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书的孙女李月娟
——上海滩大家闺秀之二十九
文／宋路霞 王逸
2015年4月30日，美洲华人博物馆在纽约百老汇的麒麟金阁饭店，举办了一次“社区英雄”颁奖大会，受奖的是四位对华人社会有突出贡献的华裔女性。其中一位年已九旬的银发老人，面目隽秀，神态淡定，一头好看的银发蓬松地向后起伏，纹丝不乱。面对闪光灯和阵阵掌声，她总是淡淡地微笑。
她就是戴润斋基金会董事（兼秘书和财务）陈李月娟女士，也是出生在上海的宁波小港李家的后裔、著名实业家李云书的孙女。
美洲华人博物馆的负责人姚南薰主席在介绍她的事迹时说：“据统计，在所有美籍华人中，从事艺术和文化传播的不到1%，而陈李月娟就是其中一位。她出生在战火纷飞时期的上海，一直与家人居住在旧上海公共租界，于1969年从香港移民美国，先落脚旧金山，后又定居纽约，从此再没有重返祖国。然而，陈李月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博大精深的中国艺术和文化的执着追求。现任戴润斋基金会董事的她不仅对中国古董、艺术鉴赏有着独到的眼光，而且毫不吝啬地为中国和美国的七十多所大学、福利机构、医院常年捐款……”
人小志高
“胖妹”独自闯香港
小港李家是近代中国的实业型大家族，曾在金融、地产、铁路、保险、垦殖、运输、轮船、丝织诸业中呼风唤雨，是“宁波帮”举足轻重的支脉。
李家从高祖李也事以下分乾坤二房。李月娟是坤房中的大房李云书的小孙女，家住陕西北路643弄李家坤房的“大本营”。“大本营”是一条长长的新式里弄房子，类似现在的联体别墅，一溜十几号住的全是李云书的家眷和后代。老人家有两房妻室，共生养15个公子3个小姐。李月娟的父亲是二公子李祖圣，家住“大本营”沿街的第一栋房子2号。他是农业专家，曾任家族企业中的锦州天一垦务公司经理，以及黑河、呼玛三大垦牧公司经理，擅长股票和理财。他还是个美食家，全上海的各式中餐、西餐无所不知，就连哪家的粽子最好，哪家的汤团最好，哪家的烤麸和酱鸭最好，哪家的成鸭蛋和豆酥饼最好，他都清清楚楚。他还是“邵万生”和“沈大成”多年的老主顾。李月娟小时候因为吃得好，长得白白胖胖，又是家中老小，倍受宠爱，竞得了个“胖妹”的昵称。“胖妹”在大人眼里总是长不大的，以至于他的父亲觉得，这个孩子“决断性差”。
其实李月娟很像李家祖先，不仅长得像祖父“很有福相”，秉性也很接近。一百多年前，她的祖父李云书、叔祖李善祥和她的父亲李祖圣，就是勇敢地开发黑龙江边陲农业的先驱。他们先后在黑河、呼玛、锦州那冰天雪地的环境里，培育出了冬小麦、东北水稻和享誉半个多世纪的优质苹果，最先使用了农业大机械耕作，最先实行股份制经营……这都是黑土地上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业绩，可惜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很少了。
李月娟在家中最小，但是心志很高，读书从不让人，从清心女中毕业后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系。1946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国泰洋行工作，这是一家专做废铁出口生意的洋行。当洋行需要她只身南下香港任职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温暖舒适的“大本营”。她父母非常担忧：“那个地方连说话都听不懂，你又没有熟人，遇到麻烦怎么办？”做父母的哪里知道，李月娟是存心要证实一下，她的“决断性”到底怎么样。她出发前对家长也是“临时通知”的，说走就走。去香港，乘飞机只要几个小时，乘船却要花两天。可她偏偏选择乘船，乘船不是可以多玩两天吗？她母亲担心船上有小偷，把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缝在她大衣的肩衬里……
1948年的香港码头，海轮无法靠岸的，只能停在海上，由轮船公司用小船把乘客一批批“驳”到岸上。原先说好香港方面有人来接她的，但李月娟等了一会儿，看看没有人来接，就叫了辆出租车，反正地址是清楚的。那时的的哥很厚道，看了看地址，说：“小姐不必打车啦，马路对面就是啦。”原来香港跟上海外滩一样，大公司洋行都在临水一线。
李月娟在香港这家洋行一干就是20年，最初住过最蹩脚的旅馆，还睡过旅馆的阳台。她从一个小秘书渐渐成长为资深管理骨干，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还另打一份工，帮人家的小孩补习英语。工作一忙，“胖妹”自然就渐渐瘦了。内地“三年困难时期”，她跟许多在港的上海人一样，每月往家里寄一个大包裹，里面有白糖、奶粉、咖啡、白脱油等等。那时内地实行凭票供应，“邵万生”和“沈大成”也买不到啥东西了。每当收到她的包裹，父母就很感慨：这个“决断性差”的“胖妹”，想不到关键时刻立大功了！
有一年圣诞节，公司举办新年派对，请了一些朋友和客户参加。老板对李月娟说，有个朋友姓陈，是你们上海滩的“亨得利”小开，他的女朋友有事不能前来，你就当他的“临时女朋友”吧。谁知李月娟这个“临时女朋友”做派优雅，陈先生与她很谈得来，从此他俩成了正式的恋人，最终在香港结为伉俪。因为丈夫姓陈，大家习惯称李月娟为“陈太”。
1969年，内地的“文革”之火引发香港的骚动。他们接受姐姐的建议，移民美国。
忠实管家 应邀协助戴润斋
初到纽约，李月娟在一家犹太人开设的洋行里做事。有一天，她接到一个上海口音的老人打来的电话。老人在电话里说，自己的公司原本有一个伙计张先生，现在要退休了，需要人手接替，知道她是好人家出身，忠实可靠，问她有没有兴趣到他的公司里来做事。李月娟听出来了，电话那头是大名鼎鼎的戴润斋（戴福葆）先生，他的生意遍布世界各地，是继卢芹斋(C. T. LOO)之后中国最大的古董商。这时李月娟已经四十来岁，再要钻研新的学问已没有把握，于是推辞说：“您从事的古董生意，博大精深，我不懂啊。”不料，戴润斋说得很干脆：“你不需要懂，只要我懂就行了。请你来帮我打理一些杂事。”从此，李月娟结束了洋行的工作，成了戴先生的麾下，步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文物领域。细细算来，如今已是第46个年头了。
戴润斋(1911-1992)是无锡人，上世纪30年代初就在上海做古董生意，1932年与张平英结婚。1950年来到美国后，在卢芹斋的帮助下，在纽约的黄金地段麦迪逊大街810号，开设了自己的画廊（中国艺术品公司）。这片街区至今仍属纽约的“上只角”，当时很少有中国人能在这片街区站稳脚跟，因为那时美国人歧视中国人，好街区的房子不肯租给中国人。戴润斋却从不避讳自己是中国人，他做中国古董生意，整天穿着中国长袍，在马路上走来走去。他的公司靠近68街，他家住在73街，相距不远。他长得人高马大，一到冬天就戴上蒙古帽，穿着棉长袍，荡悠悠地走过麦迪逊大街，到公司上班。沿街的商家和居民都熟悉他了，要是哪天他没从这里走过，人们就会问李月娟：“你的老板今天怎么没出来？”
戴润斋鉴赏瓷器堪称火眼金睛，那是多年来在国内外市场上练就的功夫。他常常去英国和法国，参加苏富比或佳士得（世界最大的两家拍卖行）的拍卖活动，一旦看准的东西，不惜高价定要弄到手，所以他仓库里的东西都是一流珍品，尤其清朝康、雍、乾三代的粉彩，精美绝伦，世罕其匹。他买来了宝贝后就陈列在自己的画廊里，等候合适的机会，再卖给城市博物馆、大学博物馆，或著名的收藏家。这样一进一出，差价很大，于是生意越做越火，名气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苏富比拍卖行不断有人来请教他，常常一聊就聊到很晚。他渐渐地还成了美国第一流的中国文物收藏家赛克拉和布伦戴奇的主要供货商。
这期间，保管这些文物就是李月娟的事了。这是李月娟管的“杂事”之一，除此之外，还要管账、管钱、管员工。戴润斋仓库里的宝贝成百上千（他身后还留有362件，最后全由苏富比拍卖），但是他从来不买保险，也从来没失窃过什么古董，因为有李月娟在为他打理。或许他认为，李月娟一个人就胜过无数保险！
说古董行山高水深，并非虚言。有一年，史丹福大学博物馆从戴润斋这里买去一尊中国佛像，遇到了一位天才的研究员。那研究员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佛像的背后有一区域是活动的，细细摩挲，那里有一个小门。打开小门后，竞发现里面藏了一些唐代的经卷！这一发现被披露后，就连戴先生也被惊得目瞪口呆，因为那经卷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已经大大超过了那尊
佛像的价值。
人们或许以为，李月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工作，俯仰之间全是国宝，过眼的精品不知有多少，老板又是顶级的文物鉴赏大师，不需要刻意精研，那古风“熏”也把她“熏”老到了，她将来继承戴先生的事业也说不定，因为戴先生的儿子英年早逝，膝下也没有孙子孙女。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李月娟对古董本身不感兴趣，发财致富也不是她的追求。她所看重的，是如何尽心尽责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得起戴润斋夫妇的信任与托付。她是一个好管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戴润斋夫妇都去世了，她手上的事情还是没完没了……
不负重托掌管两个基金会
随着戴润斋生意的不断扩大，上世纪70年代，他的投资眼光开始转向房地产，逐步在纽约第二大道、第三大道的70街等高雅地段，陆续买进了一些公寓大楼和街面房子，以至于坊间传说，他在纽约拥有了两条街的房地产。
有了钱，除了继续投资、扩大再生产外，还能做点什么善事呢？戴润斋小时候在舅舅的古董店里当过学徒，对穷学生非常同情，于是决定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贫寒学生读书。尤其是读医科的学生，医学院学费昂贵，需要有实力的人来扶持。凡是前来向戴先生求助的学生，他都亲自面谈，了解情况，然后决定资助的金额。可是这种面谈很费时间，那些学生说起家中的困难以及自己的苦衷，动辄一两个小时。随着这项善举被广泛传播后，前来求助的学生越来越多，以致戴先生都无暇应对了。
这时候，李月娟出了一个好主意。她说：“学生本人和他们家中的情况，学校应当是最清楚的。不如设立一个奖学金，把钱捐给学校，让学校根据他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以及学生在校的表现，去决定资助的人选以及金额。这样，您不是既做了善事，又节省了时间，可以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了吗？”戴先生一听，当即首肯。于是在1982年，戴润斋基金会正式诞生，每年资助3000至10000名学生。按戴先生的本意，他主要想赞助医学院的学生，因为培养出了好医生，病人就有了保障。所以最初受助的是医科学生，以及医学院、红十字会、癌症研究所、心脏病研究院、眼病研究所、免疫学研究所等单位。后来资助范围不断扩大，扩展到祖国大陆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还有台湾的东吴大学。目前，受助单位已经有70多个，资助总额每年达到五六百万美元。李月娟想出了这个好办法，这一揽子事情自然也都落在了她的头上，又成了她分管的“杂事”之一。从1982年到现在，她已经管理了34年。
1992年，81岁的戴润斋先生过世了，但他的基金会还在运作。遵照戴先生的遗嘱，他名下的所有财产，包括文物和房地产，在十年内全部卖掉，所得资金都归入基金会。基金会除了继续以奖学金的形式资助贫困学生和医疗学术机构外，还投资股票，所得收益仍旧加入基金会。如此循环，使得这个基金会能够生生不息。这项宏大规划的掌舵人是李月娟，因为她是这个基金会的核心，她以自己的人格和辛劳，成为戴润斋夫妇最信得过的人。
1998年，戴润斋的夫人张平英也去世了。戴夫人有自己的收藏和积蓄，也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同样也交到了李月娟的手上。戴夫人基金会的资
助对象，不局限于学校、学生和医疗机构，而是面向全社会的，因此李月娟就重点关照老年事业，如养老院和孤寡老人的生活。李月娟了解到，有些独处的老人虽有住处，但吃饭很成问题，于是她就安排基金会资助有关部门，成立一个机构，按照老人的特点每天做饭，然后挨家挨户送去。
令人惊讶的是，李月娟一手掌管着两个基金会，她却没有为自己安排一间哪怕再小的办公室，而是与十几位员工在一间半地下室状态的大办公室工作；她也没有为自己安排一辆专车，而是每天乘地铁上下班。那天，老人家拿钥匙为我们开橱门找资料，那装了一盒子钥匙的，居然是一个圆形的餐后打包盒……
恪守诚信 古钱归还原买主
当年，李月娟到戴润斋的公司工作不久，就发现仓库里有一个长方形的旧盒子，但是从来没人去碰它。李月娟曾问过戴先生：“这是什么东西？”戴先生说：“那是中国古钱大王的钱币，但现在不是我的了，赛克拉买去了，他会来拿的。”说这话的时候，赛克拉已经买下三年了，可是他并没有来拿，直到赛克拉去世。再后来，戴先生也去世了，那盒古钱仍旧躺在仓库里。2010年，在戴先生去世十八年的时候，遵照他的遗嘱，仓库里的古董交由苏富比公司拍卖，所得资金全部归入戴润斋基金会。仓库里空荡荡的，只剩下这一盒孤零零的古钱，李月娟也不知如何是好。
当李月娟发愁的时候，隔着大洋，另一些人也在着急，他们正在到处打听这批古钱的下落。那是“古钱大王”张叔驯的儿子张南琛，还有一些古钱爱好者。张南琛是张静江的侄孙，也是位成功的金融专家。他80岁以后，倾注全力整理他们家族的历史，数次从旧金山飞抵上海和湖州南浔，与宋路霞合作撰写了《张静江、张石铭家族》一书。在写到他父亲张叔驯的古钱珍品的最后下落时，书中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因为他一直在寻找，他父亲最后的一批古钱究竟到哪里去了？
据张南琛说，抗战胜利后，他父亲曾于1946年回到上海处理账务和财产，一个月后返美，临走时把他原先寄存在亲戚家的两千枚古钱带走了。这批古钱是他收藏中的至精之品，著名的孤品“大齐通宝”就在其中。这些宝贝，伴随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在最后的几年里，他身患肝癌，曾在纽约曼哈顿东57街125号开了一家东方艺术品公司，可是由于健康原因，生意未能很好展开。1948年5月30日，张叔驯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病逝。
张叔驯去世后，他的妻子徐懋倩为了生活，就把这批古钱卖给了戴润斋。戴润斋与张叔驯当年在上海的时候就认识，到了美国仍有来往，徐懋倩还常与戴夫人张平英在严幼韵（顾维钧夫人）家一起打过麻将。张南琛听说，戴润斋后来将这批古钱卖给了著名的收藏家赛克拉，赛克拉逝世前后，把所有的藏品都捐给了美国华盛顿博物馆，该馆为他专门辟出了展览室。然而，当张南琛来到华盛顿博物馆，在以赛克拉命名的展室里，并没有发现他父亲的旧藏。那么，张叔驯的最后一批古钱，究竟去了哪里？
2014年9月，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宋路霞与徐景灿女士突然出现在陈太的办公室。原来她们在离开上海飞纽约的前两天，偶尔从当年在戴润斋身边打工的吕吉人那里获得了一些信息。据吕古人说，如今能了解戴润斋操作全过程的仅有一人，即为戴先生管了近半个世纪账的老管家李月娟。真是太巧了，徐景灿正是李月娟的远亲。
令她们震惊的是，当她们小心翼翼地问及张叔驯的最后一批古钱下落时，陈太用拐杖轻轻地敲击着地面，说：“就在这地下。”
第二年，即2015年9月，当宋路霞、徐景灿跟随陈太进入戴润斋当年收藏文物的地库时，看到里面空荡荡的，仅有一箱古钱孤零零地躺在那里。
张叔驯最后的一批古钱总算浮出了水面。消息传出后，北京、上海、香港的钱币专家都赶来了。围绕着这批古钱的学术价值和今后的去向，人们各抒己见，议论纷纷。有人说，既然赛克拉不来取，说明他并不在意，他收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这点古钱不算什么；也有人说，按照法律，东西放在你这里超过五十年，无论别人有什么证据都没有用，你可以自己做主了。上海的两位钱币收藏家更是激动，不远万里前来观赏和拍照，决意要买下来，使之“回归”中国。
然而，陈太却不为所动。她处事一向讲原则，讲信义。她想与赛克拉的后人核实一下情况，起码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最后，陈太找到了赛克拉的大女儿，她是赛克拉基金会的主持人。陈太告诉她，如果她认为这些古钱仍旧属于赛克拉家族，请她拿出证据来。赛克拉的大女儿不愧为理财专家，她居然找出了一张1967年、编号为435的发票，证明她的父亲当年确实购买了这批古钱，因此现在赛克拉家族理应拥有。事实清楚，无可非议，陈太立即将这批古钱归还了她。赛克拉的大女儿在收据上写道：
兹确认在2015年12月2日，伊丽莎白·赛克拉，赛克拉基金会主席，从戴润斋公司(J.C．Tai Co)取走两箱共1998枚中国古币。发票号码435，购买日期1967年10月19日。存入日期1974年12月31日。伊丽莎白·赛克拉（签字）
尽管其中的“存入日期”比较费解，但购买日期是非常明确的。也就是说，从1967年赛克拉先生购买了这箱中国古钱，到2015年年底他的大女儿才从陈太手中取走，中间相隔了48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一桩恪守诚信的感人故事。至此，陈太为戴先生处理完了最后一批古物。
如今，陈太主持的基金会的会客室橱柜里，陈列着一排排金光闪闪的感谢状，有来自各个大学的，有来自医疗研究机构和慈善机构的，也有来自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的。这样的感谢状，陈太每年都会收到很多。有时，她也会走到受助的学生中间了解情况，检查善款的落实情况。看到一批批青年学子英姿勃发的身影，她觉得自己的青春，仿佛正在他们的身上延续……
（原载《上海滩》2016.10，p2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