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家史
坤三房李宜华
除夕之夜，惊天动地、通宵达旦的鞭炮声无法令人入睡。侨居海外二十多年，我对这番热
闹情景恍如隔世。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把我带回到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幼年时代。爆竹声中，我仿佛见到父亲回家来了。
中国人对除夕是和西方国家人民对圣诞夜一样重视，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卅年夜，家家户户团聚一起，吃年夜饭。浪迹天涯的游子，也会在这一天赶回家来团聚。孩子们企盼着翌日拿压岁钱、穿新衣、吃糖果。我的父母亲，平时忙于应酬，在这一晚一定会回家和我们同桌吃年夜饭。饭后，父亲换上蓝团花长袍、黑马褂，很潇洒、儒雅。他乌黑的头发，梳得很光，配上金丝边眼镜，神采奕奕去祭拜祖宗。祭祖从除夕开始，长可到达元宵节才结束。
年初一，父亲带领我们去祭祖，我们称之谓：“拜像书”。在我记忆中，我们家族把对祖宗祭拜视为头等要事，多少年来雷打不动。老祖宗立下祭祖的规矩，并在产业中设有祭祖的专款。逢年过节以及祖先的生日、忌日的前夕，每房子孙轮流挂祖宗画像，把像挂到墙上的必定是一位男性的后裔。祖宗像前摆着一张八仙桌，桌边披大红绣花桌衣，摆上香炉、蜡台、碗筷、酒杯。每日三餐再加茶点,供上饭菜，烧香、点蜡，这叫“做羹饭”； 族内子孙后代前来三跪九叩祭拜，叫“拜羹饭”。祭过后的菜肴，与来客共享。这就是宁波人所谓的“吃羹饭”。这一天是族内兄弟姐妹团聚之日，也是享受山珍海味佳肴之时。上供的菜肴不仅质量头等，而且自家大厨师烹调手艺高明。饭后必有麻将几桌，热闹无比，充满浓厚的亲情气氛。“做羹饭”是我们家族的一件大事，操办的一家要忙个把月。在宁波人中间，李氏成员讲究吃也是有名的，若以美食家著称并不过分。孩提时代的我们对
“吃羹饭”感到无比兴奋，我们在厅堂里来回穿梭。我曾望着画像问道：“老祖宗真的会来吃这些东西吗？”我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一定会来的,老祖宗会来保佑我们的”。“吃羹饭”活动在我们家族中盛行了少说也有近一百年左右，直到二十世纪中才停止。这样的活动维系着族内的亲情，其主要作用还在于让子孙饮水思源，记住祖宗的业绩，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子孙后代希望得到祖宗的保佑，也就是中国人的传统——对祖先的祭拜，往往超过对神的祭拜。在这种场合,另一件吸引我们小孩的事是，可以听长辈们讲祖先的故事,有些几乎是一些神奇的传说。但是,这些传统随着破除“封建迷信活动”一扫而光。在讲究“阶级成分”的年代里，我们刻意淡忘祖先——我们的根。
水有源，树有根。我们小港李氏家族的祖根在浙江镇海小浃江口（现为宁波的北仑区），这地方有山有水，出海交通便利。根据长辈们的代代传说，我们的先辈是穷苦人, 还曾有过以行乞为生的日子，发达以后在厅堂里曾挂过一只乞讨时用过的篮子，意味着让后代忆苦思甜。
高祖李也亭（名承久1808—1868）并非像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百年家族那样以科第仕途腾达起家。李也亭是个到上海滩来打工的穷小子，他早年丧父，和兄长两人依靠寡母，以劳动度日，生活非常艰苦。“穷则思变”，也亭公十五岁时，为了“脱贫”，毅然背井离乡，只身来到上海闯荡，以期改善老母生活。他的兄长李弼安（名承辅1796—1872），留在家乡伺奉老母。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虽尚未开埠，但毕竟码头大，人气旺，沿江码头有糟房。李也亭初到上海，进入南市南码头的一家糟房当学徒。当时南码头是船停靠之处，糟房兼卖热酒。老板经常派李也亭上船送酒。年轻的李也亭，手脚勤快，忠厚诚实，拾金不昧的品德，没满学徒期限，被一沙船主看中。船主给了酒店老板一笔钱，将他雇到船上工作。从此以后开始了他一生的转折点。
他利用在船上工作的方便，跑单帮，南运北贩做生意。这是一条致富的捷径。他脑筋灵活，能吃苦耐劳，胆大，具有宁波人冒险的精神。年复一年，他节衣缩食，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资金，便独资买下沙船，在上海开设久大沙船号，拥有沙船多到十多条，每条价值数万两银。每次船只出海，他亲自出马。不久，他又买下沿黄浦江的一座码头，“久大码头”。当西洋的轮船开进上海港，沙船无法与之匹敌，而渐衰落时，码头仍然兴旺。他在上海滩从沙船运输业、码头业跨入钱庄业。前后共设钱庄三家，“崇余”、“慎余”、“立余”。也亭公未到花甲之年，已腰缠万贯，在家乡置地盖房，拥有良田千亩，宅第花园。他的成功之路充分体现了宁波人会做生意的传统。我们家族称也亭公为“发财太公”。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后，宁波小港李氏在上海已成为一大富豪。
1868年，高祖也亭公六十岁去世。去世前，他已把一半家产分给在乡下伺奉老母的兄长。他们兄弟感情笃深，相依为命。随着李氏成员迅速增长，分家是必然的趋势，兄弟俩分为乾坤两房。兄弼安有三个儿子，房号乾房。弟也亭有独子梅塘（李嘉）房号坤房，堂名“李诵清堂”。虽然兄弟分了家，乾坤两房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家和万事兴，弼安、也亭以下的三代，按照祖训，做到不分亲兄弟、堂兄弟，亲密无间，相互帮助。他们有各自的产业，也有共管的产业。对于经营管理家族产业的掌舵人，李氏家族从也亭公开始立下的家规：选子侄中最有才能者担任。也亭公并没有把经营家产的权利交给他的独子梅堂，而是选中他的侄子，乾房的李听涛（1838—1909）继任。这成为李氏家族中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即在子侄中选最有才干者为家产经营管理者。李听涛又选了他的侄子李咏裳，（乾房1871-1954）
为接班人。创业容易，守业难，李氏家族任人唯贤的原则，不但守住了家业，而且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李咏裳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他接班之后，除钱庄外，还创办多种行业，出任上海船业代表、上海市议会、市政厅议董、上海总商会、县商会董事等重要职务创办上海华商电器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大德新榨油公司、曾任上海中华劝工银行、恒利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以及多家上海和宁波钱庄股东，是民初银钱业钜子。李氏在上海商界的地位从此更上一层楼。
一、宁波小港李家
上海和宁波社会上称我们李氏为“小港李家”，其原因之一，是我们在故乡镇海小港建有相当规模的家宅、花园、墓地、祠堂、义庄及学校等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规模之大，在当时宁波地方仅此一家。据坤六房鸿祥公第十个女儿李慧珠姑母回忆：这系列建筑曾受到国际社会的仰慕，曾有西方人士到此观赏。
乾、坤两房“厚”字辈兄弟共十六人，而坤房成员绝大多数很早就离开乡土，到上海定居创业，只有六房鸿祥公留守故里。所以在乡间只建一巨宅，供坤房七兄弟回乡时住。据我母亲回忆，1929那年，因祖父下葬，她去过宁波老宅，那时屋内已有现代化的卫生设备。虽然，李家在港口上游建了一座小型发电站，但电力不足，灯光昏昏发黄，母亲的卧室在楼上，房子大得使她害怕，到了晚上她不敢独自上楼。
乾房的成员大部分住在乡间，各房单独建一宅。各宅之间有大墙相隔，由墙门相通，宅园内有大石板铺成的路。乾季房的主人厚璇公是独子，因此在分配收入时，他的收入特别多，手头比其他几房的兄弟阔气。因为他皮肤较黑，人称他“黑老爷”。他为迎娶一位新夫人，在家宅范围内又专门为她造洋房一所，人们称这位新的如夫人为“洋房婆婆”。这位太太是黑老爷百里挑一从宁波的妓院里娶回来的, 见过她的姑妈说,她的确年轻美貌。黑老爷五十大寿时,从自家门口建三华里长的汽车路，以他本人名字命名为“北平路”，这条北平路至今存在。他本人和他儿子祖怀，拥有宁波地方最早的两辆汽车，祖怀那辆车是AUSTIN。老家的大花园内有亭台楼阁：补石山房、笠山草堂、白鹤亭、孔雀亭、水阁亭、紫藤花馆及大小花厅，厅内悬挂珍贵字画，藏有珍贵文物，如碑帖等物。室内布置的家具雅致，瓷器件件精美。园内景色幽美，引人入胜，可称得上中国的一座名园。大祠堂设在大花园内，供着李氏祖先的牌位；小祠堂设在居住区内，供乾坤两房的祖先牌位。在居住区内还有一个小花园，有各种盆花、盆景，供室内装饰，进了花园就好像进了迷魂阵。
可惜这一切全毁于日寇炮火之下。以上均凭曾在老宅住过的后人的记忆，家园的规模究竟多大，无从考证。据镇海县志记载，
李氏墓地规模也很大。据坤四房祖韩伯父回忆：同治年间，为建也亭公之墓，买下一座小山，花了十万两白银。墓建在半山腰，用大石板铺路上山。山脚下建有枕溪山庄，面积甚大，供上坟子孙住。
日机轰炸时,李氏成员曾一度住在这里逃避轰炸。
每逢清明、除夕等传统节日，居住在上海的李氏成员都要返回故里上坟。有一本名为《春申忆旧》的书中记载道：“辞岁盛况莫过于宁波小港李家。他们‘祖’字辈一代孙儿孙女就有一百多人，捧着老祖母，一排儿，把头叩下，就够你瞧半天的。这是世家气派，是任何富家所比不上的”。书的作者陈定山之父曾是镇海县县长，并长时间住在镇海，对小港李家颇为熟悉。
祭祖 行善 养育后代
李氏在乡间的资产、地租等收入全部归于祠堂，雇总帐房管理。主要用途是：祭祖；办义庄等慈善事业；族内子弟教育基金；补助族内困难户；赈济救灾。
早在一百多年前，我们老祖宗就十分重视乡间义务教育，办了几所小学，名为“养正小学”，（即养天地之正气），是当地乡间第一所小学，供所有乡民免费上学，做到以民为本。如今养正小学已并入蔚斗小学，是现在唯一可以看到的李氏在老家所办事业的遗迹。
坤房也亭公的独子梅塘公有七子三女，均一母所生。第七个儿子原是孪生，但另一个没有存活。七个儿子分为七房，房名分别为：仁、智、义、礼、乐、忠、信。他们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同舟共济。梅塘公身后留下多少现银，没有公开披露，无法查证。据老一辈估计，有一千万两左右。传说，宁波老宅地下埋有大量黄金。抗日时期，老家遭日军轰炸，巨宅、花园均被夷为平地之后，夜晚,当地有乡人点着汽油灯,在宅基下挖财宝。
我的曾祖父梅塘公喜爱读书，不谙经商之道，他生前和去世后，由曾祖母
曾祖母，来自乡间的一个女流之辈，目不识丁，但却有当时一般妇女所没有的卓识远见。封建社会里,有许多女孩没有名字,只有小名.妇女婚后,从夫姓, 因此在我们的家谱上,没有她的名字，只知她姓张。她的墓碑上刻着李母
曾祖父母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对家族成员的培养立了大功。早年，他们命长子在乡间老家开办家庭学堂，聘请如
父亲告诉我们说，我们家族各房作父亲的，当儿子成年后，便正襟危坐问儿子：“你长大了，打算做什么?读书?还是学做生意? 随你选。”坤房多数子弟选择了读书，按其志愿或送出国留学，或让他们在国内上大学。我父亲这一辈是小港李氏也亭公的第四代--“祖”字辈。二十世纪初，祖字辈开始陆续出国留学，在坤房的四十多个孙子中有三分之一被送往欧、美、日等国留学。男男女女共七十九人都进学堂，受高等教育，或留学获高等学位。注重教育是我们家族传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古训，在这一代人中已被突破。
留学归来者，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在上海创办或投资民族工业、银行金融业、或出任工厂企业的经营管理职务，造福于社会。在他们中间有学工、农、商、医、渔业、化学、采矿、建筑的人才，这是一批具有科学专业知识，胸怀民族情结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继承家族传统，不分亲兄弟堂兄弟，关系密切，在事业上，相互依存、配合，他们有各自的企业，也有共同合作的事业，成为中国资本主义早期的一批实业家。
曾祖母于1918年年去世时，她的子子孙孙已超过百人之多，停灵上海新闸路“白洋房”大宅内历时半年，出殡由李诵清堂路（今陕西北路）出发，过新闸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至西藏路、老北门、新开河到金利源码头。西藏路、跑马厅（今人民广场）一带的旅馆，先期在新、申两报大登广告：上面写道“要看宁波李家大出丧，速来本旅社预订阳台房间”。各旅社竟然家家客满，房间争订一空。送丧沿途人山人海，争相看热闹。李家包下一艘新丰号轮船，运灵柩回籍。
她去世后，长子云书公择取他母亲一生中八件善行，绘成“八徽图”，并征名人题词。轮到各房祭祖时，必挂“八徽图”，图文并茂。文字说明部分，由我母亲王颖资工笔小楷书写。这张“八徽图”在我童年的脑海里留有深刻的影响。每奉祭祖，这张图必定挂在轮到承办祭祖的一房。记得有一年挂在我祖基二伯家，他给我们仔细讲解这张图的内容，也就是给我们上一课家教。我记得有这么几件感人至深的事：一、光绪24年，浙江大旱，曾祖母在家门前搭棚施粥，家中粮尽，她命儿子从外地购米赈灾；二、当时有奸人诱良家子弟四百余人，把他们贩卖到南洋为奴，曾祖母得知后，命长子云书公、五子征五公四处奔走，在上海召集同乡电告外国红十字会，然后重金赎回这批人；三、曾祖母出资十余万两在乡间建学校四所，一心为乡人倡学，并鼓励子孙留学海外，学成回国，报效国人；四、曾祖母出资在落珈山建灯塔，以利行舟。浙江的定海普陀山和东南的落珈山合称普陀落珈山，为佛教四大圣地之一。祖先也亭公，以沙船起家，船只来往于汹涌澎湃的波涛中，有一定的危险。曾祖母为后人安全考虑，燃灯照海，便利来往船只。二伯对我们讲祖上这些事迹的表情严肃、认真，他那循循善诱的态度，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前年，我收到来自宁波的一位表兄王礼立（曾任宁波大学副校长）寄来的《题镇海
2007年12月,宁波镇海地区报纸报道,在招宝山脚下的乱石堆中发现重三吨,宽338厘米,高168厘米,厚21厘米李母张太夫人的墓表,。墓志铭1300余字由名人王履康撰文，大书法家伊立勋书。经专家解读，文中叙述和颂扬了张太夫人一生行善乡间，崇尚教育的功绩。这一消息传到海内外，她的子孙后代无不惊喜不已。祖坟被日寇炸毁近70年后，曾祖母的墓表奇迹般出现，这难道不是苍天有眼，让她的事迹弥足珍贵，不为历史的尘埃所埋没，给后人以启迪。
坤房云书大公公，我祖父的大哥，继承曾祖父梅塘公家业，扩建祠堂。老大掌权，所作的决策，小兄弟均无异议。他是我们坤房家产的负责人、大家长。有关族内大事如资产投资、企业转型，小事如扫墓安排，都得听从于他。他以祠堂收入支付慈善机构——义庄，也分配给七个房开支。
常言道：“富不过三代”。可是，到我祖父兄弟这一辈（“厚字辈”）,即也亭公的第三代后人的事业却如日中天，积聚了大量财富，他们有抱负、有理想，顺应潮流。辛亥革命前夕，江浙一带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李云书大公公、李薇庄四公公和李征五五公公追随
李征五以万贯家产在乡间招兵买马，成立光复军，是当年上海光复军的统领。李薇庄任职于官钱局时挪用10万两银资助革命党人光复上海，为此蒙受牢狱之灾。云书大公公则用家产偿还，将他保释出狱。
我们的上辈非但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而且热衷于社会救济等各项事业。他们当年为上海市政工程捐资，为社会救灾捐献。坤四
云书大公公作为大家长，趋时求新不守旧，目光远大，魄力惊人，继承了祖上敢冒风险的传统。他于1906年当选了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也是最早的宁波帮杰出人物之一。他在宁波、上海投资的事业有：金融、地产、铁路、绢丝出口业、保险业、船业公司、运输
业等。1905年，他投资了“末代状元”张謇集资建立的大达轮船公司，是私人资本在上海创建的第一家轮船公司。他又是成立于1908年的四明银行的主要发起人，资本为一百五十万两。这家银行对通融“宁波帮”的资金，支持他们的企业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上海越界筑路，造了两条私家马路：李诵清堂路（现在的陕西北路新闸路），另一条是地丰路，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北路。云书公沿这两条路盖起了大批楼房，大规模投资上海房地产，开办天、地、元、黄四家地产公司。当时犹太裔地产巨富哈同、沙孙等人尚未涉足上海。他在西摩路新闸路为他母亲梅塘
二十世纪初，云书公就想到了去东北开垦大片的处女地。他变卖了上海部分地产投资东北的开垦事业，设天一垦务公司。据可查到的资料显示，云书大公公于1914年集资20万元（另一材料说是60万元），到黑龙江呼玛县开办了以开垦为主兼事畜牧业的三大公司。1916年，向万国农具公司购买大型拖拉机5台，25马力拖拉机2台、打谷机3台、割禾机8台、播种机8台、大型犁3台。1917年到1920年，开成熟地1000垧，主要生产小麦燕麦，并自己磨成粉销售。后因石油价格上涨，停止机械经营，把农场变为租地经营。也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人想到开垦处女地，并用机械化耕地。在辽宁锦州的部分土地，后来由乾房堂弟善祥公经营，引进优良品种，种植苹果，开发苹果园，据说种的是当今我们吃的“国光苹果”。当时东北地区盗匪横行，混乱不堪，他派他学农的九子祖聃去经营垦务工作，不料被土匪绑架。由于投资时机不当，东北地区的垦荒事业，以失败告终，只剩下锦州“生生蘋果园”，解放后上交国家经营，勉强生存。有趣的是：听说改革开放后“生生蘋果园”转卖给私人，又变为私人企业。
1906年，云书公任上海总商会第三任会长，跻身于早期投资民族工业的企业家，是当时上海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经常与外国人士交往，例如：赫伯特•胡佛到上海，曾莅临李诵清堂路，访问总商会会长李云书。当年胡佛是一名采矿工程师。他毕业于美国斯丹佛大学地质系，不仅懂地质，而且懂采矿、冶金。他是Bewick Moreling公司驻中国的代表，由于他善于经营管理，使该公司转亏为赢。清廷曾委以察哈尔和热河矿务局的首席工程师，让他参与管理中国矿业资源并解决重大经济问题。1928年，胡佛当选为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
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他竭力主张子弟们出国留学。他有十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其中九个儿子留学到德国、美国和日本，他们有学文科、学土木工程、采矿工程、纺织工程、电器工程、学农、学医，由此可见云书公的远见。他看到时代的潮流，国家的振兴要靠工业。他有意培养他几个儿子成为各方面的人才，为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作贡献。
他的三个女儿，都上过洋学堂。大女儿文兰，和宋氏姐妹在同一教会学校（中西女塾）读书。他甚至还把他那位宠爱的姨太太周氏也送进洋学堂。这位姨婆经常浓妆打扮，吴哝细语，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听长辈们说，这位进过洋学堂的姨婆，会讲几句洋泾浜英语，在上海滩上颇有点小名气。
云书公身为坤房之长，治理家业三十余年，运筹帷幄，虽有失误之处，但任劳任怨，是值得坤房子孙永远纪念的一位长者。身为二十世纪上海著名的大企业家，他个人财产并不突出。
征五公是我祖父的五弟，少有创业大志，富革命思想。早年和云书大公公、薇庄四公公参加同盟会，有雄才大略，曾是上海光复军统领。征五公为光复军招兵买马，亲临宁波。凡登记入伍者，他自掏腰包，发给每人大洋二十块。民初年间,宁波老幼妇孺都知道有统领李征五，也有以他小名“阿瑞”相称。军阀张宗昌就投奔在他的部下。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宗昌任苏、鲁、豫三省总司令，他不忘旧情，前来聆听征五公指教。他对征五公佩服得五体投地。那年张宗昌用专列把征五公接到天津，到达时，车站红毯铺地，西洋乐队齐奏，张宗昌下跪迎接。此事很轰动上海，大小报刊都争相刊登。我们幼年时就听到长辈讲到这番情景，脸上自然流露出骄傲的表情。
征五公一生慷慨、重义轻财；不论贫富贵贱，亲疏远近，一视同仁，助人不惜挥金，在乡间有口皆碑。征五公长女李慕兰姑母最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许多乡民到英国去做矿工，工作既辛苦又危险，有的从英国逃回来，找到征五公诉苦。他老人家听后，尽量设法把这些乡民赎回。他过世出殡时，送丧的队伍里多了一个孝子，人们以为是他的私生子，后来报上披露，此人的父亲是当年被征五公从英国赎回的矿工之一，这位矿工嘱咐儿子说，李五老太爷是他救命恩人，老太爷出殡时，一定要为他披麻戴孝。”
二十年代，征五公家居天津袁家大院（曾为袁世凯住宅），凡侄子、侄女、侄孙在天津上学，都曾住宿他家。乾房幼兰姑母（张爱萍将军的夫人）当时也短期住过他家。他家总是高朋满座，食客三千。他的两辆私家汽车，供众人使用，亲戚、朋友都可借用，有
征五公生前的财产，多数用在救济贫困的同乡、有难的亲友及慈善事业，他本人没有留下多少钱财。五公公在家中，不分上下、主仆，在他眼里，人人平等。他家的警卫、当差、司机，所有仆人，都可以和他同厅、同桌吃饭。他经常说：“他们也是人”。他的后代秉承了他的慷慨、乐善之风。两位姑母慕兰和玉津——是坤房两位年事最
几位长辈对小辈，无论是侄子、外甥、外孙的照顾、关怀，培养和提携是无微不至的。二房玉麟二公公去世时，仅三十六岁。二房的孤儿寡母由大房云书公照管，把祖范、祖彝两个侄子送出留学欧美。四房薇庄公中年早逝，留下遗孀和七子四女。征五公提携一个能干的侄子挑起四房的大梁，他选中四房二侄祖夔，让他在张宗昌部下工作，培养并扶植他成为四房的支柱，担负起照顾老母和弟妹的重任。
李氏对嫁出去的女儿，绝没有把她们视为泼出去的水。她们在夫家生活得不如意，不称心，不快活，随时都可以回到娘家来住。把孤儿寡母接回娘家，由娘家包下她们的生活，自然不成问题。即使她们丈夫健在，她们愿回娘家住，也被接纳。小姑婆李玉娥，嫁到陈家后，她和夫婿一生中有多半时间带着子女住在李家。娘家有专款供养她和她子女及孙辈。她回到娘家还颇有发言权，兄弟对她的意见也都尊重几分。大房的文兰姑母，二房的宝熏姑母，三房的湘筠姑母，也都带着子女长年住在娘家。
家族联姻
小港李氏的发展史上，不能不提到它广泛的姻亲关系。小港李家和宁波的几大家族结成联姻，这对他们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坤房梅塘公七子三女，系一母所生。他们或娶或嫁，对方大都属名门望族；其中有殷商之家，也有官宦世家和书香门第，其中有换姑嫂，有亲上加亲。总之，李氏家族通过联姻结成一张相当大的社会关系网。若将这些人物收集在一起，可以出一本人物传了。
梅塘公大女儿金娥，嫁给宁波鄞县人夏启瑜，夏公官为翰林院翰林，他还是个知名书法家。而其子夏雨生又娶乾房咏裳公女儿锦章，亲上加亲，生下儿子夏功权。夏功权生于1919年，曾历任蒋介石侍卫长，台湾空军大队作战官，“外交部”司长，驻纽约总领事。
二女儿银娥，嫁给镇海祖上一直经商的，与小港李家齐名的另一商业世家——桕墅方家方启新，1893年生下儿子方液仙。方液仙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被社会各界誉为“国货大王”，称其为“中国日用化工之父”。因其积极支持民族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7月25日被伪当局杀害，遇害时方年仅47岁。
而四子薇庄，又娶方家之女，因家谱不记女性名，只知谓方氏。
三女儿玉娥，嫁给鄞县人陈震福（艮初），陈震福是鄞县银凤桥陈家人氏，他是个有学问的人，还精通中医。他的后人只记得他曾在北洋政府里当个什么官。
长子云书，娶镇海郑氏十七房女儿。镇海郑十七房在康熙年间就在北京开设四恒银号，历久不衰，地位举足轻重，影响着全国，这是宁波商帮萌芽时期的最早商人。他们自开钱庄业，是宁波钱庄业的巨头。郑氏十七房人非常聪明，为保护其巨额资金和宏大的民宅不受侵犯，他们也采取“买官”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据《澥浦郑氏宗谱》载：以捐资公益事业或出钱买官的共有30多人，最大的是二品官衔。这样有权、有势，就不怕别人欺侮，所以十七房人数百年来，过着“太平”的生活。
三子如山，娶张寿镛胞姐张寿婉，她是翰林张嘉禄独生女。张寿镛之子张星联又娶坤七房屑清公长女李佩芬，这也是亲上加亲。张寿镛是清末翰林，曾任淞沪捐厘总局提调、宁波政法学堂监督、杭州关监督；民国后历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等省财政厅厅长、江苏沪海道尹等职。他创办了著名的光华大学。
五子征五，娶清宰相王文韶之女。
七子屑清，娶王克敏之妹王克贞。王克敏在北洋政府时期任中法实业银行、中国银行总裁，财政总长。
“祖”字辈中，坤三房祖基娶翁氏传芳；坤六房蓉芳嫁翁文渊，翁文渊曾任福建省防治站副站长，是我国著名鼠疫防治专家。鄞县石塘翁氏家族，也是一个商宦世家。文渊堂兄翁文灏曾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
坤三房如山公长女瑶红嫁王家襄。王家襄在北洋政府时期任参议院议长；其族内王式通之女王颖资又嫁瑶红五弟祖龄。
以上可见李氏之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官商结合的道路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至今仍然如此，何况旧社会。
峥嵘往事
宁波小港李氏在江浙一带曾叱咤风云, 有过光辉的业绩，头顶名门望族的光环，但这半个多世纪来, 随着时局的动荡、变幻，一路风雨兼程， 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 历经苦难, 受尽创伤。他们走过的路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兴衰的见证.
李氏在八年抗战中，李氏企业经历了磨难。民族工业受到日货的傾轧。李氏坤房外孙方液仙，一位出色的化学家，于1915年创办中国日用化工业（其舅父云书公投资一万五千元）。他提倡国货，遭日伪机关嫉恨，将他杀害。坤四房李祖莱叔父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与日伪76号特务机关关系密切。族内成员避汉奸之嫌,怕和他沾边。但是，凡族内成员有人遇到来自日本方面的麻烦，他作为李氏子孙一员，能助一臂之力。日伪政府曾要挟李祖基出任上海银行界职务，遭到拒绝后，把他带到76号。大家都知道凡被带进76号，就意味着灾难临头，在紧要关头经李祖莱叔父活动疏通后，李祖基才被放回。
李氏在乡间拥有土地数千亩。解放后，李氏成员中没有人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这应该感谢祖先的英明安排——将全部土地的收入归“义庄”所有，由总
在上海李氏的企业经过“三反五反”的考验，均属基本守法户。社会主义对私营企业的改造方式是公私合营，在这之后所有李氏在上海的企业均归国家了。他们继承祖先的产业，投资发展的民族工业，完全、彻底贡献给了国家，他们的业绩到此划上句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北路大批房屋，最终都归了房管局。
在永康路142弄43号，有一座砖木水泥结构的三层楼房，面积有466. 46平米。这是李氏坤房中义、乐、信（即三、五、七房）三个房头共有的，登记业主为李祖基等人。1956年前曾出租过，从
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无数人受到了不应有的迫害。与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和形形色色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李氏家族的遭遇，更加是雪上加霜。从三反五反到家族子弟数人被打成右派，连从国外留学回国服务的子弟也不幸错划为右派的，不一一例举了。这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不幸，也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不幸。
1951年传来消息，五房征五公三子李祖望，因军统特务案在唐山市判有期徒刑二十年。1960年3月，传来噩耗，他死在监狱。祖望叔192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工科,留学归国后曾任国民党军、政、警、特等部门的要职，但是中共恰恰是利用他的这些头衔，让他为共产党工作。在抗日战争后期，还同他建立了秘密工作关系，指示他打入军统组织。他曾掩护过中共敌工干部和抗大学生的家属，多次为中共筹集购买药品的资金。尤其在唐山解放前夕，他根据唐山市工委转来保卫唐山开滦煤矿的指示，（当时他是开滦矿的主管秘书）确实做到保护开滦煤矿未受损失，立了功。他的八个子女，有三位因父亲属于“杀、关、管”这一类，处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被拒绝在大学门外。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女儿李令倩不服对她父亲的判决上访，经当时任中共唐山市委（在解放区领导敌占区城市地下党的工作机关）书记董昕证明，李祖望是保护中共地下工作的上层关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共情报、敌工部门做过工作，他对保护开滦煤矿是有功的，于1986年撤消1951年对他的判决（见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6刑申字第12号），但人死不能复生。
云书公七子李祖武伯父，早年留德，操一口流利德语，在上海外语学院任教。有一次被借调接待外宾当翻译，回答外宾提问不当，指责其犯了政治性错误，将他发配下放到山西，1960年4月病死他乡。
祸不单行，
文革时期，李家坤房年事最高的长辈是坤七房屑清
坤大房精圆姑母，信佛，在家中设有佛堂，被红卫兵抄家时捣毁，并狠打她一顿，她患有高血压，被打后去世。
坤四
祖芬伯父的儿子李名奇，清华大学毕业后任哈尔滨工大的教师，当时他刚过30岁，历史清白，老实胆小，本人毫无问题，只是因为他父亲李祖芬死在监狱，他的姨夫是张学良，给他身上挂着大牌子游斗。他为此三次自杀未遂，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四人帮倒台后，他来北京探望亲友，说话时把声音压到最低的程度，神色紧张，精神不是那么正常。以后他也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以至到了美国后，不能适应，夫妻两人双双自杀。
作为资本家的李氏成员在文革期间，最普遍的遭遇是被抄家或扫地出门。上海几家有名的被抄的人家之一，是愚园路李家(共六宅)，即乾房咏裳公的后人的家，经过几天几夜的抄家，抄去的东西，满载几十卡车。坤房祖贤伯父、祖彝伯父家住在花园洋房里，均被扫地出门。
文革迫使我们大家庭内的成员互不来往，种种有关族内不幸的消息来自街头巷尾，或是通过几个弯转来。记得，文革中的某一天，正是疯狂的抄家活动热火朝天的时刻，我在北京公共汽车上遇见佩芬姑母，她轻声地问我：“你可知道我母亲（七老太太）在上海的情况吗？。”一个人连自己母亲的情况都无法得知，可想而知又怎能得知其他亲属的情况。那时我才知星联姑丈在他的工作单位外文局被隔离审查，佩芬姑母成为“牛鬼蛇神”的家属。
若干年后，我们听说小港李家乾房早年参加革命的几个亲戚在文革中也没有逃脱厄运，受伤、发病大有人在。革命功臣的家庭尚且如此，相比之下，资本家家庭的遭遇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李氏曾在上海郊区买下永安公墓一片墓地。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及几位伯父、伯母的坟墓，都葬在相距不远的地方。三伯在重庆去世，在抗战胜利后，他的灵柩运回上海，也安葬在永安公墓。屑清公和小姑婆李玉娥和其他各房的几位长辈，包括夏功权表兄的父亲夏雨生也都安息在此。我们幼时，到公墓去上坟，总是挨个看墓碑上李氏成员的名字。在宁波的祖坟被日寇炸毁，没想到安葬在上海永安公墓李氏先辈的墓又一次被毁，毁在文革时期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之手；没想到，逝者入土已久，但最终没有得到安宁。现在这一片曾经是墓地的地方，竖立着无数座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是一个价位很高的住宅区——新古北区。
大家庭的解体
随着历史脚步的前进，社会的改革，大家庭制度的解体是必然的趋势。首先，土地上缴了，祭祀费用没了来源。“吃羹饭”也就不可能了。大家庭的聚会就少了。再加上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李氏成员几乎不相往来，深怕被人怀疑资本家相互串联。因此，在路上遇见，也只好装着没看见。更不敢和在国外的成员有联系，怕有里通外国之嫌。整个家族，原本像一张织得很紧密的网，被扯得七零八落。那时没人再敢提宁波小港李家。
十年浩劫之后，很多长辈已作古。幸存者饱经沧桑，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改革开放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坤大房祖冰叔从美国回来探亲，李氏在上海的成员重新相聚。几十年不见，相见不相识，只能看了胸前的名字牌，才敢相认，大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感。我母亲王颖资想到李氏家谱，自1936年以后，有五十多年没再续了。1992年，她以八十八岁的高龄，自告奋勇，尽她绵薄之力，开始收集坤房各房的材料，重续家谱。此后，乾房也做了大量工作，于1997年，完成乾坤两房的合谱。其间，又有名信、名弘等在海外的兄弟倡议，在家乡建立乾坤亭纪念老祖宗，得到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同意在老家附近的蛟山公园内建造。由名觉、名仪和维雄三位在美国颇有名望的设计师设计，海内外子孙后代捐款，建成一座金字塔模样的亭子。“乾坤亭”这三个字，是著名书法家张爱萍将军（乾房善祥公的女婿）所写。1996年亭子落成揭幕，名弘、名信和名远几位兄弟发起，组织海内外一百多李氏成员相聚亭前，缅怀祖宗业绩，重温兄弟情谊。 2004年10月，他们再次推动“祖”、“名”、“维”、“汝”四代，聚首于乾坤亭下。
李氏后代有一半生活在海外，一半居住在大陆。这四代人中间有一部分是第一次回到故乡。从海外归来的部分子孙既不识中文，也不会讲中国话，但是他们怀着对故乡的深情回来寻根。他们有的在青年时代就远离故土，有的从小在海外读书，成长后在海外工作和创业已近半个世纪。尽管镇海、小港在地理位置上，离他们十分遥远，可是他们对故乡却有着割不断的感情。尽管他们中间没有人拥有雄厚的资本投资开发家乡的事业，但是他们怀有一颗对故乡作贡献的火热的心。李氏成员对家乡的热情还表现在为宁波的发展提出积极的建议，他们不仅关心宁波的经济发展，还想尽办法促进宁波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建设。宁波人会做生意人人皆知，他们建议市领导今后把宁波打造成有国际知名度的文化城市，发动海内外文艺界的宁波帮人士，推动宁波的文化艺术的建设。
坤五房名隼为2004年的聚会作对联以示纪念：
木荣花绽清香盈世界
子孝孙贤盛誉满乾坤
横批：子孙永保
(子孙永保乃孙中山先生为薇庄公所题)
乾房名尧设立了小港李氏网站，通过现代化工具，把李氏成员重新联系在一起。自李氏网站设立以来，起了很大作用。迄今访问网站者已达十多万人次。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也就是说，祖先的恩泽，过了五世也就用尽，后人要靠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光阴荏苒，到了二十一世纪，“祖”字辈成员绝大多数已驾鹤西去。“名”字辈中虽有脱颖而出，享有国际威望者，如李名觉、李名强、李名仪等人，但多数年届七旬，或近耄耋之年。不可忽略的是，也亭公以下的第五代、第六代“维”、“汝”字辈在冉冉升起，其中不少经自我奋斗，在国内外担任高级职务或获得高学位者不乏其人。后生可畏，宁波小港李家后继有人，而今迈步重头越，重振“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