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李徵五及其后人
李名隼
近代享誉沪甬的镇海李家，亦称“小港李家”，是上海著名的“宁波帮”。
小港李氏世居小港镇小浃口（俗称港口）村。小港镇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东北部的东海之滨，原属浙江省镇海县。镇海古称浃口，别名蛟川，泛称镇海。1958年10月后，镇海县划入宁波市。1985年10月，镇海县建制撤销，划分为镇海、北仑二区。甬江以北归镇海区，甬江以南归北仑区。小港镇（昔名崇邱乡，历宋、元、明、清至1930年）史称于1935年，沿用至今，现属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据《镇海县志》载：抗日战争期间，“1939年6月23——25日，3天内日机51架次向小港狂轰滥炸，投弹304枚，炸死居民61人，炸伤25人，炸毁房间590间，李氏乾坤两房大屋及李家花园等建筑被夷为平地。”
一、 近代小港李氏之祖
小港李氏第26世祖李敬明生有二子，长子承辅（字弼安），次子承久（字也亭），为近代小港李氏之祖。弼安公有三子，名听涛、濂水、雨田，房号称乾房；也亭公仅一子，名梅塘，房号称坤房。此即“小港李家”乾、坤两房之由来。
李氏第27世祖李也亭（1808——1868），生于镇海小港（今属北仑区）。1822年（清道光二年），他15岁时，只身来到上海南码头“曹德大”糟坊当学徒。老板经常叫他到附近江滩上停泊的沙船去送酒。后经人推荐，便到郁森盛船号做工，那年，他才19岁。
沙船，是为适应北洋海道水浅沙多的特点制造的一种航海木帆船。其长十余丈，宽二丈，深一丈五六，平底、高桅、方头、巨橹、广舱，一船可载百余吨。因为它可以出没沙洪之间，空载时又须装沙压舱，故名“沙船”。
船工清苦，按例允许带运私货，以补薪资过低。我的高祖也亭公，年复一年在沙船上勤快干活，不久当上“老大”，数年以后，又由老大当上老板。当时，他结交了钱庄跑街、同乡人赵立诚为他筹款，以便取货贩卖，多年贩销，他竟攒了一笔钱。
也亭公既富有经商才能，又为人信义第一，后来又靠赵立诚的帮助购置到一条沙船。在当时置条沙船要上万两银子。就靠这条沙船起家，仅仅几年功夫，也亭公不仅开办了久大沙船号，从一只船发展到10余艘船，还在十六铺上游处买下一块滩地，辟为码头。
那时，一艘船一年往返的运费收入，可得数千，甚至上万，其赢利是极高的。也亭公经过多年艰苦创业，后来成为当时上海滩有名的沙船主。
其后，他又投资钱庄业，用经营沙船的利润开设了“慎余”“崇余”“立余”三家钱庄。当时上海的富豪以沙船商为首。高祖也亭公是李氏在上海发迹的第一人。我们的长辈常常尊称他为“发财太公”。
二、 祖父李徵五的事迹
李氏第28世梅塘公有七子三女。子七人名为厚祐（字云书）、厚祉（字玉麟）、厚祺（字如山）、厚礽（字薇庄）、厚禧（字徵五）、厚祯（字鸿祥）、厚祚（字屑清）。故“小港李氏”坤房共分为七房，即坤仁房（大房）、坤智房（二房）、坤羲房（三房）、坤礼房（四房）、坤乐房（五房）、坤忠房（六房）、坤信房（七房）。坤房七位公公均是清末民初沪甬两地的社会名流。
我的祖父就是坤乐房（五房）的李徵五（1875——1933）。祖父15岁在宁波开始经商。1893年宁波大饥，遵父命办粮万担赈济灾民。甲午之战，曾与镇海统兵将领力谋保卫，被参与京，事败。1899年2月在上海发动同乡，筹资银4万两，助450余名被拐在南洋的甬（宁波）人返回。在家乡还创办益智学堂，为一郡之冠。1904年北上，捐道员，分发湖北，得张之洞欣赏，与梁启超、陈宝箴等人同事，后归省与中国同盟会的黄兴、陈其美、孙中山等人交游，参与策划东南起义之大计。1909年赴南洋欲办华商银行，旨在联络华侨集款支持革命。还曾负责李氏坤房投资的上海绢丝公司。
祖父李徵五，富于理想抱负，所交无论贵贱、贫富、亲疏、远近，均一视同仁。尤其急功好义有孟尝之风，因而有“
我的祖父是晚清相国王文昭的女婿，却不屑与官府打交道；在封建仕途上本当大有前程，然而他却不为所动。祖父李徵五愤慨于清廷的腐朽不堪、外丧国权，张口便骂“死老太婆”（指慈禧），但对
（一） 辛亥革命前参加同盟会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结束了二千多年的
辛亥革命前，我的祖父李徵五和大公公李云书、四公公李薇庄都参加了同盟会。
薇庄公（1873——1913），清朝时为江苏候补知府，曾任江苏糖捐总办、裕苏官钱局总办，鼎革前曾从事立宪活动。1908年左右，为裕苏官钱局发行钞票事去日本考察，在日本结识了同盟会中人，乃参加该会。回沪后积极为同盟会工作。辛亥时曾冒生命危险为上海革命党人筹募经费10万两。1913年，他不幸含冤早逝。
祖父李徵五（1875——1933），在辛亥革命前，由同盟会谭人凤的介绍，秘密参加了同盟会。据说，他是老革命党人谭人凤亲自主持仪式入盟的，监誓的是居正、杨谱笙。入盟后，他在邻近北火车站的爱尔近路（今安庆路）上开了一家木柴公司，作为秘密联络点。内有深宅大院，以木柴公司为幌子，在那里掩护革命党人。陈其美（英士）亦在那里隐藏过。那里是租界的地方，由于李家为上海富豪，故不为租界当局所注意。
大公公李云书（1867——1935），是薇庄公和我祖父的长兄。云书公少年时，在其祖父也亭公开设的慎余钱庄学生意时，同在该庄当学徒的王一亭“相交莫逆”。王一亭，浙江吴兴人，约于1879年进也亭公开设的慎余钱庄当学徒。1886年左右，王一亭有进李家开设的天余号当跑街，后升任该号经理。天余号拥有大批沙船，经营海运业务，走南北洋线。辛亥革命前，他大量投资于民族资本企业，是上海商界知名人物。有的文章说，云书公“可能在两个走上革命道路的兄弟或王一亭的影响下于辛亥革命前也参加了同盟会”。
大公公李云书是上海工商界颇具声望的人物。他曾投资于大达轮埠公司等众多企业，曾任1906年第三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他是当时李氏乾坤两房兄弟中的老大，因此，当时沪上商界称其为“李家阿大”。辛亥鼎革前，云书公积极参与立宪运动，后参加同盟会。
当时，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少数的先进人物对清政府的幻想最后破灭，也都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二） 参加上海光复起义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确定了首先在湖北省城发动起义，四方各省立即响应的方针。
1911年（农历辛亥年）
据说，起义前，“光复会上海支部已在闸北策动巡警总局骑巡队官陈汉卿响应起义，在吴淞已策动巡警局黄汉湘响应起义，另外，闸北会党领袖李徵五（后任闸北光复军司令），也在闸北组织了敢死队响应起义。”
据说，当日吴淞、闸北首先顺利光复。城厢方面，各路起义军也分别占领目标。“黄昏后，北半城商团会同闸北光复会派来的李徵五、陈汉卿率领的敢死队进攻上海道署。”下午8时上海城厢全部光复，但清军的重要据点江南制造局还未攻下。该制造局里面藏有大量军火枪炮，而且江面停有五艘军舰，准备装载弹药枪支，运往南京，支援清军。攻打江南制造局是上海起义过程中唯一一场硬仗。
光复会员李夑和等听说后，决定悉起已经起义诸营会师猛攻江南制造局。
上海的光复，不仅稳定了武昌起义后面临北洋军阀进攻的危急局面，同时拉开了东南各省独立的序幕，对于辛亥革命的全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 组织沪军光复军
且说辛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上海公推陈其美（英士）为沪军都督。因张勋负固金陵（南京），清廷起用袁世凯，武昌为冯国璋所逼，危在旦夕。
上海方面决定添练新军以备调遣。于是祖父李徵五捐出私财百万，招募新兵，组成光复军而被推为统领（即司令员），
在此时，张宗昌率领了五百多人，马三百余匹，分乘三艘海舶，由海参崴千里迢迢远赴沪上，投身于祖父李徵五麾下，后祖父向陈英士报告，委任张宗昌为光复军骑兵独立团团长。
张宗昌在北洋军阀中为后起，其最得意时期，为直鲁联军总司令、山东军务督办等，有的文章说：“张宗昌对李徵五的提携之恩始终铭记在心，一直到他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鼎盛时期，凡是与人提起李徵五，仍然尊称为“老祖宗”与“老统领。”
上海光复后，成立了军政府（后称沪军都督府）。当时沪军都督府下共统有五军，除吴绍璘一师、黄郛二师外，祖父李徵五的光复军便是最强的主力之一。
（四） 沪军都督府成立后
沪军都督府成立后，第一件事是解决财政问题。其时正值都督府财政面临极端困难之际，军需浩繁，军政各费月需百万计，筹款艰难。
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从财政上积极支持辛亥革命。这时，负筹款总责任的中华银行成立，它初以黄兴为总董，后推孙中山为总董，大公公李云书和沈缦云、王一亭为董事。该行发行军用票，以支援军政府的浩繁开支。
江浙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还发动了募捐活动。如镇海籍的方樵苓等成立上海军事募捐团、祖父李徵五组织中华民军协济会等，向广大工商界募捐筹款，接济民军。
上海、浙江及江苏部分地区光复后，进攻由清将张勋把守的南京之战，为举足轻重之一役。
陈其美促请反正后驻守江苏镇江的原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江浙联军总司令，在镇江成立联军总司令部，指挥各路民军，并在上海成立总兵站，担任联军的后勤工作。
陈其美还请大公公李云书担任这个总兵站的总监。云书公通过江浙资本家的配合，向前线输送军火和给养。
总兵站要负责各种军需的军械、军饷、服装、医药等等的补充，舟车的调拨等事务。当时，云书公还在中华银行任首届董事，而且中华银行行址就设在李家南市久大码头。由于诸多事务缠身，所以，据有的文章说，总兵站实际管事的是李徵五，如有一份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的密电：“联军兵站已分派李厚禧（即徵五）、陶逊充副总监。”所以此后的催械电都称：“陈士英都督、李徵五总监。”
经过江浙联军的浴血奋战，终于在
在
据《黄郛传》载：“
（五） 上海滩最早的大亨
在中国近代史上青帮是影响较大的帮系之一。自清朝末年初创，历经繁衍变故，到20世纪20年代，发展壮大为显赫一时的帮会组织，达到其鼎盛时期，以至于在这个时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党各派，以及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都与青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青帮的组织关系是一个纵向延续辈分的关系。辈分以家谱形式，由约定的编排，这是青帮内家族关系的依托。
据传青帮最早的家谱，以祖传二十四字相授，此二十四字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又“礼”），大通悟觉（又“学”）。”二十四字传授时，前三字已由青帮祖师前三祖所用。金祖号清源、罗祖号净清、陆祖号道元。后三祖为第四代“德”字辈……青帮第二十一代为“大”字辈。
祖父李徵五，为策动革命，联络帮会，拜了青帮祖师爷的牌位为“大”字辈。青帮因拜师收徒，传宗接代，其制度类似一个宗族或家族，师父等于是一个族长或家长，所以称为“老头子”。那时，在上海“大”字辈寥寥可数。
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号寒云，因为他不赞成他的父亲做皇帝，就离开北京到天津，后又到上海。袁在上海加入了青帮，也列为“大”字辈，他是花了大量钱才买到如此高的辈分的。袁克文在清末与革命党人交往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帮中的兄弟。祖父李徵五和帮友袁克文称兄道弟。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有不少人与会党（清末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一些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如哥老会、青帮等）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当时，有不少革命党人参加帮会，也有不少会党中人参加革命党。
陈其美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在建立沪军都督府的过程中，不仅能比较成功地运用青帮势力，而且能够成功地运用洪帮势力。其实，在辛亥革命中，会党和帮会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旧上海的帮会》一书中，记载了袁克文（寒云）曾说：“辛亥年上海起义时，我们青洪两帮都有贡献，青帮是李徵五，洪帮是徐郎西。”
徐郎西，陕西人，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参加同盟会，为了回国从事革命的需要，参加了帮会，除在青帮为“大”字辈外，并为洪门（即“红帮”。“洪门”是一个总称，包括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等）峪云山主。当
后来，上海滩上的三个青帮老大黄金荣、张啸林只是青帮第二十二代“通”字辈，杜月笙才是青帮第二十三代“悟”字辈。所以有人问上海滩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之前，可有“大亨”？后世有人称“李徵五”为上海滩最早的大亨。”
旧中国的帮会主要指洪门和青帮，起源于反清复明斗争和劳动人民的民间秘密组织。它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确实发挥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后来，特别是在旧上海，由于帮会被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政客等所控制，因而蜕化成为反动统治者巧取豪夺、鱼肉人民的工具，为社会所痛疾。如后来成为上海滩三大亨的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为蒋介石所利用，干下了不少罪恶勾当。
（六） 民国元年后
“民国元年后，战事甫定，祖父李徵五即首解兵权，以为之倡。”
“1913年‘二次革命’”，祖父李徵五又遣部属黎天才部会师淮上，战功颇著。袁世凯称帝，祖父反对尤力，与陈其美密谋，欲遣兵兴师，后事泄，此役其捐资尤多。待革命党人群集沪上，生计为难，贷于亲友间以资救济，或援救被捕人员，此时被奉为革命导师，宾客盈门。”
民国初年，祖父李徵五在上海时常为人排忧解难，一言九鼎，为沪人所敬仰。他曾办“商报”，任总经理，有陈布雷主笔政。
1913年——1916年，祖父李徵五曾任多届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会长分别为沈仲礼、虞洽卿）。
1926年祖父移居天津（住在天津河北区海河河畔的现“袁家旧宅”），调停南北之争。当时亲朋故旧投之者络绎不绝，宾至如归，座客常满。当时祖父经济已不十分宽裕，但好客之风，不减当年。
1929年，祖父携眷南归，重莅申江，初居于蒲石路（今长乐路），后迁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仍然门庭若市。
晚年，祖父创办长城唱片公司，由门人叶庸方主其事，以祖父之声望与魄力，灌成大批唱片，如四大名旦唱的“四五花调”和杨小楼、梅兰芳合唱的《霸王别姬》，以及余叔岩的许多珍贵唱片。余叔岩为了庆祝祖父五秩大庆，还特为灌了一张《摘缨会》，片前并有祝寿词句。这张别致的唱片，算是为上海滩最早的大亨留下的一个特殊的纪念。
祖父晚年还好佛学、金石。
以上内容，主要根据有关史料编写，尽力尊重历史事实。有的地方还要再补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