和妹妹两个承担，早上我们带上一杆秤，去那边较大的菜场。家务事由我父母操劳着。不过，我们也学着做饭做菜。这样，我们从小就会做家务。由于我一直在女中，平时总是蹲在家里，和外界接触少，诸如男朋友的事，更是从来没谈及。

有些事，我至今铭记在心。我上中学，总是从武康路，经江苏路到校。每当隆冬时节，西北风一刮，第二天早上肯定能见到五六个尸体裹在席子里，摆在一边。一个冬天下来，几次西北风一刮，这种惨不忍睹的现象就太多了。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们人民的生活是那么悲惨，那么没有保障。我骑车一路上还能看到铁匠铺殴打童工的现象，小小童工才十几岁，做错了什么事，被打得喊救命。我那时年纪小，没法去干涉，但心里觉得他太可怜了。基督教讲人道，讲慈悲、博爱，极力提倡这些，我也崇尚人道、博爱，但在现实面前，我感到人世间有太多的残忍的事。丈夫殴打妻子，丈夫揪住妻子的头发打，妻子嘶声力竭喊救命。竟然还有人说：“做丈夫的不打妻子，妻子反而不放心，打了她才高兴呢！” 我想，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逻辑。我觉得妇女太没地位。社会上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摧残儿童，殴打妇女，这类事情，在我中学时代，看得太多，留下的印象也太深刻了。

在那样的现实面前，我满怀同情，同时也充满愤慨，但没有考虑该怎么办，太年轻，想不到那个深度。就在那时候，我看了居礼夫人的书，因为临近高考，妈妈积极提议我报考医科。因为弟弟的去世就在于那时医生水平低，没能及时诊断出病情。现在想想，也不能全怪罪于医生，当时三十年代初，医学也不够发达，能医治弟弟的病的特效药也没发明。妈妈希望我们中间有一个学医。在这种影响下，促使我想当个医生。做医生能对大众有帮助，解决人们的痛苦，帮助人们恢复健康。看了居礼夫人的书，也只是觉得她献身于科学，真了不起。其实我当时并不懂科学有多深奥、多有用。

1943年，我考大学。考试那天我发高烧。爸爸犹豫我该不该去考试。妈妈问我：“你行不行？”我说“行。”妈妈说：“那好，我陪你去。” 她又带上热水壶和冲好的奶粉，陪我同去。我在里面考试，她在外面等着，休息时，她让我喝水、喝奶。我考取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到了“文化大革命”，人家就说是“伪国立大学”毕业，他们不知道这就是现在的上海医学院。这个医学院的教师是第一流的好老师，学生学得很扎实，大家都非常用功。

大学生活刚开始不久，妈妈就提醒我应该考虑物色男朋友了。她希望我多接触一些男孩，了解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样的。她的算盘打错了，我根本没有心思考虑这问题。她显得很着急，我觉得她很烦，我甚至不愿意和她多说话。我的脾气很像妈妈，小时候我服从她，长大了，我的脾气和她一样倔强，因为我有了自己的观点，有时不服从她，这样我们之间容易闹矛盾。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恰恰只有她才能比较深的体会我的心情，因为毕竟是母女嘛。在有些重要的问题上，她了解我的性格，率先给我有力的支持。考医学院，妈妈极力支持。以后，爸爸帮我联系去美国进修，但当时家里经济拮据，连去美国的旅费也凑不齐。妈妈拿定主意，把家里的电冰箱卖了，卖得的钱才凑齐去美国的船票。妈妈深知我深造心切，而且愿意去很远的地方学习的愿望，为此她豁出去也要支持我。

直到今天，我仍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妈妈的影响，中国人的习性和脾气是我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小的时候，中国孩子和外国孩子都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有自卑感，我总觉得不如人家。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个促进，反而产生一种想法，我无论如何要胜过大家才行。所以我不管什么事，力求做得特别好，至少不比大家差，从不落后，像我妈妈那样积极主动对待和处理问题。我体质又好，两者加在一起，就感到有劲。

我很好学，总想多学点，性格属于我妈妈那一类，开朗、活泼，整天嘻嘻哈哈，高高兴兴的。在我记忆中，妈妈回来，家里总是热闹得很。她说起来表情十足，有时真像演戏。而我爸爸正好相反，他很沉着，谈吐举止儒雅，文明大方。平时他不言不语，但说出的话，让人感到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又很善于思考。父母性格不同，而我的性格接受了他们两人的优缺点。一方面有我妈妈的热情、开朗，另一方面遇事比妈妈沉着，慎重得多。妈妈处事大胆，说话不考虑场合，不考虑效果，“大炮”似的乱轰。她的这些缺点在我身上也有，也正是这些缺点，让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亏。1956年，我刚从美国回来。周围的党员都愿意和我接触，帮助我。他们帮助我“改造”，改到后来我确实觉得自己问题很多，改到后来，我妈妈说我：“你可成了我们家的外交家了，很圆滑。”的确，从此后，我再也不像妈妈那样脱口而出，不考虑人家是否接受得了，而是要考虑效果，是否有更好的方式等等。这一方面当然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爸爸，这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给我树立了榜样。爸爸的优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渐渐的，我觉得我越来越像我爸爸了，但是妈妈的热情，我还保留着，毕竟是根深蒂固，有时会有所表露。

我凭热情帮助人，例如，一个小孩脖子上长了个瘤，他父亲说是个渔民，家在江北。这个病孩要在我们医院治疗，照光，得化三四个星期，在上海没有地方住。我就让他住在我家。还有个叫孙纪云的妇女，背上长个瘤子，住进了我们医院开刀。她有个三个月吃奶的孩子，她丈夫每天把孩子抱到医院来让她喂奶，很辛苦。他们家在外地，在上海没有亲戚。我主动提出来让她们住到我家，白天她带孩子到医院，晚上回我家，好好睡一觉。她很感动，因为对她来说，解决了大问题。我妹妹造船厂有个工人患子宫颈癌，到我们肿瘤医院来照光，路很远，我妹妹叫她来找我。我们家人都很热情，人家有困难，就让她住我家，天天到医院去治疗。类似情况不少，有些是妹妹推荐来的，有些是我主动请他们来住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却为此受到批判。据说那个脖子上长瘤子的病人的父亲不是渔民，而是什么破落地主，所以批判我没有阶级观点。还批判我以前做这些好事是想突出宗教徒好，宗教比马列主义好。我觉得真冤枉。他们还说我干这些事是“跟党闹对立”，使你感到你比党还好，还温暖。我们科里有个农村户口的同事，生了双胞胎，她经济困难，我生过双胞胎，孩子大了，家里还有一些小衣服、玩具等，我拿出来送了一些给她。到了“文化大革命”，讲我这是拉拢、腐蚀、贿赂人。我好心把东西送给人家，到头来，还给人家骂一通。当初从国外回来，带来一个有栅栏的活动床，这床可大可小，孩子在里面就像在一个小天地，活动很自由，随便怎么玩，很安全。我家孩子大了，用不上了，就搁在一边。虽然有点旧，但毫无损坏。单位里办了托儿所，他们让我当托儿所的医疗顾问，我非常乐意。我经常去那儿看看。我看见小孩一律坐在椅子上，太拘束了。我想到这张有栅栏的床，给托儿所用挺合适。想不到所长坚决不肯收，要我拿回去。后来我打听到，说我大概是“特务”，所以拼命玩这种花招，让人到处说我好话。当时我没有什么心计，硬要他们收下。我做了好事，反而成了犯罪似的。后来我得出结论，今后这种好事不能做，还是少管，不管为好。以后尽管我有些东西可以送给很需要的人，有困难的人，我变聪明了，我不送了。

刚从国外回来我根本不懂什么叫“运动”。我只知道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你有道理我心服，我听你的；我不对，你说出来，你有道理，我听你的。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就应该如此。如果这次谁都不服，下次再来。哪有什么预先规定非得这么说。你们想通得这么说，想不通也得这么说。所以我一回国，就产生很多看法，当时正在搞反右斗争，领导有些观点我不赞成，嘴里就说出来了。他们说，我的言论够得上戴右派帽子了。幸亏医院领导考虑我刚从国外回来，说应该有个适应的过程，这样我才没有戴右派帽子。直到今天，我还感到那位医院领导很英明。若是碰到一个头脑不清的领导，我刚踏上祖国土地，就成了右派。我从国外回来，遇到过特别好的人，很有水平的大医生，心里佩服。然而我也接触过一些极左的人与事。碰到不少心胸狹窄，头脑简单的人，看问题主观、偏执而又死板的人，但毕竟还是好人多啊，所以我能有今天。

考进医大后，四年的大学生活非常紧张。我们一天到晚就是上课、记笔记、做功课、温习、考试，没空干别的事情。就在医大，我碰到了吴肇光。他我同班，因为座位按姓氏笔划排列，我们俩坐在隔壁，这样就自然而然地注意他多一些。记得开学第一天，走进教室碰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他。男同学都叫他“小广东”。我看他很利索，人也很精神，接触就渐渐多起来了。

我们一个班有五十多个学生，我与班里的五、六个女同学很好，一天到晚在一起，和其他女生接触不多，可能性格上不太一样，最主要的是我们生活条件很艰苦。每天都用饭盒子带饭来吃的。有时实在饿了，教学楼下面有个做“蟹壳黄”的点心摊，才下去买一个吃，买两个就不得了。因为没什么零花钱，难得过过瘾。记得医大对过有一家卖高级糖果的店，我买了一块高级糖，吃了三天。那时候，就穷成这个样子。我父亲是个穷教书的，家里有四个孩子上学，日子不好过。有时，冬天我没什么衣服穿，就穿上父亲的大袍子去上学。当时住在那地段的人，也许还记得当时有个二十来岁的女孩穿男人袍子赶着去上学。那时我什么都不在乎，有什么穿什么，只要暖和，解决问题就行，我只是拼命读书，打好基础，以便今后学习更顺利，学得更好。

后来我们到病房临床实习，很有意思。有个时期正流行霍乱，死了很多人。在中山医院，有几个没救的病人，干脆放到临时病房去。医院所有走廊，都睡满了人。这些病人就轮到我们学生进行治疗。我们连续几天几夜不睡，也不感觉疲劳，一个接着一个为病人打针，也没考虑自己是否会被传染。忙了大约一个多星期，我实在太疲劳，便发高烧。好几个同学来照料我。当时我跟我妈妈正在闹别扭，妈妈一气之下干脆把我赶出家，把我箱子送到医院来了。我爸爸为此伤心得哭了，不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来看我，给了我点钱。那段时间的前后，我课余教英语，因为学校里有些学生要学英语口语，学生们有时请我吃饭，有时他们在食堂里多打些饭和菜给我，我过得几乎是高级叫化子的日子。这些情况只有同寝室的几个同学知道，日子过得很苦，后来学校里供应我一些饭，吃饭就不成问题了。同时，我和妈妈的关系也开始缓和了，她让我回家了。

1947年，我参加交通大学发起的“五二○”学生运动。我们医学院当时也有地下党员。我觉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是挺有道理的。所以也很积极投身在这运动之中，到处去演讲，到处去串连，一上台就能讲一两个钟头。这说明大家实在无法忍受。学生们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游行、静坐。就是这些行为后来也受到镇压。于是我们又返回学校念书，一心准备考试。有些地下党员只得躲避，有的送了性命，有的还在地下活动。学生中也有国民党那一派，所以斗争很激烈。

“五二○”学生运动中，我到圣约翰大学去演讲过一次。爸爸知道了，把我叫去。说：“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爸爸当时是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我对他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是对的，到哪儿都可以讲。”爸爸说：“我也认为道理是对的，可是黑名单早就下来！” 我听了还不相信。爸爸又讲，你这张外国脸，人家认出来很容易，要抓你还不容易？你还稀里糊涂，什么都不经心，这里有很复杂的政治斗争，你以为是什么啊？（注：当时校规不允许外面学校的学生来校内活动）当时政府一定要把几个很好的学生开除（后来知道这几个学生是共产党员）爸爸和这几个学生平时有接触，经常同他们谈话，对这些学生很同情。爸爸不同意开除他们，因为这两个学生没有犯规，平时都是好学生，没有理由开除他们。爸爸向政府表示，如果你们非要开除他们，我就辞职。后来爸爸辞职了。爸爸离开圣约翰大学后，到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后来到上海师范学院当物理系主任。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爸爸为人正直，对我影响很大。他对科学、教育事业竭尽全力，很钻研。我一辈子以他为榜样，觉得做人应该这样才好。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爸爸遭殃了，被关了四年牢。四年时间里，每年冬天患肺炎，住进医院，而不让我们知道，是死是活，连把他关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记得1972年，他被释放回来后，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神经有点错乱。每个月，由我替他去领生活费。每次回来，爸爸总要问我：“他们同意让我订阅参考消息吗？” 我每次都回答说：“我再去给你联系联系”。其实，为这事，我每次找到他们负责人，他们总说：“这要跟上面联系”，不大愿意答应。可是爸爸把这事看成是天大的事，好像让他看“参考消息”就是恢复他的名誉。然而，爸爸这样微小的一点期望，却始终未能如愿。1975年爸爸肺炎发作，含冤去世。

1979年，形势也不同了，我弟弟找到爸爸学校，要求为爸爸作结论。后来总算为爸爸开平反昭雪大会，报纸上也发表消息。骨灰放到革命烈士陵园。他死得很凄惨，主要是精神上压抑得厉害，他干了一辈子的教育事业，学生很佩服他。我听过他讲课，他口齿非常清楚，思路清晰，讲得很有条理，很有吸引力。学生们都尊敬他，说他是个好老师。他的生活很简朴。在上海师院执教时，已经快七十了，他仍是天不亮就起床，生炉子，炉子生着了，便赶公共汽车去上班。而妈妈平时怕冷，到她起床，屋子里已经暖和了。爸爸就是这么一个人，平时吃得不多，很节省，这和他苦出身有关。

1947年“五二○”事件后，我就一心读书了，跟吴医生也越来越熟，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很融洽。开始时也无所谓感情，大家都是同学嘛。不过，我对他有好感，觉得这个人很不错。这样，才越来越接近。1948年我和吴医生订婚了。因为当时有一部份学生要去香港大学念书。吴医生家在香港，他准备去，就来动员我。那时我爸爸也替我联系到美国深造，我正着手准备着，这两件事搅在一起了。我该怎么办？如果去美国，咱门俩骤然之间的人生道路从此分开……就这样，突然之间促使我和吴医生之间本来还没明确的意识到的一种感情明朗化了。我们俩好像都不愿分开。好像这辈子还是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好，于是就订了婚。吴医生因此暂时不去香港了。我也放弃到美国进修的机会。1949年大学毕业，我留校，在中山医院内科工作。吴医生却一时分配不到工作，他没有地方好去。那怎么办呢？我想与其我留中山医院，还不如两人干脆到随便那所教会医院去工作。教会医院编制也都满了，最多只能吸收一个人。我们到处找工作，最后不能如愿。一个医学院毕业生竟然找不到工作。于是干脆到美国去学习，他也申请去美国深造。这样决定之后，我们就安排先到香港，联系好地方，我们一起从香港出发。结果一切很顺利。

到了美国，我在费城一所很好的教学医院里工作。吴医生在伊丽莎白市（新泽西州），两人不在一个地方，挺不方便的。因此我们就干脆结婚。婚后我就调到伊丽莎白市。当初，我在费城工作的那所医院是很有名的，水平高。尽管我在那里只不过是实习医生，但是放弃了，心里感到很可惜。调到伊丽莎白市后，我仍在医院工作。一年后，我生了双胞胎。一下子有了两个孩子，头两年，没法工作，由吴医生一个人干活。这样一来，钱不够用，所以到了晚上，我就不得不回医院去工作，当产房的护士，其实，那是医院照顾我。有时产房里婴儿生的太多，医生来不及接生，人手不够，他们就拉我上阵，担任接生医师，医院也挺乐意，因为既增加了医生又增加了护士。这样我干到孩子两岁半进了托儿所，白天把他们送去，晚上接回来。我晚上还要值班，有时要跟救护车出去，有时留在急诊室。那里的护士长都挺好，我们住在同一栋小洋房里，护士长一间房，我是实习医生，也有一间，设备条件都很好。我去医院上晚班或值班，他们轮流帮我带孩子，还照顾孩子睡觉。我晚上值班回家，孩子们总是睡得好好的。美国朋友处处关心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既工作又要带孩子，挺不容易的。两个孩子就是这样带大的，后来我又有了大儿子和小女儿。1956年，吴医生学业结束，我们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也就是说，今后该上哪里去。此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提出想留住吴医生，让他到心脏医院，安排他一个很好的职位，还安排他去军队里实习军医，这在当时是很吃香的。但是吴医生谢绝了。他考虑还是举家回祖国。我也这样考虑，于是就决定了。正在这时候，周总理号召中国留学生回国，我们打听了一下，妈妈在国内也帮着打听，说是我们回来后，国内能从各方面给与照顾。国家虽穷，生活还是可以的，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在美国的生活也不富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千方百计把省下的钱买船票，因为六个人的船票，也够厉害的。我在国外，也没买过一件新衣服，一场电影也没去看过。很多东西都是朋友们送的，拼凑起来的。在国外那些年代里，我们处处节约，日子也过得很艰苦。

我们从纽约乘船出发，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然后到西班牙停了一下之后，到意大利的热那亚换上另一艘船，绕过一个海岛，便通向苏伊士运河。再下来，就是印度和新加坡，最后抵达香港。因为要在香港申请回国。当时美国政府阻止这批中国人回国。一直到这批人坚持非回不可，他们才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要像犯人那样押送回去。我们那时就换了个路子，我们说是去香港探亲，因为吴医生的父母在香港，这样美国政府就没法管我们。我们一到香港就联系怎么回国的事，正好吴医生的姐姐姐夫也要回国。他姐夫是英国留学的，当时他们已办妥手续了，所以由他们领路。我们也很快办好手续，然后乘火车到深圳。我们过了桥下来。桥的对面就是中国，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特别显眼，下面是鲜花和绿色的草地。以前，我可从没想像过中国车站有这么漂亮。于是，新鲜、快乐、神秘几种感觉一起涌上心头。在广州，我们休息了几天，便乘火车到上海。车站上，看到了早在月台上等待我们的父母。他们都老了，发胖了。但是身体很健康，面色好，满脸笑容。回到家里，爸爸妈妈拿出丰盛的菜肴招待我们。大家都非常兴奋。那时爸妈住在青年会大楼的顶楼，是专门搭建的平顶小屋。我们暂时住在青年会图书馆的大房间。天天由爸爸出去买菜，回来烧给我们吃。以后天气渐冷，我和妈妈拿出缝纫机，给孩子们做衣服。不久，我们便去北京报到，住在前门外一栋专门接待回国留学生的招待所里。那时我们的大孩子才六岁，小的才一岁，留学生们都喜欢他们。我们相处得就像一个大家庭，互相串门，有时一起出去玩。

1956年底，发生了匈牙利事件。领导上立即组织我们学习。我感觉到是对这事件事先定了调子。好像我们留学生在这类事情上不能随便说话的。这时我便想起我们刚回到上海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时接待人员对我们特别好，专门陪我们去西郊公园，还组织我们到各处参观，然后接着请我们出席一个座谈会，有二十几个华侨出席，会上负责接待的同志让我们谈回国后的感受。当时我就觉得我想要说的和负责接待我们的人要我们说的内容不一样。好像我们应该说他们希望我们说的话。这个思想在我脑子里转了几下，不明白为什么。可能那些同志觉得我们回国来对国内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气氛都很了解，所以才决心回国的。其实，我们对这一切都不了解。所以他们感到很奇怪：怎么你这个人和别人回国的动机不一样，这是我从他们的言语表情中推想出来的。回国后，我们先申请分配到北京，因为毛主席在北京，北京是首都，政府的各项政策都在北京制定的，各级部门贯彻时不至于走调。上海医学院，我们的母校一定要我们回去。有的朋友也劝我们到上海，说上海条件好。但我和肇光都没听从，觉得既然从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优越的美国回到祖国，如果说，北京艰苦就艰苦点吧，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了。但是上海医学院就牢牢盯住我们不放，后来父亲也做我们工作，结果只好留在上海了。一回上海，我们抽空去看了黄家駟院长。开始时，我们还是和父母住在青年会图书馆的大房间里，饭菜都是爸爸烧给我们吃的。肇光天天到中山医院去上班。我因为小女儿建宁不满周岁，幼儿园不收，就暂时在家，不去上班。1956年9月16日建宁过生日了，满周岁，把她送进幼儿园后，我就上班了。在此前，我们租了华山路的一套很好的公寓，就是现在住的地方，离医院也不远。我很想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病理研究所工作，后来有位老同学建议还是去肿瘤医院，讲的很有道理。所以我就到肿瘤医院报到。

回国后，我一直觉得时间不够用。怎么办呢，慢慢就觉得总要有科学思想来指导工作，应该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不然，人就没有头脑，没有思想。于是，在这方面，我一直学习很认真。1957年9月，我开始工作已一年，到了十月，突然开展反右斗争。我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有位北医毕业的同事，人很聪明，很能干，没有多久，被人说成是“右派”。我们肿瘤医院，我们这个部门，几乎每次政治学习会上都在挖他曾说过的几句话，研究怎么批判。抓住一个人的几句话，专门去批判他，我总觉得这样做太不公平了。他说的很多话，我倒很赞成。因此，我就为他辩护。我说：“你们怎么能批判他这句话，这句话不是讲得很对吗。” 他们听了很吃惊。有的就私下这样劝我：“你真要命！现在是搞运动，你老是在那里开‘横炮’，把正常的次序都搞乱啦！”。这时院长也把我叫去谈话，说“你没有经过政治运动，不懂，所以还是多听听，别开口，以后你慢慢会了解，搞懂的。” 而我，看到那个批判的对象呆在一间屋子里不让出来，被迫写检查，仍感到这种做法未免太过头。怎么就这样把一个人莫明其妙关起来呢？后来，记得有一天，他们让他出来走走，但没有吃东西。那天我下班晚了一点，大冷天，天也黑了，见他孤苦伶仃的，就走上去问他怎么不回去一次。他说：“我不回去了。”一个人有家不回，这在平时属于不正常现象。而此时此刻，我体会到他的心情。如果是我，我也不会回去的。于是我问他：“那你上哪儿去呢？” 他回答：“不知道”。这时我就出点子，让他上我家来。我告诉他，房间里用一张椅子再接上两张别的椅子就可以当床睡的，而且室内有火炉。经我这么一动员，他真的来了。第二天一早，他又回到那间小屋子里去。肇光参加工作比我早一些，学习比我多，第二天一早，肇光问我：“昨天晚上那么晚了，你把谁带回来了？” 我把这个同事的遭遇讲给他听，并且说：“讲他是右派，我觉得挺不公正的。” 肇光说：“右派是政治问题，你怎么把右派分子窝藏到家里？你同情右派，以后你也成为右派，怎么办？”我回答：“我不懂这些事，我也不管，别人有困难怎么办呢？”看着肇光那种焦虑的神情，很不忍心，才轻声说：“下次不请他来就是了。” 肇光这才像心里放下一快石头似的。要不然，他准会以为我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到处闯祸。

反右斗争后，我知道这位“右派”和一个来进修的医生（是个党员）很好，平时两人很谈得拢，但“反右”一开始，这位“右派”医生被那进修医生揭发，关系一下子搞得很紧张，彼此情绪低落。我见他们这种状况，有点为难。我就分别对他们讲：“上我家来吧，坐下来，我让你们好好谈谈，把你们要说的话都说出来，说个痛快！”后来他们应约而来，谈完就走，这件事，我爱人一直不知道。

以后，我们医院又划了几个“右派”。在我印象中，反右斗争之前是院党委号召大家写大字报，向党提意见。怎么提提意见，一下子就被说成是向党进攻呢？我搞不懂了。放射科有一位很能干的医生，就因为写大字报向院党委提了几个意见，后来就被定为“右派”，说他向党进攻。紧接着，又有一个医生成了“右派”，这个医生，我跟他接触过，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医生。当时我就对有些同志讲，既然号召大家提意见，真心诚意的话，就让人家提，人家提得不符合事实，耐心解释一下，做做工作，摆事实，讲道理，不就行了嘛，人家提得对，就应该拥护，就改正嘛，何必搞得那么紧张? 他们听了后，就讲：“这你就不懂啦，这是密谋向党进攻，实际上是想搞垮党”。我听了觉得事情太复杂，怎么讲得清呢？人家好心提意见，你一定要说人家坏心眼，那你让谁来说话？后来我就不多讲话，也不知该说什么？这事太复杂，千万别搞进去。我觉得自己实在要注意点。可是脾气是天生好的，碰到看不惯的事情，或者觉得那样做法不对，我就非要说出来不可。

1956年，我们举家回国，是迫切想为中国人民，为自己的同胞做些事情。我的父母、弟弟也都是这个想法，支持我们回来。那年北京正发生什么事？我们并不知道。只知道党中央、毛主席在北京，当然国家各种政策总在北京制定，执行政策不容易走样，学得也直接。我就凭自己的单纯、信念和想像回到中国。回国后，听到过一位领导人的讲话，记得他说过：“一朵玫瑰花，是白的，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白的花；是红的，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红的花，不会因为换了角度，颜色就变了。”我很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有其他头头故意歪曲他的话，咬定他和党的什么学说相对抗，这我搞不清了。我听了当时就觉得很对。真理怎么说也是真理，不是真理，你怎么说也不是真理。我脑子就这么简单。

虽然有些人对我不理解，但是他们还是想团结我，希望和我保持好的关系，有时候劝我，有时候瞒我。总之，想让我和家庭过安稳的日子。而我虽然感到应该听他们的话。他们要我怎么想，就怎么想，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就像草原上跑惯了的野马，一下子收不回来。心里多少产生一些反感。难怪后来人家慢慢地对我不那么好感了，发展到相互之间互不理解了。现在我明白了，在一个集体中，对同一件事，总会有不同的看法、做法，因此个人要服从集体。但是我总感到这里面民主太少，统一太多了。事情往往未经讨论，大家意见还没发表，就规定要这么去办了。

1957年的“反右”斗争，我们终于过来了。然而它使我感觉到话是不能随便讲的。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紧的话，谁知道他们捡去一些，再扔出来就太危险了。由此我还感到个人并不是那么自由，总有什么东西把你拉住，如果有什么想法，并非可以大胆地随便说出来。近二年的时间里，我心里就很不痛快。不过，在新中国毕竟有很多好的方面，而且是占了主要的地位，这些已是举世瞩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方面有很大的进展，这些不需要我来讲了。在我所接触的医学领域里，重视病理普查工作，医生、护士忘我劳动，很多干部放弃休息、礼拜天、国定的节假日，为大家办事，很刻苦，也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都是我前所未见的，应该讲这些往往都是些党员，我看了很感动，这些党员的确很伟大。新中国有这一支队伍完全能改变，而且能很快地改变旧面貌的。这也使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心想我能参加这支队伍就好了。可我当时是基督徒，听说信教是不能入党的；这两件事有冲突。我自己也感觉到信教的影响。我热爱党，也就在这时候，我对马列著作学得很认真，有时候系统地读，当时又没人辅导，我喜欢学，一本本反复看。这样学习之后就体会到马列主义确实是门科学；世界那么复杂，宇宙那么大，善与恶的斗争总在进行。我觉得自己好像缺了些什么，因此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的问题。我脑子里还残留着一些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

过不久，其它运动又兴起来了，叫“大炼钢铁”。记得大家下班以后都去搞碎铁、碎钢片，乱七八糟的。当时把可以称得上艺术品的铁门，铁栏杆都拆了去练钢铁。结果我的脚趾被砸得骨折，一时找不到药，痛得要命。我对全民炼钢铁实在难以理解，于是又忍不住发牢骚。说：“这是怎么干的，公事要做，工作要认真负责，家里又有事，再干这个，真天晓得！”领导知道了，严肃地批评我一番。接下去“生产大跃进”，开始时，大家一起挖地基，拉泥巴，推砖头，这我不反感，兴建房屋总要有人干活，让我们锻炼也很有意思。这样和工人的感情也比较容易接近。可再下去大跃进“放卫星”，搞什么“技术革新”，然而连我试验用的蒸汽锅上面的小头都搞不出，搞了一阵子，没出真正的成果。当然由于大家动脑筋，小改进还是有的。记得医院里动员每一个人都提几个改进项目。有位教授提了一项——改进使用热水瓶的事。上班时，大家不知道热水瓶里有没有水，如果一个个提起来倒，浪费时间，他提出：热水瓶里有水，就挂上“有”字的小牌子，一旦用完随即换上“无”字的小牌。现在想想，真是可笑，这根本说不上“技术革新”。那时我的科里也搞改进，“改进”的方法是自编切片资料，结果把切片资料的质量统统引向歧路。搞出来的资料在世界上属于最差的了。当初他们为了抢时间，节约时间，那样搞了之后，现在要完全改过来都非常困难，我喜欢紧张而活泼的生活，在那所谓的“大跃进”“技术革新”的年代里，跟一批师生们整日打成一片，有时倒也觉得日子过得十分愉快。

1959年，我们国家开始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我看到上海青浦县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收成，农民吃得很苦。那时候有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发扬着，共产党员吃苦在先，他们带头把糕点票证等节省下来，非党员也跟着学。他们照顾我，要改善我生活中的困难，作为一个党外人士，我是非常感动的。大家都想改善生活，医院的院子里种上了青菜、南瓜，还有其它蔬菜。然而没有肥料，我就在家里晒台上养了鸡，因为我们粮食吃得少，喂鸡，鸡生蛋，我把蛋给孩子们吃，因为孩子们正在长身体，需要营养，把鸡粪积起来，用自行车推到医院里给南瓜施肥。因为鸡粪肥力很足。那时，我每天都在自行车后面装上一大堆鸡粪。因为我长时间吃得少，平时过于劳累，人觉得很疲乏，但真不知道什么是不愉快，就这么一直忙碌着，那阵子没想到是否该去检查一下，也许当时会发现肝炎之类的疾病。后来形势好转，那种疲乏感觉也淡薄得几乎忘记。由于党中央直接抓经济，经济恢复得很快，没多久，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有了。老百姓高兴，外国人也感到吃惊，他们难以理解中国面临那么大的灾难之后，经济一下子恢复过来。那时解放军也投入经济建设中，所以我钦佩我们的国家、人民和军队。

自然灾害过去不久，开始了“四清运动”，还要“学大庆”、“学大寨”。我们城里人对大庆工人是佩服的，觉得同样是城里人，他们了不起，他们是那样的赤胆忠心，考虑的都是国家的事，集体的事。但我觉得他们那样干，方法不大科学；做什么事情总得考虑效率、效果，要懂得对比，其中包括主观愿望和实际效果的对比，对同一件事，要用不同方法对比等等。我这样想，就这样张嘴说开了，提出好多具体的看法。我这些看法似乎像有毒的鸦片，有些同志听了后，就对我忌讳起来了。

从回国到六十年代初，在那不正常的年代里，有许多问题，我是搞不清楚的。然而我工作拼命干，并且想尽办法改进工作效率，提高工作质量，结果得到大家的好评，我被同志们推举为“三八红旗手”。最初，我很激动，觉得这是组织上和同志们给与我的莫大的荣誉。可是隔了不久，先进事迹的材料报到上面后，却被卡住了。我知道后，心里感到奇怪，我觉得自己确实做了这些事，为什么上面不批？到底什么原因？我还存在哪些不够的地方。为什么领导上不找我谈谈心？于是，我找到院领导那里去，问他：“科里一致同意的，上面为什么就不同意呢？我到底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怎么不批？”。他的回答是：“你没有错误”。“没有错误，怎么不批？”他同我谈了半天，意思是：你出发点不纯，你之所以认认真真地工作，想办法干好活出自于自己是个基督徒，瞧，基督徒照样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你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和党闹对立，这就不能当红旗手！后来他还同别人讲，说我是耍骗术，骗子不能当红旗手，话传到我耳朵里，我真气得要命。我想：我不管做什么事，都考虑对人民有好处，所以才那么认真，那么积极。我不明白：做好事，为什么要以教徒和非教徒来区别。党员那么好，就明摆着是拿出来做榜样的。那么一个教徒做了好事就不行了。后来我知道了，他们担心我评上红旗手，会得到人民的称赞，就受不了了，哪有这种道理呢。

从不批准我当“三八红旗手”之后，我消极了。我觉得天下不公正。大家对我信任，我理所当然，义不容辞，把全部心血放在工作上。想不到，反成了“与党对立”。我想不通，不高兴，对什么都不关心，什么也不愿干。因为我越多做事，反而越坏，只好不做了。我心里发闷，又没处去说。正在这时候，科里学习，我就和他们讨论“宗教和马列主义为什么一点也不能融合，什么地方合不来？” 党员也参加了。我和他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宗教既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但两者之间也有不少相似之处；都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结果，党员也答不出，他们至今拿不出充分的理由来反驳。为人民服务是不是科学精神，现在的科学精神挂帅存在不存在？所以，我感觉到当年的这场讨论至今没有科学的方法来证实，在探索科学精神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学派。党员说服不了我，我也坚持了不同的看法。这样，到后来发生了几件事：一是院里学大庆，在组织群众学习讨论时，分不清是非。我说了一些看法，就那么一点事，他们劈头盖脑地把我批了一通，后来我心里逐渐清楚了，他们一直把我当“特务”看待。我呢，也和这些人对着干！二是当时党对党内要求不高，这些干部不做好榜样，有不少地方太不象话，我又同他们交涉。这时有人劝我：“你不能再采取这样对立的态度了，要和他们坐在一条板凳上。” 我想，我们本来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可是你们把我推到一边的。我们科里还有人在学习讨论会上还记下我的“谬论”，搞了厚厚一本。“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谬论”就招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在礼堂里。

对于那场“文化大革命”，我搞不清上面发生了什么事。起初，他们要我揭发病理科的顾生渊教授。我有什么好揭发的呢？想了半天，只能说几样他不对的地方。例如：顾教授在工作中和我们讨论问题时，有时会扯到其他地方，谈游玩苏州。其他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们说，你跟顾生渊非常熟悉，怎么会一点都揭发不了？于是，我又说了顾主任比较主观，不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结果他们还催我补充，我说，他对我要求太多，像父母对子女一样，实际上希望我在政治上、业务上很快成长。结果大字报一贴出去，又找来一通批评，说我名义上是批，实际上赞扬顾生渊。顾教授在国内、国际的同行中在医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一直是市里的先进工作者。我印象中，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不对的地方，我也已经写了，再也揭不出什么了，我就不写了。想不到因此成为众矢之的。他们讲我是“批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接着，大字报又铺天盖地而来，我一下子成为“牛鬼蛇神”，“反革命”。接着又与顾教授等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一起被赶到校外劳动，住进“牛棚”。顾教授的一只眼睛也是那时候被打瞎的。

我们这些人被划为“牛鬼蛇神”后，人们对我们就不予理睬。我们这一批人走在马路上，见了我们也当没看见一样。好像我们不是人。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你一旦跟“牛鬼蛇神”打招呼，这岂不说明你对“牛鬼蛇神”有好感，跟“牛鬼蛇神”有感情吗？那还了得？但也奇怪，当时就有很多人偷偷地在没人看见的情况下，总朝我笑笑，或是用其他方式表示一下亲近的感情。这种感情，我觉得太宝贵了。从他们的微笑和含蓄的幽默的表示中，我看见了人民对受迫害者的出于正义的同情，它给我以精神上的支持。然而也有些人自始至终装出一付“革命”的样子，直到文革后期，这些人还很活跃。那时工宣队进驻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人又活跃起来，商量想抓人，要抓顾生渊，说他“翘尾巴”。这真天晓得，顾生渊进牛棚之后，就是劳动，什么事也没干，他们说我是“特务分子”潜回国内。说我是“特务”的人真太没眼光了。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我这个人太外向了，什么都隐蔽不住，生来就是直肚肠，我还能当特务？我不是这块料。我觉得这些人太卑鄙了。那时工宣队一会儿办学习班，一会儿要办“案”。搞得大家搬着铺盖跟着忙，真正搬到一起，却又不知干些什么。后来给我们几个“牛鬼蛇神”办学习班，事先又不通知，临时来命令我：“涂莲英，等一会儿，我们跟你回去，把你的脸盆、杯子还有你的其它物品搬来，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里。”他们也不通知我的家属。那天，他们跟我回家，不仅拿走了脸盆等日常用品，还把收音机、录音机、连同英文磁带、打字机一起拿走。他们讲，对这些东西要检查，看看里面有什么发电报通讯器材，密电码之类。只好让他们拿走。这样我的几个孩子平时喜欢听音乐、新闻也只得中断。他们把我和李瑞云教授关进单位宿舍底层的一间房。吃饭时有人押送我们出去，规定不准同外人交谈、接触。吃晚饭再把我们押送回房间，门反锁上，要想出去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开始过着被隔离、反省、写检查的日子。我真心诚意地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照自己的言行，也逐渐感到自己缺点很多，甚至觉得再叫我检查也可以从我身上去掉一些缺点，总是好事情。因此虽然被关在小房子里，心里还比较很平静。不过，我觉得有些大字报指责我送人家小衣服，帮助人家是拉拢人的坏行为，那实在太没道理。我那样做并无不对之处。说我组织纪律性不够、态度不好，甚至自私，我都承认，都应该做深刻检讨。后来，他们把我带到造反司令部，我看到一个工宣队员坐在办公室里，穿着皮靴的腿高跷着，看见有人进来，脑袋一歪，嘴里喷出一大口烟，趾高气扬，像个兵痞；我看到这种样子心里真不使滋味，但也没办法，只好听他训话：“你写了老半天，都没写在要点上！” 接着，就接二连三发问，我想到什么就回答什么，他们不满意，指责我“隐瞒事实”。叫我回去写出1956年回国前夕同我有联系的联络员的姓名、地址，写不出就仔细排名单。我想不出回国前在美国同什么人有过接触。苦苦思索，总算想起有个人问起我爸爸的好朋友江文汉，是他上海青年会的好朋友。记得在美国时，有个人向我问起：“江文汉不知怎么样了？” 我回答：“我也不清楚,我觉得他一定很好的。”后来那人把他的地址给我，说：“你如果遇到江文汉，就说我很惦记他，不知他怎么样了。请他给我写封信。”我答应了。就留了这么一个地址，我在文革中成了“联络员”，被说成是“协助从事特务活动”。罪名大极了。因为当时记不起来这件事，他们说我不老实交待，警告我：“不交待就不放你出来，什么时候交待，就什么时候放你出去！” 正好那时我大女儿到东北军垦农场满二年，探亲回到上海，可我见不着她，她也不能来看我。眼看女儿的探亲假将满，将回农场，作为妈妈心里急得不得了，渴望见到女儿，不知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然而就是没有办法，出不去！急也没有用，还是定下心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浪费时间啊。可是我怎么也定不下心来。于是我鼓起勇气，对他们说：“你们总得放我出去，女儿临走，总有什么事情需要妈妈帮助收拾的。他们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我们都应该支持，你们不放我回去是不对的。”他们讲：“这是你自己不对，叫你交代，你却隐瞒。” 我说：“我实在想不起来，让我先见见她吧！”。“不行！”他们断然拒绝。第二天下午，女儿就要动身，我真急得团团转。到了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总算有个人跑来通知我：“同意你出去，回去送一下女儿。” 我一听，就像飞一样地奔到了家里，帮女儿整理一下，打好包裹，送她进了火车站。就这样，这是我女儿第一次探亲，我们就这样匆匆见了一面，便过去了。我女儿很喜欢音乐，她在农场参加文工团的，本来探亲休假，可以在家听听音乐，然而收音机、录音机都没收了。这种事也够伤人心的。

女儿走后，我又回到“牢房”。他们盯着我不放，老催我交待。我用英文字母排列思索那个人究竟叫什么名字，结果总算把那人的名字想出来了，于是我被放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的遭遇不一样，这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同时它又是一个大舞台，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的性格都表演出来。就拿我家庭来说吧。先说说我父亲。在我被隔离的时候，父亲也被隔离，关押在外滩一个什么房子里的地下室。有一天，工宣队要我去做作我父亲的思想工作，说：“只要你父亲交代了，就可以放你父亲回去的。” 他们说我父亲是个“死顽固”，至今不交代。我去他那儿，那是间很脏的小房间，没有桌椅，父亲坐在一张铁床上。他们不给棉被，只给了一床棉花胎，还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前享受得太多了！” 那天，父亲原可讲讲他受审的内容，可他没讲。他可能考虑讲这些会带来更多的曲折和复杂。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逼迫我父亲承认是某特务组织的。其实他当时就应该知道根本就不存在那个组织，那是有人故意编造出来的。父亲被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得承认是那个特务机关的人。接着他们又逼他交待“谁是介绍人？”父亲回答不出。又问：“你在里头又介绍过谁？”父亲仍然回答不出。父亲年纪大了，人又老实，心地善良，他精神上哪儿承受得了这样的折磨，结果被逼得神经高度混乱，连方向也摸不准了。我那天见到他时，他神情滞呆，嘴里慢慢地唠叨着：“他们总说我不老实交待啊。”我安慰他说，“你关在这里，我现在也被隔离审查着。我抱的态度是：‘有什么，讲什么’，我相信事情总会弄明白的。”我劝他想开点，不要太郁闷，老盯着想一件事情。没事想想其它内容，开阔一点。父亲在“文革”中可是吃足了苦头。后来就去世了。

我爱人吴肇光和我，和我父亲，就都不一样。中山医院一开始批判他什么“反动学术权威”，被贴了些大字报，进了学习班，接受过有限的批判与帮助。后来做了些检查，就没事了。他下农村从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及科研项目。他的外科手术很漂亮，很高明，平时又一直埋头苦干着。他在乡下想方设法进行防治工作和进行科研探索……他既节约了很多经费，又顺利地为大量病人切除脾脏。结果得到了大家好评，又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他是第一线医生，手艺又高，老百姓需要医生治病。这样他很快成为一个从上到下十分需要人了。他稳重勤勉，谨慎小心，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肇光就马上通知他在香港的父亲，说要跟资产阶级父亲断绝往来。这种事，我不参与。他回国以后，跟国外又一概不通信。早就考虑到万一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恰恰相反，写不完的信，而且有什么写什么。我对有些事不理解，看不懂，特别是那场“反右”斗争，我也写进去了。当然我所写的信的基调都很好的。我赞扬国家建设，赞扬共产党员优秀品质和动人事迹。我所说所写的都实事求是。现在想想，如果我对外面尽说这里好得天花乱坠，人家会相信吗？这些信，我事先没给组织看，写完了就寄出去。我想，反正是写信而已，朋友之间的交谈。结果到文化大革命就遭殃了。

老大、老二是双胞胎。本来就受到新中国的教育，一心向着党，一直在争取入团、入党。在学校里干什么事都一笔一划，非常认真，就像接圣旨一样，毛主席的话更是一句顶一万句了。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接受学校的教育。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不理解。老三建华在学校，在家里跟两个姐姐合不来，因为她们对什么都要求很严格，要按照她们的生活方式管教弟弟。建华不要她们管，就在大楼里找一大堆男小孩玩。他觉得这比和姐姐们在一起要快活得多。“文化大革命”开始，建华才十五岁，他看见红卫兵到处抄家，知识分子、资产阶级都臭了。他担心家里哪一天也会被抄家，不知哪里弄来红袖章，佩带在手臂上。他说：“我也是红卫兵”。两个姐姐问他从哪儿弄来的，建华得意地讲：“现在咱家也有红卫兵，我要保护家里人。” 两个姐姐在学校也被捉弄。造反派红卫兵在座位上，搞阶级分析，红五类、造反派坐左边，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坐右边，他们把老大、老二排在中间，叫“不三不四坐中间”。其实是把她们划到右边。双胞胎心里不服，而且有不测风云将到来的感觉。他们的学校果然到我们家里来抄家了，而双胞胎老老实实也跟了一起来。结果把许多照片撕了，我妈妈给的唱片全被拿走，连从国外带回来的衣服及日常用品也都抄走。幸亏楼下一个干部挡了一下，对这些红卫兵讲：“人家是华侨，就这点衣服，你们拿走了，人家穿什么？华侨跟资产阶级不一样，人家原来在国外，因为爱国才回来的。”听这么一说，他们把衣服送回来了。结果，书、琴谱这类东西都搞走了。“抄家”一次搬不完，他们说，“明天再来拿！”这一说，双胞胎急坏了。当天晚上，她们用漆涂掉“兰铃牌”商标的自行车以及抹去所有标有外文字的用具，试图将这些东西留下来，减少一些损失。但是第二天，他们又帮着红卫兵把一大堆东西装上黄鱼车，跟着一起运走了。当天晚上，建华就跟两个姐姐吵开了。他责怪是姐姐把红卫兵引到家里来，指责姐姐跟他们一起抄自己的家。两个姐姐给弟弟说得开不了口。第二天，她们跟红卫兵运车回校，整理抄家物资，发现家里一本外国菜谱，这是家里最喜欢的一本书之一，平时，我按这本菜谱做点外国菜。双胞胎舍不得这本书，老大悄悄地把这本书藏在什么地方，放学时，带回家来。老四建宁，才十三岁多一点，姐姐和哥哥合不来，她不愿夹在中间，因此成了中间派，不管他们之间的闲事。这样，家里四个孩子搞成三派。那时我们夫妻俩，一个被关起来，一个要守在单位里，家里就归四个孩子自己过日子。建宁只得听天由命。姐姐哥哥上学去，她经常餐风露雨在外面，家门锁着，又进不去，常常哭哭啼啼在门口站着，日子过得凄苦。

我感觉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多少人遭了难。而“文化大革命”又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在这个舞台上不同程度上表现了自己。“文革”中，有的人为了保自己，把别人讲得一塌糊涂，无限上纲；有的人为表现自己很“革命”卑鄙得很，尽干伤害无辜的勾当。“文化大革命”让我产生许多过头的想法，有一度我对什么人都不相信了。怀疑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好人。好在后来有许多同志热情关心与开导，使我多少纠正了过头的想法，也谅解了当时迫于形势，讲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的人。这是一场内乱啊！把大家都搞乱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固有的弊端也都端到大家的面前，不仅经济上贫困、落后，管理制度、办事效率也都成问题，就不去讲它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女儿建英还在黑龙江，生活特别苦。我千方百计想把她调回上海。她在那儿几年，得了关节炎，而且经常发得很厉害。为她我操尽了心。后来国家有了关心华侨的政策，允许在农村、边疆落户的华侨子女回城工作。然而，政策到了地方，“皮球”就踢来踢去。我大女儿申请回上海，那边黑龙江农场讲，要上海方面先表示接受，然后他们才能考虑放人；而上海方面表示：要黑龙江农场兵团说放，他们才能接受。这样双方公函来来往往，卡来卡去，没完没了，什么事情，什么政策都落实不了。我女儿身体底子好，干起活儿来拼命一样，像头铁牛。像她这样认真对待工作，一门心思建设边疆，在那时是不多见的，甚至因为没人去收土豆而烂在地里，她都会伤心地哭出来——因为这是国家、集体的财产啊。我到了那里之后，才知道他们那里不肯放。女儿实在太老实。尽管上面有政策，下面可以磨磨蹭蹭，软顶。你拿他没办法。上海方面呢，也不急，反正不是它自己的事吧。我第一次去黑龙江，事先托了好多人，虽然路途颠簸四天三夜，仅仅长途车就换了好几次。因为有朋友帮忙，一路还算顺利。到了兵团农场，我好说歹说，他们才同意放人，填了表格，办完手续，马上又赶回上海。一下火车，行李也来不及放回家里，我就直奔“市上山下乡办公室”。我提出要见“乡办”负责人，他们看我这只外国人洋面孔，就同意了。我说明来龙去脉，负责人终于被我说动，开了同意接受的证明，让我寄回农场。不料，证明寄去之后，又石沉大海，黑龙江那边还是不动。这样一拖，又是一年。这样的办事效率，真把我急死了。多次写信催促，都无效。于是，我下狠心，二度上东北。这次我到了佳木斯，正好碰到他们兵团的师长，是认识的。师长很热情，劝我别再往里跑了，他说：“你到农场够辛苦的，还是我来打个电话。”电话接通了，那边回答已经开始按政策办理回城的手续，目前这些青年在运木头，尚未正式通知放。既然如此，我对师长说，“我在佳木斯等着。女儿不来，我就到兵团农场去”。师长听了又把我这番话传过去。他告诉对方说：“她妈妈在这儿等，再拖下去就不好处理了。还是早点放吧。”结果，农场很快通知我女儿放她回城。我和女儿在佳木斯会合，然后一起回到上海。就这么一件小事，前后跑了那么长的时间，搞得那么复杂，花去那么多钱，且不说还是托了人情。所以这孩子也知道，妈妈为她费了多少精神。

老三建华，当时在江西农村插队。文件下达后，公社里有人告诉他，国家有规定照顾华侨子女，征求建华的意见，问他是想读书，还是学工，还是干其它什么事。建华回答要读书。公社领导回答讲：“现在暂时没有读书的机会。”建华要求先去供销合作社干一阵子，等到有大学报考的机会，请领导同意他报考。当时领导答应得很干脆。不料真到了大学招考的时候，尽管建华也报了名，结果却被“调包”，他被搁浅，而把另一个不是侨眷的知青送走了。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年，想不到又被卡住，留了下来。建华眼巴巴看着，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自己非得化力气“通通路子”才行。他到处打听审批报考大学的事有哪几个关口，哪个人在负责经办。然而再进一步了解经办人同他所认识的人中关系较好的有哪些人。他作了一次深刻的社会调查。接着，他一个个找上门。他找不到，就托几个医生找人帮忙说话。结果，这条路终于被打通。第二年，他读书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老大建英回到了上海后怎么办呢？工作成了问题。我考虑还是让她先做做病理，看看片子，反正先学点本事，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我托了几个朋友，他们都乐意帮助她，带她到他们的病理科参观学习。建英学得很认真，下了苦功夫。后来看几个很难的片子，我都觉得难以观察，她却看出来了。功夫不负苦心人。当时她要报考大学，街道办事处不同意，提出一些莫名奇妙的理由来，我知道后就找到办事处，说：“你们这儿有什么文件规定像我女儿这样的人不能考大学；如果有文件，能否了解一下，也好做她的思想工作。如果没有文件，请你们帮忙给她报个名吧。” 办事处的人经我一问，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甚至有几个人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让这些待业青年报考。正在这时候，街道有个知青，因为没让她报考而自杀了。这事态闹大了，里弄街道干部多少有点紧张起来，因为他们没有理由不让人报考。至于他们能否考取，这是人家的事。这样他们很快为老大办了报名手续，这样她才考上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在她是上医拔尖的研究生。

老二建惠，在纺织厂工作的。纺织女工非常辛苦。因此她朝思暮想学纺织机械，以减轻劳动强度；厂里安排她读了夜校，她孜孜攻读，总算毕业。后来她要求报考大学，厂领导表示不同意，说：“你已经是工农兵大学生了，再去报考，岂不等于否定工农兵大学？哪儿有念完大学再去念大学的？”到底没让她报考。老二的几个好同学知道这件事，都来对她讲，“啊呀，你不去念大学，真太可惜了。”因为老二在学校成绩在班级里总是第一名。后来这些同学替她打听到，像老二这种情况是可以考大学的。他们出了个点子，说：“你英文不是很好吗，发挥你的特长！”老二看到同学费那么大的劲，还那么热心，就去报考了。考试的成绩又是非常出色，她的成绩都登上《文汇报》了。因为一般报考文科类的，数理化考试成绩一般都比较差，而老二的成绩都是一百分，再加上她英语讲得很标准，能听会讲，很突出，被外国语学院录取。其实老二从来也没想过去学外语，她的理想是学科学。

老四建宁，她中学毕业时原可留在上海工作，她却带头到外地工作，因为她是班级里的干部。我们也支持她这样做。后来和她一起去的同学，有的上大学，考医专的，进大专的，差不多都走光了，她也报考了上海冶金学校。建宁上中学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根本没念什么书，肚子里是空的。现在既然要考大学，就白天黑夜准备，非常疲劳。待到入学报到那天，我送她一起去的，刚进校门，她就昏过去了。结果，我张罗好一阵子，等她恢复精神之后，送她到宿舍后，才放心。所以，这几个孩子让我这个做母亲的够操心的。

老五，小毛弟建诚，他的情况当然更复杂。“文化大革命”时，他刚开始懂事，就处于社会高度混乱的状况，家庭也高度混乱，搞得他满脑子乱哄哄的。记得有一次，我送他到幼儿园。那时他才四岁多一点，“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他的幼儿园在四叉路口，弯进去好长一条路的地方。那天时间很仓促，到了四叉路口，我看如果照往常那样送他进幼儿园去，那上班就迟到了。怎么办呢，我就对小毛弟说：“现在医院好多病人等着妈妈呢，妈妈来不及送你进幼儿园了，你就从这个叉口一直走去，走到你看见的那个大门口，就是幼儿园，你自己跑进去吧。”起初，建诚有点不满意，坚持要妈妈送到幼儿园。我说：“这么多病人等着妈妈去治病啊！你看怎么办？” 小家伙眼睛一转，说：“哦，病人等着啊，行，你走，你走，我会找到那个门口的。”这么小的孩子，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还能懂得当有人需要的时候，他应该照顾别人，他有这么一种观念，这在我心中，多少是一种安慰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医院、科里对待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稍微好些了。在这之前，像我们这种人就没有资格参加科研工作，科研项目都分给他们认为“政治上比较可靠的人”，我们只能做些常规工作。当时，在我的感觉中，虽说不上“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完全“靠边站”，但至少是对我们“另眼看待”吧，不是“依靠对象”。我从事科研的真正转机是从做淋巴瘤分类工作开始的。当时院里、科里要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然而，科里搞科研的同志却拿不出东西。他们看我平时总是勤勤恳的，大卡片、小卡片搞了一大堆，就来问我：“你们有什么东西可拿出来向国庆献礼？”我说：“我这里的东西丰富得很呢，只要你们大家来帮忙，按要求去归纳、分类，里面内容精彩得很呢，可以拿出成果的。” 他们一听，兴趣来了。全科发动。我呢，就按我自己原先规定的研究方向，进行分类，然后给同志们，每人一个小题目，请他们帮着分类。同时我注意参照国际上新的研究成果，着手整理分析和归纳。就这样，大家兴高采烈忙了一阵子。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讨论总结，围绕着中国淋巴瘤的分类分型这个专题，负责专门出了一期学刊。作为一个新的开始，淋巴瘤的研究终于搞起来了。

从1956年回到祖国。到现在几经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里，我看到国家的贫穷落后。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如果不能有所作为，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尽心尽力地做些贡献，那有多么可悲啊。淋巴瘤的分类研究，是人类制服癌症的一个重要科研项目。在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中，这个科研项目的成功与否，意义实在重大。我既然站在这样一个岗哨上，就应该努力成为一个出色的哨兵才对。

1979年冬天，我被派到英国去学习研究淋巴瘤。这次出国前，也有一段小小的插曲。世界卫生组织（WHO）每年都有一笔经费，给各个国家派人出去留学，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学术交流，搞病理方面的也有，不过时间较短，大约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上面书面通知下来，说55岁以下的都可以报名。然而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到了截止期的前一天，院领导才跟我讲：“现在有这么一件事，你看你要不要报名？”我大吃一惊。“啊呀，怎么问我要不要报名？我要，又怎么样？不要又怎么样？这应该由组织上决定，组织上不要我报名，我报了也没有用，怎么到反问起我来了？真太奇怪了。” 他们说：“你自己拿主意吧！”我一听，心想：糟糕了！我怎么拿主意。倘若说，自己要去，他们劈头盖脑批判；说不去，他们不也是可以另找什么理由来批判我。怎么办，到底要不要填表格？这时，他们才说：“你现在的工作是很得力的，我们太舍不得你走…”这么一讲，我全明白了。我什么都不在乎了。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淋巴瘤研究工作需要尽快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到现在再不去考察，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关起门来搞，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了。现在既然适逢机会，领导也有这种考虑，不去是贻误时机，目光短浅的表现，我毅然表了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意识到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尽管还会有寒冻凌厉的时候，但是，春天毕竟向我们走来了。

第二部分

珍贵的回忆 无限的思念

怀念热爱祖国的教育家-涂羽卿校长

王昌运 俞慧耕 王裕禄

最近，我们偶然发现一张已经发了黃的照片，背面有涂羽卿博士的夫人涂牟利的儿行字迹：“这是一九一四年由清华学堂去美国留学的一批学生。前排左起第一个是陶行知;后排左起第六个是陈鹤琴，第二个就是羽卿。”照片上，十六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站在轮船夹板上，目光炯炯，遥视远方。那时，清政府刚被推翻，涂羽卿风华正茂，怀着无限美好的愿望，远涉重洋，求学深造。九十四年过去了，当我们正在记念圣约翰大学建校一百三十周年的时刻，这不能不使我们回忆起涂羽卿校长的一些往事。

我们认识涂羽卿博士是在抗战胜利后，他担任约大校长的时候。那时，中国正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回复到过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是建立自由民主和独立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圣约翰大学绝大多数师生和上海市各界人民，和全国各校师生一起，为争取建设一个新中国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就在这个时刻，曾在沪江大学执教二十五年后、在抗战期间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涂羽卿教授，在一九四六年，毅然接受了圣约翰大学校董会的委托出任校长。这对他来说，确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工作。在就职典礼上，身材修长、目光炯炯的涂羽卿从校董会主席顔惠庆手中郑重地接过了校长大印，作了凝重简短的讲话。由此，他开始了校长生涯。

首先，涂羽卿仆仆风尘地奔走于上海南京，办理约大的立案登记手续。接着，他承受着当时教育部对各大学当局施加的巨大压力，镇压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当时，在约大校园内，各院系学生纷纷要求组织院系学生会和全校学生会，但少数学生则力图反对破坏。这成为当时校园内一个斗争焦点。涂校长同一些有民主思想的教授经常商量并亲自处理学生事务。他听取学生陈述爱国民主运动的正义主张，激起了内心的同情。但是，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的校长，处境困难，因而在问题的处理上，他不得不采取一些灵活的方式。

记得有一天，涂校长召集全校各院系学生代表开会，地点在校长住宅一层楼，这使我们感到诧异。这所漂亮的校长楼，以前对学生是个禁地呀！进楼一看，这里已成为教职员的文娱室。原来，涂校长认为，他六口之家居住学校给他这幢校长楼，面积过大，就让出底层给教职员作活动场所。在这里，他向同学们谈了他的治校方针和措施，他那种科学家的理性态度，平易近人的谈吐，使大家倍觉亲切，印象深刻。会议的结果，使我们难忘的是他允许各系民主选举，产生圣约翰大学学生会。这在约大校史上还是首创。以后，有时放学回家漫步经过校长楼，涂校长的优美小提琴声飘逸楼外，总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涂校长一次题为“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面包”的演讲。演讲全文贯穿着他的人生哲理和精神世界。他为人正直诚实，循循善诱，身体力行，言行一致，是名符其实的师表。

我们还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九四八年一月的一个下午，上海同济大学校园内，全市几千名学生遭到当局军警的镇压，马队冲向示威队伍，手无寸铁的学生被毒打并被围困了七八个小时。已是夜半三点，我们突然在探照灯光照下，看到两鬓斑白的涂校长匆匆赶到现场，并以校长名义将约大几百名学生保释出来。同年五月，上海学生掀起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爱国浪潮。约大同学在校内举办了演讲会、展览会等活动，但是受到美国驻沪机构的诬蔑，说什么约大是“反美活动的跳板 ”。在种种压力下，涂羽卿被逼于一九四八年夏辞去校长职务。离开学校，离开教学，离开学生，是他最痛苦的事。但是，在那个时刻他别无选择。接着，几位有民主思想的教师也被迫离开了约大。

一九四九年春上海解放前夕，涂校长因基督教青年会的公务在美国。那时，美国几个大学都争聘他任教，他又面临一次重大的抉择。是回国？还是留在美国？他想到自己担任过教会大学的校长，和美国教会有密切的联系，还有一位美国出生的妻子。这样一个复杂历史现实，不能不使他有所顾虑。就在这关键时刻，他接到妻子牟丽的来信。信中，她语重心长地说，“目前形势紧迫，你应迅速作出决定，美国不需要像你这样的学者，而中国是非常需要的。”权衡之下，强烈的爱国思想驱使他毅然回国。他没有被国内的政治变动和国外的高薪厚禄所迷惑，也没有被自身的复杂历史和种种谣言所吓倒。回国后，应陈鹤琴先生的聘请，到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任教。后又在上海师范学院任物理系主任，每周不辞辛苦地、愉快地往返于沪宁线上。同时，他那优美的小提琴声，总是活跃着他的思绪。他的精神生活始终是充实的。

涂羽卿出生于湖北汉阳农村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品学兼优。一九一二年通过湖北省选拔考试，又经过清华学堂的复试，进入清华。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一九一四年，他不满十九岁时，被送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一九一八年获理学硕士。一九一九年，他与两位挚友陈鹤琴和陸志韦（前燕京大学校长）一起回国，致力于中国科学教育事业。一九三○年，获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携家属再度赴美，在芝加哥大学著名原子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瑟·坎普顿教授指导下，攻读物理。一九三二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继续执教。在约大担任校长期间，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仍担任大学一年级和四年级的物理课教学。他对教学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在上海师范学院任物理系主任期间，他与全系教师共同努力开出了近代物理实验课程并亲自动手制作了一些仪器设备。他经常白天为学生上课，晚上给青年教师辅导，凡青年教师向他求教，总是耐心帮助，甚至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为青年教师翻译外文资料。他对X-射线波长测定方面进行专门研究，发表了《晶体光栅常数的精密计算与测定》等科学论文，翻译了金伯尔的《大学物理》等专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基督教界发起了爱国独立自主的运动，涂羽卿是四十位发起人之一。在中国基督教徒中，他同样赢得广泛的尊敬。人民政府对他是尊重的，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会见涂校长时给予充分的肯定，赞扬他是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受了西方教育、走了正确道路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爱国的基督徒。这对他是很大的鼓励。

十年浩劫，涂校长也不能幸免。但他坚持实事求是，拒绝种种诬蔑之词，使他长期遭受折磨，隔离监禁。当他被释回家时中，一进门就寻找曾陪伴他半个世纪的那把小提琴，继续奏起那优美的乐声。

涂校长的终身伴侣华籍美国人涂牟利夫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与他风雨同舟，甘苦与共。自一九二○年来华后，除随涂校长去美学习外，一直定居在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长期执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还为出国人员培训外语。涂校长逝世后，于一九八一年曾回美国探亲，半年后即返华。她高兴地同美国亲友讲：“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一九八六年底，再次赴美探亲，一九八七年正准备启程回国时，不幸逝世，享年八十八岁。她是一位贤妻良母，也是一位热情的诲人不倦的老师。她为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了她的一生，受到大家尊敬。

羽卿校长逝世已三十三年了，涂夫人离世也已廿年多了。他们辛勤培育的青年学生，如今已在祖国各个建设岗位上贡献各自的力量。他们炽热的中国心将永远受到怀念！

缅怀我尊敬的师长涂羽卿博士

朱铁蓉

1933到1937年我在母校沪江大学主修化学，辅修物理和音乐。因此我有幸和物理系主任涂羽卿教授常有接触的机会。我对涂先生有极深的印象。那时他年约三十多岁，颀长、健壮而儒雅，经常戴着黑色镜架的眼镜。他才华横溢，思想敏捷，而有时略显严肃。

我并不敏慧，在中学读书时物理基础原来较差，因此虽然尊敬涂先生，但也有些怕他。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问题向他求教。我走到科学馆物理办公室，一见到他就有些胆小。因此结结巴巴没有把问题说清楚。见我这副狼狈相，他和蔼而又严肃地说：“我听懂你的问题了。不过你自己是否已经深入思考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要从我这里得到答案。要用你自己的智慧，从参考资料、教科书知识和实验体会中去探索答案，然后再到我这里和我共同讨论。”我赧然引退，但心里充满对他的尊敬，感谢他正确的教学方法。后来我按着他的忠告终于得出结果。他的教导使我终身受用不尽。

除普通物理外，我也在涂先生班里学微积分。我很高兴对这门枯燥的课竟然学得很好。他讲课深入浅出，非常清楚，以致我深得这门高深数学的三昧。

毕业后，我和涂教授失去联系，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他在抗战时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解放后继续担任青年协会总干事，同时由他好友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推荐担任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我肯定他能把这些工作做得很好，因为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丰富的学识和宏大的才智。在他担任青年协会总干事期间，我的先生张以藩任长沙青年会总干事，我任主任干事。有一次涂老和吴耀宗、刘良模二位先生到长沙联系工作，我有幸再次见到他。我们青年会同事曾和他一起摄影留念。

1950年起我离开青年会在湖南医科大学教授英语。我历经坎坷，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过着痛苦的生活。那时我被打成“特务”，和涂教授的专案联在一起。他们问我涂先生到长沙来给了我什么不可告人的任务。我告诉他们他只是以青年协会总干事的身份到长沙访问，没有别的什么任务。有一天，一个专案组成员出示一只大信封，厉声对我说：“这是上海来的公文。涂羽卿已经被抓起来了。如果你不坦白认罪，不久也要坐牢！”我没有申辩权，只能无言以对。我很悲痛，因为我尊敬的老师在上海受苦受难。这真是一场恶梦。涂先生被捕亘三年之久，释放后心力交瘁。于七十年代中期病殁沪渎。悲夫!

四人帮被打倒后，涂教授和我的冤案得到平反，我们的名誉得到恢复。事实上，涂先生是一名爱国的学者。在五十年代任全国政协委员时，他召回了在美国行医的女儿涂莲英和女婿吴肇光来参加祖国建设。我从上海沪江同学处听说后来，涂莲英成了上海肿瘤医院的著名专家，由第一医学院授予教授职称。若干年后，不幸自身也患肿瘤绝症，但仍抱病忘我工作，其感人事迹，受到传媒屡次报导，交相称誉。女婿吴肇光医术高超，擢升为中山医院大外科主任，现任上诲市人民代表大会副主任。涂师母原籍美国。为了热爱中国，毅然加入我国国籍，襄助涂先生教育子女成为有用之材。

在湖南医科大学教书三十八年期间，我总是遵循涂先生的教导，鼓励学生要独立思考问题，不要依靠别人。涂先生的感人风范永远是我的榜样；他的绚烂光辉，将永远照我前行。

（原文是英文，限于篇幅，译文有所删节。）

原载《沪江校友通讯》第44期 1995年12月

怀念涂羽卿先生

赵复三

二十世纪在世界史上是一个以战争与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暴烈时代，经历了两次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死亡人数是一千万人；普鲁士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鄂图曼帝国这四个国家在战争中覆灭。二十年后，德国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美两国也参加；历时六年，死亡三千五百万人以上，德意日三国失败。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是主战场，而仅中国一国，就死亡约两千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共产党革命、夺取政权；战后，中国共产党在俄共支持下成立，进行二十二年武装革命，夺取政权。俄、中两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在二十世纪之前，游离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到二十世纪才被深深卷入世界历史历程，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比其他国家更长期、更剧烈、更深刻的变革，这是不难理解的。

涂羽卿先生和我父亲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涂先生和我父亲是同辈人，都是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大清帝国后，最早一批考取清华大学官费，到美国留学的知识青年。他们这一代人，大概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是爱国：出国求学，为的是学成回国、献身报国：二是身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重社会价值，轻政治、不做官；三是在个人立身处世上，按中国儒家文化传统，重义轻利(按冯友兰的说法，“义”就是大众的利益)；如按近代西方文化观念，就是重视个人人格价值(所谓Personal integrity)，因此重自由，反对专制、反对暴力。但正因为这样，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他们虽为中国的现代化献出终生，却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代悲剧人物；贡献越多的，受苦也越多。

涂先生在美读书，从美国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得到博士学位，如果想留在美国，是并不难的。他却学成回国，长期在上海沪江大学任物理学教授。抗战以后，物价不断上涨，大学教授的待遇是很清苦的。我从天津到上海，入圣约翰大学读书，也不时有机会到沪江大学去；虽是文科学生，对沪江大学的名教授涂先生，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品上深受全校敬重；也时有所闻。抗战胜利，百废待兴。1946年，涂先生被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争取，到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总干事；我也正在那时候被基督教青年会吸收做干事，在涂先生领导下工作。我体会到，经过抗战八年，中国基督教的教育、医药卫生、文字出版和各项社会服务事业，由于追随国民党，已经成为国民党的“尾巴”，奄奄一息，如不改弦更张，独立自主，摆脱国民党的钳制，就将毫无出路。在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里，吴耀宗先生、刘良模先生可以说是开明思想的代表人物。涂先生担任全国协会总干事后，吴耀宗先生所主持的文字部，就逐渐恢复了生气。这为吴耀宗先生此后出面开展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为中国基督教打开新局面，打下了基础。涂先生自己在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总干事，在全国基督教界也是一面大旗，为基督教在中国开创新局面，涂先生有大功劳，却不是人人都能一眼看到的。

1947年，涂先生被圣约翰大学校董会委任为圣约翰大学校长。那时，原来圣约翰大学校长沈嗣良，因与日寇合作被判入狱，代校长倪葆春难胜重任，校董会请涂先生出任。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处于历史转折点、任何大学校长都在左右两派政治势力斗争的夹缝里，求去不得，动辄得咎的时候；涂先生临危受命，挺身而出。那时我已毕业。但涂先生的就职典礼，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校董会主席颜惠庆博士(W．W．Yen)把校长的大红印(用红绸包着)，双手捧交到涂先生手中。涂先生腰杆挺得笔直，(这是他在我心里的不变的形象)，把校长的大印接了过来，随后发表了就职演说。他讲的内容，我怎样回忆，也记不起了。但在我回忆中，那时，圣约翰大学的进步学生运动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也是国民党政府极力实行高压的时候。涂先生就在圣约翰大学最困难的时候接任校长，他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哲学系教授、神学院教授、我的恩师徐怀启博士出任训导长，徐先生也义不容辞地挑起了这个重担。他们都是同情学生的正义要求，爱护学生、保护学生的。困难压在他们肩上，全校师生、友校师生都在看着；他们的苦楚却无法对任何人说。我每次从北京到上海，都要去看望他们两位；见面时，心里的千言万语，也是没法说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接受美国津贴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都陷入了极大的困难。1951年，在北京举行会议，由政府接手，教会大学并入就近的国立大学。这个过程又是十分困难，是涂先生难以为外人道的。1951年，在朝鲜战争期间，在政府倡导下，基督教界开展对美帝文化侵略的“控诉”运动，这成为各基督教团体负责人“政治立场”的检验。涂先生又一次背负了这苦难的十字架。十五年后，毛泽东发动文革，文革一开始，才一个星期，我便成了“牛鬼蛇神”，拉到北京大学广场上去挂牌示众，然后关进牛棚，交待不断加重的“罪行”，一直到1970年去河南下乡改造，林彪死后，随众回京，继续交待罪行；但专政手段则逐渐松弛了。后来听说，在上海文革中，涂先生和任何正直的人都被专政、人身受到侮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文革以后，个别挚友说到涂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只是“嗨呦”一声叹息，接下去，只有摇头，不忍也不愿复述；对我来说，这时也像万箭锥心，没心再去追问。

文革迄今已经四十年，我也八十二岁了。一生接触过的人，数也数不清；但是其中有的师友在我心里留下了永存的形象，从中体会，一个人最可贵的是他的真诚和正直的品质。涂先生和我的恩师徐怀启先生就是这种令人想起就肃然起敬的人。从前做学生的时候，在进步人士，尤其是年轻人中间，有一种流行观念，就是凡是当权的，都是坏蛋；据说，这是阶级分析，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分析。我从自己的经验里体会，任何有人群地地方，凡是用概念来划分人群，无论用阶级、政治地位、职业、政党或其他标准来划分人，往往忽略，在根据任何一种概念划分的人群里，都有好人、坏人，也有处于中间的人，需要具体分析，不能凭一种概念、“头发胡子一把抓”。

涂先生是一位科学家，又是一位基督徒。在中国近代史上，与西方的宗教交流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六十多年里，或再远一点说，从“五四”运动以后，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基督徒比不信仰宗教的人，在操守、智力、品德等各方面都要低一等；原因有二：第一，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第二，认为基督教本身腐蚀人的思想。只是经过将近六十年的宣传，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却从1948年底、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统计的七十万人增长到二十一世纪初、按照中国政府宗教事务局发布的统计数字，达到一千多万人。怎样理解这个基本事实呢?

关于第一点，我想说，“基督教”和“基督徒”，无论古今中外，其中都有好人、有坏人，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基督教《旧约圣经》的《诗篇》 (成书在公元前四世纪后期，相当中国古代先秦的战国时期)第一篇便教人分辨：世上有“义人”、和“恶人”，还有“愚顽人”；岂能用文革中红卫兵的办法，“横扫一切”：如果“横扫”，就把西方两千几百年的历史文化都“横扫”光了。

关于第二点，对基督教怎样认识。基督教教人怎样看宇宙、怎样看人类社会和怎样看自己，其中重点是认识宇宙、世界和自己。按我理解，基督教是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却又并不仅仅是一种对世界的理性认识，而更侧重人对自己内心心灵的探索。包含三点：第一，摆脱从自我出发看世界，而从宇宙、从世界来看人类、看国家、社会，看自己；这和从自己看世界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从自己看世界，容易使人力图把自己从世界分离出来，容易使人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从世界看个人，着重的是整体性，是包容性，因此着重发展：西方文化能从中世纪的神学统帅一切发展到近五百年现代文明，承认多元，包括对神学自身也承认多元，它是近五百年西方文明能够发展超过近东伊斯兰文明和东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在原因。就基督教是人在心灵世界的探索来说，把自己和宇宙放在一起对比，就知道人是何等的渺小。承认个人的渺小，使人面对万有的真宰、面对无限时，对自己诚实。这种对自己的诚实，在基督教看来，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品质。作为比较，北宋周敦颐教弟子程颢、程颐的“诚”，有几分相近；但哲学是理性探索为主，而基督教则重在心灵的实践体验。这是宗教与哲学又相通、又不同的地方。第二，既肯定人是现实世界的中心，又看到人的本性有两重性：既可以成圣，又可以作恶。因此，基督徒是现实主义者。第三，相信任何人、任何社会，如果不是从“恨”，而从彼此相爱出发，都可以转化重生。因此，基督徒又是终生坚持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撞时，便是苦难，便是基督徒所称的“十字架”；在基督徒看来，人生便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基督的道路。中国人经过一个世纪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努力和经验，如果不是坚持极端民族主义，现在来看西方社会发展的精神经验、基督教的主张，也还有值得参考的地方。不过，宗教信仰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很难分开。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经东汉、唐朝而转变成中国的大乘佛教，通过与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思想交流，到宋朝而庄禅合流，融入了中国文化。伊斯兰随阿拉伯商人进入中国，到明末清初，也在与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思想交流中转变为中国伊斯兰教。基督教曾四次传入中国，最早的景教从东罗马帝国传入中国，见诸器物记载是在唐贞观九年(现在西安碑林还留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距今已近一千四百年。从史书看，北宋时，景教已传遍全中国；苏辙的诗中还有记载。从当代中国历史看，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基督徒，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运动的爱国人士中有不少是基督徒。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还为维护基督教写过多篇文章，载在《独秀文存》中。这些史实的产生，连同更早的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信奉“天国”，组织“拜上帝会”，都不是偶然的。从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不同文化发展的实际道路看，中国人大概不会大规模地接受西方的宗教，但也不必因此就像后来的极端主义者那样，把西方的经验踏在脚下。这也是我们继承涂羽卿先生遗志，建设中国新社会、新文化的一部分工作吧!

2008年3月

怀念我的恩师涂羽卿教授

许世晖

涂羽卿老师逝世已十多年了。他潇洒的身影，微笑的面庞，学者的风度，犹跃然目前。我在沪江大学的四年中，涂老师不但传授我知识，还教我怎样做人和工作，在我老师中，他最使我终身难忘。

我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就对物理很感兴趣，还参加过中学生物理竞赛。1933年考入沪江大学物理系。到校后，几个同系老同学就告诉我涂老师就读于国际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涂老师执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前身），在那里和陶行知、陈鹤琴等著名教育家同事过。我能够做这样一位名教授的学生，颇感自豪。第二天注册选课时，我遇到了涂老师，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尽心指导使刚离开父母和家乡，略微带点紧张心情的我顿时感到温暖。后来上近代物理课时，他讲到昆普吞效应（Compton Effect）时，就说他跟Compton 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一起工作过。

我在大学也教书三十年了，但还没有见过有人如涂老师是系主任又是名教授却没有一点架子又高度负责的精神。他既教课、指导试验也改卷和改平时作业试验报告等。由于我对物理和数学有兴趣，因此除他指定的作业全部做完外还做不少额外的练习一同交进。在发还作业本时，我兴奋地发现涂老师不仅批改了我分内的作业，而且还改正了我额外的练习，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为了教学需要和科学研究，涂老师还自制许多仪器设备，如抽高度真空设备系统，密立根油滴试验等…。他还教我怎样磨车床刀，怎样使用车床，训练我们自己动手制造所需要的仪器。除在校内教我们理性和感性知识外，他每年常带我系学生去校外参观。我们参观过真如电台，多次参观上海电力公司。有一次正好修理锅炉，涂老师说是很难得的机会见到锅炉内部，还有如大华电表公司，华生电扇厂，夏士莲制冷厂等，从中得到课内得不到的新的知识。在物理学会工作时，他教我如何组织同学和课外活动等。

解放后不久，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根据教育部新规定要开电工和无线电技术课程，这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很强的课程，我胆子大就答应下。我的胆量大是涂老师教给我的。原来他教过我们初级电机学，高等电机试验时，兼教交直流电机试验，使我们知道怎样设计和实际绕制变压器和电机，当然也会修理了。总之，从设计到动手做，他都提出严格的要求。

涂老师常用启发式教学法。他讲课生动，条理清楚，遇到难懂的问题，能深入浅出，又演示，又小结，最后把小结写在黑板上，务使我们彻底理解而且记住。为了提高我们学习兴趣，他在课外表演自动控制等如人走近灯旁，灯会自动发光…等。

涂老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大概在1935年左右，他和几位有名望的教徒代表基督教协会到全国各地演讲宗教问题，他讲的题目是“宗教和科学”，也印成小册子。他对我说，他去过我的家乡福州等等…。1937年我将毕业时，他在我的纪念册写道：“科学的能力可敬又可畏，科学的知识可贵又可怕，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却是人生的珍宝，人类生活汹涌潮汛的砥柱，望你能得着整个科学的价值。”就是要我正确体会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努力为人类和平幸福去奋斗。

我自1937年毕业后，曾和涂老师见过几次面，1959年，我来沪参加华东六省物理年会，那时涂老师任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关心地、亲切地问我的工作。最后一次是文革后期，1975年4月5日下午我和林天佑去看他，他只能坐在椅上不能起立，讲话声音很低，没有谈到他的不幸遭遇，但涂师母对他的遭遇感到很不平。不期这次见面竟成永诀，从此绛帐殒落，立雪无门，我每次想到他，就感到悲痛。

写于1988年3月8日

悲剧千万不能重演

(加州)秦天：

读了涂继正《我的父亲涂羽卿》(世界周刊 1215期)一文后，不禁唏嘘叹息，久久不能平静。的确，这不单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惨痛历史教训。

涂羽卿出身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到美国留学回国后，长期在上海、南京等地高等院校任教，也担任过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1947年就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解放后不久，厄运就临到涂羽卿头上。

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涂羽卿被打成“大老虎”，饱受残酷斗争。当时对他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一定让他无法忍受，否则不至于己于人产生跳楼轻生的念头(根据其基督教教义，自杀等于杀人，是违反“十诫”的大罪)。

1966年开始的文革暴风骤两中，涂羽卿被长期隔离、斗争，强迫他承认许多莫须有的“罪行”。在极端痛苦绝望中，他割颈自裁，第二次自我了断也没有成功。最后，他被关进监狱，戴手铐、被拷打，折磨得精神失常，直至 1972年尼克森总统访华，才放他回家。

人们不禁要问，涂羽卿到底犯了什么罪，遭受这样残酷的摧残？综观他的一生，都是为国为民，忠于职守，那里犯了什么罪？不过，在极右时代红卫兵心目中，涂羽卿犯了以下三条“大罪”。

第一，他留学美国，脑袋中充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毒素，是美帝的代言人。在大学讲坛上，涂羽卿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放毒”。此外，美国培养的人可能都是特务。

第二，他信仰基督教，父亲是牧师，自己当过青年会的董事和总干事，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因此牧师和其他宗教工作者都是披著宗教外衣的敌人。

第三，他的妻子是美国人。美帝是新中国头号敌人，美国人当然是异己分子。涂羽卿妻子涂牟莉，在红卫兵眼中是一颗“定时炸弹”，抱著“定时炸弹”的人，当然是罪人。

红卫兵加在涂羽卿头上的三项“罪名”，在一个自由民主、法制健全的国家看来，都是极端荒谬，不堪一驳。

涂羽卿担任过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这个职务在当时极容易受到攻击。但是，众所周知，青年会是基督教中的自由派，思想开放，对中共的一些政策，不像基督教保守派那样，采取保留态度。1950年，吴耀宗倡导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该年9月发表的“三自宣言”，当时，基督教中的“基要派”领袖，如上海的倪柝声、北京的王明道都不表赞同，认为政治干预了信仰，而涂羽卿不但表示拥护，而且还到各地为“三自运动”宣传。1951年涂羽卿还出席了全国基督教会议，响应政府的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可见涂羽卿是守法爱国的。

不过，在是非颠倒、真理错位的文革时代，红卫兵“和尚打伞” (毛泽东语，指无法(发)无天)，胡作非为，加上义和团式的排外心态，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涂羽卿式的悲剧，到处可见。笔者当时在中国北方某大学教书，见到、听到一些留美、留欧、留日的专家与教授，受到和涂羽卿相似的迫害。甚至有的跳楼、投水、卧轨、服毒，含恨归天。

文革中，不但“臭老九”的知识分子遭灾，中共的“老革命”也有被斗得家破人亡。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就被扣上“内奸、工贼、叛徒”的罪名，惨死在秘密牢狱中。

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历史。但是，像涂羽卿那样“带著满腔愤愤不平和一颗伤痕累累的心离开人间”的哀怨，肯定还有不少。

为了不让这历史悲剧再出现在人间，大作家巴金提议建立“文革纪念馆”实属必要。建立“文革纪念馆”可以慰藉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引起后人警惕。千万不要让这万恶的历史悲剧重演。

原载《世界周刊》2007年7月29日 <回声> 栏目

缅怀教育家涂羽卿

(加州)徐欣欣：

拜读世界周刊1215期涂继正先生大作《我的父亲涂羽卿》再三，思潮澎湃。我为一位学贯中西、胸怀爱国济世的一代教育家的悲惨命运哭，为他的妻子儿女痛，更为那一段弯曲悖缪的世代叹息!

1975年距今已32年了，哲人已远，涂羽卿的纪念文字方才问世，为人之子椎心之痛可想而知! “回顾这位受我们尊敬的学者的经历是个痛苦的过程。”写下这篇文字，必如重新剥开心头上的创口。在此向涂继正先生致敬——若不是这篇字字血与泪的记载，我们后辈之人，尤其是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如何得知在中国土地上曾经有一位这样了不起的学者涂羽卿，奉献一生、作育教化了一代中国人。可憾，可恸，而竟无可弥补的是他所爱的祖国及学生竟还报以不公、不义、不仁及耻辱，甚至折磨至身心崩溃而死。人世间的冤屈莫此为甚。愿他的在天之灵终能宽恕，得享平安，因为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更愿后世之人永远缅怀纪念一代哲人，并谨记历史的教训。

原载《世界周刊》2007年9月2日 <回声> 栏目

感慨涂羽卿遭遇

(加州)姚崇德：

读贵刊《我的父亲涂羽卿》一文，真是感慨万分。我在中学时代曾见过他们家人，像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爱国爱民，却遭此横祸，被逼自杀未遂最终被逼疯，真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这样的文章在大陆无法刊出，真要感谢贵刊能提供发表的机会。

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在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肃反、拔白旗、文革等各项运动使知识分子受到极大伤害，当时的受害者大多已作古或将进入暮年，需要大家努力把这一段历史记载下来。

原载《世界周刊》2007年9月9日<回声> 栏目

邻居

杜宣

玛丽安·霍浦斯老太太，住在我的楼上。确切地说，她的房间就在我书房的上面。我们做邻居已经整整十年了。去年冬天，她去美国过90岁的生日。临行时她说，过了春节，躲过上海的寒潮就回来。我们一直等着她。不料在她买好4月17日回上海的机票后，却于12日因胃出血，医治无效。26日即与世长辞了。

玛丽安的中国名字叫涂茉莉。我们的孩子都叫她涂阿婆。1919年她在美国和一位叫做涂羽卿的中国留学生结婚。所以就取了这个中国名字。 1920年她随着涂羽卿来到中国，到今年去世为止，她在中国度过了67个春秋。据说，她是在中国居住得最久的一位美国人。她和中国人民一道经历了一个艰苦而又复杂的历史阶段，当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她随着涂羽卿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她是日军在南京发动血腥大屠杀的目击者之一，她和我国人民共同忍受了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同时她也分享了我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愉快。当蒋介石政府悍然发动内战，全国学生和人民涌起反内战的热潮，这时，涂羽卿已是圣约翰大学校长，她和她丈夫是支持学生的。她和我们一道用胜利的歌声送走了蒋介石法西斯王朝的覆灭，迎来了一个独立的新中国。但是历史的河流从不会平淌而逝，在这古老而又新兴的国家中又不幸发生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浩劫。涂茉莉和涂羽卿受尽了屈辱和磨难，涂茉莉也就是在这时侯，永远失去了她亲爱的丈夫。我们都是粉碎“四人帮”后，落实政策被安排住在这里，但旷达的涂茉莉从来不和我说起她这段悲惨的遭遇。她真象大瀑布冲击下一泓碧水一样的澄净无波。

但涂茉莉并不是一位心如止水、与世无争的人。与此相反，她是一位性格鲜明的人，一位不掩饰自己观点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位好管闲事的人。她每天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看报、看杂志、接待来访者和写信上。在我开初搬来的那几年，她每天下午多半会到花园里来，拾捡枯枝和草地上的杂物。如果看到那个孩子在草地上抛弃纸屑，她就会毫不客气地当面教育。最近几年，她明显地衰老了，她不能下到花园里行动了。但她还是关心花园中的一草—木，她常常站在阳台上监视孩子们在草地游戏。她经常用写信表达她对当前某些事物的意见。上至国务院下至房管局和居委会。有次她写信给国务院，说我们每次国宴花费太大，她举美国国宴的例子，说美国国宴，除总统外，其余参加宴会的人，一律本人付款，我们也应该改变，节省财政开支。我们住宅外有盏路灯，经常瞎火。她一发现路灯不亮了，就给房管局写信，起先，她一写信路灯就亮了，她很高兴，后来不知什么原故，她写信，路灯还是不亮。为此她十分恼火。我因杂物多，无处存放，只得堆在楼梯下面，她写信要我在那里挂一幅布遮盖一下。我照样做了。她又写信感谢我的合作。有一天，我正坐在书桌边看书，忽然有水滴在我的颈上，抬头一看，天花板上许多水珠成串漏下来。我立即跑上楼，看到地面已积水上寸了，她站在水里不知所措。我走了进去。发现洗脸池的水龙头还开着，水还在“哗哗”地流出来。我帮她将水龙头关好，用畚箕将水铲到浴盆中，这样帮了一个上午，下来后还要把被淋湿了的书，搬到太阳下去晒。这次她却没有写信，而是带着十分歉疚的神情来向我道歉。她说，她忘了关洗脸池的龙头，坐在椅子上看报，不知不觉睡着了。后来感到脚冷，冷醒了，一看双脚都浸在水里，还没弄清是什么原故的时候，幸好你上来了，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们明显的感到，涂阿婆一年比一年衰老了。有一次忽然闻到焦味和煤气的味道，我赶到她房间去，看到她坐在躺椅上安详地在看一本书。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烧焦了? 她说她没烧任何东西，只是在看书。因我进门后闻到更强的焦味，所以我就在她厨房一看，原来炉子上一壶咖啡烧干了。壶底也烧穿了。她看到这情形后，才想起她一早起来想喝咖啡。但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后，她就完全忘了。

1984年, 在亲友的催促下，她去了一次美国。行前她告诉我说，打算住半年左右回来。当时我想美国是她的母国．她随着丈夫来到遥远的中国，侨居了几十年，观在丈夫已经去世，儿女又多在美国，而她又届暮年，叶落归根，可能此去就不会再回来了，但是却出乎意外，她在美国只住了不到四个月，提前回来了。我问她为什么提前回来? 她摇摇头说：几十年来她思念中的美国，已经永远消逝了，那只有存在于她的梦幻中。现在的美国生活，她已无法适应，所以她要赶回到中国来，赶回到她这间小房间中来，这才是她应该住的地方。

她是一个道地的美国人，她在美国生长并受教育。20岁嫁给了中国人，在中国侨居了漫长的67年，同中国人民共赴苦难同享欢乐。她成为了一个有着美国性格的中国人，或者说她是一个有着中国心的美国人。

这次她的儿女邀她到美国去过90岁生辰，她特地到68年前她和丈夫举行婚礼的小教堂去了一次，一走进圣堂，从她灰蓝色的眼眶中，不禁流下了如泉的泪水。她始终没说一句话，无言地进去，又无言地出来。的确，人世间有什么语言能表达她当时的复杂感情呢?

她逝世后，她的孩子将她的骨灰送回上海，和她亲爱的丈夫涂羽卿埋在一块。67年前他们两人，离开新大陆来到上海．经过了人生的漫长而曲折的历程，现在又同归一处，他们应是无憾的。

原载《解放日报》1987年8月27日第四版

悼念涂师母

经叔平

长松、继正、涂省先生：

宜华同学：

惊悉牟丽师母大人千里省亲，遽遭大故，驾返遥池，仙归道山，闻之不胜悲痛。

追念畴昔，师母大人于妙龄弱岁，辞别国家，远涉重洋，来归先师。师母之为人，温柔敦厚，淑慎坚贞。笃于亲，忠于友，树人树木，培根培植，尊师爱生，风范长存，为圣约翰大学师生所仰鉴，永志不忘

尔等今逢失恃之变，抱涤尤深。尚祈顺变节哀节痛，以慰泉壤。我辈不获躬亲叩奠。驰书慰远，悲与歉俱，临书含涕，哀思不尽。

圣约翰大学北京校友会

会长经叔平

一九八七年五月六日

巾帼人杰涂莲英

钱绍昌

在国际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再次回忆起一位杰出的妇女——病理学家涂莲英。

1983年，中宣部给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一个任务：建立国际新闻专业，培养能熟练应用外语的记者。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的记者作外事采访必须带翻译，很不方便，效率也低。新专业建立时，把我也调了进去。我也就硬着头皮边学边教。出于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我经常替《中国日报》写点稿件。那时期我采访了许多人，给我印象最深最使我感动的就是涂莲英。

由于她事迹感人，很多媒体都想采访她。可那时候她已处于癌症晚期，卧病在床，心境也不好，所以拒绝一切采访。《中国日报》找到了我，要我去试试，并通过她的单位肿瘤医院跟她联系，问她是否接受一个曾经是医生的采访。听说采访的人是医生，她同意了。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有共同的语言吧。1985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在肿瘤医院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华山路她的家中。她就这样接受了我的采访。在医疗战线上以毕生的精力与癌症作斗争的涂莲英面容憔悴，正躺在床上。当时她正在接受化疗。

她的父亲涂羽卿教授曾是我的母校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她本人1949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后去美国进修，后来到新泽西一家医院的病理科工作。1956年她和丈夫吴肇光医生带着4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满腔热情地回到祖国，一心想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分力量。可是等待着她的却是长期坎坷的命运。“文革”结束时，涂莲英重新焕发了青春，虽然这时候她已50余岁。

作为上海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的病理学家，她专门从事淋巴瘤的研究。淋巴瘤是淋巴系统恶性肿瘤的总称，其分类很混乱，这就影响了它的诊治。1978年涂莲英在她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分类方法。1982年她的分类法在全国病理学家大会上得到了一致公认。

病理学家必须亲眼从显微镜里看到各种癌细胞的形态，才能懂得新的分类法。涂莲英说：“让全国的病理学家都掌握新的分类法是我的责任。”于是她就不辞辛劳去各地直接指导。这时她的双侧髋关节已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她是撑着拐杖去全国各地的。

1983年她在拐杖的支持下去东京出席第12届国际病理学大会，报告了她的研究成果，与会者都惊奇于涂莲英竟然以这样巨大的毅力，走过如此崎岖的道路达到科学的高峰。可是有谁知道，这时癌细胞已开始侵蚀她的躯体。

埋头苦干从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的涂莲英终于在1984年10月发现了乙结胀癌，自知生命即将到达尽头。但她不顾丈夫的反对，把寝室变成实验室。床边的办公桌上放着显微镜，堆满了病理切片和医学资料。 “我多么希望能再给我两年时间！我真想有奇迹出现！”她对我说出了她最后的心愿。

涂莲英已被提名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将于翌年的“三八节”在北京的大会上宣布。遗憾的是，她没能活到这一天。1986年3月7日晚11时，这位坚强的女性离开了人世。

原载《新民晚报》2004年3月8日

一颗炽热的中国心

——访上海肿瘤医院病理科副教授涂莲英

本报通讯员夏孝勋本报记者陆正明

“瞧它绿得多么有生气。”一个阳光明丽的秋日，六十一岁的涂莲英把轮椅推到阳台上，指着一盆小小的无名植物对我们说。

这位市肿瘤医院的恶性淋巴肿瘤分类分型专家，是一九五六年响应周总理的号召，与她的丈夫吴肇光教授一起回归祖国的华侨。她的母亲是美国人，给了她一张酷肖西方人的脸，但父亲的中国血统却赋予她一颗跳荡着的中国心。尽管凶险的癌症与髋关节炎正侵袭着她的肌体，她却依然那么坚强地生活着。她激动地对我们说： “我有许多缺点，但肯定有一个优点，我爱我的祖国，愈是在海外，这种感觉就愈强烈。”

一九七九年冬，涂莲英奉命赴英学习。英国是欧洲淋巴瘤研究的中心，伦敦的一家医院里收藏着英国各地送来的九千多例淋巴瘤病例的资料，涂莲英的导师，蒙特·凡侬医院的贝纳特博士又是英国研究淋巴瘤分类分型的专家。

涂莲英一到伦敦就扑到实验室里。她天天早晨五点多起床，搭头班车来到医院，在空荡荡的实验室里看书，白天跟着导师查病房，给病人作病理检查，夜里，导师与同事都下班了，年过半百的涂莲英却象住院医生那样，守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医院收藏的丰富的淋巴瘤病理切片到十点多，才匆匆赶上末班车回宿舍。所以当时一位英国同事惊讶地问：“涂医生，你怎么不需要休息?”她笑着对我们说：“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当时觉得我是为中国学习，那时的留学生、进修生都这样。”

十月，她以省吃俭用攒下的外汇，为肿瘤医院添置了一部分急需的设备，还带着大半皮箱资料回到上海。

一九八三年秋，第三届全国淋巴瘤学术会议在上海举行，以涂莲英的研究为蓝本的淋巴瘤形态鉴别标准获得与会者的赞同，被称为“中国标准”，并决定在全国推广。

这时，她的髋关节炎已经发作，每挪一步就会剧烈地疼痛，但为了让全国各省市尽快掌握淋巴瘤分类分型的中国标准，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她拖着双腿，走了十八个省市，开办了数十期学习班，足迹北至黑龙江，南到海南岛。

泰安是个依山小城，从住处到教室的一段石阶，常人只要走十来分钟，而她一步一挪，竟走了四十五分钟才到。下课时，常常已是夜幕笼罩，她只得由别人扶着，一脚高一脚低地摸回住处。

为了能有针对性地给学员讲解，她每到一个地方的当天，总是要学员们先交一部分病例切片，晚上，她就在显微镜下研究分析，看完全部病例，往往已是第二天凌晨。

这样，她在一年中，看了近九千例恶性淋巴瘤的病理切片，写出了恶性淋巴瘤在我国的不同地理、性别、年龄上的不同特点的报告。日本专家得知以后，特邀她去日本参加第十二届国际病理学会，与会者听了她的介绍，连声赞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中国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真是难以想象。”

她双腿已无法挪动，只能依靠双拐行动，领导上要她半休，但她却带着双拐，艰难地骑着自行车上全天班。

去年六月，组织上决定给她动髋关节置换手术，但在手术前对她进行全身检查时，发现她竟患有肠癌，在中山医院手术结果，发现癌细胞已转移到肝脏。

在中山医院外科，一次特别的支部大会正在进行着。当全体党员一致举手同意涂莲英入党时，臂上还挂着盐水瓶的涂莲英热泪盈眶。她激动地说：“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宿愿。”

“我能走的路不长了”，她平静地说：“但我希望像一个哨兵，倒在自己的岗位上。”

今年四月，她带着手术后的病体来到美国西北部的落基山脉脚下的城市波特兰探亲。当地春意正浓，又有亲人在身边，按理说是手术后休养的好地方，可是她一有机会就坐着轮椅，来到一家医院的图书馆看书。轮椅上，挂着一只装着三明治和饮料的塑料袋，这就是她的午餐。直到傍晚，她才离去。

五月份，正巧有个骨髓穿刺学习班在美国东部召开，她坐着轮椅乘了六个小时飞机，从美国西部赶到东海岸的学习班。开会，跟班学习，她都那么认真，第四天，她昏倒了。

回国后，她的癌细胞扩散，在中山医院又施行了第二次手术。手术后，她坐着轮椅参加了她亲自指导的研究生小陆的论文答辩。还要求把显微镜，幻灯机带到家中，进一步观察恶性淋巴瘤的病理形态。

她对吴肇光教授说；“你要想办法，能再给我两年时间就好了。”吴教授看着显得苍老的妻子说：“你还是多多休息吧。”

她却说；“我不能停呀，我要做的事太多了。”与病理科的同志们合著的有关淋巴瘤的专著还未完成，而她是主编，与日本，联邦德国专家一起研究的一个课题还没有结果，医院的淋巴瘤研究下一步该如何走，需要考虑，还有就是五个儿女，虽都已成人，但当妈妈的总还是牵肠挂肚……

她凝望着那株在秋风中长出新芽的无名植物，笑着对我们说：“如果我能完成我的计划，我就可以画画水彩画，听听音乐，尝尝悠闲生活的滋味了。”

原载《人民日报》1985 年 x 月x日

愿人类制服癌症

——记肿瘤医院淋巴瘤病理学家涂莲英

本报记者余建华唐玉琴本报通讯员夏孝勋

“癌，是癌！”

镜头中的细胞组织，显现不规则变形。正常的细胞组织，看起来有如淡紫色的图案，可这儿斑斑驳驳，全乱套了。

她透过双目生物显微镜，在切片上清晰地发现了腺状癌细胞。涂莲英，上海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淋巴瘤病理学家，跟癌细胞打了几十年交道，在显微镜下看过无数切片，可是，今天这样的切片却还是生平第一块。

——这是从她自己身上取下的结肠切片！

同事们本想瞒着她，但是，他们终究没有能瞒住。他们同情地望着那轮廓分明的面容，担心她经受不住这个打击。

谁知过了一会儿，她从旁边取出一块病人的切片，调节着显微镜旋钮，又默默地工作了。这是一位疑难病人的切片，正等着看结论……

(一)

湛湛蓝天，飘浮着白云，江面一叶扁舟，远处青山逶迤……涂莲英仿佛成了大自然中的一只扑腾的小鸟。

证实生癌的几天之后，涂莲英被推进了中山医院的手术室。手术后的第三天，她支撑着倚床而坐，一手扶着画夹，一手捏着画笔，作起画来。一幅又一幅水彩风景画贴满玻璃窗，她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嘴角露出微笑。她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她不相信无情的病魔能将她一举击倒。

外科监护病房如今成了她的临时工作室。床头柜堆着参考书和论文资料，床栏上挂着鼓鼓的塑料袋，里面也是各种资料。她抱着病案夹，不停地写啊，看啊。走廊上人来人往，她干脆请护士在病房里拉起一条洁白的尼龙布，隔出一个小天地。

已经过了熄灯时间，夜班护士进来干预。“对不起，让我再干一会儿吧，我手头还有那么多事没干完。”她央求道。

“你还在弄什么?不能干了。拿回去，统统拿回去吧！”她的老朋友、肿瘤医院院长许良中很不高兴地咕噜着。手术前，他已经收缴过一次。涂莲英摊着手说：“总得把欠的‘债’还清呵!”

是的，还有数不清的工作等着她。五月份，要在成都召开第四次淋巴瘤病理学术讨论会，她是华东组的负责人，要忙着安排送交讨论会的论文：她指导的研究生小陆正在撰写毕业论文，她让小陆把显微镜带到病房，帮助他看片子，指导他修改论文……

(二)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党支部大会。

中山医院外科教研室。肿瘤医院病理科党支部根据涂莲英的一贯表现，决定吸收她加入党组织，今天借用这儿举行支部大会。

涂莲英端坐在轮椅上，身后的输液瓶垂下长长的橡皮管。此刻，她显得那样的庄重，如同一尊大理石的雕像。

一只只手臂举起来了—— —致通过！涂莲英深凹的眼眶溢满了泪水，哽咽着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她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美国人。一九四九年，她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远涉重洋，赴美深造。一九五六年，她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与丈夫吴肇光，带着四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回到祖国。可当时，她那一腔报国热情，却受到了冷遇。在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中，她天生的一副西方人脸容，以及她的血缘、海外关系，使她不可摆脱地被排斥为“异己”，甚至被怀疑是特务分子。十年内乱，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她伤心过，苦闷过，但她坚信着一条：“我是一个中国人，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当政治上的春天再度降临以后，她是那样热情地投入工作。有人把病理医生比作法官。涂莲英深知从她手中写下的诊断的份量。按理说，病理医生不必下病房，可是她常常在诊断前先去看病史，再去看病人，亲手去触摸肿块的部位。病人动手术那天，她还赶到手术室，亲自去取标本。她和蔼的面容，细声柔气的道地上海话，不厌其烦的待人态度，使病人一见就高兴。而她呢，也真有耐心，有时竟会陪着素不相识的病人，从病理科走到化疗室、拍片室，到一个个楼面，帮人寻找医生。

恶性淋巴瘤的病理诊断十分困难。国内外对恶性淋巴瘤的分类分型素有诸多分歧。她决心创立我国特有的淋巴瘤分类分型标准，提高淋巴瘤的诊断率。她先后对九千多例恶性淋巴瘤病理学的分类分型重新作了回顾分析，每一例都在显微镜下看两到四张切片。这是何等庞大的工作量！她没日没夜地工作着，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几乎精简到最低程度。她经常只吃两片面包加一只苹果，或者吃她独创的“中西合璧”快餐——开水泡饭加奶粉。

为了搜集各种病例，她四出奔波。她在市内倡议成立了淋巴瘤病理协作组。为了建立我国特有的淋巴瘤分类分型标准，她先后到过十八个省市。她患有严重的髋关节炎。可谁能相信，就是这个走路蹒跚的人，北起黑龙江，南到海南岛，三年中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可是，腿脚越来越不好使了。领导照顾上半班，她放心不下课题，骑着家里的“老坦克”自行车出动了。她挟着拐杖从人行道旁慢慢跨上车。遗憾的是，一上了车，她就下不来了。她为了少摔跤，遇到红灯，只能绕道而行。医院领导知道后，专门派车接送她上下班。

东京，世界第十二届病理学会正在举行。大厅里，鸦雀无声。流利的英语嗓音，犹如潺潺的流水，中国病理学家涂莲英，向各国专家报告她的研究课题。当她微笑着鞠躬，收起讲夹时，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各国专家纷纷上前祝贺她在这么短时间里建立起中国的淋巴瘤分类分型标准。

(三)

从太平洋吹来的海风侵人肌骨，可是街道两旁，漫山遍野，灿烂的杜鹃和茶花，已在竞报春意。

美国西部波特兰市。涂莲英裹着厚厚的大衣，坐在轮椅上，由她的大儿子推着从大街上走来。她利用养病时间，带着一大箱药丸飞到了这里。她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她要来看看在这儿学习的子女，会会自己的亲友。可是，在儿子家住了没几天，就呆不住了，催着儿子把她送到离家不远的俄勒岗州医学研究中心去。

医学研究中心每周要举行一次淋巴瘤会议。她坐着轮椅准时赶到会场旁听。那儿的医生、教授，知道她来自中国，对她分外友好。免疫学研究博士巴凯的课题与她的研究生的课题有相似之处，涂莲英坐着轮椅，迫不及待地闯进了博士的实验室。博士见她这副模样还登门请教，大为感动，详尽地介绍自己的课题，建议她去中心图书馆查找资料，还表示要送她一个细胞株。她坐着轮椅，“吱扭扭”的来到了图书馆，看呵，抄呵，来不及就去复印……

转眼间，她到美国已有一个月了，带来的药用完了，肝区疼痛加剧，她知道癌肿正向肝脏转移。她去做了超声波，荧光屏显现的造影情况不妙。这时，在纽约的友人朝裔美籍专家玄凤学打来长途电话，邀请她去参加骨髓穿刺技术进修班。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项关键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不用这种方法做出淋巴瘤病理诊断，难以在国际上交流。

儿子知道母亲要去纽约，怔住了。波特兰——纽约，从西海岸到东海岸，飞机要飞六、七个小时，相当于北京到上海的三个航次，并且中途还要转机。“你就是不听话！一点不珍惜自己。”儿子发火了。“你没看到我多想趁活着多做点事！”涂莲英固执而又温和地说。

就这样，她坐着轮椅，只身飞到纽约。进修班只有四天时间，活动安排十分紧凑。涂莲英样样想看，玄凤学尽可能满足她的求知欲，还送她一大把穿刺针。可是，到最后一天，她累得支撑不住了，头沉重地直往下垂。她匆匆道别，在亲戚陪同下，赶回旅馆。回到房间，她脚一软，就人事不知了……

(四)

切片，这又是一块切片。淡紫色，映了一大块墙面。——研究生小陆一边放映论文答辩幻灯，一边讲解着。

家里窄窄的过道成了小放映室，她坐在轮椅上，专注地盯着幻灯。小陆几次忍不住提出休息一下，可她却总是说：“我行，抓紧时间，继续干！”她从美国回来后，又住进中山医院做第二次手术和照光治疗。由于体力越来越虚弱，她把单位里那摊子事挪到家里来了。

八月的一天，她让小陆推着她，去参加他的硕士论文答辩会。她坐在轮椅上，从头至尾足足听了两个小时。当论文在掌声中通过时，她的眼睛湿润了。她拉着小陆的手，连连说：“祝贺你，热烈祝贺你！”小陆望着这位抱病赶来参加答辩的导师，心中涌起千言万语。

她急着要把骨髓穿刺技术推广开去。她把科里的进修医生请到家中，手把手地教会他穿刺，又让他去教别人。她还给中山医院送去了针。于是，在中心医院工作的丈夫吴肇光成了她的特别“信使”，时常向她汇报使用情况，还要传递她的意见。

朝裔美籍专家玄凤学来到上海访问了。她在小陆陪同下，驱车过江，赶到上海船厂招待所看望这位老朋友，还带去了片子，带去了病例。玄凤学对她的工作十分满意，他们又是切磋，又是商量。当她与小陆驱车穿越浦江隧道返回时，手表指针巳转向深夜十一点。

涂莲英感到要做的事太多了。她深情地对丈夫说：“老吴啊，你要是能再给我两年时间就好了！”

望着妻子苍白的脸色，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强忍着心中的痛苦，劝慰她：“你还是多休息，少工作吧！”

可是，她的日程表上还排满了那么多等待完成的事情：

成都会议对全国淋巴瘤病理分类分型标准提出了修改意见，她又在翻阅资料，着手作最后修改；

她和日本、联邦德国专家合作撰写论文《T细胞淋巴瘤分类的建议》，快要脱稿了。那两位专家对其中一个问题发生了分歧，来信请她作出裁决；

九千多例的恶性淋巴瘤病理学的分类分型标准，将要作成果鉴定，她要对论文作一番修改，然后译成英文，以便向国内外同行介绍；

上海科技出版社计划出版的《肿瘤病理学》，其中《恶性淋巴瘤》分册的许多章节还等着她撰写；……

她相信，人类终有一天会制服癌症，如果能为这一天的到来留下一点什么，那么生命一定更有价值。

涂莲英凝望着阳台上那盆心爱的兰花。这盆兰花已养了三年，她期待着明年春天，它能再开一次花……

原载《解放日报》1985年12月8日

她和病魔争时间

胡金娣

三月七日，全市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大会上，主持会议的同志正在宣读荣获妇女节“巾帼奖”者的名单。当读到上海市肿瘤医院病理副教授涂莲英的名字时，台下许多女同胞的眼睛湿润了……

就是这天，这位世界著名的肿瘤研究女专家平静地离开了我们，无情的癌症使她终于没能挨到这眼看就来的三八妇女节。

几年前，当涂莲英在日本召开的世界病理学会议上演讲时，外国人在赞叹她的独到分析之余，怎么也不相信眼前这位拄着拐杖的弱女子，居然在一年的时间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调查，分析，拿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可靠依据。他们当然更不会想到，这位新中国一成立即与丈夫一同回国的女专家曾在被说成是“特务”而关押时，潮湿的水泥地给她种下髋关节炎病根，以致双腿残废。可她却又在用超人的毅力和病魔争时间！

女儿最知妈妈是怎么样的人了。

那次，也是搞病理研究的大女儿闻讯妈妈住院检查，她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在妈妈开刀后的切片上，她不仅看到癌细胞已经转移，更让她不能平静的是还找到妈妈生癌的原因之一——营养不良。妈妈平时的午饭常常只一根黄瓜，一个白煮蛋，她说，这样好，可以节约时间，她有干不完的事，连吃鱼要吐骨头的时间她都舍不得花。

而对死亡来临，涂莲英显得特别平静，可当鲜艳的党旗映照在她苍白的脸上时，涂莲英却为自己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掉下了激动的眼泪。

女儿们掰起手指一算，妈妈从得病到最后离开前，又做了多少事；完成了一篇关于淋巴瘤的专著；带回了伴随她几十年的显微镜在家继续工作；坚持带教研究生；甚至她还带上够吃一个月的药丸，输了两次血，千里迢迢地赶到美国去学来了长针穿刺骨髓活捡新技术……她这哪是在休息啊！

虽然与众不同，可她是个更好的妈妈，一个无私地把全部心血都献给整个人类的好妈妈。

原载《新民晚报》1986年3月21日《十日谈》栏目

“把我的眼睛角膜献给五官科……解剖我的尸体”

病理学家涂莲英为事业贡献一切

新华社上海3月20日电 (记者马雪松）我国著名淋巴瘤病理学家涂莲英，一生为医学事业竭尽心血，逝世之前又留下遗言，把自己的眼睛角膜和遗体献给医院，为医疗卫生事业作最后的贡献。

春节前的一个夜晚，癌症严重侵蚀肌体，高烧不退的涂莲英让女儿扶着坐了起来，断断续续地说完自己的遗嘱：“……把我的眼睛角膜献给五官科，可用作移植手术，解剖我的尸体，看看肝脏经过放射线照射后，对正常细胞和癌细胞的影响……。”

涂莲英是上海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教授。她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美国人。1949年她从上海医学院毕业以后去美国深造。1956年回到祖国。从此，她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恶性淋巴瘤的研究上。最近几年，她患了严重的髋关节炎，拄着拐杖，先后走了十八个省市，分析了九千多例恶性淋巴瘤切片，建立了中国独特的淋巴瘤分类分型标准，从而把我国淋巴瘤病理诊断推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984年秋天，涂莲英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之后，把时间抓得更紧了，常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她最后一次去美国探亲时，每天都呆在图书馆或实验室里，带回国的是厚厚一叠有关淋巴瘤的研究资料和一株珍贵的细胞株。

三个月前，记者曾在她的家中，旁听了讨论她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党支部大会。当十几只手高高举起，一致通过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时，坐在轮椅上的涂莲英眼里含着泪花，轻轻地吐出肺腑之言：“我真想与大家一起再干十几年，然而给我的时间不长了。我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医疗事业上，只要有一口气，就不停止我的工作。”

在最后的日子里，她竭尽全力坚持工作，给科里工作出主意，指导研究生搞课题，还抓紧分分秒秒，完成了与日本、联邦德国病理专家合作撰写的论文《关于T细胞淋巴瘤分类的建议》。

3月7日深夜，涂莲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遵照她的遗言，上海医科大学解剖了她的遗体。当腹腔打开后，医生们几乎惊呆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广泛的转移，她真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人。”

原载《人民日报》1986年3月21日

我见到的涂羽卿家庭

吴泽蕴

在1997年5月号的《上海滩》上，我读到了一篇《“正人君子”涂羽卿》的文章。我对涂羽卿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印在杂志上的照片，那脸是熟悉的，而且即刻把他和在淮海中路上的一栋旧公寓联系起来。于是我特地去看了那栋房子的门牌号码，那门牌歪歪斜斜地吊着，是2000号。

上世纪40年代，一位姓涂名省的女孩就住在这栋公寓的二楼，她是我就读的世界小学的同学。她的父亲就是涂羽卿，只是像我这样当时不过10岁左右的女孩是不会注意同学家长的名字的。说起世界小学，曾是沪上一所著名的贵族学校，坐落在淮海中路宛平路口，解放后几度改换门庭，从武康路小学、沪光中学到现在的南洋模范初级中学。这个学校在抗日战争期间是不挂校牌的，因而得以免读汪伪的课本，小学二年级起，就读法语，三年级起加读英语，国文是学校自编的课本。学校虽不挂校牌，却在楼面上有一块“世界学校”的横匾。从三四年级起，涂省和我同班又曾同桌，回家时又同路，自然就成了好朋友。她一头金黄的头发，活脱脱一个外国女孩，却又讲一口标准的中国“国语”，便可知是个混血儿了。

放学回家路上，我常被涂省拉到她家去玩。那是二楼西部的一套两居室房子，房间不大，中间隔着一扇不透明的玻璃拉门，卫生间套在里间，厨房套在外间。本来外间应该是客厅兼餐厅，里间是卧室，可是因为人口多，不得不将两间都做了卧室。外间还要兼书房、客厅和餐厅。床是没有的，白天看上去都是长沙发，晚上便是床。屋子里的陈设没有太多可描述的，饭桌是一张小小的方桌，比较讲究点的便是那只小巧的书桌，桌上有立体的矮柜，那是她父亲专用的。因为没有过厅，连自行车也只能放在进门处，实在是很局促的。

涂省共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莲英，那时正是及笄之年，很漂亮，念中学了。二姐长松、哥哥继正也都在世界小学上学。他们都有着混血的脸庞，也都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中国“国语”。记得她哥哥涂继正口才极好，在学校演讲比赛上得过第一。

我好像没有见过她父亲，我之所以看到他的照片觉面熟，那是因为涂省很像他。涂省告诉我，她的父亲在大学里教书，有很多学生。我想她父亲一定是极忙的，所以见不到他。她的母亲则是常常见到的，是地道的外国人，涂省告诉我，她是美国人。我后来从《上海滩》的文章中才知道她叫苗瑞儿·霍普斯，1919年在纽约和涂羽卿结婚。当时她正处在危难时期，日本人随时可能把她关进集中营，当然也就没了工作。我在涂家，常见她母亲在用手摇搅拌机制作花生酱，有时就涂在面包上，给我们一人一片。她脸带微笑喃喃地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因为她不会说中文。涂省有时和她妈妈吵嘴用的也是英语。

说实在的，我很喜欢到涂省家里去。她家和我们当时的上海小市民家庭相比，那生活方式有着别样的情调。离圣诞节还有一段日子呢，就已经有一棵圣诞树打扮得五光十色，站在外间屋中，一进门就让人眼睛一亮，对我这样的儿童是多么有吸引力啊！这是涂家的父母为孩子们早早作好的准备，而我尽管并不属于这个家庭，围绕着圣诞树转转，猜猜那一包包用彩纸包裹的礼物是些什么可爱的小玩意，也是一种快乐。涂家的兄弟姐妹都是很讲礼貌的，对我这样一个小朋友也是笑颜相待。圣诞节来了，圣诞数上的彩色小灯泡点亮了，屋子里充满温馨的节日气氛，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显得格外地热闹祥和。

岁月在我们的无知中悄悄地流逝。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没有升本校的初中部，另换了南洋模范中学，不知道涂省升什么中学。我和涂省是怎么分手的，也已经记不得了。

涂家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非常鲜明和深刻。接近抗战胜利那一年（本书编者注：应该是抗战胜利那一年，1945年的九月），有一次我去涂家，见到他们那两间屋子里，无论是桌子上茶几上、窗槛上，凡是可放置东西的地方都摆满了礼品，种类和件数非常多，但都是价格不贵的小礼品，如一副手套、一条围巾、一根领带、一本笔记本、一幅画、一尊小雕塑等。没等我问，涂省便告诉我，因她父亲的生日到了。这都是父亲的学生送的礼物，于是我注意到那些小礼物上都附着祝贺生日的词句。我在心中感叹：她父亲的学生可真多呀！后来才知道，那时的涂羽卿先生，每天挤车到南京东路，在几所著名的教会大学临时凑合起来的校舍里授课，是非常辛苦的，而他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是显而易见的。算来那时该是他五十岁生日。

抗战胜利以后，隐约听说涂省的父亲担任了圣约翰大学的校长，便料想他们一家早已搬出了淮海中路偏西的那套狭窄的旧公寓房子。若干年来，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涂家早到美国去定居了。因为涂先生是在美国名牌大学得了学位又曾在美国工作，且夫人是地道的美国人，他又是虔诚的基督徒。现在才知道，1949年初，在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的形势下，当时正在美国的涂羽卿毅然回到祖国。从此和夫人一起定居在上海。解放后他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教育工作曾任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

上世纪90年代，我偶然从一份欧美同学会的会刊上，看到报道上海肿瘤医院一位医生（欧美同学会的会员）的先进事迹，这位医生的名字叫涂莲英。报道中说她从国外回来，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奋斗不懈，直到生命的最后终结。当时我一阵心悸，又疑疑惑惑，会不会是涂省的大姐莲英呢？后来也是在《上海滩》那篇文章中，又似乎得到了证实。文中提到涂羽卿先生曾动员做医生的大女儿夫妇回国，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贡献。《上海滩》的文章没有写到涂莲英的具体事迹，而我在欧美同学会的会刊上看到的，实实在在是非常感人的。

原载《上海滩》2003年10月号

（注：2008年，世界学校恢复原名）

重逢，在半个世纪后

吴泽蕴

1997年5月号的《上海滩》，登了一篇题为《“正人君子”涂羽卿》的文章，写到涂羽卿先生生前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全国政协委员，又曾是圣约翰大学校长。但在“文革”期间含怨而终。文中提到了他的家庭，涂先生于1919年在美国纽约和美国公民苗瑞儿· 霍普斯女士结婚，后举家回国，定居上海，有4个子女。看完全文，我立即断定涂羽卿先生是我世界小学同学涂省的父亲。

当年在淮海中路宛平路口有一所世界小学。我在该小学大约从3年级起，和名叫涂省的女孩，同班同桌且回家时同路。涂省一眼看去便是个外国女孩，但又讲一口纯正的“国语”。我常常到她家去玩。没有见过她父亲，她说父亲在大学里教书。她母亲是常见的，地道的美国人，不会讲中文。涂省和她母亲说话和拌嘴，都讲英语。

我和涂省一路回家途中，不停地说话，笑闹。岁月就在我们的无知中悄悄流淌。抗战胜利前夕，我们小学毕业了，我和涂省就此分手。多少年来，我一直以为涂家一定早到美国定居去了。

看了《上海滩》那篇文章，我由此也想把萦绕在脑海里的涂家往事写一些，却拖到去年才动笔，在10月号的《上海滩》上登出，篇名是《我见到的涂羽卿家庭》。却不料在10月下旬收到了由《上海滩》转来的信。信中说，“我就是吴泽蕴文中所提到的涂省，请将我的电话地址转交给她，我不久将返美。”多么难以置信啊！

先是在电话里互诉衷肠。她的率直真诚，使我知道了她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轨迹。由于涂省的异国婚姻的父母，共有对中国非凡的执着的热诚，解放后他们家没有离开中国。非但如此，连在美国的姐姐和姐夫也被父母召回国，要他们回国效劳，至于涂省的丈夫，也是在美国学成归国的学者。最难得的是，当涂羽卿已逝世，美国政府恢复了涂夫人的美国国籍，她却始终留在中国。涂省也长期在上海，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赴美深造，后留美工作，成了美国公民。

我们相约了会面的日子。她到我家来，一眼看去，哈，还和我记忆中一个模样。不过显然是一位可爱的外国老太太了。在电话交谈时，我们还用小学时的普通话，可是面对面时，她竟是一口带点宁波口音的地道上海话。

我们尽情地会回忆那童年时代的种种情景。记得她母亲常用一台小小的搅拌机制作花生酱，随之涂在面包上，给我们一人一片。还记得，涂省的母亲不在家时，那套公寓就成了我们两个人的世界。涂省本是活泼顽皮的，现在更无法无天了。她从椅子爬上桌子，去打开壁橱的最高一格。她把那里存放的罐头和盒子递给我，然后爬下来。打开克宁奶粉罐头，我们一起干咽奶粉，又打开饼干铁盒吞吃饼干，甚而去舔白脱。那时也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她母亲把这些食品藏在高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偷吃，可是涂省和我毫无羞耻感，吃得津津有味。今天回忆起来，照样一点不脸红，只是笑得直不起腰，快乐如故。

我们相聚了两个小时。我送她，一起走了一阵。经过星期天黄昏的淮海中路，她脱口而出，“外地人真多！”又说，“上海变了，好啊！”。她仍然把自己看作上海人吧。

匆匆分手，想起我和涂省的分别和相聚，尽管岁月悠悠而去，友谊却是地久天长。

原载《新民晚报（海外版）》2004年2月11日第二十版

Living between two cultures

（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

Rebecca Palmer

Nina Tu is a pale-faced, white-haired woman who speaks English with an American accent. But she surprises Chinese with her easy ability to converse in their language. “They absolutely go gaga when you come out with their dialect.” She speaks Mandarin and Shanghainese fluently and can converse in several other dialects.

Dr. Tu was born in Shanghai in 1935 to an American mother and Chinese father. She has spent most of her life in China,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1 and now at the age of 72 returned to Shanghai to work as a pediatrician.

Though she can move seamlessly between languages, her cultural identity has not always been an easy thing to live with.

Dr. Tu’s parents, Muriel Hoopes and Tu Yuching, met in the States in 1919. Dr. Tu Yuching, who had gone abroad as a Chinese scholar due to return home after finishing his degree. But before he did, a subway ride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 life. “It was very crowded then and the subway came to a real jerk,” Dr. Tu says. “He lost his balance and stood on somebody’s foot.”

That foot belonged to his future wife. (Compiler’s note: actually it was she who stood on his foot). The pair got talking and romance blossomed. They struggled to find a priest or pastor willing to marry them, but eventually one agreed. Mr. Tu returned to China, and his new wife later followed. The couple spent five years living in Nanjing before settling in Shanghai, where they raised four children.

At that time, Mrs. Hoopes Tu’s marriage to a Chinese man meant she lost her American citizenship when she left her home country.

“She lost her citizenship, therefore she became stateless,” Dr. Tu says. “Neither Chinese, nor American. She believed that probably saved her from being put in a prison camp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while many of her friends ended up there.”

Later, she was granted Chinese citizenship.

Even as a child, Nina Tu was conscious of being different. People would stare at her and she was called names. “More politely it would be a foreigner. Less politely, mixed-breed. I am half American and I am naturally not going to look like a typical Chinese.”

The difference was not only physical. She was influenced by her mother’s ideas, and also by her attendance at church and Sunday school. “My ideas and opinions were partly Western, so I didn’t fit too well. I would always be criticized because I was different, not only my appearance but my ways.

“It became a disadvantage for me. Since childhood and all the way through my adult years up till 1979, it had been always a disadvantage for me, always got me into trouble.”

After graduation, she was posted to the medical clinic of Shanghai Donghai Shipyard. “I worked at the factory till 1979, but I really felt I was not able to use my medical knowledge to the full capacity.”

Meanwhile, her father had a difficult life, often under suspicion for being married to an American and because of his links to the YMCA. “Somehow he was always the target, whatever the political movement wa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her father was put in isolation for more than four years and died not long after being released. Her mother was also locked up for nine months.

After China began opening up in the late 1970s, Nina Tu’s life changed. Her ability to speak English became useful. Through her sister, also a medical doctor, she was asked to help teach English to Chinese medical specialists who were traveling overseas.

In 1981, she herself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begin studying toward a master’s degree in public health, leaving her husband and adult children behind. Tragically, her husband died suddenly soon after she arrived.

She became a pediatrician, a job she carried out for 15 years. Her children have all sett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have all but one of her siblings.

But Dr.Tu’s mother stayed in China. By the time the country began opening up, she had already lived there 60 years.

“She went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changes. By then, there were very few American women who had lived there. She was probably one of only a handful. She was very well-known as the American dame,” she says. “What people thought of you changed with the times. You were the dirt under their feet one day, the all of a sudden a rose, a fragrant rose.”

In 1980, the United States apologized for the loss of her citizenship and offered to restore it.

At first, she declined. “What use do I have for American citizenship now? I’m a Chinese, I have lived here all my life,” she says.

But after some persuasion, she accepted. It meant her daughter also gained American citizenship.

Hoopes-Tu died at age of 89 during a visit to her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d been worried that she was lonely by herself in China and wanted her to return to join them. “But she insisted she wanted to go back to China.”

Nina Tu retired five years ago but this year accepted an invitation to return to Shanghai and work as a pediatrician at the newly opened Sun-Tec Medical center.

“I thought what a wonderful feeling it would be for me personally after my experience to working in a factory, being thought of and being treated as nobody, to come back and work in this capacity.”

Some parts of Shanghai are still familiar --- the Huaihai Road apartment where she lived as a child --- but others are dramatically different. Rural areas she used to pass through on her way to work at the factory have since disappeared.

She wants to stay in China as long as she can continue to work. “I’m in pretty good health, so I think I have a few more years to contribute.”

Dr. Nina Tu will talk about her experience at the Community Center Shanghai’s Puxi base today.

Shanghai Daily (an English newspaper in Shanghai), Friday 21 September 2007, page C10

Memories of my Daddy

Nina Tu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during my childhood that I remember distinctly to this day. These are also stories about my father that I tell my friends.

My father attended the Community Church on Hen-Shan Road every Sunday morning. He would take my brother and I to Sunday school. We walked to church going down Wen-Lin road. My father had a mole like growth on the back of one of his hands between his thumb and second finger. My brother and I would fight to hold my father’s hand with the mole because we liked to finger the mole and play with it on our way to church. Then one day he told us to stop fighting because he had another mole on the other hand so we could each have a mole to play with. In winter he would hold my hand and put it in his Harris Tweed overcoat pocket so I could keep my hand warm and still play with the Mole on our way to and from Sunday school. He was a father of few words but expressed his love for us though simple ways like that.

Another distinctive memory is from my teenage years. Both my sisters and my brother were attending school away from home. I was the only one of the four children in Shanghai at 131 Hu-Chiu Road. This was just before 1949. When I came home from school, my mother would have had afternoon tea with her “Foreign” friends and did not feel like dinner. My dad would come upstairs from his office on the fifth floor to cook dinner for us. In order to save money on the gas bill, we used a charcoal stove. My father would go outside of the house onto the penthouse roof top where we had a little stand with the charcoal stove underneath my bedroom window and the awning as shelter from wind and rain. My father would start the charcoal stove by lighting paper and fanning vigorously to get the charcoal ignited. During the cold winter days, his nose would run from the freezing temperature while he fixed a hot meal for the two of us. Nappa cabbage and tofu soup was a common dish for supper. He also taught me how to clean fish to avoid damaging the gall bladder so the fish wouldn’t taste bitter. This skill has been very useful for more than 50 years. Whenever I prepare whole fish, I remember his method and have not served fish that tasted bitter from bile stain.

第三部分

涂羽卿部分早期文章和讲话

涂羽卿一生以教学为主。他从30年代起，就兼任青年会的工作，他的著作除有关物理方面的论文、译文外，迄今我们在海外收集到的仅数篇早期他对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报告和讲话；对宗教和科学的论述，原文多为英文。从这些文章中能看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的思想、他对青年教育的关心以及对青年的要求和期望。

科学与宗教

涂羽卿博士讲

按：涂羽卿博土讲题不下六七种，因限于篇幅，仅选此三篇，各篇意义亦颇能连贯。

壹科学的基本要素

现在世界上无论何种国家莫不在科学势力之中。我国科学虽不甚发达，但是我们的生活已经在许多方面受了科学不少的影响，许多城市的建设已经是科学化，将来交通渐渐发达，科学生活的波浪，必逐渐传布至偏僻的乡村去。虽然我们已经与科学有了不少的结触。但是仍旧有多少人没有认识科学的真面目。平常人以为电灯、电话、汽车、火车、飞机、枪、炮等是科学，其实这些无非是科学的皮毛，科学的外表，并不是科学的根本。中国需要科学，已不可讳言，但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科学的果实，乃是科学的根基。假使我们舍本而求末，我们的科学永远不会发达，永远总是仰赖他人的鼻息，永远不会达到自立的地步。更有进者：假使科学的贡献只限于它的果实，那末，我们对于科学的价值，就可发生重大的怀疑。科学的果实固然对人类的生活，有许多很大价值的贡献，同时也从同样的果实，发生人类许多的痛苦与困难的问题。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岂不是因为科学的果实，而增加了千万倍？我们的强邻之所以能如此压迫我们，岂不也是因为他所仗赖的，是科学的果实？世界人类之所以惧怕第二次大战，岂不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英国前首相鲁易乔治（Lloyd George)说：“假使我们不歼灭战争，战争必会歼灭我们。” 此种恐惧的原由，岂不是从科学歼灭的力量而产生的吗？因为这种种原因，我在诸位面前讲讲科学的基本要素。

科学基本要素有三方面：第一是科学的态度与心理；第二是科学的方法；第三是科学的精神。

（一）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态度是纯粹客观的，是完全虚心的，是十分真诚的。研究科学的人，在未研究之先，与在研究过程之中，是毫无偏见与成见的。所得的结论，完全本乎事实的现象。简言之，科学是以事论事，不是以人论事的。假使结论与事实不符，其错不在事实，而在结论。例如牛顿的地心引力的定律，在当时是很合事实的，但以后新的事实发现，与牛顿的定律不符，不是新的事实有误，乃是牛顿定律必须修改。我们作科学实验的时候，如果不根据观察的事实，而捏造假的记录，求其与理论定律相符合，那就是根本没有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目的是寻求真理，虚伪的人，虚伪的态度，决不能认识也决不会得着真理。

（二）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也很简单。第一步是观察，观察要广泛，要精确。不是观察一方面的，乃是观察各方面的；不单是观察正面的，也要观察反面的。观察越多越好，越广越好。例如从前 Tyco Brahe 一个人住在一海岛，每夜观察天上行星的运动，结果得了千千万的记录，不但这人观察得多，而且同时也很准确。他有许多的记录，是凭他肉眼所得的，但他所得的结果，较现在用精确的望远镜所得的，不差上下，否则他千千万万的记录，也没有丝毫的用处了。科学方法的第二步，是从观察的结果去推测真理。例如 Kepler 利用 Tyco Brahe 的记录，探讨出他的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牛顿再依据他们的材料，探讨出他的引力定律。科学方法第三步，是根据所得的真理，再推测而观察新的事实。当牛顿引力定律发明之时，科学界只知太阳系有七个行星，最外的是天王星。但天王星的运动，与牛顿所推测的不合。一般天文家说，若是牛顿定律是对的，在天王星外某某地方，必另有一星，他的质量与他的距离足可影响天王星的运动。如是一天晚上，将望远镜对着计算出的方面观察，果然觅得一新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海王星。所以我们可以说，科学的方法是知行合一的，是行而复知，知而复行的。

（三）科学的精神

第一、科学精神是进取的，前进的，不是复古的。科学是攻击的，不是保守的。例如观察的现象，最初的时候用肉眼观察、人的视力有限，稍微距离较远的物件，就不能视察清楚，如是有千里镜与望远镜之发明，千里以外之物件，在望远镜之内如在咫尺。从前的望远镜，不过八吋的对径，现在世界最大的望远镜，有一百吋对径之大。此刻在美国正在制造一更大的望远镜，其对径有二百吋之大。用这种望远镜，天上极远的星宿，都可以看得见。不但大的如是，极小的也如是。例如微生虫固然小，但分子和原子还要比它小千万倍。最有力的显微镜，还不能使我们看见一个分子或原子，但用X光的方法，我们能知道分子与原子的构造。再谈到科学对空间的进取，从前要费几个月的路程，现在几天就可达到，在纽约的人，可以同他在伦敦的朋友会话。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可以会话，而且可以会面。总之，翻开科学的历史，没有一页不载有科学进取的工作与精神的。

第二、科学精神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在科学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失望二个字。科学的精神，向来是乐观，永远不会悲观的。科学的历史，有许多是失败的历史，科学的试验，有许多是没有成功的试验，但是始终是积极的。电灯泡是个很平常的东西，几角钱就可买到，但是一个不值钱的电灯泡，是经过多少次的失败，多少人的奋斗与汗血才成功的。爱迪生在未发明电灯之先，曾经做过一万五千多次的试验。为要得着一个相当适宜的灯丝，他试验二千多种的物质，派过多少人到世界各地方去采寻这个物质，一万五千次的试验，就有一万四千九百九十九次的失败，二千种物质的试验，就有一千九百九十九种的失败，但是爱迪生从未消极过，从未退却过，从未失望过。

第三、科学精神是冒险牺牲的。科学的成功，不但是要靠进取积极的工作，同时有多少时候需要冒险牺牲的精神。从前一般人以为地球是平的，但科学家有人提议地球是圆的。欲证明谁是谁非，必须有确实的证据。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而且有志作一种直接的试验。当时欧洲人皆知印度与中国是在东方，假若地球是圆的，那末向西而行，应该可能达到。如是哥伦布经过数年之准备，联络少数人员，驾驶一只小帆船，冒险向西行，结果发现了新大陆。再：从前美国开垦巴拿玛运河时，遇见许多困难，工程不能进行，工程固然浩大，工程上的困难也很多，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在巴拿玛地方有一种特别的热带病，叫黄热症，许多工程师与工人染了这病死亡了。因此政府派遣许多医生去实地研究，能否设法把这病消除，结果有一位医生得了一个结论。他说黄热病是一种特殊蚊子所传染的，但是一般人都以为此种论调大异于寻常的观念，必须有直接的证据，如是提倡这论调的那一位，自告奋勇，以自身为试验品，搭了一个小帐蓬，将患病的人置于其中，自己也住在里头，蚊子也让牠进去，将帐篷紧闭作一澈底的试验，结果这一位医生果然患了黄热病，以致失丧了他的生命。但因为他一人的牺牲，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存，运河的工程也得成功了。近来南北极和同温层的探险，也有许多同样冒险牺牲的故事。

第四、科学精神是不贪图报酬的。在科学历史上，很少有钱的科学家。世界各国都有巨大的建筑或铜像纪念伟大的政治家或革命家或军事家但极少的时候对科学家有同样的表示。从前有一位科学家法拉第（Faraday)他发明用电磁感应法发电，现在工业上所用的发电机与电动机，都是以法氏的原理为根据的。法氏出身于一个很穷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个铁匠，他幼年时曾在一个书店充学徒，因他对科学有兴趣，就利用他的闲暇时间去看科学书，听科学演讲，他的饮食起居都极简单，利用所余薪资，购置简单设备，从事科学研究，以后得了一个良机，到英国皇家学会实验室充任研究员，结果发明电磁感应原理，同时制成一电机模型。据说，当时英国大政治家格兰斯登（Gladstone）问他究竟这个小小的玩物有何实际的用途，法氏回答说：“你现在或者看不出它的用处，将来你从它所得的税收，必定超乎你意想之外。”但法氏始终没有从这重要的发明，得着丝毫物质的报酬。最后皇家学会请他作会长，他辞却不就，伦敦大学请他当物理学教授，他也不就，他生下来是穷的，死后仍然是穷的。他幼时为学徒，始终未贪图重要地位，一生以科学事业为荣乐，他的赏赐不在物质，不在地位与名誉，乃在由科学探讨所得的内心的快乐。

以上四种是科学精神的外面是具体表现。试问这种精神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平常人有时也有进取、积极、和冒险牺牲的精神。帝国主义何尝不进取积极？大的工业商业，亦有同样的精神。但他们进取积极的对象，是名利的报酬，而科学的对像决不是名利。既不为名利而进取，积极，冒险，牺牲，那末其中必有一种超然的原动力在，这原动力就是信仰。科学的信仰有三方面：（一）相信宇宙的背后有永不转移的真理。（二）人凭理智的力量与科学观察的方法可以认识和寻着那真理。（三）真理寻着之后，迟早对人类生活有相当的贡献，这种贡献不限定是物质的，也有时是精神的。

诸位，我们现要认识的和所需要的，不是科学的皮毛，乃是科学的根本。科学的皮毛有利亦有弊，但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精神，是决无弊病的。不但是在科学本身事工上有了极大的成功，我们也应当在其他的事上，应用同样的态度，方法和精神。

贰能力的源流

（上略）“能力”这两个字的意义很普通，很平常，由小孩以至成人都有能力的存在。比方：一个生下来几个月的小孩，他不会行路，但他用两手爬地，爬会了又想起身学行路，这是小孩希望行路的能力。又比方运动，有一位跳高能达四尺，四尺八，五尺的同学。在旁的同学看见也想希望跳得同他一样高，这是他希望跳得高的能力，又比方我们在课堂把一条数问算学教师，他在黑板上不一会计算出来，我们看见他计算得这么速。我们也想得他一样速，这是学生“想学”的能力。又看见英文教师读得很快，很好，我们天天读英文，也想讲得如他一样快，一样好。这也是学生“想学”的能力。

这是从个人方面讲，若从团体方面看来，我们可以看见西方的国家当初发明许多东西为我国所没有的：他们发明大炮，飞机，战舰，我们没有，他们能创造铁路和种种建设，我们也没有，直至现在才开始效法他们，这是我们希望能学得人家的能力。所以“能力”二字很普通，很平常，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能力，我们的小团体有小团体的能力，国家也有国家的能力，所以兄弟今天对各位讲“能力的来源”，就是想分析能力的来源有几种。

能力的来源有几种：第一种是物质的原料。什么是物质的原料？比方物质建设，如果没有材料，就不能建设。又如发电，如果没有煤，电就发不出。筑铁路没有铁就筑不成，造汽车没有相当的材料就造不出来，所以能力的来源就是原料。但物质的种类无限。现在仅举燃料来说说：比方在山上砍树来烧，这树亦是能力的来源。我国华北山上的树从前很多，现在已少了，因为人们渐渐把树木斩绝了。原来树木是有限的东西，人类把它做原料，树木一定不够用，所以后来又发明新的原料——煤。煤比树的能力大得多，现在的火车如用木来烧，它的能力自然比不上煤。但世界上的煤也是有限的东西，如果人类一味烧煤，现在虽然很多煤，将来也有用完的一日，所以又有人发明汽车上用的煤油。煤油的能力比煤更大，现在国际发生的纷争，许多是为着争夺此种原料。就现在日俄之争，也是为着煤油矿，因为西伯利亚有很丰富的煤油矿，日本人想独占去了。不过，煤油也是有限，将来也有用完之一日。所以现在又有人研究能力的来源，此来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能力是什么？就是太阳的光。有人研究用太阳的光发电，如这研究成功，此种能力的来源无限，将来就免掉许多纷争。因为中国有太阳的光，日本也有太阳的光，到处都有太阳的光，没有谁把太阳夺去。这种能力的来源自比其他的来源更大。除此之外，还有人研究宇宙之光。比方用布盖着一种东西，使光透不进去，就是此光之一。又如现在医院所用的X光，此光能照过皮肤肌肉，如有枪弹打入去，用X光一照，便看见子弹在那里。此X光的力量比太阳之光又大得多。听说，这种宇宙之光，不仅能照入我们的身体，即使几尺厚的墙也能照入去。如此看来，物质的来源很多，我们的工业商业及社会一切建设，要靠物质的原料才能做出来。所以物质的原料是第一种能力的来源。

第二种呢？我们要问：对于以上几种原料，在几千年前是否存在？存在是存在的。但我们还没发现了它。从前有木，有煤，有煤油，有光，但没有具体的发现出来，这是什么原因。这不是物质的原料不足，单指山西一省的煤已足供世界一千年之用。但煤永埋地下是无用的，不只煤如是，其他一切有能力的东西长埋地下也无用。比方现在四川云南有许多煤油矿，但没有人晓得去开发就变作无用，除非我们有第二种能力来开发物质原料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科学知识。科学是教我们怎样去使用物质原料的能力的。比方科学指示使用于火车的能力：煤油使用于汽车的能力，我们就会利用物质原料的能力。我们现在的工业，商业，和其他一切建设事业之所以日臻发达，完全是由科学上得来的知识。所以第二种能力的来源就是知识。

但，我们进一层问：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能力的来源比科学知识的力量更大的吗？科学知识又从那里来的？是从人类来的！是从科学家发明种种东西来的。科学家怎会有此发明的知识？是靠他的思想能力得来的。比方建一座大屋，是用砖，石，水门汀而造成有门有窗，我们便认识矿石水门汀各种东西的用处。但未建屋以前，需要工程师计划，把许多建筑上应用的东西做一整个计划，才能着手建造。但这个计划是怎样发出来的？是靠工程师自己想出来的。建筑桥梁也是一样，要把许多零零碎碎的东西做一整个计划，才能进行筑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因为单“学”而不“思”是不行的，读书一味顾读而不思索，读了也是无用。科学家能够发明种种东西就是思想，如果没有思想是没有发明的。科学家对于一种东西想了之后便去试验，试验成功就成了科学，我们虽然不能个个做科学家，但我们做事都要自己思想，因为人家思想自己不思想，人家求真理自己不求真理，一定至于落后。牛顿发明地心吸力的真理，达尔文发现生物进化的真理，爱迪生发明电流的真理，都是靠思想的力量得来的。所以第三种能力的来源就是思想。

比方，我们有原料，有知识，有思想。我们的能力就满足了吗？不，它们的背后还有一种能力就是“意志”。因为我们即使具备了以上三种能力，去做与不去做尚有问题。比方某人有本钱，他是否去做事业？就看他有没有做事的意志。近来意大利表现它威武的能力，这种能力又从那里来的？是从慕沙里尼来的。慕沙里尼的能力又从那里来的？他的身体和我们一样，力量和我们一样，甚至我们还可以打倒他，他的知识比我们没有入过大学，没有读过科学哲学，没有高超的思想，这样，他的物质平常，知识平常，思想平常，何以他一人能够号召意大利全国的人民听他指挥？他的能力那里来的。就是他有坚强的意志，他认定一件事一意要做，虽至有人反对他，他还是要做，即使牺牲性命他也去做，他做事的决心始终不改变。又，德国的希特拉他生得很矮，体力也不大，他是一个皮匠，在军队里当过兵，也没有了不得的知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高深思想，何以他一人亦能号召德国的人民听他指挥，同慕沙里尼一样？他号召的力量从那里来的？也是他有坚强的意志，有很大的决心。俄国的列宁所以能号召革命，也是有他的坚强的意志。所以第四种能力的来源是意志。

还有一种能力的来源。上述第四种意志，不是我们人人具能做到慕沙里尼和希特拉，但有一种能力是我们人人所能干的，这种能力就是“合作”能力。无论那一件事业，如果一人做不来，便合十人去做；十人做不来，便合百人去做；百人做不来，便合千人万人去做，那么，一定达到成功的。从前秦始皇筑万里长城，由临洮以达辽东山海关，长凡几千里，一人筑不成则十人，十人筑不成则百人千人万人，……所以古代能筑成这伟大的万里长城，是需要很多人的。现在的军队，表面上看见军队的力量在枪砲，指挥官，总司令，其实军队的力量仍在“合作”，联合几万人同一目标，同一颗心，同一方向，便能战胜敌人。原来一个人的体力平常，知识平常，思想平常，而一人的意志也有限，若有几万人的意志合作起来，便成很大的力量，虽知我们个个都是平常的人，待联合起来，就有很大的力量。所以第五种能力的来源是合作。

讲到这里，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去看看，什么能力为我国所没有，并且要找我们所没有的能力。

第一种物质的原料，是否中国少？实在我国的原料比他国多，土地比他国大，比日本好似把日本放入广东一样大，我们的天然产物亦比日本多，我们有煤、铁、煤油，及其他矿产，统统为日本所没有的，所以从原料比较起来，日本是个穷国，况且中国无地震，而日本常有大地震，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就以人口来论，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即是每四个世界人口中，就有一个中国人，比起日本的人口大七八倍，因为我国有四万万几人口，日本只得六七千万，加以物质的来源此日本多得很，所以第一种能力实比日本为大。

第二种知识。我国的知识有没有？有是有的，但知识的程度不高，现在已有进步了，但所谓进步在全国看来仍属有限。我国提倡科学几十年，科学的知识并非没有，但和人家比较起来还很薄弱，比日本为低，比德国更低。

第三种思想。我国是否缺乏思想？看来也并不缺乏。几千年前孔子已发明哲学的思想，由此证明智力是不缺乏的，就现在我国去外国读书的，成绩很高，比外国学生并不落后，更证明我国的思想不缺乏，近代孙总理发明的三民主义，就代表我国现代的思想能力。

第四种意志。我们对于意志是否缺乏，外国人常常讥笑中国人做事只有五分钟热度，只有临时冲动的意气，没有意志的力量。发生什么事情，只会高呼口号，张贴标语，也没有坚强的意志，如抵制日货，起初烈烈轰轰，后来就虎头蛇尾，这就是没有坚强的意志，在过去缺乏坚强的意志，不只个人如是，团体也如是。

第五种合作，这一种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人最缺乏合作的精神。外国人说“中国人一盘散沙”，委实不错。中国虽有四万万几人，但人心涣散，完全没有合作的精神。民国以来，内争屡起，就是没有合作精神的明证，不只国家如此，即在一个小小的团体亦如此；有一间几百人的学校里头，小小斗争的事情常常会发生。在一间公司，商店，亦常常发生争执，这种不合作的现象，在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

现在我们对以上几种能力可以归结一下，即是第一种富而有余；第二种稍为缺乏；第三种并不缺乏；第四第五两种缺乏得很。

但，我们缺乏了的能力应从那里去找？我们少了的知识从那里去找？缺乏意志，缺乏合作，又从那里去找？我们现在所缺乏的并不是物质能力，却是精神能力。所以现在我们要找的，不是在物质而在精神。

怎样去找精神能力？第一，我们缺乏知识，应该去找知识。而知识是从科学来的，所以我们找知识要研究科学。第二，不过科学是从思想来的。我们并不缺乏思想，所以个个人应该运用自己的思想能力。有思想而不肯用，得不着思想的好处。你肯用思想，思想才肯为你所用。我们用思想，不是今日用，明日就不用，我们要时时用，永远用，将来思想一定有大大的发现。第三，不过一个人能不能肯用他的思想，还要靠他的意志。譬如研究一种科学，今天想，明天想，天天想，有一种积极的精神去做，虽然失败也不放弃，有此意志，有此精神，然后会发明许多东西。

至于意志和合作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缺乏意志，合作就无由表现出来。没有合作，我们的社会国家就没有希望。犹之乎物质原料对于我们的工商业建设一样，没有木，煤，油，等种种原料，我们的建设就没有办法。我们并不缺乏原料，我们并不根本缺乏意志。即是中国人根本能合作的。不特中国人具有此种能力，全世界人都有此能力，谁有意志，谁就能合作。但我们此种意志的力量怎样？是埋藏不能放出来，同煤藏在地下不能表现它的能力一样，我们开发煤矿要靠科学，我们表现合作要靠意志。

但意志又怎样才能表现出来？靠我们的信仰。信仰是精神力量；有精神力量然后造出物资力量；物质力量是从精神力量中发出来的。

刚才所讲的木，煤，油等，是物质力量；知识，思想是精神力量；意志与合作是根本的精神力量；但意志与合作又从信仰发出来的。

信仰，信仰什么，要信仰你自己（自信），自己要信仰自己才能做出种种事业来。从前我国是靠人家，靠英，靠美。靠国际联盟会，事事受人指挥，很少自信精神。现在我们不能专靠人家了。人家不可靠，惟有自己是可靠；自己如不相信自己，决不会找得出路，我们欲打开一条出路，一定要靠自己，而靠自己要自己信仰自己。不只信仰自己，同时还相信他人（互信），因为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乃是不能合作，不合作就没有办法。我们要中国人相信中国人，南方人相信北方人，东方人相信西方人，广东人相信广西人，湖南人相信湖北人，彼此相信才能达到合作，能合作才能做事业。所以信仰就是第六种能力的来源。

我国从前可说无信仰，提倡科学几十年，国人都是模模糊糊的去研究，总没有坚强的信仰。试问没有信仰科学的精神，中国的前途还有希望吗？科学家肯用他的思想去发明种种东西，就是他有自信力；他凭着他的自信力希望成功他的理想，于是真理就被找出来。

个人的问题这样，国家的问题也是这样。假如我们实实在在对于科学有澈底的信仰，中国才有希望。要彼此相信，用坚强的意志表现合作的力量，那么，其他五种能力就能完全实现了。

对于能力的来源统括讲了六种：第一种是物质的原料，第二种是知识，第三种是思想，第四种是意志，第五种是合作，第六种是信仰。这六种能力除第一种是物质能力之外，其余五种都是精神能力。本来整个宇宙都是物质，地球也是物质，地球的历史已有二十万万年，同时物质的能力也有这么悠久，但一二百年以前地球上纯是物质能力，没有什么精神能力，到近百年来，我们人类才有精神能力，有了精神能力，才把物质能力表现出来。我们要注重精神能力，精神是根本的能力，有精神能力才能造出物质能力，如果我们专注重物质，则精神能力就不能表现出来。但我们注重精神去探讨，去研究，去发明，又要以信仰为基础。

叁科学与基督教对中国之贡献

科学的意义，及其与宗教之关系，吾概述其梗概。今晚进而讨论，科学与基督教对于中国之贡献。

人之问题虽多，且各种问题之性质，容或不能相同，然无害其为整个的人生。于此足徵科学与宗教，两不冲突，其所以不相冲突者，以其精神同一，毫不相背故也。

科学有进取之精神，基督教亦有进取之精神——可见其相同也。圣经云：“不可杀人！”耶稣曰：“凡心怀杀人之念者，是即杀人矣。”经云：“不可奸淫！”耶稣曰：“见美色而兴淫念者，是即犯奸淫矣。”经又云：“当爱尔邻人”耶稣曰：“当进而爱仇敌，爱异邦之人。”凡此种种，由小而大，由近推远，非进取之精神表现耶？耶教为入世之教，而又教人求上帝国及其义，务使在地如在天，由物质世界，推及于心灵的世界，此非进取之表现乎？中国之儒教，仅及中国，印度之佛教，仅及东亚，且尚未有具体之传教组织；反之，耶教之历史，不及前二者之长久，而后者传教之范围，遍及全世界，不论全球文野各国，都已接授其影响，此非基督教进取精神之彰明较著者乎？具此进取精神之宗教，宜其不与科学违反也。

科学有积极的精神，基督教亦然。——世有许多伟大人物，方当其在朝握政，声威喧赫，不可一世，及其失败，则心灰意冷，隐居礼佛，籍求安慰，此佛教消极态度之好例也。基督教则不然。十二门徒在耶稣死后，仍然奋斗如昔，上前努力，宣扬教义于世界，备尝千辛万苦，而不却辞，又如保罗其人者，当其未得此教之真义时，逞一己之淫威，力攻耶教信徒，及其觉悟之后，真心皈依，是基督之健将，不独身体力行而已，并戳力宣传教义于欧洲各国，至死不疲，并以身殉，卒赖此种精神，以打倒罗马帝国主义者之压迫。中国数十年前，有拳匪之乱。教徒备历艰辛，近十年来，又时有反宗教团体出现，诸多嘲笑辱駡，诸多压迫，信徒亦不为畏缩，今日宗教事业，益以发扬，鄙人前次到北平，适有某校学生某君，商准学校当局，召开基督教青年大会，虽经学校之允许，然不见谅于同学，同学诸多刺讽，撕毁其布告，务阻其开会而后止，嗣后几经与学校当局磋商，迄无成效，乃改在校外开会，终能如愿以偿。此虽小端，然亦足见基督教积极之精神矣。

科学有牺牲冒险之精神，基督教亦然。——基督教自古以来，即已具备此种精神，人皆知之，本不容赘述。耶稣之死于十字架，彼得保罗……之殉难，其著者也。此次余到山西，访问一教堂，见其中有坟墓一座，问之，乃知为拳匪乱之殉教者，该堂长者凄然语余曰：“是时也，教徒被执，拳匪问曰。‘孰敢复认为耶教徒？供认为教徒者，杀毋赦’，众皆从容就义以死，诚难能可贵矣！”现今德国有一学者，已有三种博士之荣街，其学问文章之美，可以想见，其生活之高人一等，亦可于其地位相见之。一日，偶闻非洲荒蛮之地，土人之困苦无告，心焉动矣，复忆圣经又云：“凡保其生命，必失其生命；失其生命，则必保其生命”，从兹猛烈觉悟，放弃三种博士之荣名，与地位，再入医科研习，复膺博士之学位，于是购药品，入非洲，为其土人服务焉。或曰此君受帝国主义之利用，故然耳，然：唯唯否否，彼之赴非，乃入法人属地，非德国区域，当欧战之际，曾被法人逮捕，战后和平，始能恢复自由，足见出于自觉之仁，非为帝国主义之走狗矣。上述数例，岂非基督教牺牲冒险精神之显例乎？

科学有不贪图名利之精神，基督教亦如之。——上述世间有多种铜像与纪念堂，专为纪念政治军人伟人而设，此种荣名，科学家无所动于中，固矣。而基督徒，亦未尝一动贪图之念也。耶稣在世，工作不少，而未尝谋利，言论甚多，而未尝斤斤于物质之供奉也。且也，自耶稣以来，其门人健者，其于世也，皆未尝有赫赫之声名地位也，后之传教道牧，皆未能以教业致富，此又可皎然明白，毋烦喋喋者也。

从上述数点以观：基督之与科学，其精神毫不相反，确为事实，不容否认者也。然则基督教何以有此精神？曰：来自信仰也。科学何以有此精神？亦曰：来自根本信仰也。倘科学与其根本信仰分家，则科学无此精神矣；基督教与其根本信仰分离，则亦无此精神矣。基督教信仰有一永久超然而有生命之上帝，故所有精神，均由是生焉。

或者难予曰：上帝何在？吾得而见之否？曰：是诚不能得见上帝之具体形象。然则科学之真理，则汝即得具体而见之耶？科学之真理，既不可以见，则上帝之不得而见，同一理耳。科学之真理，无可限量，无有穷尽；上帝亦犹是也，科学之真理，为进步的，有生机的，上帝亦犹是也。所不同者，科学仅能说明物质，说明事物之改变，未能创造事物，而宗教则不然，英国有一名科学家团体，会员额定百人，此会尝用调查表之法，徵询众会员关于“物质世界以外，有无灵性存在？”之意见，结果九十余人均承认其存在，予以正面之答复。而彼辈所说之灵性云者，即为基督教中上帝之概念耳。于是足见著名科学家，未尝否认上帝之存在也。然则既存在矣，又当以何法而后可以见之？科学有“信人力足以认识真理”之能力者，耶稣曰：“清心者福矣，以其得见上帝。”故虚诚清洁心地光明者，在科学方面，可以见真理；在宗教方面，可以见上帝，科学家信仰认识真理之后，于人类社会，大有裨益。宗教家则信认识生命背后之生活，能使人之生活更得丰富，使社会更得完全。夫宗教教人“爱人如己”，其得成全社会完成健全的人生，理有固然矣。

总之，科学与宗教，其精神固属相同，即其信仰，亦不相违背。且宗教能示人以耶稣之人格，作我人具体之目标与榜样，从此点观之，比较单独教人冒险牺牲勇敢进取，而未示人以具体目标之科学，则宗教诚过之无不及也。

或者又难曰：“某人基督教徒也，而行为乖谬，不齿同侪，是何可者？”曰：此非基督教本身之罪，因其人远离之罪也。如一人之行为，不合科学原则，此非科学之罪，乃因其失却科学立场之罪耳。甚或假借科学与宗教，多端作恶，则此人已失其信仰科学与宗教之本来面目，宁复是责？复何言为？难者又曰：基督教从异国传来，与中邦文物人情不近，何得反客作主。予理之曰：“科学亦由异国传来，与夙昔我中华文化亦多未能洽合之处，但一经研究利用之后，知其可以厚利民生，乃乐为接受，今基督救虽由外国传来，亦应以同一之心，从其长短得失取决从违迎拒，不应以其来自外国，而遽然下逐客之令也。未知诸君以为如何！”

最后尚有一问，即“此两者是否为中国之所需？”是也。我中国土地辽阔，人民众多，物产丰富，就中如山西之煤，据说足充全球一千年之用，不可谓少矣；土地二十倍于日本，面积不可谓不广大矣；人口七倍于称雄世界之日本，生齿不可谓不繁矣；然而地力未发，矿藏不开，地利未垦，教育未普及，交通梗塞，水旱之灾，荐臻而至，驯至民生憔悴，国势日危。以四万万之众，受六千万日人之压制宰割，以成弱大之族，此皆缺乏科学智识，不能开发天然利源，厚我民生使然耳。夫无科学精神，则不足以发展；无科学信仰，则并科学之精神亦不能建立焉。故今日中国之所需者，为有科学精神之宗教家，与具有宗教信仰之科学家。诚能得具此两大精神之人，奋发有为，向上努力，则中国终属有望。至欲养成此种人格，尤贵先有一根本信仰，而此信仰，须超乎大家利害之上，然后始能避免各人利害之冲突，共到合作之路。中国今日不少能劳力奋斗，冒险牺牲进取之人，但其所以肯如此努力奋斗，冒险牺牲以求进取者，其动机不在社会之福利，而在其一己之幸福，由是天下汹汹，皆为私利而起，党同伐异，南北分裂，不合作而互斗，演成今日四分五裂之局，此皆缺乏超然的公共信仰使然耳。基督教信仰一超然于各人利害以上之永恒的上帝，故凡宗之者，不须向人类冒险争斗，只须向人类之公善进取可矣。诸君！科学使人物质生活丰富，宗教使人精神生活丰富，此两者结合而成之人格，中国殊属缺少，应急讲求养成之道也。

以上所述，吾不强人雷同。盲目崇拜，尤非科学之所应有。尚请诸君虚心追求其道，自觉而接受之也。

原载《同工》1936年2月

Spiritual and Moral Issues of National Life

and the Christian Answer

国民生活中的精神与道德问题和基督教的回应

(An address By Dr. Y. C. Tu, Associate General Secretary, National Committee of Y.M.C.A.'s of China, delivered at NCC Retreat with Van Dusen, Shanghai, July 6, 1946.)

The war of resistance is over. We are now supposed to be on the road to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problems of war have been momentous, and the burden of war has been heavy. Only through the dogged spirit of resistance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their capacity to endure extreme hardships, their conviction of right, their unflinching confidence in the outcome of the struggle, and the timely assistance on the part of the Allies, particularly of the U. S., could we bring the war to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At the end of the struggle, we find ourselves both spiritually and physically exhausted.

The problems of peace are by no means easy, and the burden of peace by no means light. The wise among us might have anticipated this, but not the common folk. The hopes so cheerfully entertained, and so steadfastly held during the fever of war soon became disillusioned. The shoutings and feastings of victory soon faded into grumbles of dissatisfaction. Living had been hard under the pressure of war and occupation, but became unexpectedly and increasingly harder since the advent of peace. Tired and wearied of war, the people are becoming wearied of peace, if we can call it peace. Financiers and industrialists dreamed of postwar booms, and planned for large scale projects of reconstruction, with the profit motive to be sure, but not without some zeal for service to the nation. Now they find restrictions on all sides, all their dreams and plans have to be laid aside, waiting for a better day yet to come.

Even the wise did not anticipate the conditions as we find them today. They might have anticipated a renewal of friction between the two long-time antagonistic parties, but they hardly expected it to assume such an extensive and threatening form. They might have anticipated, in fact they actually predicted, the trend of moral degeneration, but they hardly expected it to reach such magnitude in such high places. The gold scandal, the rice scandal, the railroad scandal, the German reparation scandal -- these are but the more conspicuous cases that can not be suppressed. They might have anticipated some international maladjustment, although they had high hopes in the Atlantic Charter,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Yalta, Teheran and San Francisco, but they hardly expected the open breach and the ominous situation as we find today. They fully expected that China would be freed from her shackles of a century, ready to launch forth into a life of her own choosing. To be called one of the major powers of the world, to sit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nations passing judgment on the fate of other peoples, certainly was beyond all dreams and expectations. Witness the subsequent come-down. China can not even solve her own problem without outside mediation, is even in danger of becoming the cradle of a third world war.

Spiritual bewilderment and disillusionment approaching despair, political turmoil on the brink of civil war, economic stagnation approaching bankruptcy, rural degeneration -- these are the problems of postwar China, not mentioning mass hunger and starvation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world,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has become one. China's ills are but part and parcel of the ills of the world. They differ only in degree, not in kind. The enmity, mistrust and war of nerves between our two opposing political camps is nothing but a counterpart and a reflection of the same th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sphere. It dates back just as long. The threat of civil war in China may be the overture of another world war. The disillusion is no less real and sudden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the possible exceptions may be the extent and degree of government inefficiency and corruption and the sky-rocketing inflation we find here. Even in Soviet Russia we hear of purges of corrupt high government officials. A thousand per cent inflation in China may not be as serious as a 100 percent inflation in America. Housing famine is equally acute in America, Great Britain as in China. A world upheaval has its world consequences. We all share in the same problems to more or less extent.

However, amid all this darkness, there may be detected some faint lights of hopefulness and encouragement. The people of China have never before in their history suffered so much en masse. Rich and poor, intelligent and ignorant, all have shared in this suffering ordeal. The people's voice is beginning to be heard. Up and down the land, in the dailies and weeklies, in small group discussions, we hear the cry for peace and democracy. Never before has that voice been as articulate as now, and it promises to be more articulate in the future. The struggle for the basic freedoms of the people is beginning to gather strength and will continue until these freedoms receive their sanction and guarantee. The incidents at Kunming and at Nanking are but the outward expressions of a fundamental undercurrent towards democracy. Democracy is on the march in China.

In times like these, when mind seems to be at its wit's end, man turns to things of the spirit. As General McArthur said on V-J Day, the problem of mankind is a spiritual problem. Solution of our ills is to be found in the spirit. The atomic scientists in America are throwing up their hands in helplessness in the face of the impending peril. They can offer no solution from their laboratory. They can only sound the warning. They have in their hands the tool to create or to destroy, but to create or to destroy is not within their power to choose. At least,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e cool-headed scientists have emerged from their shell of isolation and aloofness and acknowledged that science alone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man. It takes a man of science to see the real seriousness of the situation. Hiroshima and Nagasaki are not known to the people of China to realize the same aspect of the problem, but they do realize what further armed strife within their land would mean and do to them. Fighting would not solve the problem, they say. The people cannot stand any more bloodshed and more suffering. If you have the good of the people at heart, don't fight. To decide to sheathe the sword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would be a major spiritual decision. The appeal for such a decision is essentially a spiritual appeal.

The call for magnanimity made by the Generalissimo on the eve of the Japanese surrender, the generous treatment of the prisoners of war, and the absence of any mob action of vengeance, and more important still, the sincere acknowledgment, though not an open, explicit expression of the good qualities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re the signs of a spiritual victory over hatred, vengeance which the memory of Nanking could have so easily excited.

The common suffering of the war caused by no fault of our own has awakened in the hearts of many in the community a new sense of sympathy for suffering, and a sense of duty of service which is quite new. The old Chinese proverb says: "Sweep the snow from your own door steps, attend not to the frost on other's roofs." Here in Shanghai we have witnessed campaign after campaign to collect funds for social service. Campaigns for universities, for hospitals, for anti-tuberculosis, missions to lepers, for student relief, for teachers relief and what not. To give to a good cause has won its abiding place in the metropolitan communities. A new spiritual power is being born.

What is the Christian answer to these issues? First, let us ask, is the Christian in a position to give any answer? If he does give an answer, would it be heard? Am I right in saying, would I be saying too much, that the Christians of China have given a good account of themselves during the war? Chased by the threat of occupation, they have migrated from one refuge to another, always staying by their guns. A full account of the privations and testings the Christian bodies in this land have faced, what services they have rendered amid hardships and dangers would be a moving story indeed. The way in which the church bodies held themselves together under the pressure of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rown entirely upon their own resources, is no less thrilling. The Christians have had their faith tested, and have not been found wanting. Furthermore, the Christian voice is being heard in high places. Such people as Dr. Chang Po-ling, Dr. Wu I-Fang, Bishop Chen and others must have made their Christian impact upon important national issues of the day. Christianity in China is no longer facing persecution. It does not have to make any apology. It needs not be on the defensive. The Christian in China is in a very favorable position to give an answer, and the answer will be heard.

In giving an answer to these momentous issues, the Christian must, by virtue of his faith, be based upon his religious convictions which transcend the momentary and transient aspects of the issues and reach into the depth of the problem. To do so is by no means easy. On the other hand, he must also address himself to the problems of the moment in some direct manner. This is no less difficult, as it requires an unbiased and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The Christian is too easily tempted to refrain from raising his voice due to the feeling of incompetenc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rue knowledge on the one hand, and due to the fear of losing his future and more permanent usefulness, particularly in the institutional sense, by participating in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the day, on the other. To endure passively, to take up one's own cross and the cross of others cheerfully and courageously has always been the secret of power for the Christian. It seems also, however, that as human issues become increasingly involved, widespread, dangerous and universal, the Christian may be called upon to assume more positive and aggressive positions in these issues, as many prophets have found it necessary in ages pas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Christian should echo the warning of the scientist to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particularly to those in whose hands lies the destiny of man that the world is facing an impending global catastrophe. The scientist bases his warning on the destructive power of modern atomic weapons of war. The Christian, on the other hand, with his faith in the love of God, and with his allegiance to the command of Christ to love one's neighbor as oneself, should raise his voice in condemnation of any deliberate attempt to embroil masses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into merciless slaughter and death. The Christian, rightly or wrongly, has in past ages tried to frighten people to the paths of right by the threat of eternal fire after death. Should he stand by and say nothing and do nothing while there is an impending hell on earth?

A hell after death such as that pictured in Dante's Inferno may be just the product of the imagination, devoid of any possible reality. An atomic war, with its hell let loose on earth can very well be an actual reality. Whatever the causes of war may be, whatever grievances peoples and nations and political camps may hold against each other, to plunge mankind into an act of global suicide is certainly a sin of the first magnitude. To stand aloof in self- complacency is a sin of omission of no less magnitude.

As far as China is concerned, after eight long years of bloody resistance, with all the suffering, devastation caused thereby, and with millions on the border of starvation even at present, we are on the verge of a nation-wide civil war. Without it the progress of rehabilitation is already too painfully slow. Out of sheer pity and mercy for our suffering brothers, and for no other reason but to give the tired and exhausted people a breathing spell, we cannot stand by and allow civil war to break out without voicing our appeal for peace. God forbid, if, by our failure to achieve internal peace in China. we should be guilty of being the powder box for another world conflagration. Is this of no concern for the Chinese Christian! To take sides in political issues may not be demanded of the Christian, but to play safe, (or is it really safe?) when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his fellowmen are at stake, is hardly expected of him either. The Christian is torn between two opposing forces, --- to do or not to do. But, if he is truly concerned and moved by the urgency of the issue, he will know where his duty lies, without having to sacrifice the fundamental and eternal tenets of his faith.

The causes of war are many and vari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play a major role. Yet no one will deny that fear, suspicion, distrust and hatred enter into a large extent. Back of it all there i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of misunderstanding and lack of understanding. Science has made it easy for man to gain real knowledge and truth. In fact, it has been a current thought that the way of science is the only way to truth. And yet, in the hands of the unscrupulous and the war-monger, science has also been a powerful weapon for the spread of insidious and false propaganda. Mass indoctrination has been made possible through the use of the movie, the radio, the controlled press,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chniques. The Christian, no less than the scientist, stands for truth, and the real truth. The Christians, during recent decades,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Recently there has arisen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which aims to achieve better unity among the Christian movements of the world. Much has been achieved, but the achievement has been primarily within the Christian field itself. Further more, the Christians can rightly boast that in their faith they have found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fellowship which can truly transcend national and racial boundaries. This has been demonstrated even in times of war. The only bond that can stand and has stood the strain of war is the Christian bond. There is no other spirit like the Christian spirit of love in healing the wounds of war, in dissipating fear, distrust and suspicion and in turning misunderstanding and feeling of distrust into genuine understanding and fellowship of confidence. This does not mean, however, that anyone who bears the name of Christian can claim such a possession. Nevertheless, in Christ, the Christian can find the secret of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However, the Christian of truth has to live and struggle against a world of lies. Man has learned that it does not pay to tell lies of the atom, the molecule or the germ cell. He has learned that for his own good he must try to find the truth, and act strictly according to the truth. He knows what consequences will follow if he does not. It appears now that even in the realm of science man thinks he can, or at least he may think it necessary and expedient to hide the truth of the atom. He may even be tempted to tell lies about it, just to fool the potential enemy. He will yet find as he has indubitably found in the past that such tricks do not pay. When we come to the field of human relations, we find an utterly different state of affairs. Man thinks and believes it does not pay to tell the truth. News are carefully sifted in the hands of the censor before being passed out to the public. Visits and tours are strictly "guided" and pre-arranged so that only partial truths or even made-up truths are presented. Facts of history are distorted and so interpreted as to engender false pride and prejudice. Even when facts are presented, the vulgar, the sensational and the fantastically spectacular find their way to the headlines more speedily than esthetic, the beautiful and the cultural. The former is often padded and retouched to make it "sell" while the latter is just casually mentioned. Until very recently a Chinese was pictured abroad as a laundryman, an opium smoker, a gambler, a seducer of women, while the patience, industry, and peace-loving traits of the Chinese farmer and artisan, the art,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of the intelligentsia remained very little known. Even the missionaries, in order to arouse the philanthropic spirit of their constituency, found it expedient to emphasize the poverty, the disease and paganism of the Chinese people, at the expense of the more positive and cultural traits, which are none the less real, and truly more significant. The dark side of life is not any more real than the bright side. It is, however, certainly true that no true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s can be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a one-sided knowledge of weaknesses and faults. In a world full of lies and distorted truths, it is the duty of the Christian, if his aim is to cultivate true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which dissipates fear and suspicion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permanent peace, to launch a counter propaganda (if we are permitted to use such a term) to start a truth crusade against the barriers of falsehood, separating the people, and nations of the world. Furthermore, the Christian also needs to apply the same kind of scientific technique and organization which have been used by the propagandist of falsehood. The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Cultural Organization) is reported to have just such a crusade in mind. The least the Christian can do is to lend their aid and appropriate their strength to the achievement of that mighty purpose.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said Jesus. How can the people know the truth, when no truth is being told? How can they be free!

In the talk of cultivating bette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ach nation has its particular duties to perform. Each nation has its special areas of understanding. While there may be differences of policies and interests, and still a lack of perfect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s of the U. S. and Great Britain, yet we feel safe in saying that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m has reached a stage, and has been so firmly rooted that war between them can be ruled out as a future possibility. Such can not be sai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ither of them and the Soviet Union, nor between France and Germany. As far as China is concerned, in spite of all the accusations of imperialism both past and present, can we safely say that enough of an understanding has now been achieved 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and America? The Christian enterprises of the past century hav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at achievement. The areas of misunderstanding and lack of understanding for China are right close to her shores. While China should by all means continue to cultivate still better understanding with her friends, she should make a decided effort to promote such understanding with her neighbors who have heretofore remained more or less unknown or by force of circumstance, become estranged or even become her enemy. The Christian, by virtue of his faith, and of his past record, has more promises of success than any other person. The Christians should pioneer into this neglected field.

The Christian certainly cannot escape from his duty in the building of true democracy. Let no people or nation be self-righteous or self-complacent in this issue. Democracy, like the kingdom of God is still far from being realized, eves in those lands where experiments in democracy have been carried on for centuries. We people in China have just barely made a start. The end of the war has elevated us as a nation to the rank of the "big five," but the people that make up that nation have had no magic carpet to carry them upward. It has been admitted that we are a first-class nation in name, but remain a fourth-class people in fact. No nation can remain first-class while its people remain a fourth-class people, and no true democracy can rest on that kind of foundation. As long as more than 80 per cent of the people remain illiterate, knowing nothing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their own country, knowing nothing of the world forces that control their destiny, living at the sheer level of existence, not aware of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that bids to enrich their lives, democracy will ever remain a sheer dream. The people of China must be educated before they can assume their right role of citizenship in a democracy. The Christian movement has been the pioneer in educational work. It has thereby influenced in no small way the life of the nation. The task before us is even more urgent and essential. The Christian movement should waken to the strength and machinery at its disposal for the execution of this gigantic and urgent task... education for a true democracy. United, coordinated and with a true Christian educational program with both the needs of the nation and of the world considered in due proportion, and utilizing all the modern scientific technique available, the Christian movement will make a contribution unsurpassed in history.

In his program of education, the Christian should bear constantly in mind the necessity of balancing the duties of citizenship against the rights of citizenship. We hear cries for freedom, and demands for the rights of man. Being made according to the image of God, an individual has a bill of inalienable rights bestowed by his Creator to be jealously guarded and safely guaranteed. On the other hand, being commanded to love his neighbor as himself, he is also being charged with a bill of duties which his is obliged to perform. The Christian, no doubt duty-bound to sanction any movement for the wresting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whenever and wherever they are withheld, endangered or violated, should take the lead, as very few others will take the lead, in the movement for the discharge of human duties. Four hundred million people, all clamoring and fighting for rights and privileges, without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a due sense of duty will be a sad picture indeed. The issue is urgent. Terroristic acts are being repeatedly committed in the name of freedom and rights. What the four hundred million Chinese people will learn in the next few decades is no small factor in world affairs. A militant China, trained in the modern technique of warfare, armed with the most up-to-date weapons of war, participating in the traditional power politics, seeking for self-aggrandizement and security, will be a menace of a magnitud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On the other hand, a China taught to cling to her peace-loving traditions, educated to discharge the duties of citizenship both within her own borders and in the world at large, will promise to be one of the most stabilizing factors in world peace.

Not only must the citizens of a democracy be educated on the fundamentals of citizenship, there must also be a channel through which group opinion can express itself. We can not expect political parties to be entirely unbiased in their views. Political organs of speech have their place in a democracy. The Christians, as a group, should stay entirely out of politics, and avoid the use of political means. But there is definite need for a truly unprejudiced opinion with no political bias, no deliberate mudslinging, voicing praise and criticism whenever there is need. If any group can be unbiased, the Christians ought to be.

Finally, the Christian must address himself to the problem of moral disintegration. Above everything else, he is concerned with the salv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oul, both his own and those of his fellowmen. This is the problem of the ages, in peace as well as in war. The rapid rise of modern science has broken down the walls of traditional authority, forcing the Christians to be apologetic and on the defensive. Traditional standards of decency and moral behavior have been swept aside. The unprecedented advance in the luxury of living has whetted the appetite of the modern man for material possessions at the expense of his spiritual growth. The feeling of insecurity for the future has caused his mind to be focused on the fleeting pleasures of the moment, leaving the future to take care of itself. Having lost God as the center of his faith, he has been groping around for another center, in hero worship, in the deified state, in extreme nationalism, in the fatalism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In the end, he has found no satisfaction. Facing an impending global peril, he is faced with the only alternative of spiritual regeneration. Here in China, years of suffering and struggle have apparently meant very little, future is dark, life does not seem to hold much meaning.

As General McArthur said on V-J Day,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mankind is a spiritual problem. Being a military man, he has relied on the supremacy of material power for his success. No one knows more than he what that power means. And yet on the day of climax of that power, he came out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salvation of mankind hinged upon a spiritual rebirth. He did not make that statement for the benefit of a defeated and humiliated Japan, but rather for the good of all mankind around the world. To win the peace is a spiritual achievement. To bring order out of chaos here in China, to inject integrity into corruption, to instill meaning into meaningless life, requires power other than guns and tanks. The Christian no longer needs to be apologetic. Rather he should come out with a positive and aggressive message that can truly fill the hunger and quench the thirst of human hearts; whatever form that message may take, it must not dodge the issues of life, but face them squarely and address to them directly.

The issues of life are clear. The Christian answer is looked for and will be heard. How unanimous will that answer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CHINA

中国

Dr. Y.C. Tu

1948

Mr. Chairman,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Board and friends: It is with a feeling of great humility, as well as of heaviness of burden and great anxiety, that I come before you to speak this noontime.

A great storm is raging across the sea. As I sit down here to enjoy the delicious meal and sleep in a comfortable room in this beautiful hotel, my mind cannot help but hop back to the conditions over there. My heart goes out to those friends and loved ones caught in the isolated pockets amidst turmoil and tribulation. And yet one must not allow oneself to go off-balance. You people are much more used to a world outlook and world thinking of things. Naturally, China looms large in my own mind and I hope I can catch some vision of the world outlook even with regard to China.

In order to realize what is going on there and take stock of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that are in our minds as we face the future, we need to picture in our mind the na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at terrific struggle. I shall try to put my finger on certain very important factors that may have an important bearing on our future task and struggle.

First, there is China's heritage. As a people we are industrious, peace-loving, patient, long-suffering, kind and friendly. We are 450,000,000 in number - one fourth of the human race. As a culture we have 4,000 year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We can be proud of our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We have always honored the scholar and despised the soldier. We have glorified the arts of peace rather than the accomplishments of war. We have great power of assimilation, of resiliency and endurance, and a spirit of toleration.

Twice we have been conquered by foreign peoples. Twice we have absorbed them into our own. When Buddhism came into China we tackled it and modified and made it into our own. There is no sharp social distinction of race, culture, wealth, of rank or position. Socially we have been living by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of Confucius, following theoretically his principles of tradition, on the one hand, more or less static in character, and on the other hand, practically, the questions we face as individuals.

Politically, although autocratic in form, fundamentally we have had a good deal of local autonomy. We had no legalistic machinery but have always relied on arbitration, mediation and compromise as the means of settling disputes. We are an agricultural and agrarian people. It is this heritage that is now struggling. This is a time of tremendous movement, unprecedented adv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world conflicts and global tension. Suddenly China has been brought face to face with an entirely different culture from the old at this particular time. The first impact of this new culture exposed the weaknesses of the old. Measured by the yard-stick of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he new was much superior and China was brought out into the open. She was subjected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xploitation, bound by unequal treaties, surrounded by 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only the jealousies of the conquering powers kept a semblance of sovereignty going.

Back in 1857 a Chinese scholar led a peasant rebellion against the Manchu regime. Because of its success the rebellion was not stopped in Canton but went on to the gates of Peking where it was turned back and then surprised by the attacks of mercenary troops under "Chinese" General Gordon. The first phase was ended. And then efforts were made by progressive young scholars during the "hundred days" of 1898 to establish by edict one hundred reforms of all kinds in industry, commerce, education, agriculture, science. But that effort was defeated by the coup d’état of the Empress Dowager. Some reforms followed. Then Dr. Sun Yat Sen put the whole blam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t the door of the Manchus and started a revolution to overthrow that regime. After repeated failures this was finally crowned with success in 1911 at which time I was present. But that was only a change in form.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society still remained unchanged with the central authority of the Empire gone and war lords and feudalistic armies raging rampant over the country,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for superiority either through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r clash of armies. China was torn for ten years amidst unceasing civil strife. Then Dr. Sun said the revolution was not over and he called upon his followers to arouse the people and ally themselves with those who were willing to treat us as equals - to regain our freedom, independence and respect as a sovereign nation. Therefore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using the technique of propaganda was formed and a modern army was trained which marched northward in 1926 and by March 1927 a victorious army entered Nanking and broke open the doors of one of the war lords of feudalism - at which time I was also present.

Feudalism was then on its way out and political unity was on its way in and a new national consciousness was being born. In the meantime heroic efforts were made at modernizing the country - railways and technical schools multiplied, modern industry developed and the nation was on its way to progress and power. But Japan did not want to see a powerful, united China.

Such a China would be a menace to her power, an obstacle to her imperialistic designs, so she took over Manchuria in 1931, in defianc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world wide opinion. To fight or not to fight was then the question. Centuries of struggle and achievement were at stake. And in order to save the foundations of the nation there was a clamor for action throughout the nation and when the final bugle call was sounded the whole nation rose as one man and we went into action alone and single-handed while the world looked on and even helped the aggressors.

For four years the people suffered through want, destitution, slanders, but never a word of complaint or reproach. We struggled on. It was not a fight between armies and spirit; it was a struggle between flesh and blood and iron and steel. Then came Pearl Harbor and V-J Day. There never was such a day of rejoicing. The dream of the century finally came true. Independence was regained. Freedom was restored. Lost territory was recovered. The nation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great day of reconstruction. In Shanghai during those days of Japanese occupation a group of business men, bankers, industrialists met once a week for a solid year to plan for expansion of the work as soon as war was over. But Fate would not have it that way.

It is tragic to relate the story of the last three years. Political unity that was forged in the crucible of war was broken and strife developed. Death and destruction again descended upon the land. Economics gave way to inflation. A student entering college before the war paid $75.00 for a term.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semester it cost him $300,000,000 for board and $1,500,000 for a single meal. Then came sudden measures of control, but in the last two months prices have gone ten times higher. The morale which withstood the strain of war and poverty for eight years is practically gone. The moral fibre which withstood the need and suffering of those years has now broken up into cells of corruption.

Such is the end of 100 years of struggle. Now what about the "Y" and "Y" work in all this? Where does it fit into the picture?

The Y.M.C.A. is a Movement founded on faith in God, in the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and in the solidarity of men. Conceived in the spirit of love and dedicated to service for youth, it came to China just prior to the Japanese war of 1895 in which year I was born. For fifty years that Movement developed a tiny seed planted in foreign soil by the sheer impact of shining, unselfish, sincere personalities, transcendent in their faith, valiant in their efforts. By sheer example of sincere love and service for men it overcame the inertia of forty centuries. Step by step, by leaps and bounds that Movement became a truly indigenous Movement of great vitality. This is no time for me to relate the program and achievement of that work. We need to lay hold on the fundamentals. If I single out one single thing that has direct bearing on the situation today it is the men who have the spirit of service in them and the kind of service they can render, not only on the secretaries and laymen, but the permeation of society as a whole.

A comparison of two incidents shows how far we have gone and what an impact a Movement of that kind has made. Many years ago I saw a student on the street. He saw a poor beggar begging for money. I saw him pull some money out of his pocket and throw it on the ground for the beggar to pick up. That was the attitude in those old days. There was very little sympathy for the suffering of his fellow men. But now that is different. I will mention two instances. In the Shanghai "Y" recently, not under their direction, but with their help, the students of the colleges and middle schools of the city, in order to help themselves and to help those of their fellow students who are in need, organized hundreds of teams and mobilized thousands of students in the community to approach individuals, offices, banks, to solicit funds for clothing and other articles. They worked night and day to arrange for a big bazaar to sell these articles and give the proceeds to help their fellow students. There is sympathy for suffering and a willingness to help.

This applies not only to students in Christian schools but students in government schools. They take the lead. I remember one student in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y who took the lead of organized groups and went out to families to collect clothing to distribute to poor and shivering people. A new attitude and a new life is coming over these young people. They feel within their own heart the suffering of their fellow-men.

What about the future? I think every single person has paid his toll. I do not think there is any single person that we know of who is starting life today with anything in his pockets. What is the future for China, for the Y.M.C.A. and for Christian work in China?

Events are shaping very rapidly in China. What the future may bring forth no one can predict and no one dares to prophesy. As we face the situation, such as is developing today, we are confronted with a question which defies human wisdom and spirit for an adequate answer.

I have sensed the same feeling among many of you. But certain facts and certain stark realities stare us in the face that we must recognize. It is these facts that are causing us the deepest concern.

(1) Whatever happens to China, no matter what that is, will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world at large. The day when things happening in certain corners of the earth were none of our business, is gone. Something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at is happening to 450,000,000 people is of no small concern in this day and age.

(2) If I have been able to give you any picture at all it is that 450,000,000 people, one out of every four on this earth, are facing desperate need. We lost our wealth through eight years' dissipation in war and three years of terrible inflation. We are called upon to suffer even more. For how long, no one can tell.

(3) No matter what the outcome may be, the solution will not be soon coming. We have gone through a whole century and no few years will solve this problem.

(4) This struggle has now assumed a different appearance. What I have tried to describe - those movements in the past - they have been movements of a comparatively small minority - a group of intellectuals - a small group of officers - but not now. It is a struggle for a new gospel of the common man versus the common man of 4,000 yeas ago. It is not a struggle between a few individuals; it is a struggle of masses of men. It has gone down to the lowest levels of men. In that respect it is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movement.

What is left in the way of resources in China? We never counted on much of physical strength, it is still a struggle of the spirit, it is a question whether or not the spirit, the herita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has sustained us through these centuries, can yet sustain us through the present, it is a question whether the power of endurance, patience and long-suffering can withstand further strain - whether or not the kindness, the long-suffering, the nerves of our people can soften the sharp edges of this new impact. Only history can tell. But I can say that if we are successful it will be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that China has yet made.

Are there many material resources in the Y.M.C.A. or in Christian work in China? I would say No; and furthermore, it is a movement less than a century old. Any movement will be called upon to face this crisis. I will say again, it is a question whether this new faith that some of us have caught a glimpse of - the faith in God, in the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power of real service to those in need - can stand this new impact. That is the thing that brought us through the last crisis. Will it take us through the next crisis? I think if we believe in God and in His righteousness, there is nothing left but that we must believe it will.

REPORT ON MY TRIP TO THE U.S. AND CANADA

Sept. 4 to Dec. 20, 1948

美加之行的报告（1948年9月4日—12月20日）

Y.C. Tu

On Sept. 2, at 8:30 A.M., I took off on my first air-plane flight in a Northwestern four-engine airliner from the Lung Hwa airfield in Shanghai. From a port-hole near the wing I waved good-bye to my family and colleagues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who came to the field to see me off. As the plane mounted higher and higher, more and more of the city and its neighborhood came into view, until the whole of the Yangtze delta, its towns and villages, the winding river, and the sea was spread before me. The city, with its seething life and teeming millions steadily receded into the distance. Its hustle and bustle is heard no more. All is quiet save the monotonous hum of the mighty engines on whose fidelity the safety of the flight depends. Soon we were out to sea, its varying hues of blue indicating the depth of the water underneath. The ocean, with its billowing waves, appeared placid as the smooth waters of a calm lake, with only the white twinkling dots as reminders of the foamy crests. Towards noon, the winding coast line of Japan, the terraced fields, the wooded hills, the towns and villages with their linking roads and highways, ships plying between island ports, the Inland Sea, came quietly into sight. Then came the towering, majestic peak of Mount Fuji, peeping through its encircling clouds. Soon afterwards came Yokohama and Tokyo Bay, the erstwhile scene of mighty earthquakes, and the downfall of a mighty and proud empire. Down came the plane smoothly to the Tokyo airfield. The procedure of transient admission of through passengers through the use of military passes was simple and brief; the presence of occupation authority was none the less evident. The scantiness of food and other articles for sale at the airport seemed to betray the general economic need of the nation. After a brief respite, the plane took off northward to an air outpost in northern Japan, and then eastward across the Pacific to the Aleutian islands.

Twilight and evening star, and, after that, the dark. With the stars overhead, to the right and to the left, with the deep sea below, we lone passengers were being speeded through the dark span of space to another world. What was in the minds of my fellow passengers, I could not tell, but I felt within me a deep sense of awe. The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was crossed and we landed in Shemya, at the tip of the Aleutian chain on Saturday, Sept. 4, at 6:00 A.M. According to the calendar, we arrived two hours before we started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Unbelievable but true! Such is the world that we are living in today. What marvels have been wrought by the intelligence of man!

Coffee, bacon and eggs, served in a heated room, in that desert outpost, remind us of the presence of another civilisation. After breakfast, we took off for Anchorage, Alaska. All the way, the plane flew over a thick, velvety blanket of white silvery clouds. Now and then, sunlight was admitted through a thin opening through which one could get a glimpse of the blue waters below. Early that afternoon we landed at Anchorage. Passport examination and customs investigation proved that we wer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another authority. The summer attire that suited the heat of Shanghai must now give place to a warmer wear that befits the cold of Alaska. Here I bid farewell to my fellow passengers and boarded another plane for Seattle. Towards midnight, the myriad twinkling lights of the city could be seen from the distance, a sight that can not be easily forgotten. A final smooth landing between the long rows of guiding lights, ended the transoceanic flight of some 10,000 miles.

After making up for lost sleep en route in the plane, and a delightful day spent with Dr. and Mrs. Ching, relatives of my good friend Mr. K. F. Lum...out on their country farm in the morning, enjoying a good Chinese meal, and seeing the sights of Seattle ... I took another plane across the continent for New York. I had hoped that I might get a good bird's eye view of the country, but the plane flew so high that not much could be seen on the way except when the plane flew down to make its regular stops. For me, it only stopped at Minneapolis. I did then get a good view of the extensive farming area, transversed by highways and railroads, with its winding rivers and streams, dotted here and there by groups of farmhouses. The view of New York Bay and the skyline of skyscrapers was magnificent. It was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and an exhilarating one too, but my fellow passengers apparently thought very little of it. Thus, after some 18 hours of flying, I reached my final destination at the La Guardia airport on Tuesday, Sept. 7. I was happy to see my good friend Mr. Eugene Turner who came to meet me. A limousine bus took us to the center of the city at 42nd St. Thus ended the travel half-way across the world.

General impressions.

Revisiting a country after an elapse of some sixteen years will naturally reveal many important changes, bearing in mind what these sixteen years have meant to, and the changes they have wrought in, the life of the world at large and of any nation in particular, especially of a nation like the U.S., where rapid changes have been a rule, rather than an exception. The change that impresses one most is naturally the physical one. The hum of planes in the airports, the stream-lined and air-conditioned railroad trains, the multi-laned highways with their incessant streams of vehicles, the super highways, smoothly paved and lined with well-kept foliage, lawns or garden patches, the far-flung network of bus lines, the automatic traffic signals, the frequency of one-way traffic signs and no-left-turn warnings both in large cities and small towns, the lack of parking space, the long rows of cars lined up in railroad stations, airports, and even in college campuses,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old-time street-cars in favor of buses, the ever-present tourist camps and cabins, all add up to the inescapable conclusion that a good part of the population are "on the go" through all hours of the day.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networks, as exemplified by the "stop the music" radio contest, and the ease with which they are operated, the high tension transmission lines which run over hills and dales, in addition to those other and more visibl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re all indicative of the mighty life pulses that are running through the nation, and the many and varied bonds with which the nation is bound together, and the inextricabl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whole on its parts and vice versa.

Such rapid movements of people, and such easy means of inter-communication have produced a decided effect in leveling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in producing a uniform pattern in the mode of living. While the physical differences of climate and terrain still persisted, life has attained a great degree of uniformity, almost bordering monotony. For one who comes from a land where difference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east and west are still much in evidence, where local colors and traditions are still much in evidence, this feeling of uniformity is all the more striking.

As one looks into the shop-windows with their elaborate displays, as one wanders along the aisles of a typical store, with its abundance of food, of wearing apparel,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gadgets of necessity and luxury, one cannot help being impressed that one is living in a world of plenty. With plenteousness there is associated waste, natural and unconscious to the people themselves, but striking and regrettable to an outside observer who has seen so much need and want. I have been particularly struck and disturbed by the excessiveness of heat used in homes, in apartments, in offices, in trains, in buses and in hotels, to a degree that it began to interfere with my sleep and efficiency of work. What is a necessity to them has become a burdensome luxury for me. However, I have met with housewives here and there feeling the necessity of frugality and restraining themselves from undue wastefulness. The sign of plenty also bespeaks the mighty power behind it, and the privileged position which the nation enjoys as compare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 opportunity and responsibility which not many people as yet are aware of.

A visit to such places as the Rockefeller Center and similar museums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in Chicago and Philadelphia, with their great variety of working demonstration exhibits covering practically all fields of science, both pure and applied, reveals without a doubt the tremendous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de in the past sixteen years, the intense activity in research that is going on continuously at the present time, and the great and unsparing effort made by the communities and the associated institutions of research and industry to make the knowledge available and understandable to the rank and file of the people. Here is a gigantic demonstration of what visual education with all its ramifications can do in the way of popular education. The only regret for the visitor is that he can hardly spare the time that is necessary to see all there is to see, although many facilities are pro- vided for rest and refreshment for a long stay, if the visitor so desires. Of course, such opportunities, luxurious as they are, are yet available only in the very few metropolitan cities, and to those who may visit them from other places, which, at best can still represent a small portion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Nevertheless, the scope of the work undertaken, the thoroughness with which it is executed, can only excite wonder and admi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vie, and the radio, with their vast net-work stretching to all corners of the land, are still, to a very large extent, utilised for commercial advertising, entertainment, recreation, and sports. Baseball and football are the favorites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Fans and the grandstands and bleachers are but a drop in a bucket, compared with the millions who stay home and gather around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sets.

America has always been known for its high standards of living. Plenteousness of food and consumer goods, ease and comfort of travel, short hours of labor, (many offices are closed on Saturdays, and there is a movement for even shorter working hours), these are the outward manifestations of that standard. It is rather in the many homes and apartment houses that one finds up and down the land, the many housing projects that are going on, both to supplant time-worn structures mud to supply new needs, and the varied provisions for comfort and luxury that go into these structures that one finds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at standard. What were once regarded as luxuries are now being looked upon as necessities. While it does not mean that all are enjoying the same kind of privileges and to the same degree, the appearances seem to indicate that more are enjoying them now than before.

Behind and underneath these physical aspects of life there have come to my attention some of the more intangible and cultural aspects which tend to show that the nation is undergoing some social changes of no small significance.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is the perennial problem of race relations between the white and the Negro. That problem is still far from being solved. Segregation is still much in evidence. There is still much left of the age-long racial prejudice. But there are signs of some healthy developments. The admission of the Negro into the professional sports field on a par with his white team-mates, his entrance into some of the exclusive college fraternities, into church choirs that are pre-dominantly white, his admission into some of the southern colleges with the same standing and privilege as the white students are achievements of no mean significance and steps all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 was particularly pleased to find the kind of stand that the YMCA is taking in the problem, in its employment of Negro secretaries, not exclusively for work among the colored race, but for its work in general, in holding mixed conferences even in the southern region, and in its careful, but none the less insistent attitude of equality. How general the achievements are may be a question; the tendency seems to be unmistakable. What struck me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was what a Negro secretary told me himself. He saw and felt the injustice that is still being done to his race, himself included, but he is confident that the problem will be solved in time through education and the exercise of the proper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 which are at their disposal, rather than through any violent means of upheaval.

My visit happened to fall at the time of the election campaign whose results were being watched with keen interest by the whole world. In addition to the keen competition between Dewey and Truman, the name of Wallace also came in for a good part of the excitement. Wallace was championing no popular cause, although not without some conscientious supporters. That he would not have a chance of success was a foregone conclusion. The fact that he conducted the campaign with as much vigor as his opponent in an atmosphere of unpopularity and suspicion, but without any positive hindrance and interference speaks for the political sportsmanship and tolerance that are necessary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However, greeting him with eggs and tomatoes must have been regretted by many, and is a thorn of imperfection. As to the race between Truman and Dewey, there has been a good deal of unnecessary mud-slinging but that was rather incidental. What is truly significant and surprising is the outcome. That Dewey was to be elected was for a long while a foregone conclusion. The Gallup Poll, the big newspapers with their associated vested interests, all predicted the victory of Dewey with full confidence. Articles and pictures were prepared beforehand to celebrate the victory, and new political actions were being anticipated. But the election returns came in as a thunderbolt of surprise. The whole nation was stunned. While the press rolled out their noisy predictions, and big interests rested secure in their arm-chair of complacency, the voice of the common man (the farmer and the laborer), without much noise and din, spoke out articulately at the polls. With his voice must come the insistence on the fulfillment of his needs.

The problem of labor is a puzzling one, with its constantly recurring strikes and disputes. The power of labor has come to stay and is certainly something to be reckoned with. That a coast-wise tie-up can be permitted to last for three or four months without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is indicative of the seriousness as well as the delicacy of the problem. The shortage and high cost of labor is a common concern of households. One often hears of comments made on the abuses by labor of their rights end privileges. It is a question how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a dynamic equilibrium can be maintained between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and his duties towards the common weal.

The fall season is the season for community chest drives. While I was told that such efforts were not of recent origin, they have certainly reached their present extensiveness only in recent years. The red feather is seen in large cities as well as in small towns. It is advertised in newspapers, exhibited in posters and placards. It signifies on the one hand the joint and cooperative effort on the part of each community to care for its respective needs of social welfare, and testifies to the existence of such needs on the other, even in such a land of bountiful wealth. The extensiveness of the need is just as glaring as the extensiveness of the effort. I have been reminded of the many financial campaigns conducted for various types of social work in the large cities of China, but the cooperative feature of the community chest has had its special appeal, although I have heard it remarked that participation in such joint efforts does place some limitations on th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institutions.

The star of Bethlehem (the steel town in Pennsylvania) mounted on top a hill, the lighted stars and bells strung across the main streets and bridges in endless array, the tree at the main cross road bedecked with myriad colorful lights, told me that Christmas was near. I had seen homes where old and young busied themselve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advent of Yuletide cheer, but I was not prepared to see such a profuse display in the public market place. While Bethlehem has done full justice to its name, a similar pattern has been observed in all other places as I travelled across the continent...another example of uniformity, but a very pleasing one. What staggering figures it must mount to, if one were to add up all the lights and power that went into that celebration up and down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land.... a profuse but worthy tribute to the Christ child, in semblance, if not all in spirit.

Underneath this life of ease and plenty, there is an undercurrent of anxiety and uncertainty as to the future, a fear of another post-war depression. Under the cloak of a highly capitalistic system, there are threads of movement and thought tending towards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status quo. There seems to be a general obsession of fear of communism and Russia. Communism is heard discussed in the highways and byways. Communistic activities are being suspected in many quarters. "Leftist" elements are found on the college campuses. Student agitations, so frequently found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lso making their appearances here.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the accusations it has leveled against individuals and organisations,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 new trend of thinking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presence of some communistic activities on the other. To maintain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in a world of need and poverty, to attend to the needs of a war-devastated and desperate world, to effect the necessary social improvements within, and to prepare for the unforeseen eventuality of war are strain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na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front, the problem of China has been commanding a good deal of attention. Hardly a day passes without the press making some comment or reporting some news on the China situation. One hears the name of China mentioned and the problem of China discussed, or questions asked about China by the most unexpected people and in the most unexpected places. There is a genuine concern, a deep sympathy for the welfa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mong the rank and fil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However,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nature of the Chinese problem: and a confusion of ideas a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do to help in its solution. There is a genuine desire to help, but everyone is caught in the dilemma as to how help can be made most effective. As recent events began to develop, that dilemma became more and more bewildering. The riddle of the nature of Chinese communism, whether it is genuinely Chinese or Russia-dominated, is one to which no one can give an authoritative answer, but one that has been insistently pressing for an answer. That the future destiny of China has a great bearing on world affairs is understood and appreciated by all. Just how that destiny can be molded by present actions has baffled everyone. The great elation which China received five years ago has by degrees been dissipated by the rapid turn of events of the past two months. The last ray of hope has been dimmed. Wishful thinking has degenerated into despair. The hesitancy between the horns of a dilemma has gradually yielded to the line of least resistance...to let nature take its own course, not without some apprehension as to its future consequences.

Impressions of Canada.

Since this is my first visit to Canada, and the stay has been rather brief, and limited only to three cities, namely, Niagara Falls, Toronto, and Montreal, I have no previous observations to serve as references of comparison, and my observations naturally would be superficial.

Visit to Old Fort Niagara where battles were raging betwee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up in my mind some significant impressions. There and elsewhere along the border, hardly forty years after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the two nations, more closely related than any other two nations on earth, were at war with each other again. But,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peace, peace had reigned for over a century, and not a single fortress has been built along the thousands of miles of boundary across a whole continent. What that peace has meant to the life of the two nations is evident on both sides. What a happy world we shall have to live in, if the same can be repeated along other boundaries of the world! Electric power produced on the Canadian side of the Falls is sold to the consumers on the American side, with a shortage of power imposed on the producer to the extent that the Falls could not be illuminated at night. I wonder if a similar situation could be duplicated elsewhere.

The pattern of life in Canada is much the same as that found in the States, with the latter naturally setting the pac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barriers, one would not be able to dete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ife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border. However, one can notice some difference in plenteousness. It is hardly necessary to specify which side is the more plenteous. While the outward signs show a good deal of similarity, yet there are some noteworthy differences. The simple fact that during meetings people stand up to drink toast to the King shows that Canada still owes her allegiance to the mother country across the sea. Private enterprise is not such a universal thing in Canada as it is in the States, as the government operates a number of the major public utilities. There is not the same kind of race problem between the white and the Negro. There is, however, a problem of racial adjustment, or rather a problem of adjust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s, as found in some of the old cities like Montreal where the French Canadians are predominant. It is curious enough to find bi-lingual street signs and public notices in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it appears to be more curious to find similar signs and notices in the streets of Montreal. Being still very sparsely populated, Canada is spared much of the congestion that is so evident in many of the large cities in the States.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my visit was to be primarily recuperative, I was spared a very strenuous schedule of visitations and speech-making. This did limit the scope of my observational experience. Nevertheless, I had the privilege of attending some national board and local board meetings, of participating in some area and regional staff conferences, and visiting some of more typical Associations. This being my first contact of its kind, some of my observations may be matter-of-fact to those who have had frequent contacts before.

The skyscraper YMCA structures in the big metropolitan cities with their far-flung branches and the multitude of Associations scattered all over the continent bespeak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 since its inception some 70 or 80 years ago, which is typical of America. The very fact that a special firm of experts has been engag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iency of operations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speaks loudly of the organisational intricacy of the North American movement. The voluminou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firm are no less stupendous. One is impressed by the care taken to safeguard and maintain the democratic ways and the cordi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movement. Such a task is by no means easy, and can only be accomplished through a wealth of traditions built up through the years. Neither is it easy to maintain a "movement" consciousness in such a wide organisation, and to promote a "world" consciousness in its outreaching world service. However, the task is made easier by the easy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at are available, not only within the movement itself, but also in relation to other movements in the world. I was much gratified to hear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that the World Service project has meant more to the life of the Association than any other single factor.

The YMCA started as a lay movement. As it expanded and grew into more specific forms of service, specialisation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gradually became more and more necessary. Employed officers began to take more and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ork of the movement. In such an extensive movement as the North American movement, one would expect to find a preponderant element of professionalism. Yet I have been greatly impressed by the keen as well as intelligent interest shown by the laymen of the movement. To travel long distances and to spend days of valuable time to attend one of the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Board meetings is itself a manifestation of such interest. To be able to grasp the ramifications of a world service that stretches to all corners of the earth and to make intelligent decisions requires more than just a casual interest. I have heard it remarked that the treasurer of one Association knew more about the budget and expenditure of that Association than even the general secretary himself. However, I did find an apparent scarcity of church leaders represented on the Association boards, a similar phenomenon in many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but, I suspect, for different reasons.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Staff Conference at Silver Bay, the Program Service Conference at Bretton Woods, and the Area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Movement at Niagara Falls. The keynotes of these conferences were the thoroughness with which materials had been prepared beforehand, the wide field of subjects they were aiming to cover, and the fine spirit of fellowship enjoyed by all. It must mean a great deal to people who are burdened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ies, and are subjected to the daily routine grind of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city life, to be able to retreat to such quiet beautiful spots to breathe the air of relaxation, to enjoy the quiet and calm of nature, and to reap the blessings of unhurried fellowship, even though only for a short period. To one who has been preyed upon by a full decade of constant and exhaustive tension, the experience has been soothing and uplifting. I have been constantly reminded of the need for such similar experiences among our fellow-workers at home, and how the meagre facilities we had had been engulfed by the ravages of war. As typical of all such conferences, one comes away with the feeling that time was not sufficient to deal with all the important problems as thoroughly as they should have been dealt with.

It has been an interesting observation that the membership in the YMCA movement in the U.S. has a rather large percentage of Catholics and women, and also a good percentage of Negroes. The first two are rather somewhat of a departure from the orthodox, but they are healthy signs nevertheless. As long as we are stressing the ecumenical nature of Christian work and movement, there is no reason to suppose or insist that our membership should be restricted to certain people only, provided the growth has been natural, which I have no reason to suppose otherwise. Membership in the YMCA here seems to be more of a participating nature than is found in most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a problem that has been raised at home, but has not yet been seriously tackled so far.

In view of the many and varied agencies functioning in any community for service to youth such as church, school, clubs etc., the YMCA naturally finds itself more or less specialised along certain particular lines of program. Almost invariably one finds the important part the hostel service with all its accessory services is occupying in the total program of any Association. In such metropolitan cities as New York, Chicago, San Francisco, one finds special and large structures built and used for just that purpose. They are literally bee-hives of coming and going of transient visitors.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some of these hostels or Hotels as some of them are named admit both men and women like regular hotels. Recreation for men and boys in the buildings and in camps constitutes another major phase of the program. Co-e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often find their place on the bulletin boards. From some of the meetings I have attended I gather there is some question as to how the Y program of recreation can be coordinated with similar types of program conducted by other and more official public agencies. With short hours of work, and easy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with leisure at everybody's disposal, one can see how recreation will count heavily on any type of wholesome educational program. Informal education through groups and open forums constitutes another phase of the program.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onducted in some of the larger cities, notably in the West Side Branch of the New York City Association.

Special mention must be made of the Hi-Y and Tri-Hi-Y club work of the Association movement, particularly the part it plays in democratic training. The report that the Hi-Y Club national organisation has agreed to undertake the raising of $185,000 in 1949 alone towards World Service and the World Youth Fund is indeed significant. Right here, I must mention a parallel, secular and semi-official movement, called the 4-H club movement, sponsored and supervis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he 4-H signifies Head, Heart, Hand and Health,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four-fold emphasis of the Chinese Y, namely, Character, Wisdom, Health, and Community. Of course, there is also the Scout movement which has similar aims. One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all these is that they are non-political. This is as it should b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Just as there is the general trend toward the emphasis of the place of the common man in national life, thus broadening the basis of democracy, so has the YMCA Movement followed the same trend. This is particularly noticeable in the financial effor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ld Service and World Youth Fund. As Dr. Barnett has pointed out in his report, there are at the present time thousands of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se enterprises, while some decades ago the number of such people numbered in the hundreds, thus broadening the basis of the YMCA world enterprise both along the line of understanding and in shouldering of responsibility. Such a broadening of the basis on the one hand is not easy to achieve, and on the other hand will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movement when it is achieved.

A great wave of secularism has been sweeping the world. All religious institutions are feeling its impact. So is the YMCA, and perhaps, more so.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YMCA's of Canada has prepared a special paper on the "Christian Emphasis in the YMCA" for consideration and study by its area conferences. A few excerpts may illustrate the trend of thinking.

"The YMCA Movement had its origin in a 'concern for the spiritual condition of young men' on the part of a few young men who had experienced in their own lives the change that took place when they committed themselves fully to Christ and His way of life. Let us grant at the outset that this is not now the compelling motivation of most youth in Canadian YMCAs, or even of all employed officers."

"Four basic reactions of young people can be found today in most countries: Disillusionment, Moral Confusion, Nationalism, and Secularism."

From a study made of the "Religious Effectiveness of the YMCA Program", we have: "It is significant in this study, regardless of their philosophy of the relative functions of the church and the YMCA, three-fifths of the churchmen agreed that the Associations with which they are familiar did not have a satisfactory level of program which dealt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and the expression of religion. They were eager for development of program activities which were specifically religious and which could be helpfully related to the program of the churches; and also for the skillful management of other types of program so as to release the potentialities all of them were believed to possess, for an effective Christian emphasis."

I understand a similar study is going to be made of the Association movement in the U.S., which goes to show the great concern people have for this vital problem confronting the movement as a whole.

Just as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a grave concern for and a deep interest in the welfa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so has the North American movement for the China movement, and even more so, because it has been its sponsor, it has nurtured it to maturity, it has witnessed its vitality in the not too remote past, and it has seen how it had weathered through the storm of war, and how it had struggled for its own recovery. It realises all too deeply what grave difficulties our China movement is facing during these past months, and what further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are waiting for it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They realise that the emergency for China is not yet over, and a greater emergency is yet to come. A new challenge to the movement with its attending risks and dangers, and a new opportunity with its richness of meaning and value, is being presented on the China front. They also fully realise that the full significance of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is not to be revealed in one day, the struggle is likely to be long. Their sympathy is with us, we are remembered in their prayers, and they are ready to give us assistance whenever and wherever it is possible.

For me, this visit has been a period of physical rest, as well as mental relaxation and spiritual recuperation, although the burden of anxiety for the welfare of my family,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and the work to which I am entrusted, has never been entirely lifted. To interpret the China situation and to forecast the future of the Association movement in China has been beset with many difficulties. Many pertinent and pressing questions had to remain unanswered much to my own embarrassment and to the disappointment of others. The visit has enabled me to renew fellowship with many friends of long standing, and to form new links of friendship. Finally, I must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which made the visit possible, and to all members of the world-wide movement with whom I have come into contact for the many kindnesses they have bestowed upon me to make my visit both pleasant and profitable.

WHAT SHOULD BE OUR ATTITUDE CONCERNING

OUR FUTURE

关于我们的前途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1949年3月）

Y. C. Tu, March 1949

The very posing of the question presupposes in our minds a consciousness of some momentous change that is awaiting us at the corner, a deep concern of what that change may mean to us and our Christian work. To some of our fellowmen in this land that change has already come. To them it is no longer a matter of consciousness, but a matter of stark reality. To them it is not some uncertainty in the future to be anxious about, but an actual situation to be faced here and now. While there is yet time, it seems wise for us to be gathered here to ponder over the issues at stake and prepare ourselves to face the challenge when it comes.

The walls of self-complacency and artificial protection which used to shield us from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orrents that raged outside have finally been broken down. There are no longer any bomb shelters to which we can rely for immunity. The consciousness and fear of an impending crisis is consequently more widely felt than before. But, do we really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and the real issues at stake? Is it an evil to be endured and suffered for the time being, a power to be eradicated and destroy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superior force? Is it really a revolution, championing the cause of the common man, to liberate him from the age-long feudalistic and imperialistic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Is it an enemy to be encircled and crushed? Or, is it a friend to be welcomed with open arms? Whatever it may be, it is certainly a force that cannot be lightly disregarded, it is a movement fired by such fanatical zeal as seldom seen in the 4,000 years of our history, winning its way into the minds and hearts of youth, of men and women up and down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is land. As a historical fact, it must have its root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that gave its rise and augmented its powers to its present dimensions. As a human effort, it may have in it much that is worth of praise and of permanent value, and also it may contain in it certain weaknesses, which, when carried too far, will overshadow and discount the good that it may do.

Our attitude towards our future will be determined by our attitude towards this force and movement. We would be doing wrong to ourselves and betraying the Christian movement of which we are a part, if we should allow ourselves to be emotionally swayed to a wholesale and indiscriminate condemnation on the one hand, or to an unconditional acclaim on the other. If it is the kind of challenge and threat that we think it is, if it is as fearful as many feel it is, then all the more we need to know what constitutes the challenge, wherein we are most vulnerable, we need to know what is being threatened, and what makes it so fearful. If it is the star of salvation and liberation that many think it is, then we ought to know what it is saving and liberating us from. As Christians, we have been too naive, too self-complacent, too much aloof about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urrents that surge around us. There is too much at stake for us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ostrich any more, we must be awakened out of our slumber, lift our eyes out of the sand to see and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Without a deep insight into and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ents that are transpiring, we shall be utterly lost. Our first attitude is therefore to be keenly aware of the events that are shaping our destiny, to seek to understand the oncoming change in its historical setting, to separate the gold from the dross, to maintain an honest, unprejudiced and open mind, and to arouse our fellow Christians from their slumber and wishful thinking.

Our second attitude should be that of self-examination and criticism. If we are to scrutinize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with the kind of objectivity as suggested above, then we should be ready to scrutinize our own movement with the same degree of fearless objectivity. We have always claimed ourselves to be the herald of good news to the poor and the oppressed, and to be the enemy of social evil and injustice. No one would deny that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a from the time of its inception has waged relentless war against such social evils as foot-binding, opium-smoking, and polygamy, had pioneered in such positive and progressive movements as modern education, medicine and sanitation and physical recreation, has liberated womanhood from its traditional bondage, and rendered signal service in time of famine and pestilence. Many a missionary and church worker has identified themselves with the life of the common man. The gospel has been the gospel of the poor and the oppressed. Many a Christian leader has climbed the ladder from insignificance to prominent leadership, not through channels of corruption and opportunism, but through the channel of hard and conscientious labor. Not all Christians are honest and true, but, by the large,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has set an example of honest, efficient and unselfish administration. But, just the same, we must admit that as the movement grew in magnitude, the old warmth of heart and zeal for sacrificial service has degenerated into self-seeking. We are more attracted by comfort and ease than by venturesome challenge. The old spark of missionary zeal has just about passed out of existence. We have allowed ourselves to be weaned away from the common man, and allied ourselves more and more closely with the bourgeoisie and vested interests. We have suffered from the inbreeding among the rich and the privileged. A century and more has not seen much progress in the indigenous strength of our movement. The movement has grown more and more top-heavy. The further we go to the top, the less indigenous it becomes, and more we are at the mercy of external assistance. We have allowed our petty and irrelevant differences to divide us. We are more jealous of our special prerogative, our 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time-worn traditions, than we are eager to join hand in hand in cooperative endeavor. If we are challenged in the command “love thy neighbor as thyself” in it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everyday living, in its social applications of community life, then we ought to be ready to accept that challenge. If there is aught to which we can lend ourselves to the social betterment of our fellowmen, not so much in the negative measures of charitable relief, but in the positive and progressive programs of reconstruction, then we shou1d be ready to offer our services. If others are showing the way how to take up the cross of hardship and sacrifice that we have laid down, then we should be ready to take it up again. If we are challenged in our inertia to break away from the insidious corruptive and degenerating influences of the status quo, then we should be courageous enough to free ourselves from these bonds that enslave us and assert our independence. If we have relied too much upon outside assistance, thus losing our freedom of action, then we should see to it that steps are taken to build our indigenous strength, to preach the gospel in our own way. If we have allowed quantity to dilute our Christian vigor, then let us reduce that quantity and restore our creative energy. If we can discharge our Christian duties more effectively and more creatively by cooperation, then let us be courageous enough to forget our differences and unite our efforts. Let us, therefore, acknowledge our points of vulnerability and rebuild the strength of our m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lay hold on the foundations, the real spiritual foundations on which our movement stands. We cannot afford to overlook and evade the forces that bind men to a life of mere existence and drudgery, still less can we afford to relax our faith in the eternal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human spirit, which is created according to the image of God. We do not preach just for the sake of preaching, nor do we render service of healing just so that the sick may recover, nor do we educate just for the sake of imparting some utilitarian knowledge, nor do we perform services of relief just for the purpose of saving men from death and starvation, nor do we endeavor to build a society to establish some form of schism or ideology. We do all these things for a much deeper and abiding purpose -- to liberate the human soul from the bondage so that he may grow into the full stature of manhood of which he is capable. Sabbath is made for men, and not man made for Sabbath. As society grows in complexity and interdependence, we realize the necessity of more rigid social control; we recognize all the more the need for a vigilant watch to safeguard th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spirit, without which regimentation and control lose their fundamental validity.

As a national movement, we do recognize and need to stress more than we have heretofore the particular cultural clime in which it operates, we have special duties to perform to our nation, yet we cannot afford to forget that we belong to an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people who profess the same faith. It is a fellowship that transcends all national cultural and racial boundaries and differences. The particular forms of relationship may change from time to time and may be adjusted to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but the spiritual bonds that bind us together must never be broken.

Finally, antecedent history has brought us to this crisis. Subsequent history is yet to be written. Such an impact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 here in China, or anywhere in the world, is like the impact between long periods of time, decades and even centuries. The present initial impact will have its sharp edges, and will seem acute and ominous, but as time wears on, it will not be so. Truth will be true whether it is in Christianity or in communism. Goodness will be good whether it be found in Christianity or in communism. If God is the ruler of the universe and of history, truth and goodness will eventually prevail. God moves in mysterious ways with wonders to perform. Ally ourselves with what to our best light is good and true, let us take courage and hope and commit ourselves to God who is our mighty fortress.

THE CHINA MOVEMENT FACES A NEW CHALLENGE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运动面临新的挑战

Y. C. Tu

Events have been happening in rapid succession in China. No one would have anticipated that so much history could have been packed within the short three and half years since V-J Day. A new vista presents itself each day in the kaleidoscopic drama that is being unfolded in China. What is true today may not be so at all tomorrow any more than the price of rice today will hold tomorrow. It is idle and unwise to predict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in their concrete details. We should safeguard ourselves against hasty judgments and biased prejudice, and yet we must be truly conscious of the main currents that are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future and intelligently read the handwriting on the wall. A tremendous change is upon us here in China. The Chinese nation is facing the crisis of crises in their history. As the Chinese term for crisis signifies, it is, on the one hand, beset with danger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pregnant with opportunities. As Dr. Mott has said, "Men's extremity is God's opportunity". Man has no doubt reached the extremity of his designs in China; the crisis can be turned into an opportunity only in so far as man will obey Him and seek to do His will.

Superficially, we are witnessing an unprecedented spiritual disillusionment, economic disintegration, and moral degeneration. The supreme effort, the unspeakable suffering and sacrifice, and the blood of countless millions, offered at the altar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solidarity, seemed to be in vain. The high praise earned among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and the prestige won by that noble and courageous effort lasted but for a few fleeting moments. The dreams for a new nation rising out of the ruins of war, which had such great promises of fulfillment, for which all were eagerly waiting and to which many were ready to lend their supporting hand turned out to be rather empty bubbles. The hopes for a united, strong and democratic China had been shattered almost beyond repair. The union which was to be formed in the crucible of war had been split wide open and the nation, after eight years of exhaustion, had been plunged into the throes of a civil war, more widespread and devastating than any the nation had ever seen, sapping whatever little strength that had been left for the building of new strength. Freedom and the civil liberties of the people which, many thought, would be safeguarded and implemented moved forward as sluggishly as ever, if not actually suffered retrogression. It may be that the hopes entertained were higher and more idealistic than could be realistically accomplished under the given set of circumstances. But, the fact that they had been entertained and with all seriousness, and the fact that there has been a decided and most unexpected let-down has produced the widespread spiritual disillusionment and feeling of defeatism that we find today. It is sad but true. It is a stark reality that will be fatal to ignore.

Spiritually disillusioned and weary, physically the nation is facing utter exhaustion. Inflation has reached astronomical heights. The much-coveted U.S. dollar has reached the staggering figure of 12 million prior to the enforcement of the new economic measures, on August 19, 1948. There was some faint hope that the new measures of control and stabilization might succeed, but there was at the same time a good deal of doubt that they would by themselves without more fundamental reforms in other ills which 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continuous economic deterioration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Within a short span of seventy days, the futility of the control measures became evident. Since their abandonment inflation had resumed its upward climb, and at a faster rate than before. The official index of cost of living has by now reached the figure of 88, which stood at 8 only two months ago, an increase of l000 per cent in two months!

Moral degeneration is the natural outcome of spiritual disillusionment and economic disintegration. When there is apparently no future to pin one's faith on, no clarity of issue to struggle for, when life to many, has become a struggle for mere existence, and a hard struggle at that, devoid of much real significance, only the toughest moral fiber will be able to withstand the severe strain without breakdown. When crooked and dishonest ways are the only ways to get anything done, few would abide by the strict rules of honesty and integrity. Given the same set of circumstances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e same moral consequences will follow, if not actually worse.

These symptoms, while deep and alarming, are still but symptoms of a much deeper issue. Just as the last two world wars had their historical setting, so the tragedy of China is not without its antecedent causes. Such phenomenal occurrences as taking place in China are not mere accidents in the currents of history, but rather they are part and parcel of those currents. A little over a hundred years ago, the culture of China, with its four thousand years of deep traditions, with its inertia of life accumulated through many centuries, with its pattern of life set in deep static ruts, was challenged by the dynamic forces of a new culture utterly foreign and, by the measure of international power politics, much superior to itself. For a century and more, the dynamic process of cultural adaptation has been going on, with its attending pain of suffering and struggle. That process called for a struggle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which for a long time had nothing but a shadow of existence, a struggle for modernization along all phases of life, a struggle fo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unity in the modern political sense. As the struggle went on, the scope became wider and wider, and the process went deeper and deeper into the inner life of the people. By now the leavening process has reached all areas of life and all levels of society. In one sense, it appears to be the tragic anticlimax of a noble struggle, but, in another sense, it is the climax of a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For this reason, it is beset with serious dangers as well as pregnant with tremendous opportunities. In the meantime, life of mankind as a whole is entering a new revolutionary phase. To make China's burden even heavier, worl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have added many more complications to an already complicated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No matter how confused the present seems to be, the main issues are still discernible. No matter what the vicissitudes of circumstances may be for today and tomorrow, the main currents of history are unmistakable. China, battered, torn, and bleeding, still must complete her proces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a political heterogeneity, she must still struggle for political unity. From a mediaeval and feudalistic form of economy, she must still struggle toward a modern form of economy that will meet the needs of the rank and file of the 450 million people. From ignorance and sickness, she must still struggle towards intelligence and health. From bondage and subordination, she must still struggle to maintain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During the struggle she must still try to retain what is good in the old, assimilate what is new and necessar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 the end achieve a true indigenous new culture of her own. Any struggle of this kind is bound to be hard and long, particularly true for China. Success or failure will finally be resolved by the spiritual assets at our disposal. It is a question whether the capacity to suffer can bear the burden of additional suffering which is sure to follow, whether the traditional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moderation can eventually soften the sharp edges of extremism, whether the deep-seated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can prevail against deliberate violations of moral truths, whether the traditional kindness and friendli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can be perverted into unwarranted hatred, whether or not the love of peace can prevail against the lust of war.

The association movement in China was planted in the midst of this struggle, and in many ways, has contributed as much as a voluntary people's movement can towards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has tried to live up to its mission of Christian service to youth through its four-fold program of character building, and it has achieved a good measure of indigenous strength. It has shared the nation's sufferi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has borne its burden of disappointment, and uncertainty of the post-war years. It, too, is facing a fresh challenge. As the Chinese nation faces the crisis and attempts to solve national problems in the characteristic Chinese fashion, so will we, as part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movement move to face our crisis and meet the new challenge as Chinese Christians. As far as we can see, there is no reason for us to question the soundness of our fundamental mission, namely, the building of Christ-like personality and a community motivated by the spirit of Christian love and service. However, we may have to search more than ever before what specific terms those general statements of faith may be implemented both in our personal behavior, 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in the areas of program service. As new conditions develop and new needs arise, these implementations may have to be adjusted and readjusted. These may change from time to time, but in the main we must strive to uphold the universality of our Christian message and brotherhood, which transcends all political, national, racial, and social differences. While we work to serve the needs of men, we must never forget to seek and obey the will of God. When the material needs of the common men are brought to the fore, and frantic efforts are being made to meet these needs, (who would deny that in China these needs are desperate?), we must never forget that these are but the temple of the human spirit, and that it is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at spirit that we carry on our programs of service. And we believe that this Christian emphasis is not utterly foreign to the real Chinese view of man.

Finally, we know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with anxious and sympathetic eye what is going to transpire in China. After all, the fate of 450 million people, and the fate of a culture that has had 4000 years of uninterrupted development, that has given to the world much that is beautiful and lasting, should be of great concern to the whole of mankind, at a time when the world is intimately and irretrievably interwoven. A great melting pot of philosophy and ideology and ways of life is under operation in China, whose reverberations are going to resound throughout the earth. We may be even bold enough to say that a successfu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will be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hat China has yet given to the world. In the same way, our Christian brethren across the seas are watching with great concern and interest how the Chinese Christian movement will emerge through the coming crisis. Here again, we may say that if the challenge is successfully met, it will have made a contribution to Christendom far surpassing the apparent proportionate strength it now possesses.

Chinese Christians' New Task

中国基督徒的新任务(1950年12月)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Conference sees Christians uniting to work for independence of the Church. The goal is self-government, self-propagation and self-support.

DR. Y.C. TU is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YMCA. Long active in educational and Christian work Dr. Tu was formerly head of the Physics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and was later president of St. John’s University in Shanghai.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which is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of some 70 perc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 is a coordinating body engaged in promoting Christian activities among its member churches – Editor.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came into existence 28 years ago. Every two years it calls a national gathering to discuss the work of the Council and to elect its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officers. This is the 14th Biennial Meeting, but the first one held since liberation.

Truly, it has been a historical gathering, differing, in many important aspects, from similar gatherings in the past, marking a new epoch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This is as it should be.

Reformation Needed

From the very first day of liberation, and for many, even prior to liberation, Chinese Christians have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all is not well within the Church, that the Chinese Church is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It must throw away its cloak of self-righteousness and self-complacency, must pry deeply into its own life to separate the gold from the dross, must have a re-birth and reformation, and must extricate itself from its past encumbrances and time-worn habits of thought and ways of life. Then it may truly fit in with the temper of the new era, march in step with the rest of the nation, and play its role in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For almost a year, the slogan of "Church Reform" has been echoed and re-echoed from the rank and file of Christians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has been the topic of discussion among many Christian groups.

While the NCC Biennial Meeting is not strictly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originally planned, it does, nevertheless, reflect the general trend of Christian thinking, and gives expression to what has happened and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life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a.

Firstly, this meeting was historical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meeting that has been planned, and conducted entirely by Chinese Christians. It is not because of any deliberate disregard of the ecumenical natur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fellowship, certainly not because of any feeling of anti-foreignism, but rather to give articulate and no uncertain expression to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Chinese Church must be indigenous in character, that only Chinese delegate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To some, this might have appeared regrettable, but to by far the majority, it has been a distinct gain.

As a typical contrast between the meetings of the past and this last meeting, one of the delegates from the Northwest said that in the past we ate foreign food, listened to many speeches in a foreign language, and read some foreign printed material, but this time, everything was in Chinese. Being a person speaking no foreign language and unused to foreign ways, he formerly felt rather out of place in the meeting, knew very little of what was going on, and could not make any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ussions. To him, the conferences were largely a waste of time and money. This time, he felt quite at home with everything that went on. To him, it was the dawn of a new day.

Secondly, never before has there been such a wide representation. Although the total number of persons attending the conference was not more than 150, it covered all the geographical areas and all the denominational groups. People from as far as Antung, Sian, Chengtu and Kunming came to the conference.

On the one hand, it showed how rapidly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have been restored within the short period since liberation. Otherwise, it would have been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people from these far-away places to attend.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wed with what eagerness Christians all over the land had been waiting for an opportunity to discuss the fundamental issue facing the church in the new era.

People of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some of which differ by rather wide margins, groups that never would have participated in such a conference in the past, seemed to have laid aside all these differences and came together as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same common fundamental faith to discuss problems that were common to all.

Throughout all the sessions of the conference, never once did denominational differences creep in to interfere with the genuine unity of purpose and will.

Democratic Spirit

Thirdly, there was manifest a good measure of the spirit of the new democracy, i.e. 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onsultations." The method of holding plenary sessions and small group discussions is by no means new, a method practiced for many years in the past. But, somehow, within this skeleton of formalism, there appeared a more genuine willingness to listen to and to accept the other fellow's point of view, to incorporate all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here was no definite set objective to be railroaded through. All the prepared materials were held as tentative. Resolutions did not originate from a small group, but came spontaneously from the small group discussions. Final resolutions were brought forward after joint consultations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the groups, thus ensuring the inclusion of all the important opinions expressed.

Fourthly, instead of looking back to the glories of the p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and complacency, the conference was filled with an atmosphere of humility and self-criticism. In taking stock of the overall picture of Christian enterprise in China, no one denied that Christianity has made some notable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society, but these were not given much emphasis. Neither did the conference dwell too much on the difficulties experienced at the present time.

On the contrary, every one had his or her thought focused on the necessary and fundamental changes which must be effected within the church before it can make any effective contribution in the future, before these difficulties can be overcome.

There was a wide-felt conviction that it is not the fundamental faith in Jesus Christ that is at stake, nor the the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differences that demand immediate conciliation, but rather it is the in-ward life of the church that needs to be rejuvenated, the waste that needs to be eliminated, the social service activities such as education and medical work that need to be integrated with the total national policy, and above all, the indigenous nature of the movement that must be speedily achieved.

In short, with due regard to what good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has brought into China, the conference has examined and brought to the fore the unfortunate encumbrances that came with it, even within the scope of Christian work itself.

Need for Independence

It is the overwhelming conviction in the conference that unless the Chinese Christian movement achieves complete independence, i.e. self-government, self-propagation and self-support, there can be no true rejuvenation, no elimination of waste, no effective coordination of activities, and no removal of the encumbrances that are besetting the movement today.

The conference fully realized that to achieve such a goal will not be an easy task, but all were convinced that it is a path that all must follow.

Unlike the conferences in the past, the number of resolutions adopted was not voluminous. In the past, discussions covered a wide field, resolutions were adopted by the scores, only largely to be forgotten when the conference was over. Responsibilities had been heaped upon the NCC, as if it were almighty,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NCC became more and more detached from the local churches and the denominational groups.

This time, there was a feeling of responsibility on the part of all who participated. Unless the individual parts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take seriously upon their shoulders the task of carrying out the reforms within their own field, the NCC, by itself, will be impotent. Thus, the important resolutions were in the nature of "calls" to the churches and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in general.

These were:

1) To give approval to the manifesto recently issued by some 40 Christian leaders and signed by more than 5,000 persons, and to call upon all the churches and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to extend the movement among their own constituencies.

2) To respond to the call of the Central People's Relief Commission in the winter clothing campaign for the relief of flood refugees.

3) To call upon all Christians to support the land reform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These three signified the common stand of the delegates gathered, in supporting the Common Program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and in performing certain specific duties at the present juncture in implementing that support.

The resolutions adopted on "Church Reform" were:

1) To urge the churches and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exert their greatest will and effort with a view toward achieving complete self-government, self-support and self-propagation within five years. Details of procedure were left to the individual organizations to work out in the light of their special circumstances.

2) To call upon all churches and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to start a "youth emphasis" movement, with a view to secure a one-third participation in the leadership and planning by Christian youth, and to revive the work of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dedication of youth to Christian work).

3) To call upon all Christian workers and believers to make an effort to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new era."

4) To call upon all churches and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to thoroughly scrutinize and readjust their present activities, so as to actual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It was illuminating to note that most of the time was spent i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achieving self-support, and the concrete measures suggested were:

1) To deepen and strengthen the faith of Christian workers and believers.

2) To put reliance on the rank and file of Christian believers.

3) To practice austerity and to eliminate waste.

4) To promote productive labor.

Deviations from Christianity

These resolutions and measures, by themselves, form an articulate proof of how far the Christian bodies have deviated from their right path. They help to bring out the general feeling that Christians, in the past, have gradually shifted their foundation from depth of true Christian conviction, which should be the impregnable fortress on which Christian work is to be established, to something else that is uncertain and shaky, and liable to crumble.

They show how the churches in the past have gradually lost the vision and vigor of youth and estranged themselves from their youthful elements. There has been more satisfaction with, and more eagerness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rather than a desire to move forward, which has always been the characteristic of youth.

They also show how some of the superstructures established and supported by mission funds have now proved to be out of gear with the realities of Chinese life, necessitating a thorough re-examination and re-orientation. Judgment is passed on the life of ease that has eaten its way among Christians.

As to the NCC itself,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resolutions stated above, which apply to all the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NCC, the following actions may be noted:

Changes for NCC

1) Amendment of the NCC constitution. It was recalled that the existing constitution came into effect some 20 years ago. Both in language and content, it has long since been outmoded.

If the NCC is to serve the purpose expected of it in the new era, its relationships with its constituent parts, the kind of service it should perform, the form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it should have, all need to be re-examined and re-oriented. The constitution, therefore, must be amended to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A committee has since been appoint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charged with the task of drafting the amendments.

In order that those church bodies at present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NCC, but contemplating joining the NCC, may have a voice in the drafting of the new constitution, the first draft will be circulated among them also, to secure their reactions. Thus, a broader and more democratic foundation will be laid from the outset.

2) Call for more membership. Among the delegates attending the conference, more than half were sent by non-member church organizations. The conference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admission of new members. The NCC was asked to send an invitation to all the non-member church groups to join the NCC as regular members. The signs are that many will join shortly.

3)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Christian federations.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re has been established both city and regional Christian federations, composed of various Christian groups in the locality. In the pa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CC and these local units has not been definitely worked out. The NCC was asked to work out a definite plan of relationship.

4) Liaison office in Peking. It was thought that the NCC being a n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 very wide relationships all over the country, should have a liaison office in the capital, in order to keep abreast of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s. An action was taken to ask the NCC to establish such an office.

The la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had, as its central theme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delegates could effectively convey the spirit and findings of the conference to the rank and file of Christians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 conference has sounded the call of a new epoch in the life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a. The delegates have pledged themselves to be the torch-bearers of this new life.

-- Y. C. TU

China Monthly Review, December 1950, p.133-134

序我的简历		涂长松涂继正涂省涂羽卿
第一部分父親、母亲和大姐
前言父亲（1895-1975）辛勤耕耘半世纪母亲（1898-1987）无怨无悔六十年大姐（1925-1986）丝尽蚕眠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可是她却走了讲讲我自己		李宜华涂莲英口述
第二部分珍贵的回忆无限的思念
怀念热爱祖国的教育家涂羽卿缅怀我尊敬的师长涂羽卿博士怀念涂羽卿先生怀念我的恩师涂羽卿教授悲剧千万不能重演缅怀教育家涂羽卿感慨涂羽卿的遭遇邻居悼念涂师母巾帼人杰涂莲英一颗炽热的中国心愿人类制服癌症她和病魔争时间病理学家涂莲英为事业贡献一切我见到的涂羽卿家庭重逢,在半个世纪后 Living between two cultures Memories of my Daddy		王昌运王裕禄俞慧根朱铁蓉赵复三许世暉（加州）秦天（加州）徐欣欣（加州）姚崇德杜宣经叔平钱绍昌夏孝勋陆正明余建华唐玉琴夏孝勋胡金娣 <人民日报>报道吴泽蕴吴泽蕴 Rebecca Palmer Nina Tu

涂松山涂羽卿的父亲		胡晴涂羽卿的母亲
William Webster Hoopes (1905) 涂牟莉的父亲		Martha Hoopes (1886) 涂牟莉的婶母
Harry Lyster 涂牟莉的的养父		Anna McCorkle(1906) 涂牟莉的养母
Harry and Anna Lyster (1931) 涂牟莉的养父母在Philadelphia的家		Nina McCorkle (1906) 涂牟莉的小学老师

涂羽卿和涂牟莉在上海沪江大学（1935）		涂长松、涂继正、涂省在上海沪江大学(1940)
涂继正、涂莲英、涂省、涂长松在上海沪江大学（1941）		涂莲英（16岁）、涂长松（11岁）（1941）
涂莲英高中毕业全家在上海中西女中合影(1943)		涂羽卿在上海圣约翰大学（1947）
上海圣约翰大学9号住宅前（1948）		涂继正、涂牟莉、涂省、涂长松、涂羽上海圣约翰大学9号住宅前（1948）
涂继正、涂省、涂长松、涂羽卿上海虎丘路131号顶楼住宅（1948）		涂省在上海中西女中高中毕业和母亲合影（1950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