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后的战争
１９９５年６月，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台湾问题再度凸起。
８月１５日至２０日，人民解放军在台湾以北９０海里处举行导弹实射演练。
１９９６年３月，台湾“总统直选”在即，人民解放军于３月８日至２５日再次向台湾海峡进行导弹实射演练、海军实弹实兵演习和三军联合演习。
３月１０日、１１日，美国两支航母特混舰队驶入台湾附近的国际水域。
台湾海峡风云激荡，第五次台海危机由此生成。
那时，我已离开军队。但我在总参谋部工作的战友们希望听取我的见解。这使我在激烈的为生存拼搏之余，将目光移向台湾海峡。
我的注意力落到一江山岛上。
１迷雾中的一江山岛
在互联网上点击台海危机，总会蹦出一江山岛这个名词。它是浙江台州海面上的一个小岛，第一次台海危机就是围绕着它展开的。
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５年初，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在浙江以东海域发起了以强攻一江山岛为中心的大陈列岛战役，它的胜利开创了我军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先河，也划定了半个世纪来台海双方对峙的格局。值得骄傲的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正是我的父亲。
早在１９５５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这场战争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里了。我翻看父亲从浙东前线带回的书，其中一本扉页上有“蒋中正”的题字：“苦兵之苦，乐兵之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人民公敌的字。字体好工整啊！但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问父亲。父亲说，孙中山讲过“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明白吗？喔！原来这里的第一个“苦”字和第一个“乐”字是作动词用的，将士同甘共苦。父亲还带回一把很漂亮的匕首，妈妈说可以用来切西瓜。刀把是牛角做的，镶嵌着青天白日的军徽。这当然不好，砸掉它，结果刀把也给砸掉了一半，可惜了；还有两个像鸭蛋大小的手榴弹，真棒！比我军用的木柄手榴弹要小巧漂亮。我问父亲，我们干吗不用？他说，投不远。后来我参了军，在步兵连，才真正体会到，那玩意是不如木柄手榴弹好投，但它适用于山地防御，无怪一江山的守敌使用它，拉着了引信往山下滚就是了。这两个卸掉了引信和装药的铁鸭蛋，作为摆设放在父亲的写字台上，倒也别有情趣。
啊！当这些依稀弥散着硝烟气味的战利品摆在一个孩子面前时，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幼小的心灵中陡然生出了对战争充满刺激的幻想，和对恐惧的莫名的渴望。
一江山，这座在地图上只有一个标点大的岛屿，是一扇通向历史幽径的门，当我不期然打开这扇门，走进历史深处时，便看到了在它背后更为复杂的时代风云。
１９９７年夏天，我终于有机会去凭吊一江山这个被遗忘的小岛了。
这是一座被狭长的海沟一劈为二的小岛。整个岛如一块巨大的岩石，四壁陡峭，几乎直立于海面，海水像一条江河从其间贯通而过，形成南江和北江两个区域，遂得名一江山岛。
我是乘武警快艇过海的。在南江和北江之间狭窄的水道中，水流湍急，形成天然的虹吸现象，越靠得近，就越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要把你吞食进去。拍打在岸边的回头浪，回荡在隐约裸露的暗礁中，形成漩流，伴随着强劲的海风，打得快艇跌荡起伏。果然凶险。
我第一次要求登陆，竟被拒绝了。说这是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他们在这里服役多年，从未上去过，不久前曾有船只在这里触礁。话讲到这，自然不好勉强人家。基于上次的经验，我们找了条上去过的艇，开始第二次登岛。说真的，这座岛几乎无岸可靠，我们围着岛慢慢地观察着、寻找着，我不禁想起父亲曾几次说过的话：“当年，为确定登陆地段可是煞费苦心了。”
……
我终于登上了一江山。就在踏上岛的那一刻间，我恍然觉得，我的脚就踏在了父亲当年的足迹上，但时间已经过去漫长的４２年了。
４２年的风雨足以冲刷和销蚀许多往事。这座小岛实在荒寂得令人毛骨悚然，一眼望去，只有遍布全岛的嵯峨怪异的岩石，从岩缝中探出的杂草，瘌痢般的点缀着裸露的地面。战后，当时作为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号召共青团员们在邻近的岛上垦荒，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栽种的树苗居然还不足人高，它们在呼啸的海风中摇曳，似乎要告诉探访者这里恶劣、凶险的自然环境。
久居闹市的人，很少能有机会去感受这样无边的静寂。海风卷起海浪的声响，因为静寂而显得格外令人警醒，海浪拍打岛岸的力量，也因为静寂而显得格外令人心悸。天低浪高，脚下的小岛似乎就要被海浪和天空击碎了、吞噬了。
正由于它远离人世，当年的战场遗迹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残破的工事里，人工凿成的枪眼依旧完好，可远眺大陆，近览海滩。当年这里曾有多少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登陆上来的战士们，从水际到工事的崖壁，这几百米的海滩上曾有过多少消失了的生命。洞壁已烧得焦黑，这是当年我军为消灭洞中顽抗之敌，以火焰喷射器射杀所致。血腥味、焦糊味，仿佛至今还夹着海水的盐腥气在这座小岛上弥散。
一江山作战中牺牲烈士们的遗骨都埋在台州市中心的凤凰岭上。台州人民是深情的，当年选择在这里修建纪念塔，就是为了让来自异乡的英灵们，可以东眺大海中燃烧的岛，西望祖国内地他们的家乡和亲人。在纪念馆环形大厅的墙壁上，一层一层一层，镶嵌着烈士们的遗像，镌刻着他们的姓名。照片和姓名层层叠加，一直镶到拱形的屋顶。
无数的英灵包围着你、俯瞰着你。
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那样年轻，好像还只是个孩子，他们看我的眼睛是那样清纯，那样的稚嫩，一双一双，默默地望着我这个前线总指挥的儿子。他们生命的音符永远停留在半个世纪之前了。
也有没有照片的，只留下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也许是因为他们来去的是这样匆忙，他们不想让人看清自己的面容。
我默默地悼念，我要对他们说：我受父亲之托看望你们来了。我感到了彻骨的哀痛。
这场战争早已离父亲远去，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切鲜活的东西变成了模糊的影像，父亲已是一个高龄的老人了。２０００年的一天，一位当年一江山岛的战斗英雄——一个人消灭了９个敌人的老战士，代表６００多名参加过一江山岛作战的现在还健在的老兵们来看望父亲了。他叫王必和。将军和士兵拥抱在一起，王必和老人在他的司令员肩膀上禁不住大放悲声，在场的人无不动容。父亲眼里也含着泪花，他拍着拥抱着他的老兵说：“牺牲了多少同志啊……”
这或许就是战争幸存者的情感吧。
２．华东军区的心腹之患
１９５２年初，华东军区司令员兼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打来电话，叫我父亲立即赶赴华东军区所在地南京报到。何以如此紧急？
原来军委的命令到了，任命我父亲为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参谋长。这期间，华东军区的人事有所调整。副司令粟裕不久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原军区参谋长张震调总参任作战部长。父亲回忆说：“当时司令员、政委（注：指陈毅和饶漱石）都在上海主持华东局的工作。陈老总要求我立即到军区报到，把军事工作全盘抓起来。他说，政治部那边由唐亮（注：唐为政治部主任）负责；军事工作，就由你负责。我刚要说点什么，他就发脾气了，都不干，谁干？你这个人总是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还能说什么？我说具体工作我来做，重大事情，我搞好设想后，到上海向你汇报。他说，这还差不多！他其实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历来就是这样，只要应承了的事，不管高低贵贱、苦乐难易，拼了命去做，一定要做得最好。不是我的，我绝不插手。位置再高，权力再大，我连想都不会去想。”
其他野战军和军区也有类似情况，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国计民生的事情包罗万象，当时凡是兼中央局职务的野战军第一把手，主要精力大都放在地方上了。按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指挥体制，参谋长不只是司令部首长，也是部队首长。苏军这方面就更绝对了，副司令管兵种、后勤，司令员下面是参谋长主事，计划、组织、实施全盘工作都掌握在司令部。在和平时期，参谋长就是个大管家。这和公司里老板和总经理的关系有些相仿。这套办法，效率高，但也容易形成独断，党指挥不了枪那还行？于是，又强调集体领导，常委决策。不过在军队中，尤其在军事干部中还是很有市场的。从父亲那里感觉得出，他，还有粟裕都是挺欣赏这套的，以后粟裕挨整，好像多少和这有些关系。
父亲说，他一到华东军区就任，就感到“作战问题极为严峻”。
当时全国分为六大军区，除华东外，还有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南军区，管辖地域与中央局是一致的。华东军区当时管辖的范围比后来的大军区要大很多，北至山东，南达福建，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南京、福州、济南三个大军区，只是江西和河南不包括在内。这种划分主要是针对东南沿海地区，有利于统一协调沿海地区的防务和守备。不足之处是纵深太浅，而正面又过于宽大，囊括的主要作战方向太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防御布势缺乏韧性和弹性。１９５５年以后，华东军区改为南京军区，将山东和山东驻军划归济南军区，中南军区的江西划归南京军区建制。再后来，南京军区一分为二，在福建、江西两省设立了福州军区。这都是后话了。
由于蒋介石退守台湾，自全国解放以后，到６０年代中苏交恶，华东战区一直是我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尤其是东南沿海靠近台湾海峡的浙江和福建，素被称之为对敌斗争的前线。
丢掉大陆后，老蒋蜗居台湾。他不是个偏安苟且之人，发愤雪耻、收编残部，整练新军，挑唆国际社会干预，坐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期卷土重来。作为败军之将，这样做倒也无可非议，还算是条汉子。只是他一口恶气在胸，又无处发泄，处心积虑，不免做出了许多下作之事来。
他的空军，仅１９５０年，就８次轰炸上海，５次轰炸南京，２次轰炸杭州，宁波、海门、嘉兴、金华、衢州都难遭幸免。狂轰滥炸，炸的都是平民，仅对上海，一次就毁掉４家电厂，死伤居民１３５２人。对比解放军攻打上海不用重火器，对古都北平围而不打、力争和谈，人心向背，顺理成章。
国土防空问题第一次提上了日程，这恐怕是新中国成立后最让人挠头的问题了。１９５３年１月，当彭德怀站在上海地标型建筑物——国际饭店顶层俯瞰全上海时，他忧心忡忡地说：“建筑如此拥挤，人口如此稠密，遭到空袭可怎么是好喔！”陪同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兼防空兵司令郭化若说：“第一次国民党飞机１４架，炸沉黄埔码头上的舰船２６艘。第二次１７架，死伤群众１０００余人，毁民房２０００余间。”彭德怀说：“这还只是群众的损失，杨树浦发电厂被炸，停电停水，每天损失是多少？上千亿不止！”
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叙述：福州多是木结构建筑，一枚燃烧弹就烧了一大片……有位记者在通讯里把福州比喻为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凤凰涅槃”。一次空袭，就是一场大火。
华东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商贸往来发达，于是催生出了一个特殊的族群海匪。古往今来，海匪盘踞岛屿，专以抢掠为生。以至从事地方志研究的学者们把它上升为华东沿海独特的历史现象。大陆解放后，许多恶霸、散兵游勇、土匪惯犯逃匿海岛，海匪人数激增。蒋介石是个曹操式的人物，“宁可我负天下人！”为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所以，国民党逃台后，又专事对海匪进行编组、授衔、训练、改装，演练与国民党军的联合行动。他们不断对大陆沿海地区实施海盗式的抢掠，或在边远偏僻之地空降袭扰。你想，这帮人抢滩上陆后，还能有好的吗？一无例外的是炸桥梁、毁公路，烧粮库，抓捕青壮男女。在海上则是劫持勒索过往船只，尤其是对国际商船，行绑架劫持之恶。
政权初建，华东正面海岸线长达几千公里，从山东到闽粤交界，沿海防务体系又极不完善，国民党海空军，这种抓一把就跑的偷袭方式，屡屡得手。
就在父亲到任的前几天，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８日，住金门蒋军１０００余人，在湄州岛登陆，抓走岛上居民３００余人。
这只是在福建沿海。在浙江当面，３月２８日，国民党“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近千人，由头门山出发，对我白沙岛、穿礁岛、达岛守备部队发动攻击。
不久，英国商船被劫，船长罗伯特·亚当斯被打死；后又发生了将波兰商船“布拉卡号”劫持到台湾的事件，以及劫持苏联油轮“图阿普斯号”的事件。周恩来又一次找我父亲，在电话里大为光火。
其实，以民用设施为目标，以老百姓的财产和生命为人质，制造一系列国际事端，这种战术上暂时的得手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军队联合匪恶，政府和帮会勾结，武装教唆一批人渣，其结果只能使自己妖魔化，遭到国人唾弃，致使尚存幻想的人们更加拥戴新政权。联系到北伐、抗日、重庆谈判，蒋介石的短视和功利心态又一次表现出来。
当时到底有多少次形形色色的袭扰和破坏，父亲已经无法记清了。《第三野战军战史》是这样记载的：“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２年间，福建的平和、南靖、晋江、惠安、莆田、漳州、福鼎；浙江的温岭、黄岩、玉环、洞头、象山、乐清、临海；山东的胶南，都曾有国民党军登陆袭扰，少则近百，多则千余人，近万人。”（注：《第三野战军战史》３９９页）
仗有时是很激烈的。
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０日，国民党军１２００余人，向我驻守在黄礁岛的２１军６２师１８６团９连发动突袭。双方争夺数十次，岛上制高点和海岸炮阵地一度被敌攻克，９连扼守要点，坚持到增援部队上来，这一仗消灭敌３００余人。
１０月８日，温州以北，公安军的防区。国民党军１２００人秘密设伏于鸡冠山岛、洋屿岛，先以一部兵力在玉环寨头地区登陆袭扰，诱使我军出击。公安１７师５０团的两个连登上鸡冠山岛后，即遭数倍于我之敌围攻。当增援部队赶到时，敌已撤回披山列岛。此战歼敌约１００人，我损失１９２人，仅返回７５人。敌尝到甜头后，胡宗南又指挥３个野战大队和军官战斗团共１６００余人，在９艘舰艇掩护下，又一次向洋屿岛发起攻击。公安军和２０军６０师部队顽强抗击，从１９日打到２１日上午，歼敌７３６人，击伤敌舰５艘，击沉大小船只１２艘。公安军终于雪耻。
这真是一个心腹大患。仗虽不大，但像个苍蝇在你鼻子边，嗡嗡地闹个没完，生产、捕鱼、运输都不能进行，就如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治安一样，偷盗、抢劫、凶杀，甚至抢银行，越演越烈一样，家家都在装防盗门，失去安全感了嘛，何况这又是个很丢面子的事。
自华东海军开始，到浙江军区，直到担任华东战区的参谋长，父亲始终处在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第一线。此间发生的作战行动战史上都有记载，但也许是出自军人的职业习惯吧，我有兴趣的是作战意图和计划的形成经过，这是一段思维，是一个过程，看不见，但却是战争中最活跃、最生动、最能体现大智大勇的地方。
父亲回忆说：“就是一句话，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单纯防范不是办法，要从根本上打破国民党对我海岸线的封锁和沿海地区的袭扰，办法只有一个，登岛作战。坚决夺占沿海敌占岛屿，把他们赶到海峡的另一边去！”
看得出，这个话题对一个退休的老军人来说像一针兴奋剂，把他带回当年的战火和硝烟中，寻找以往的艰辛和荣誉。
他站起身来，解开了上衣的扣子，左手叉在腰间，大有指挥作战的风度。他用拐杖指了指墙壁，说：“把图挂起来！”
“你看！瓯江口外有个洞头岛。”他一下就点到了。这可是个８８岁的老人啊！他的一只眼睛因为误诊而失明，另一只又有严重的白内障，他平时看书看报都要拿着放大镜。但对４６年前战斗过的地方，他只要凭直觉就够了。
“这里是洞头岛，控制了整个温州地区的出海口。再往上看，喔，就是这里，象山港。在它的外面有一条岛链，是鱼山列岛，控制了宁波的出海口；台州湾当面是大陈列岛。温州、台州、宁波，整个浙江的出海口都被敌人控制着。福建当面情况你就清楚了，你在那里当过兵嘛。”
国民党虽然败退台湾，但它在海峡的部署仍然是攻势防御的架势，即以台湾本土为基地，以贴近浙江和福建的沿海岛链为前沿，以澎湖为中间桥梁，构架起一个直接伸向我的攻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北边，也就是浙江当面，以大陈列岛为防御核心；南边，也就是福建当面，以金门岛为核心。整个部署像一个牛头，大陈列岛和金门岛是它的两个犄角，直顶华东沿海。防，可以有百余海里的纵深；攻，可以直接在你鼻子底下发起。这是个对我威胁极大的部署，依仗的是海空优势，以弥补远离大本营，战时支援和平时保障的困难。他不就是欺负你没有海空军吗！
父亲继续说：“当时的难题是，朝鲜战场正打得热火朝天，不可能同意我们在这个方向使用过大兵力。但这不等于无所作为。我的决心是：在海空军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立足陆军自己，展开逐岛作战。第一步，在岸炮火力范围内，先行夺占离大陆近的岛屿；然后，依托这些岛屿，构筑火炮阵地，逐步向前延伸火力，夺占外海其他岛屿。在具体实施中，可以视情况，对地势有利的岛，上去了再撤回来，反复几次，彻底消耗掉他的有生力量；同时，也是对部队的锻炼，摸索登陆作战的试验。总之，我想在缺乏海空军掩护的情况下，陆军对群岛、列岛的夺占，就是用这种一个小岛一个小岛的解决办法，最后指向、包围主岛，这就是陆军登陆作战的战法。我有把握，完全可以靠自己战区的力量解决问题。”
一方是要依托岛礁封死你；另一方是要冲破封锁拿下它；华东沿海的岛礁争夺战愈演愈烈。
洞头岛。知道它的人不多，但看过电影《海霞》的人却不在少数，拍的就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它位于温州瓯江口外３３海里的洋面上，由１０３个岛屿组成，素有“百岛县”之称。洞头人形容自己的家乡，如百颗明珠播撒于万顷碧波之中。旅游介绍说，洞头有七大景区４００多个景点。半屏山岩雕巨屏，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多美啊！但唯独没有人再提起５０年前发生在这群小岛上的四场血战。
洞头岛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解放。１９５０年７月，被国民党军突击２大队夺回，我军牺牲营长以下２７人，被俘３０人；
１９５１年６月，我军再次攻占后，因兵力不足撤回；
同年１２月，我军第三次攻占后，主动放弃；
１９５２年初，我军第四次攻占洞头，歼敌９００余人。洞头彻底解放。
南日岛。１９４９年解放；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国民党军来犯被我击退；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国民党７５师、１４师各一部共９０００余人，在１０艘舰艇８架飞机的掩护下，在福建莆田南日岛上陆。守岛的一个连寡不敌众，大部牺牲。２８军８５师、８３师增援时，由于是逐次增兵，不仅没能解危，反而加大了伤亡。一直到三天后才将敌人击退，共伤亡１３００余人。
东山岛。１９５２年蒋军第一次小股袭扰被我击退。１９５３年７月，蒋军３个野战师各一部、海军陆战队一个支队、空降兵两个中队，并配有水陆坦克２１辆，飞机６架、各类舰艇１３艘，共１３０００余人，由敌１９军军长陆静澄指挥，对东山岛发起大规模进攻。当时我守备部队是公安军８０团，顽强坚守。那时我军刚经历了解放战争，部队确实能打，仅２连就坚守阵地１３个小时，打退敌１８次冲锋，为增援部队的反击合围赢得了时间。敌人计划使用空降兵切断渡口，阻我增援，没想到我驻守渡口的水兵大队都是从陆军出身的，陆战是老本行，打起来比他们干海军还得心应手，把个空降兵打得落花流水。后来我援军赶到，除华东的２８军８２师、３１军９１师２７２团外，中南军区的４１军１２２师也参加了战斗。激战三个昼夜，歼灭敌３０００余人。本来这次行动是号称“拉开反攻大陆的序幕”，没想到却遭如此惨败，想来老蒋一定特痛苦。
但总会有把握不住的时候。
父亲说：“打头门山，我的指挥所设在黄岩。头门山拿下后，原计划派两艘舰担任海上警戒。半夜，接到气象预报说天气不好，空军不能出动了。那时舰艇的防空能力很弱，我们马上通知海军就不要出航了。天刚刚亮，敌人的飞机果然来了，我听到轰炸声很奇怪，它在炸谁呢？一查才知道，海军没接到通知，那时通信器材赶不上，返航已来不及了。瑞金号被炸沉。聂奎聚（注：后为海军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表现得很英勇，落水后把木板让给了战士。我看出来舰队副司令彭德清和参谋长马冠三很难受。我说，责任不在你们，是我指挥的失误。我向军委发电，请求处分。彭老总和粟裕接到电报后并没说什么。那以后，宁波向北的航道就打通了。”
３一波三折的作战方案
还是在父亲到任前，前任军区参谋长张震，在调任总参作战部前，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和苏军顾问巴巴钦果、加古里斯基对浙江、福建沿海地区做了调研，就攻打金门和大陈列岛问题向军区提交了一份作战报告。根据这个报告，陈毅主持华东军区常委进行了研究，形成了正式给军委上报的关于对金门、上下大陈作战方针的建议。其内容实质是：先行攻打上下大陈，一两年内完成对进攻金门的准备。初期作战行动，拟在台风季节过后。
朱德、周恩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
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１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谭震林、张爱萍、周骏鸣，同意９月或１０月攻占上下大陈。６月至９月为作战准备期。（注：《闽浙沿海及上海防区军事斗争部分大事记》第４页）
６月１５日，华东军区颁发《对解放上下大陈岛登陆作战的指示》（同上）。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但是，彭老总表达了不同看法。
此时的彭德怀，带着满身征尘和赫赫战功，于４月间从朝鲜战场归来，７月１９日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就在到任的第五天即７月２４日，在办公桌上待办的文电卷宗中，彭德怀看到了华东军区上报的关于攻打上下大陈岛的作战预案。
彭德怀是一位风格粗犷但才识内秀的军事家。他刚刚和美国人交完手，他对美国，对美国在远东乃至世界局势的影响力，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台湾海峡的斗争，在朝鲜战争前，属国内战争性质……美国虽也暗中给台湾以军火和物资援助，但我们打台湾，是国际上公认的内战。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６月２７日美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同时宣布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把台湾置于美国占领范围内，也即是策应朝鲜战场的侧翼。从此，台湾海峡就增添了中美对抗的国际因素。浙闽沿海敌占岛屿是台湾的前哨阵地，我们攻打这些海岛，美国会有什么反应？是否只作壁上观？你们这个预案只针对国民党的军队，而对美国海空军介入的可能，没有考虑和设想对策。我认为在朝鲜战争未结束前，我们应只集中力量于朝鲜方向，对东南沿海在战略上仍继续取守势。即仍照以前方针，消灭海匪，打击敌军窜扰，视情况有利时攻占一些小岛，保护渔民生产和航运。”（注：《第一任国防部长》１９０页）
彭老总这番话，实在入木三分、振聋发聩。即使岁月流逝了半个世纪，我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位军事家高瞻远瞩的目光。
彭老总在华东军区的报告上批示：
进攻上下大陈岛，美海空军亦可能参加，为慎重计，须待朝鲜停战后举行为宜，请主席考虑批示。彭德怀７月２４日
７月２７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你的意见。在朝战结束前不要进行对浙江上下大陈岛的作战。朝战结束后何时进行此项作战，亦须慎重考虑。
第一次攻打大陈列岛的计划就这样搁浅了。也就有了上一节谈到的，父亲计划以自己战区的力量逐岛争夺的行动。
停战的曙光出现了。朝鲜战局在北纬三十八度线上渐渐稳定下来。
父亲回忆说：“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被拖住了，自顾不暇，是个机会。我有了新的计划：从北向南逐岛攻击时间拖得太久了，不如先拿大小金门，直捣他的要害，其余的必然不攻自破。”
１９５３年９月７日，华东军区向军委提交了一份新的作战方案——收复大、小金门岛作战方案。
毛泽东批示：“于１９５５年１月底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注：《第一任国防部长》１９２页）
当年华东的作战处长，后来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的石一宸回忆，那时他随父亲到厦门做战场勘察，架起高倍望远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金门的地形、海域、岸滩，研究潮汐。为了实际检测部队能否利用退潮后裸露的滩涂向前机动，石说：“叶飞带着苏联顾问乘船走，张参谋长说，从滩涂上走过去试试，我们挽起裤筒，双手提着鞋子，如同赶海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地淌着水向前走……”
高层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在重大方案上报之前，一定要和上方有一个沟通过程，说明方案的背景，这样做的理由，以及自己的解决措施。要充分给足上级领导考虑的时间，使最后形成的决议具有坚实的共识基础。同时，这样也可摸清上方的意图，以修正、完善自己的方案。我们的行话叫它为“务虚”，或者叫“瞄准”。得到上级的首肯后，剩下的就是走报批程序了。急急忙忙地，不仅不宜通过，同时也是缺乏尊重的表现。甚至还会留下强加于人的印象。万一出了问题，事后揪起责任来，扣你一个搞突然袭击的帽子。
１９５３年７月，父亲随陈毅到北京向毛泽东“瞄准”来了，他们将要鼓动毛泽东同意他们去做这样一件事——攻克金门。一同来的还有叶飞，他是福建驻军的最高长官。
父亲晚年谈起这一段，仍兴致很高：“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指着我说，你就担任金门前线的总指挥吧。”
“那你怎么表的态？”我追问道，我比他的兴致还要高。
“我吗？我跟着说，这样大的规模我怕指挥不了，叶飞同志担任会更合适些。”
“他听了就笑起来，说你这个同志啊，人家韩信点兵还要多多益善嘛！陈老总马上说，主席定了，你们就抓紧落实吧！”
“主席又说，朝鲜快停战了，你们都还没有去过，可以看一看去嘛。”
毛泽东拍板了。这就有了前面所说的，９月７日，华东军区向军委上报的那个攻打金门的正式方案。总参谋部研究了这个方案，于１０月６日向军委提交了对华东军区这一方案的批复意见。
彭德怀１０月１２日批示：“按此计划进行准备，其中个别有修改。”
１０月１５日总参代军委正式批复华东军区：攻打金门作战行动的代号为“联合作战演习”。
华东军区再次磨刀霍霍了。
金门岛，位于福建省东南的厦门湾内，从空中鸟瞰，中段狭窄，两端宽大，像一只蝴蝶翩舞海上。岛上海拔最高的太武山为它的右翅；金门县城在它的左翅；１９４９年我军登陆失利的古宁头地区就在它的翼尖上。两翅间的蜂腰部南北不过３公里。金门岛由１２个小岛组成，其中大嶝、小嶝、角屿３个岛被我军控制。金门主岛距大陆最近的地方，是一个名叫四围头的突出部，不过４０００余米，这个距离太近了，不用说用大口径火炮射击，就是步兵营装备的８２迫击炮，都可以打到它的滩头；在金门诸岛中，被我军控制的角屿，与敌距离就更近了。涨潮时不足２０００米，退潮时仅为八九百米，用当时装备的苏式郭留洛夫重机枪都可以控制它的滩头。
从战役上看，当年金门作战的实质，不是个打的问题，而是个战场建设问题。
父亲晚年回忆说：“打下大、小金门不难，难在要抗住国民党从台湾增援的压力。当初叶飞他们打金门，就是被国民党的增援部队打下来的。因此需要海空军力量对金门周边海域的遮断。但福建地区的交通不足以支持大规模海空军的作战行动。要修建机场、锚地、炮兵阵地、油料、弹药、物资仓库。主要从陆上，这就离不开公路、铁路，主要靠铁路。海上通道被大陈列岛阻隔，过不来。”
福建，是个多山的省份，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阻隔了进入福建的交通。多山导致福建的河流短小，不但航运价值不高，而且下游没有大规模的冲积平原，使得经济腹地狭小。一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交通都是阻碍福建经济发展的瓶颈。清人顾炎武曾称它为“崎岖硗确之地”，就是说没好地方了。１９１０年，省内有了首条铁路，为漳（州）厦（门）铁路，全长２８公里，时速１０多公里，货载２０００斤，日载４０人；福建人自己感叹：“蜀道难，闽道更比蜀道难”。
当时，金门诸岛守军共计５１０００人。考虑到打响后来自台湾和澎湖的增援兵力，华东军区计划使用步兵９个师、炮兵３０个团、工兵３个团、高射炮兵１５个团，空军６个师（１７个团），海军部分舰艇、海岸炮兵及布雷飞机分队……
根据这一规模，仅登陆艇就需７００艘。加上战场建设所需，概算约４亿７０００万元（旧币）。父亲说：“陆军编为一、二、三个梯队，东海舰队全部投入，共约万人参战。在厦门到集美之间修建海堤，便于向前机动；１３０、１５２（注：指不同口径的火炮）阵地设在石狮，在那里可以覆盖整个金门。在漳州、连城、晋江、惠安、莲塘等地方分别修建一线、二线和预备机场。还要修建鹰厦铁路、福州铁路……”
石一宸回忆说，我们向粟总长汇报后，张爱萍想趁军委还没有批复前，先向军兵种的首长们吹吹风。我们在北京跑了一大圈，张爱萍感慨地说，就等一句话喽！又过了几天，张爱萍耐不住了，说，你先回去，督促前指早做准备，我一个人在北京等批示。（摘编自《儒将石一宸》２２３页）
他终于等来了……
１２月２１日，彭德怀批示：“攻金门问题耗费巨大，和陈毅同志商定，暂不进行，待勘察后再准备”；“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定。”
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批示：“请彭处理。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近５万亿元，无法支出。至少１９５４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１２月２３日，陈毅致函彭德怀：“主席批决由你处理，我再建议拨万把亿修铁路，黄老（克诚）有此意，如此对于闽省国防有帮助，请决定。”
石一宸继续回忆道：张爱萍从北京打电话来，声音很大。
“一宸同志吗？吹啦！”
“什么？”
一向精明干练的作战处长石一宸，这回竟没听懂……
两天后，１２月２５日，华东军区接到军委正式通知：攻金门准备工作暂停。
４战略的契机
父亲带着满心遗憾回到了华东。
他回顾说：“方案被否决了。但问题呢？并没有得到解决，该怎么办？”
叶飞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金门失利我终身难忘，我想戴罪立功……但机会丧失了，没有攻下金门岛，对我来说始终是一大遗憾。
兵法告诉我们，只有在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因素交织在一个点上时，战机才能到来。历史并非慷慨，攻占金门的机会一旦失去，就永不再来。
我也是个军人，也曾在最高统帅部机关工作过，我能强烈地感受到，曾为此呕心沥血的方案，在最后一刻被否决时的痛苦与无奈。虽然面对的事件年代久远，但我仍能跨越时空，触摸到那一代军人跳动的心。这种遗憾不仅仅属于父亲，也属于华东战区所有的指战员，属于每一个献身于祖国统一的军人们。
历史将它永远搁置起来了。金门之痛是华东之痛，也是中华民族统一之痛。
朝鲜停战了，战后的远东要重新洗牌。国、共两党，再加美国，台湾海峡的棋局更加扑朔迷离。
父亲对我说：“毛泽东原来的想法是朝鲜停战后腾出手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同意我们做进攻金门的准备，并要我和叶飞到朝鲜考察。但回来后，就有了变化。毛泽东的意思是，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终于停战了，在国际国内一派和平的气氛中，不好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台湾问题的解决只好再等机会了。”
这大概就是当时毛泽东的态度吧。
那么蒋介石呢？朝鲜战争，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南北朝鲜无论谁先打的谁，无论谁是谁非，不是本文研讨的范围，反正是恶斗了几年，把个三千里江山搅得个天翻地覆，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始线上，用北京土话说，“忙什么啊，您嘞？”在这场恶斗中，美国和中国是最他妈冤的，被自己的两个小兄弟莫名其妙地拖下水，死伤过百万。苏联要鬼得多，煽风点火，虽然出血不多，但也获益有限。倒是周边的小日本和远在南边的老蒋，这回算是抄着了。日本从二战的罪犯，摇身变为美国和西方的盟友，战时经济使它走出战后萧条的低谷。蒋介石呢？这个偏安的小王朝，在大难临头时，朝鲜的开打，使他终于躲进世界级拳王美国大哥的羽翼下，有了美国第七舰队的保护，谁还怕谁啊？反倒越发的有恃无恐起来。但是，好景不长，朝鲜停战了，毛泽东可以从朝鲜抽出身来了，下一个目标呢？自然就是台湾岛。统一中国，是历代开国君主留芳青史最为重要的功业，他蒋介石何尝不明白呢？
备感神伤的蒋介石，为前途计，他决心要拖住美国。
美国呢？自他在朝鲜被中国共产党的利爪挠了一把后，三弟法国又被个越南的胡志明在奠边府搞得一败涂地，当然背后还是中国和苏联的支持。它已经切切实实地感到了马克思可怕的预言在悄悄地降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现在何止是在欧洲，而是在世界；何止是徘徊，而是在渗透！在蔓延！在进攻！太可怕了。二战后，雅尔塔协议搭建的两个世界各自的势力范围正在起着变化，天平正在倾斜。西方世界必须联合起来，就像中世纪的君主一样，为保护自己的封地而战。
这是个签订军事联盟的时代。像２１世纪各国热衷于签订ＷＴＯ、ＯＰＥＩＣ等经济合作协议一样，半个世纪前的世界正在忙于签订一系列的军事协议。北大西洋公约、东南亚防御条约、巴格达条约、中央条约等等；社会主义阵营也不示弱，为了保卫自己既得的领地，相继组建了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等与之对抗。
这是一条锁链，从柏林墙下开始，南下经巴尔干半岛这个火药库，穿过中东、中近东那个永远不会平静的阿拉伯世界，向东，经南亚次大陆，收编东南亚诸多的亚洲小龙，再缓缓向东北迂回，到达昔日的敌人，今日的朋友大和民族的国度日本，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截止。
这个新月形的防御锁链，半个世纪以来，把地球分成了两个世界。
但是，明眼人不难看出，在这个链条中唯独缺少一个环节——台湾。台湾处于新月形防线的中央，位居要冲。台湾的小王朝当然愿意成为锁链中的一环。蒋驻美“大使”顾维钧于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向美国正式提出了签订结盟条约的建议。
这当然是好事，但打了一辈子仗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心存顾忌。条约一旦签订，蒋介石这家伙就更加有恃无恐了。一旦哪一天冒险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不就把美国拉下水了吗？经历了朝鲜噩梦的美国，无论如何是再也不愿意为小兄弟们大打出手了。
蒋介石让步了，１９５４年６月，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通知美国“大使”兰金，只要美国同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愿意放弃任何可能为美国反对的进攻共产党的军事行动”。
这是一个隐含着众多潜台词的条约。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遭到武装“攻击”，另一方将“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明确表明了美国的第一个目标：阻止大陆武力攻占台湾。同时，条约又规定，蒋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这又意味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梦想宣告破灭；意味着美国将要使两岸分裂的现状固定化、永久化，像南北朝鲜、南北越南和东西德国一样，最终造成“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被激怒了。
这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１９４９－１９５６）》３３７页）
不难听出，他在责怪谁了。
中共中央紧接着发文：“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战争，即对台湾蒋介石匪帮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任务，即解放台湾的任务。”
７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８月１１日，周恩来在政府委员会做外交报告，强调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议。
８月２２日，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拥护解放台湾。
美蒋条约，使中国大地，群情激愤。
美国的反应同样是强硬的。
８月３日，国务卿杜勒斯声言要用美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如果他们（中国共产党）试图征服自由中国的领土，那就意味着同美国开战。”
８月１７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记者表示：“对台湾的任何侵犯将遭到美国第七舰队的反对。”
８月１９日，美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率６艘美舰侵入大陈海域，连续每日出动飞机１６０余架次在空域活动。
还在对朝鲜战争做反思的美国，又一次因为小兄弟要走上拳台了。
中国共产党没有选择。既然挑战，就只能是捡起手套，拔剑出鞘。它要向世人表明，共产党人不是清王朝，不是北洋军阀政府，不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个软弱的任人宰割的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开国一代人的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对他们来说，无论在任何时候，尊严都是第一位的，在跪着生和站着死之间，中国共产党只能选择后者。
华东军区再次向军委动议。父亲说：“我们认为，打这一仗的条件成熟了。”
《大陈列岛登陆作战方案》又一次摆在了毛泽东的桌子上。
仔细研究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就不难发现，在它洋洋洒洒的篇幅中，有一个致命的死穴：美方的立场是，可以协防台湾和澎湖，但协防区不能包括大陆沿海诸岛。从军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防御是攻势防御，他的防御前沿一直伸到对方的鼻子底下，目的显而易见，为了袭扰和攻击对方；而美国人的意图是收缩回台湾本土，目的同样显而易见，既利用台湾封锁中国大陆，但绝不能被蒋介石拖进一场新的中国内战中去。仅仅为了远在大洋彼岸别国的几个小岛，而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一届总统还不得下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了说服国会，称这个岛子“不过是太平洋西岸几块比较大点的石头”。由此，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利用这个条约的分歧缝隙，抓住美蒋谈判陷入僵局的时机，突然而迅速地夺占沿海岛屿，美国应该不会出兵，也来不及出兵，也不应该会由此引发中美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敢不敢干？这就要考验一个领导人的胆识了！
我曾详细地问过父亲再次上报作战方案时的想法，他说，你看看我填的词就行了。这是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８日战斗结束后的当天他写的一首词：《沁园春·一江山登陆战即景》。上半阕结尾是：“雄师易统，戎机难觅，……望大陈列岛，火海汪洋。”反射出他渴望战机而不得时的焦虑心情，以及终于如愿以偿的感慨。下半阕笔锋一转，从激烈的战场转到了国际政治舞台上，道出了战前自己的思考和筹划，他写道：“料得帅骇军慌，凭一纸空文岂能防……”这一纸空文，就是指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借助政治上对这一条约的反对力量，瞅准这一条约双方的分歧点，一拳头砸下去，这就是大陈列岛登陆作战的玄机和奥妙。
即使美国再强大，即使第七舰队拦阻游弋在海峡上，也挡不住中国共产党统一大业的决心，何况，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呢！
机会永远属于做好准备的一方。
这里要强调的是，当时为什么只打大陈，而放弃近在咫尺的金门呢？既然美国不会出兵，为什么不趁此良机一举夺占金门，扫平沿海的敌占岛屿，而求得一劳永逸呢？
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方案，这的确是个充满了政治智慧的作战方案。它的战略着眼点是：在蒋台湾海峡防御体系中，选择处于敌防御翼侧，兵力较弱、易于速战速决的大陈列岛一举攻占之；而对有重兵把守、敌将拼死争夺的金门，则采取打而不取的牵制性行动。同时，对我来说，大陈与金门相比，经济、政治权益相对更重。大陈收复后，即可解除浙江当面，南起温州，北到宁波、杭州、上海一线的敌情威胁。而金门近在咫尺，完全在我控制之下，留下这个棋子，有利于在今后的台海斗争中掌握主动。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
留下金门这个岛，便于我牵制对手。这个构想，在当时的战略层面上，是否就有这样长远、清晰的认识？军事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在１９５４年之前，能找到的根据，还是我前面所说的，没有把作战目标圈定在金门的主要原因，是战场准备和战争消耗过大。父亲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战略问题上，中央当时并未明确。”
在一江山总攻前夕，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３日军委下发的《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中规定的斗争方针仍然是，先打弱小之敌占沿海岛屿，打则必胜，逐岛攻击，从本年度起，到１９５７年逐步解放浙闽沿海岛屿。（注：《第一任国防部长》第１９８页）这里所说的逐步解放浙闽沿海岛屿，当然也就包括大小金门了。只是在一江山一战之后，才引起了台海斗争的各方在政略与战略的调整和变化。
这大概也佐证了毛泽东自己的话：“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最后的结果是圆满的。每当我和父亲谈论历史，每当我刨根问底，试图从他那里揭开隐藏在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时，他总会说：“我没有第一手材料，无法回答。还是留给后人研究查证吧。”时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笼罩在台湾海峡上空的面纱已经揭开了，人们终于可以通过大量解密了的文档，了解到当时各个政治集团鲜为人知的背景。
后来知道的事实是，美国一直都在策划让台湾彻底脱离中国。
从１９４７年开始，美国就提出了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的动议；１９４８年底，美国开始散布“台湾在‘法律上’还不是中国领土”的言论。１９４９年３月，美国务院新闻发布人称：“台湾地位在战时与库页岛完全一样，其最后地位将由一项和约决定”。１９５４年初，美国提出将中国大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试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美国人也太天真了！太一厢情愿了！他蒋介石何许人也？为了寻求美国的保护不假，但要以分裂自己的祖国，背叛自己的民族为代价，蒋介石能干吗？蒋介石不是汪精卫，不是溥仪，他毕竟当过北伐的英雄，是领导过中国抗战的委员长，他能把自己绑在历史的耻辱架上吗？他对美国人说了：“ＮＯ！”
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８日，蒋介石在台北举行的“国父纪念日”大会上就国际形势发表长篇讲话，强烈谴责在外岛“停火”和“两个中国”的设想是“荒谬绝伦”，称“大陆台澎均我土地，中华民国领土不容任何人割裂”，斥责提出此主张的“民主国家”是“不守正义”、“不讲公理”、“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自私自利者”。
现在看来，蒋介石还真是条汉子！因为反对台独，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凸显出来。这是一个各种政治利益交织的一仗。因此，金门必须留在蒋介石手里。金门在，蒋介石就不会和美国人穿一条裤子，台海国共两党之争就永远是中国的内政。
打，要打痛，打出自己的威风来；但不能打跑，不能把美蒋打到一块去，不能打出两个“中国”来。大陈岛作战方案恰好符合了后来国家大战略发展的要求，打中了美蒋分歧的死穴。
５目标，一江山
“目标，一江山！”这是军队行动时下达命令的术语。炮兵指挥员的口令是：“目标，一江山，高地，两个齐射，放！”航空兵指挥员的口令是：“目标，一江山，分三个批次，起飞！”登陆兵指挥员的口令是：“目标，一江山，成展开队形，冲击！”……
一江山岛成了整个大陈战役的首要的突击目标。
但是，把攻打一江山岛作为整个战役的突破口，却费尽了周折。
从宁波驱车向南沿着去温州的高速公路跑上两个小时，就到了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长三角南翼的城市台州。在台州海面，星罗棋布地散布着１０６个大小岛礁，主岛大陈，成众星捧月之势。这里是浙江最大的渔场，在历史的鼎盛时期，它曾是个繁华的海上渔镇。战前，蒋介石偕宋美龄专程上岛，临海伫立，家乡奉化虽只一水相隔，但已成千山万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往日繁华，已是过眼烟云。他站立的这块石头，被当今有些商业头脑的人，包装炒做一番，成了大陈旅游一景。
１９５１年９月，胡宗南进驻大陈；１９５３年８月，刘濂一接替，增调了四个军官战斗团，守军总兵力达一个加强师１８０００余人，同时又整编了流窜的海匪武装共６个突击大队，并配有海军１０艘战舰。建立起以大陈为核心，包括鱼山、一江山、披山、南麂山等岛的大陈防卫区。美国也在岛上设立名为“西方企业公司”的情报机构。大陈成为了蒋介石在浙江当面反攻复国的指挥中心和海军进攻大陆沿海的前进锚地。
华东军区作战会议曾几次研究过这个问题。父亲在回顾这件往事时说：“当时争得比较凶的是首战放在哪里打。”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当时的浙东前线总指挥部参谋长王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先攻上下大陈或先攻一江山岛或先攻披山三个方案中，开始主张先攻大陈的占多数，他们认为敌指挥中心在大陈，只要当胸一拳，毁其心脏，其余岛屿，自可不战而得；主张先攻披山的也不少，认为该岛守敌较弱，容易取得首战的胜利；根据敌情、地形和可能集中的船只等情况而选择一江山为进攻目标的，却不是很多……”（注：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
很明显，这次战役的基本形势对我军是有利的，优势在我一方。大陈守军不足２万人，且又分踞于６个岛屿，岛间首尾相距正面达２００公里，各岛无法在战术上取得配合和支援。同时，这个敌人远离台湾，按当年装备的性能，海上航行要１０～２０个小时，飞机支援的留空时间最多也就２０分钟。没有航母这个作战平台，支援大陈的远海作战是无法想像的。在大陈海域，我军完全可以取得制空、制海权。
敌方的强项是，经过多年设防，已构建形成了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地堡、堑壕、雷场、各种障碍物遍布整个岛屿和水际滩头。敌火力密集，且有坦克作为反突击的力量，敌舰驻防大陈海区，与陆上相互呼应。大陈各岛四周全系岩岸陡壁，纵深山地纵横，海面遍布暗礁，利防而不利攻。
我方的困难是，大陈主岛距离大陆５０公里以上，只能靠舰炮和航空火力支援，而用于火力支援的舰只和轰炸、强击航空兵又不足，难以形成对上陆部队有效的火力掩护。
基于对敌我双方基本情况的分析，作战会议形成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以突袭的方式，使用一部兵力攻击大陈外围的一江山岛，吸引敌注意，集中主力直取上、下大陈，在敌人没有做出反应前，一举攻占大陈。
另一种意见是，战役分３个阶段。首先以海、空军和岸炮部队实施预先打击，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然后攻占外围屏障一江山岛，建立炮兵阵地，摧毁大陈防御体系；最后发起对大陈主岛的攻击。
会议上，争论是激烈的，气氛是紧张的。不难看出，争论双方潜在的立论基础是对使用兵力数量和可能的评估上。
按照我军解放战争和入朝作战的经验来看（那时我军还没有作战条令），予敌３到５倍的优势，这一仗就可以打了。持一举攻占意见的同志认为，现在无论在兵力还是在火力上都远远超出这个比例，应该是有胜利把握的。何况，直取大陈可以保证战役的突然性，而分阶段的行动，等于把意图告诉了对方。愚蠢！
反方当然也不示弱。华东军区的所在地南京，是何许地方？是当时军事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江南多才子，这且不说，重要的是，新中国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学院建在这里，由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刘伯承元帅执掌。华东和其他战区的大批的部队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来到他的麾下，按现代战争的标准，回炉锻造。刘帅年轻时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这所学院的大门上写着这样一段赫赫有名的话：“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这大概就是刘帅办学的宗旨吧。虽然取得政权才短短的几年，但人民解放军中新的因子生长起来了。有这么一部分人，他们开始直面一场新的战争，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审视和挑战曾经有过赫赫战功的前辈们了。
他们首先对使用的兵力兵器做了详细的计算。海上的登陆作战和我们过去习惯的陆地攻防作战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没有地形可以遮蔽和利用，部队的战场机动完全要靠火力来掩护，也就是说获取绝对的海、空优势，是登陆作战最基本的条件。他们是这样计算的：
从世界主要国家军队渡海登陆作战的原则看，登陆和抗登陆双方的兵力对比通常是３～５比１，也就是，防御方如果是一个师，进攻一方至少应该是３个师以上。同时，按美军在仁川登陆的情况看，一个登陆兵通常需要５～７个保障兵。摆在华东军区面前的问题是，打这样的一场仗究竟需要动用多少兵力呢？
据此，大陈守军一个加强师约２万人，我方登陆部队则应在６～１０万人，保障人员应不少于３０～７０万人。如果取其下线，按６万登陆兵计算，那么需要多少登陆舰艇呢？一艘登陆艇装载５０人，一艘登陆舰是５００人，再加上火炮、装备，这样算下来，仅装载登陆兵的登陆舰船就不下几百艘，这还不算其他战斗舰艇和辅助舰艇。
再者，大陈岛是个不足１５平方公里的小岛，敌人苦心经营多年，部署完善，工事坚固，火力密集，属于要塞式的防御。对这样的岛屿进攻，在作战样式上，华东军区当时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称之为“对中等筑城海岛的进攻作战”（注：华东军区《大陈战役总结》）。现在看来，这应该是个创举，它在登陆作战中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这与美军的诺曼底登陆、仁川登陆，以及我军对海南岛的登陆在作战性质上都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属于在宽大正面的作战行动，突袭成功的可能性大，主要战斗发生在抢占滩头后抗击敌人的反突击阶段。而大陈和一江山作战，近似于美军硫磺岛、塞班岛作战，主要在于抢滩上陆，夺取滩头阵地。由于敌人部署密集，上陆地段狭小，突袭的可能性很小，只能强攻。再则，大陈与金门不同，它远离大陆５０多公里，我军炮火无法掩护，全靠海空军的火力，无形中增大了对装备兵器的要求等级。对这样一个小岛，兵力多了摆不开，少了突击力量不够，只能是在狭小正面上，多波梯次地投入，这就更加增大了在战役准备阶段隐蔽企图的困难和航渡中编队组织的难度。这样一分析，直接攻打大陈，显然是胃口太大。因此，战役的首次突击目标应该是大陈外围的一江山岛……
华东的作战参谋们对组织这场战役的分析，在当时应该是很了不起的。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指挥筹划单一陆军的运动战，发展到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当然，现在下这个结论还太早，一切要看这一仗打得怎么样才好说。
但他们竟遭到了斥责：“你们吃了几碗干饭？给老子上课啊！”
是啊！这些分析，这些名词，听起来是那么的陌生，甚至都有危言耸听之嫌了，也不看看是在谁面前掰呼？
“首长啊！这可不是您当年啊……”参谋长王德这句多少带有打圆场的话还没讲完，“啪！”的一声，有位首长拍了桌子：“我他妈操你姥姥的！”
“不他妈就是两万吗，老子一仗就消灭了他十几万。不要在这里长别人的威风。我就不信，还有操不开的Ｘ！”首长真的动肝火了。
父亲在晚年回忆时是这样表述他当时的意见的：“直接打大陈本岛，我认为这样有危险，把握不大。守敌虽不足２万人，但在我陆海空三军协同登陆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一下子投入一个整师是很困难的；同时，登陆编队在航渡中要经过头门山和一江山，必定会受到敌人侧射火力的袭击。而首战选在一江山，这些就可以避免了。一江山守敌１０００余人，距大陆近，在我岸炮火力射程之内，可以弥补我舰炮火力和轰炸航空兵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有把握保证在美军没有做出反应前，短时间内一举突袭成功。一江山又是大陈的门户和前哨据点，俞大维（注：国民党国防部长）自己就说过，一江不保，大陈难守。从一江山打进去后，可俯瞰大陈，大陈就是瓮中之鳖，唾手可得了。我们计划打下一江山后，把炮兵送上去，三五天后，一举夺取大陈。一江山既是敌人外围的强点，又是它整个防御体系中的弱点；首先攻占它是必须的，也是有把握的。”
怎样考虑美国出兵的问题？他的看法是：“美国不应该会出兵，也不应该会引发中美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取决于我军突然而迅速地行动。退一步说，如果美军干预，我已先期占领了一江山，站稳了脚。即使撤，我也撤得回来。”
他在这里用了“不应该”三个字，这只是个推理判断的结果，是个主观性的词汇。作为军事上的判断，恐怕只能是这样的，因为风险是无时不在的。所以，力争首战速战速决，抢在美军没有做出反应前，造成既成事实，使局面不可逆转，应该是这一战的目标，也是最高指挥员把握的关节。
“那种把大陈一口吃掉的办法，雄心可嘉，但力不从心。”
父亲统领的是一群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实战经验，又经过刘帅亲自教育的，具备了新型知识结构的参谋人员。
战争将检验他们。
父亲回忆说，“他们一定要坚持，只有拿到军委去了。他们的主意也不能说坏，但困难和风险太大了，特别是在当时。彭老总批准了我的方案。”
人是需要鼓励和安慰的。父亲说：“王德同志遭到训斥后很难受，我跟他讲，算了，不要在意这些，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吧。”他还说，刘帅当时也在南京，宽慰我，说上面还是有数的。我到北京汇报工作，去看望罗帅，他那时住在东交民巷，也和我打了招呼，闷头把工作做好，不要在意别人说些什么。
父亲曾对我说过：“调我任参谋长时，陈老总要我兼个副司令，我都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后来军委考虑到几个大战区的领导人都兼了地方工作，军事工作主要在参谋长这里，所以给参谋长都下了个副司令的命令。华北的杨成武、中南的黄永胜、东北的邓华、西北的彭绍辉、西南的李达、华东就是我了。我还是坚持自己不兼。我对陈老总说，我们华东不乏战将，我就不要兼了吧，这个位置留给其他同志会更有利于工作和团结，我会全力做好我的参谋工作的。陈说，那你一定要这样，就自己和彭老总去说吧……”
我的父亲真是天真得可爱，他怎么就不想想，华东是不乏战将，但华东也不乏骄兵悍将！他又一次因为推辞职务，而使自己居于人下，当意见相左时，他别无选择，不是放弃，就是得罪。这样的情况他以前经历过，后来又有过多次。
这种对待名誉地位的态度，在陈老总领导下，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种风气。父亲回忆：“当时要叶飞同志也兼个副司令，但叶飞也是这个态度，说我把福建的工作做好就行了。”早在这以前，陈毅就对曾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同志说，三野部队是由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两部分组成的，在任职上，新四军的同志风格要高一些。在新四军长期工作的钟期光和来自山东兵团的唐亮资历、职务相当，但钟期光主动提出，政治部主任由唐亮担任，自己做副主任。在淮海战役中，三野和二野协同作战，二野堵截增援的黄维兵团，围上了，打不下来。三野上去，才把黄维吃掉，三野一些同志为此沾沾自喜。陈老总知道后大发脾气，召集三野的干部开会，他说，你们得意个屁！二野为了挺进大别山，把重火器都扔掉了，攻坚能力当然会受影响。如果没有二野牵制住敌人，我们能打得这么顺利？打了几个胜仗，穿上缴获来的呢子军装，拿了汤姆式（二战时期的美式冲锋枪）就以为了不起了，耀武扬威的。就你们，进了大上海，连个冲水马桶都不会用，土包子！
父亲在个人名利前的豁达态度，的确给他的工作带来许多人为的困难，但我认为，党是看到的。党内许多领导同志，特别是直接领导过他、接触过他的，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彭德怀、粟裕、黄克诚、刘伯承、罗荣桓、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等都了解他的人品。对这个主观意志很强，喜欢标新立异，且又浑身长刺的张爱萍，即使他顶撞过他们，或许与他们意见相左，但对他都是给予信任和宽容的。
许多分歧的背后往往是理念的差异。是的，隔海相望，区区两万之众，十来个孤岛，这对一支曾经有过２０年战争经验的军队来说，的确是个不起眼的小仗。数百万的敌军都在我们手中灰飞烟灭了，我军有的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这理应是我们的骄傲。但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呢！就在我军通过运动战几十万几十万的歼灭敌人的时候，在苏德战场上、在北非战场上，上千辆坦克的会战出现了。轰炸伦敦、柏林，动辄上千架飞机。在太平洋战场上，双方上百艘战舰对峙，一战就击沉三四艘航母，击落数百架战机。这种高度工业化社会的战争规律，将是今后我军面临的课题，值得我们去认识、去思考。在朝鲜，我们骄傲，因为我们和世界级拳王美国碰撞过，但那是山地作战。面对大海又会怎样呢？
一条海峡，真就这么难吗？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４日至２８日，我１０兵团２８、２９军攻打金门，登陆部队３个多团９０８６人全军覆没。
时任１０兵团司令的叶飞在谈到金门失利时说：
“最重要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当时蒋军有海军，有空军，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没有被消灭，而我军空中没有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援。渡海攻取厦门之战，第一批登陆部队使用足够装载８个团兵力的船只，在敌空军轰炸下，已经非常危险，幸而克服了这个危险，顺利攻克厦门。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中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金门时碰了这个钉子。”
叶飞，是我军战功赫赫的将军。正因为如此，他的话，字字是血，是１０兵团９０００多官兵用生命换取的教训。
面对汪洋一片的茫茫大海，没有绝对优势的海军和空军，武力攻台就是一句口号。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过去的运动战、歼灭战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的话，那么渡海登陆作战，就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台湾海峡之战，是一场实力的较量之战。解放台湾将是一场检验国家综合实力的战争，是一场比拼现代化程度的战争，是一场打钢铁、打高技术的战争。为什么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关键在于国家的实力和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一切历史的光荣，都要在这条海峡面前重新检验。
我的这些话，即使放在改革开放了２０多年后的今天，也未必能得到主流意识的赞同，何况半个世纪前呢？这是两个不同观念的较量。看看我军多年来的教材吧，四渡赤水、陕北三战三捷、三大战役……这些贯穿着战场机动特色的战例，我不否认它的辉煌，但在掌握了制空权、制天权的天基平台的对手面前如何保障军队的机动和生存呢？
现在还可以找到父亲当年发表在《人民前线》上的文章：“目前我军正在进行着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建设，就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学习运动。”（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５日《人民前线》杂志１５１期）。他对所属部队的干部说：不要总以为自己的部队过去如何能打仗，有战功，看不到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变化。不要总是老子、老子的称呼自己，什么“老子的部队如何如何；老子革命多年；老子什么时候就当了什么干部……”（〈张爱萍军事文选〉１３３页摘要）。
“老子当年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这是很多将领挂在嘴边的常话。他们大多来自赤贫的农民，揭竿而起，一把菜刀杀出来，一身血污，坐了天下，今天他们眼里还有谁呢？无怪毛泽东说：游击队不可冒“油”，野战军不可撒“野”。
我们的高级指挥员，我们的元帅和将军们，你们说呢？
父亲是直接向彭老总汇报的。彭总同意这个计划，还有他更进一步的考虑。从美蒋在《共同防御条约》中的讨价还价看，美国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底线到底划在何处，一时尚无法看清。彭老总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后来正式签署的文本证实，除明确了美蒋共同防御的领土为台湾、澎湖外，又增加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彭当时认为，不妨先在一江山这个小岛上刺探一下，以摸清美国的底牌，这样做不至引起大的风险。但必须取胜，否则可能助长敌军气焰，甚至可能引起美国公开宣称“协防”，所以他说，杀鸡也要用宰牛刀。
８月２日，彭德怀主持会议，批准了父亲对作战方案的设想。
８月２４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华东军区关于大陈列岛战役行动方案。
８月２７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直接归军委指挥。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浙东前指司令员兼政委。
前指副司令员共４位，他们是：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华东军区海军参谋长马冠三；浙江省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参谋长是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
与此同时，浙东前指又成立了空军指挥所，聂凤智任司令员；海军指挥所，马冠三任司令员。不久，又成立了登陆指挥所，２０军副军长黄朝天任司令员。后勤联合指挥所，林维先任司令员。海军的实际指挥是华东海军司令陶勇。
１０月３１日，父亲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也就是说，浙东前指的司令员兼政委是由一名总参的副总参谋长担任，可见这场战役作战指挥层次之高。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９日，战役决心下达到参战部队。
一江山，终于成了攻击的目标。从此，这个小岛一举成名，成了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标志，永远载入了我军的战史。
６天空和海洋
翻开大陈列岛作战的档案卷宗，你会看到，早在正式作战方案批准前，作战行动就开始了。
军委最后批准的华东军区的作战方案是这样的：
整个作战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形成孤立、围困、封锁大陈守敌的战场条件。
第二阶段，对南、北一江山岛同时实施登陆突击，全歼守敌。尔后，完成对该岛的防御，粉碎敌可能的反击。
对大陈的攻击另行下达。
……
参战兵力（略）、任务区分（略）、作战编组与装载等（略）
从第一次攻击大陈岛的动议，到毛泽东最终批准这个计划，已经整整两个年头了。
究竟这场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恐怕谁都说不清楚。实际上，自父亲调任华东军区参谋长后，这么多年来，海峡双方围绕着沿海诸岛的作战行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在１９５４年８月２４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大陈作战的方案之前，海、空军和拔除近岸敌占岛屿的作战行动就已经开始了。
翻开历史，你会发现，许多今天讲起来策划周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往往是由一个突然事件和冲突而触发的。台州外海的大陈海域盛产各种鱼类，入汛以来，南来北往的渔船云集于此，高峰时竟达５０００多条，约１０万之众。３月１８日凌晨，我护渔的“兴国”、“延安”两舰与来犯的敌“太”字号护卫舰、“永”字号扫雷舰交火；在三门湾附近活动的我巡逻艇也遭到６架敌机的袭扰。情况报上来后，华东战区立即给海军下达作战命令。下午１４时３８分，我海军航空兵米格－１５战机２架进入南田上空，与对猫头洋海域进行骚扰的４架敌Ｆ－４７遭遇。２架对４架，空中缠斗一直逼近到大陈岛上空，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敌地面对空火器的威胁下，我机把敌一直压到距海面７０米，两机近到４００米时才开的火。真是玩命！这就是著名的南田空战，也是我海军航空兵组建以来的第一次空战，击落敌机２架，我一无伤亡，开局２比０。
父亲立即电话向参战部队祝贺，省委书记江华亲临慰问，军委海军给予嘉奖。历史记住了这两位空中英雄的名字，他们是海军第一代飞行员：长机崔巍；僚机姜凯。
双方由此展开了浙东海域制海权、制空权的争夺，拉开了大陈列岛战役的序幕。这一天是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８日。
为什么要早在大陈战役未批准前，专门组织海空军争夺制空、制海权的作战呢？后人在整理和研究这个历史事件时，往往是很难理解的。
父亲说：“兵无常势。你要打人家，就要先考虑人家会打你。要想到可能出现的最恶劣的情况。一旦敌人发现我们有发起战役的征兆，有可能先发制人，抢先对我沿海城市实施轰炸，如上海、杭州、宁波、福州等，那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从海上也可对我舟山、象山、海门等港口进行炮击。分散、牵制我作战力量，稳定大陈的防守态势。蒋介石的海、空军力量在解放战争中并未被削弱，后来又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在数量上是我参战兵力的若干倍，而且又有海上作战的经验，应该说，敌占优势，不能不防。但不是不能打，我们比敌人离战区要近得多，这是我们的长处，天时、地利在我一方。”
父亲在讲述时，一再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你想，战役行动还没有批准，就遭来敌人的报复，万一上海落下颗炸弹，炸得你人仰马翻、断水断电的，领导层还不迁怒于你？搞什么名堂？这个惹事的家伙！没等敌人打你，自己就先被撤职查办了。
“首先是加强沿海重要城市和港口防轰炸、防炮击的准备。最重要的是，主动寻找战机，彻底打垮他在浙东沿海的海空军力量。我们把轰炸部队、强击部队、歼击部队在沿海展开；把鱼雷快艇、巡逻艇推进到田岱岛、白岩山附近；把炮兵部署在头门山、白岩山、羊屿，摧毁驱赶一江山、披山，和进入岛屿之间的敌舰船。”
一个指挥员不仅要考虑对敌斗争，也要兼顾到内部的各种制约因素，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政治环境，才能使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得以实现。这大概也是和平时期军事斗争的特点。
他有两个朋友，也是他得力的助手。
前指副司令兼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他在朝鲜战场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以聪明机智和大胆著称，面对世界空军霸主美国，把我们这个年轻的空军部队指挥得虎虎生风。他比父亲小４岁，父亲对他非常赏识，提起他时说：“这是个有本事的家伙，朝鲜空战、沿海空战，实际上是他指挥打的。”上世纪８０年代空军司令员人选更迭时，父亲在军委工作，曾力荐过，但最后聂被安排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父亲说：“可惜了，这个人放在空军作用会大得多。”
聂凤智回忆道：朝鲜战场打的是大机群空战，不习惯于打单批单架或小编队偷袭性窜扰的敌机，在担负防空作战的一段时间内，一度没打好；在轰炸、强击部队中，也需要由陆上转入到海上的问题。
空军２０师副师长张伟良，第一次率队出击，袭击停泊在大陈湾的军舰。投弹后看见浓烟升起来了，特别兴奋，立即向指挥部报告战果。返航时他不放心，又转了一圈，妈的！是国民党军舰上放的烟幕，够狡猾的，愣是把自己给涮了。那时政治工作搞得特好，这边机场上欢迎的人群还手举鲜花，敲锣打鼓地准备迎接载誉归来的空中英雄呢。
张伟良写道：我一下飞机，就低着头赶紧从飞机后面溜掉了，坐上吉普车直奔指挥所向聂司令报告，聂司令，我没有完成任务……可庆功会都准备好了，张爱萍司令员亲自到会讲话：“应该奖赏你们，你们取得了胜利还作检讨，很可贵。”……当张爱萍司令员亲自给我戴大红花时，我难受地退缩了……我回头看见自己的战友，他们和我一样，眼睛里滚动着泪水，我们心里清楚，这是首长给我们鼓励。我们都说不出话来……
真滑稽！我就此事问父亲，他说：“怎么不记得？是有个飞行师长，姓张，那次吴法宪还去送行。看一支部队，看信心、看勇气。像他那样的人，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在当时的技术状况下，要提高命中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投弹高度。为了避免被敌防空火力击中，就要巧妙地利用地形，紧贴海面，躲过敌方的雷达，或绕过岛礁，从山谷中穿进去，从背后攻击停泊在港湾中的军舰。这需要高超的技术和胆量。张伟良师就在玩命地训练这个高难度课目，飞行员的行话叫超低空掠桅轰炸，也就是低到快要碰到船上的桅杆了。轰炸航空兵部署在杭州笕桥机场，从模拟的山谷飞出来，返场时一个大转向，正巧从西湖边擦过。父亲曾坐在山顶上，看战机从他脚下的山谷中一架架掠过，风把帽子都吹跑了。可能是飞得太低了吧，空军司令刘亚楼三次给张伟良打电话：你疯了！怎么搞到西湖上来了？知道吗？毛主席在杭州！”
刘亚楼把张伟良传去：怎么说了就不听的！我空军司令怕你什么飞机，掉到我头顶上我也不怕。但毛主席在这里工作休息！知道吗？
不过他又笑了：毛主席听到整天隆隆的飞机声一再说，训得好！但你们动静也实在搞得太大了嘛！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０日，张伟良师奉命出击。从上、下大陈间的海面上掠过，第一次投弹就命中了，这是一艘美国总统杜鲁门送给国民党政府的“中权号”坦克登陆舰。冲天的火焰喷射出来，这一次再也不是烟幕了。
在最后解放一江山和大陈列岛的作战中，张伟良师战功赫赫。张本人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
张伟良这回可受之无愧了。
王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张爱萍司令员很早就向我们明确提出：海空军要先于陆军投入战斗，边打边练。要积极寻找战机，千方百计地消耗敌人，破坏敌之心理稳定，使敌由强变弱，使我由弱变强，从而夺取战区制空权、制海权，从空中、海上封锁、围困敌岛，力求在我对一江山岛发起进攻时，敌难以对我进行空战和海战。”
父亲自己说：“我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在实战中锻炼我的部队，锻炼我的司令部。”
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陶勇，新四军的一员战将，也是个锋芒毕露的家伙。他并没有参加到前指来，不是不要他来，是他自己不来。他当着很多人的面说：“我看前指设海军指挥所就是多余的！”
回忆到这一段情节时，我问父亲，他笑了笑，说：“是他亲自部署海军的作战行动。”
“作战会上，陶勇和苏联顾问吵架。我是想给苏联同志留面子的，有不同意见不奇怪。但顾问不干，一定要我表态，说你这个司令员要讲话。那我就不客气了，说我们海军司令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完全赞同。顾问不高兴了。我们吃饭叫他也不来，他自己打开个手巾铺在草地上，吃面包和香肠。我说你那个东西没有我们的好吃，叫人送去，后来他也吃光了。我对顾问说，我们两个布尔什维克好好谈谈怎么样？他回到华东军区告了我的状，后来又告到北京彭老总那里，我才不管他这套呢。一江山胜利后，他到机场来，拥抱我说，欢迎胜利的将军。我很感动。后来我去苏联访问，他请我在莫斯科吃烤鸭，哪里能好吃？是布尔什维克，就应该这样。”
一个彼此信赖，相互支持的领导核心，是胜利的保证。
按作战计划，一江山渡海登陆作战，至少需各类舰船１２５艘。可华东海军只有５９艘。陶勇从青岛海军基地、华东军区公安司令部、福建军区、浙江军区和２２军，又征调了６０艘船只，但仍有缺口。父亲亲自跑到上海，从江南造船厂、上海港务局又弄来１７艘登陆艇。到一江山岛作战前夕，华东海军共征调了各类船艇１４４艘。
火力是登陆的首要问题。登陆兵在海上是完全暴露的活靶子，要靠强大的火力压制住敌人，也就是首先摧毁敌人的地堡群，然后对堑壕里的敌人要打得他抬不起头来。登陆上岸后向纵深发展时，也是个难点。因为远在大陆的海岸炮和空军怕误伤自己部队，不便以覆盖火力压制敌人，而要靠舰艇的随伴火炮对点状目标进行随机射击，所以增加舰船的火力就尤为重要。海军和兵工厂的工人们把喀秋莎火箭炮搬上船，又把登陆艇和渔船改装为火力船，陶勇和彭德清坐镇上海，用２１天时间，改装了７７艘船只。
海军给敌人最大的震慑要数击沉“太平号”了。“太平号”护卫舰（当年称它是驱逐舰）排水量１５００吨，是浙东海域敌我双方最大的一艘军舰。它自恃个头大，经常耀武扬威地进出这个海域。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父亲说到它时，还用拐杖使劲地往地上一杵：“打的就是它！这是一艘支援大陈的常备舰，炮艇是对付不了它的，必须用鱼雷攻击。”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中国向苏联购买了３６艘Ｐ－４型鱼雷快艇。这是一种铝质艇体的快艇，排水量约２０吨，两台柴油发动机，最高航速４６节，战斗定员１２人。配备４５０毫米口径鱼雷发射管两具，双联装１４．５毫米机枪两挺。它像狼群，在岛礁众多的台州列岛海域，隐蔽待机，纵横穿梭，一旦扑到猎物，立即将他撕碎。但不幸的是，它是个瞎子，艇上没有雷达，完全靠岸上雷达指引寻捕目标。在海战中，尤其在夜暗和雾天，多次发生狼群找不到猎物，或半路丢失猎物的情况。
当时的雷达是用巨额外汇进口的美国ＳＯ－８型对海警戒侦察雷达。那时雷达工业在我国还是一张白纸，不但不能制造，就连修理厂所也是凤毛麟角。父亲组建海军时，在上海华东海校设立了最早的雷达专科班。１９５２年５月，第一批８名学员毕业，在青岛筹建了我国第一座海军雷达站。
老天不负苦心人。１９５３年，海军的第一批雷达兵随雷达站由朝鲜回国，在浙东前线的高岛开设。这个雷达站几乎是开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用高倍望远镜都可以看到一江山敌人的活动，其危险和困难可想而知。据当年雷达站的老人回忆：“那时敌人非常猖狂，即使万里晴空，敌人军舰也停在我岛前方两三海里的地方，打炮一百多发……我们把雷达天线进行特别伪装，除盖上涂有多种颜色油漆的帆布，还插上许多树枝。因为海军制服都是白色，很显眼，平时在山上活动，我们都是光着膀子，装成渔民一样。由于敌人封锁，海岛淡水特别稀少，都实行定量配给，每天早上洗脸刷牙用过的水都用大汽油桶储存，一般洗衣洗澡都去海边，洗完后再用经过大油桶沉淀过滤后的淡水冲洗，不然，身上衣服上会留下很多晶体粉末，使人感到很不舒服。”
战争的进程是扑朔迷离的。其实，一开始谁也没有想到要锁定“太平号”。１９５４年５月，也就是击沉“太平号”的半年前，为了整个战役的需要，必须扫清敌占外围岛屿。５月１５日夜，我军发起了夺占东矶列岛的作战行动，依次攻克了东矶山、蒋儿岙、高岛、头门山。原舰队司令员邵震写过篇回忆，记载了这期间战况的变化：当时判断，敌人失去与岛上的联系后，必然会派舰船靠近核查情况，这就给我提供了绝好的战机。果然，第二天拂晓，敌出动了４艘舰船，连旗舰“太和号”也跟过来了。双方发生了战斗，因天气变坏，能见度降低，遂脱离了接触。东矶山的战斗，引起了海军各级的兴趣，迅速把青岛的鱼雷快艇调过来，隐蔽在东矶列岛待机。但敌人不来了，这一呆就是半年。（注：邵震《浙东海上作战片断回忆》）
这段话告诉了我们，扫清外围引来了敌舰，敌舰的光顾，引起了我海军的食欲。但等我布下了圈套，野兽却不来了。什么叫狩猎？就是捕获猎物要等待，要能耐得住性子。费了这么大的功夫，要抓，当然要抓大的。据文献记载：“张爱萍于２５日登上高岛核实了这一情报，定下攻击‘太平’号舰的决心。”（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第２６１页）
从制定计划算起有半年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在这之前，鱼雷艇在海上隐蔽待机了１３个昼夜，１４日零时５分，高岛观通站雷达发现“太平号”出现在一江山岛东北海面，鱼雷编队立即出动，对准敌舰的侧腰部，展开成一个扇形，这是最佳的攻击队形……“太平号”的噩运来临了。
战史记载：“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４日第３１快艇大队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０六艘鱼雷快艇和４１４、４１５、５０５、５０６四艘护卫艇，在浙东大陈至鱼山之间海面，击沉蒋匪‘太平号’护卫舰。”（注：《海军组织建设大事记》８５页）
由于指挥位置不同，当事人之间回忆的角度也就有所不同，父亲回忆时讲得非常详细：“这个大家伙总是黄昏出动，先到一江山、头门山转一圈，再返大陈基地，这是它活动的规律。我专门到头门山的雷达站蹲了一晚上。用８艘鱼雷艇（注：和战史记载有些出入），由象山港出发，为了隐蔽企图，黄昏时再折转到头门山西南伏击，待敌人进入到一江山海域后就出击。不巧那天敌人恰恰就改变了航线，走一江山的外海，到鱼山列岛。一进外海，我鱼雷艇就不行了，我们的艇只能抗３～４级风浪。没有十分的把握就不能动，打草惊蛇，它就不来了，我决心等。果然，天快亮时，报告它回来了。是４艘一起攻击（注：具体数量有误）。很快接到报告，说是打中了。但我看雷达上的光点还在晃动，我以为没打中，就和海军的同志们说没有关系，下次再打它。后来敌舰到了大陈时沉没了。”
据在一线的目击者描述：一串串炮弹、一排排照明弹、一颗颗求救信号弹，划破长空，从“太平号”舰上冉冉升起，红红绿绿，煞是好看。很快，两艘敌舰慌忙从大陈港内驶出，但不敢向“太平号”军舰靠近，害怕遭受第二次打击，打了几串信号弹，又急匆匆缩回港内。这时荧光屏上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太平号”军舰明亮的回波信号，但位置略有变化，经过观察测算，航速只有１～２节，肯定它已失去控制能力，只能随海浪漂流。３点半钟，东方拂晓，天空微明，从望远镜隐隐看出，一艘拖船急速向“太平号”军舰靠拢，并且用粗大的缆绳，拖着它向大陈岛行进！航速很慢很慢，移动不到１海里，“太平号”忽然像一个昏迷的醉汉，拽着拖船，踉踉跄跄，直向海面倾倒。拖船惊恐万分，魂不附体，赶紧砍断缆绳，脱身而去。
据高岛雷达站的同志描述：“天亮以后，一轮红日高高升起，万里天空，白云朵朵，辽阔海面，波光粼粼。雷达已经关机，并且作好了天线伪装。赵班长、小金和我都十分振奋，跑步冲出坑道口，围在纪副大队长的身边，轮流用他的望远镜观看胜利的美景。这时，几艘军舰围了过来，一艘大型拖船又向‘太平号’靠拢，这个排水量１５２０吨、舰员２２０多名、各种大炮１８门的庞然大物，突然一反常态，如同一匹疯狂的野马，狂奔乱跳，东倒西歪。大型拖船惊恐万状，力不从心，回天无术，只好一刀两断，落荒而逃。
‘太平号’军舰作完了各种精彩而惊险的表演以后，已经筋疲力尽，开始向前俯冲倾斜，挣扎短短５分钟时间，就迅急完全沉入海底！
新华社记者华明同志，立即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绝佳良机，对着放大４０倍的大型望远镜，拍下了“太平号”军舰沉没的历史珍贵镜头。接着又在坑道口的雷达天线旁边，为纪副大队长、朱副站长、赵班长、小金和我等几个雷达人员拍了合照。”
海军作战的环境是残酷的。海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败了，唯一的去处就是葬身海底。
７见微而知著
兵法，讲究的是个“奇”字，出奇制胜。
但一江山岛太小了，小到只有０．７平方公里。在这狭小的地段上，密密麻麻地修建了明、暗地堡１５４座，四周的岩石上层层叠叠打凿的尽是机枪发射孔。四周只要是能提供船只停靠的岸滩，早都布满了水雷和轨条砦，加之绵密的交叉火力网，叫你插翅难飞。剩下的难以攀越的陡崖石壁，也布置了倒打火力控制。怪不得大陈守备司令刘濂一自称是“固若磐石”呢。
是啊，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能登陆的地段人家都想到了，硬往上冲那是拿鸡蛋碰石头，人是肉长的，人再多，总多不过子弹吧？登陆部队总指挥、２０军副军长黄朝天，亲自化妆成渔民，登上一条打鱼的机帆船，一直驶到离一江山岛岸仅二三千米的海面上侦察。他后来回忆说：“才知道我们将要遇到的困难比设想的还要严重，……乐清礁、黄岩礁、海门礁都是悬崖陡壁。”（注：国防大学《风驰虎跃一江山》２７２页）而这三处恰恰是预定的登陆地段。
父亲说：“对设防到这种程度的敌人，就是要在他认为不能登陆的地段登陆，在他认为不能登陆的时间登陆。邓艾伐蜀的故事听过了吧。”
三国后期，司马昭伐蜀，蜀将姜维聚兵坚守剑阁关口，魏军久攻不下。魏将邓艾亲率精兵沿西面的羊肠小道绕过剑阁，迂回蜀国内地。这支部队，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跋涉７００余里，最后，他们来到一条绝路上。面对眼前的陡壁悬崖，高山深谷，带的干粮吃完了，饥饿疲惫，军队的意志开始动摇。身为主将的邓艾，当机立断，用毡毯裹着身子，率先从悬崖峭壁上滚了下去，将士们一个个也跟着滚了下去。这支军队终于被邓艾带出了绝境，从蜀军的背后江油杀出，一举夺占了蜀国的都城成都。
在我党的高级干部中，不乏雄才大略之人，解决问题，举重若轻。但父亲不是这种风格的人。他有想法，而且是奇想，但对实现想法，一定是事必躬亲。他做起事来，一丝不苟，而且特细。批的文件，密密麻麻，眉头、边旁，全都占满了。只要是分内的事，什么都管，几乎没一样过问不到的。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说，只要是首长交代过的事，不管大小，你就准备好吧，指不定哪天就冷不丁地查问下来。你有困难，办不了，不要紧，你提出来啊！他会认认真真地和你一起研究，但你要糊弄他，可就一点面子都不给你留，大会小会的把你提溜出来，挖苦的那个难听啊！他的秘书就和我讲过，下面部队提出要退役一批军马，队列部批复同意。首长把承办人找来询问缘由，回答说“大概是老了吧”。什么？“大概”两个字是该你用的吗？首长脸一下子就沉下来了，说“既然你是管马的，以后就叫你马大哈吧！”搞得人家无地自容，谁还敢再掉以轻心？下部队，哨所、仓库、家属院哪都去，尤其边边角角的，什么食堂、伙房、厕所都不放过，检查完了，再来听你的汇报。父亲这个人，生活上很粗心，吃什么、穿什么从不计较，一顿饭下来，你问他吃的什么，他会很茫然。但对工作上的事却是记性特好，过目不忘，尤其对路、对人，只要是走过一次，见过一面，就像是刻在脑子里了，多少年过去了，仍然一见如故。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和作风，把个周围的人都累个贼死。他的几任秘书，私下都说，跟着首长真累；当我的面说，你爸爸精神真好；反正都是一个意思。总理、少奇、彭老总、陈老总就很赏识他这个特点。陈毅对他说，彭老总点将要你跟他去朝鲜，给他当参谋长，我就是不放，还是留你在东南沿海，给我当参谋长吧。
别人评价他，说他雄才大略，有大将风度。但他自己不这样看，用他的话说：“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大本事，都只是个普通人，如果还算是有点成绩的话，得益于两个字：认真。”我接受父亲的这个观点，靠别人，靠运气，不如靠自己，靠自己的勤勉，靠认真，靠仔细。生活中细致而微小的事物，虽然不会咄咄逼人，却在“细微之处见精神”。
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为了选择突破地段，他亲自研究航拍照片，一张一张的翻来覆去地看，发现拼接部有一小段缺口，也就是航拍时，一段狭长的海域被遗漏了。是空中侦察方案的问题？不该啊！他马上找来空军情报参谋，一问，断定是飞行员偏离了拍摄航路造成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按规定航线拍摄？情报参谋推测，很可能下面是敌人的高炮阵地，为了规避，飞机偏离了。父亲说，你把这个飞行员给我找来。他对这个年轻人说，我知道战争是要死人的，我并不主张去白白送死。这个飞行高度和速度都是经过周密计算的，按守岛敌人现有的地面火器是难以击中的。我，要求你再飞一次。
为搜索敌人的工事、火力点和海域情况，空军共派出飞机１７批６０架次照相侦察，１７批３４架次目视侦察，其准确率达８０％左右。
父亲回忆说，这个年轻同志的这次拍照非常成功。就在这条缝隙中，有一块距离一江山岛很近的岩礁。这是块很重要的石头。叫什么名字，他已记不清了。我也查了一下，也没有搞清，可能是叫擂鼓礁，很响亮的名字。重要的是，在它前面还有很多块礁石，依次指向一江山岛。有趣的是，有的照片上有，有的照片上就没有。不难判断，是暗礁，涨潮时淹没了，退潮时裸露出来。
就是它！把它圈下来。为什么不登上去呢？这是观察敌岛的绝佳位置。
２０军第６０师侦察科长利用夜暗，三次泅渡登上前面的礁岩，潜伏在石缝中观察，最近处离一江山岛仅３００米。涨潮时全身浸泡在海水中，退潮时他们就把雨衣翻过来，在暴烈的阳光下潜伏拍照，拿到了一江山岛岸滩和潮汐线的第一手资料，为最后确定登陆地段立下了大功。
我曾看过台湾方面写的一江山战斗，很血腥，尽管文章描述的守岛蒋军如何的英勇，但对比起共产党的军队来，从战役高级指挥员，到军长，到侦察科长，到飞行员，在国民党军队中恐怕还找不到像他们这样敬业、这样智慧、这样敢冒险的人。南京军区创作员陆柱国写过本小说《踏平东海万顷浪》，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主角雷震林的原形就是这位侦察科长。
最后确定的方案是，登陆地段就选择在西北角的突出部——黄岩礁和海门礁。这是个与登陆作战条令不甚相符的地段，怪石嶙峋，像鲨鱼的牙齿般的露出水面，伴随着岩头浪和漩涡。岩头浪，就是那种冲上峭壁后反弹回来的海浪，铺天盖地地压下来，不要说打仗，就是平时航船通过，也要惊出一身冷汗。但正因为如此，这也是敌人火力配置最弱的地段。这里离一江山的次主峰最近，只要利用满潮时节，不用涉水，就能出其不意地直接而迅速地登岛上岸，拿下制高点，割裂敌防御体系，各个歼灭。父亲说：“这就是栈道，邓艾偷袭江油的阴平栈道。”他拿起桌上的眼镜盒比做登陆艇，把另一只手掌立起来，说：“你看，登陆艇就这样直接撞上岩石，但不能停，还要开足马力，顶住，保证登陆兵冲上岸。就这个动作，我们反复演练。”
后来国民党方面的回忆文章说，共产党的部队几乎是从海那边的岩石顶上突然冒出来的，可怕之极！
前指决定，改变我军夜战惯例，战斗在白天发起，白天航渡、白天登陆。这是父亲的意见，我们登陆船只性能各异，驾驶、协调的水平有限，白天有利于航渡编队和准确抵岸。而且，登陆地段狭窄，夜间谁都看不清，撞在一起，还不成一锅粥了？何况，我已握有制空、制海权，可以保障昼间航渡和登陆的安全。根据当时潮汐推算，确定午后１２时３０分起航，１５时满潮时刻登陆，抢滩突击。这样距天黑还有４个小时，拿下岛上制高点，基本结束战斗，应该说，是够用了。
为了隐蔽战役意图，指派陆军部队在柴桥地区进行训练，把南边的披山作为攻击的假定目标，给敌人的判断造成错觉。指挥所设在宁波天主教堂里。事先，公安局迁移了附近的一些居民。登陆部队远在乐清礁半岛的芦苇丛中，隐蔽进行３个多月的训练。三军实战演习的地点选在远离战区的穿山港，给空军下达的任务是，演习期间绝对不准一架敌机窜到大陈、一江山以北一线。演习一结束，各部队立即分散。后来证明，敌军对我作战意图一直迷惑不解。
模拟现地的实兵演练是在最炎热的季节进行的。
当年跟随父亲的秘书丁慎勉回忆：“我们到的那天晚上，天气热极了。军里请吃饭，还喝了酒，吃的好像是猪头肉吧。那时哪里见过冰箱，食物可能有些变质，军里也是的，吃什么不好？结果当天夜里首长就拉稀了，拉了２１次，坐在马桶上，拉的人都站不起来了。可把大家吓坏了，赶紧找医生。第二天是听汇报，军里建议改天，首长躺在那一个劲地摆手，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吃中午饭时他醒了，说要听演习方案，他站不起来，就用了张躺椅，就是南方那种藤子编的，把他抬到作战室，他是躺着听的。第二天计划是到现地看部队抢滩上陆的行动，肯定是去不了了。但他就是不让变。我和军里说，既然首长定了，先这样安排准备，到时候再看。第二天一大早，我不放心，上楼去看他。可把我吓了一跳，你猜怎么啦？他在那儿做起体操来了，做的就是他自己编排的那套操，拳打脚踢的，好像一切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奇了！……”
我和兄弟们背后说到父亲时，总爱引用小林园夫描写革命党人的一首诗《那家伙》：
“那家伙，像剃刀一样锋利，机器一般不停地工作。”
“所谓自己的时间，那家伙从未有过，承担了最棘手的工作，那家伙从未叹息过。”
“那家伙，充满信心的眼睛，总把我懦弱的心灵鞭策。那家伙，磷光闪烁的眼睛，把我留恋世俗幸福的心灵谴责。”
“拳打、脚踢，腿都站不直了，那家伙的眼睛，却透过牢房的铁网，向我投射着磷火。”
……
我爸，就是“那家伙”！
８．“Ｄ”日
真实的战争，永远不会像电影那么传奇。就在前线紧锣密鼓地准备开打时，上面的决心似乎出现了漂移，虽然只是些蛛丝马迹，但足以使在前线的父亲惴惴不安。
１９５４年６～８月间，随着我国外交和舆论对美蒋签约的强烈反响，美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率舰艇６艘入侵大陈海域，并连续每日出动飞机１６０架次在大陈空域进行示威性活动，台湾海峡危机日渐生成。毛泽东先后两次批示，６月１日，在粟裕的报告上批示：“处理正确，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注：《毛泽东军事年谱》８５３页）８月２１日，他又在防空军司令部的报告上批示：“请注意，需确实查清没有美军美舰的时机，方可对上下大陈进行攻击，否则不要攻击。”（注：《彭德怀年谱》５７６页）历史往往在重复，毛泽东思考的点位，与１９５２年７月，彭德怀对攻打大陈时所持的异议，可谓相映成趣。
１１月１０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停止袭击大陆，以缓和局势。但紧接着，１１月下旬，美台在大陈海域举行３次联合军事演习，并通过新闻媒体一再宣称《共同防御条约》即将签字。双方都在使用软硬两手，时局扑朔迷离。
１１月３０日，军委电告华东军区，１２月２０日攻占一江山岛，以迫使美蒋不能把浙闽沿海岛屿包括在《共同防御条约》范围之内。可是，两天后，１２月２日，《共同防御条约》还是在美国签字了。
１２月９日，华东军区报告，作战行动准备完毕，请示按原定１２月２０日发起攻击。
毛泽东于１２月１１日在华东军区的报告上批示：“彭德怀、粟裕同志：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
当日，华东军区接到上峰来电：不必太急于攻占一江山，可延至１９５５年１月，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
这个变化太大了。可延至明年一月，就是说，具体时间还不定；也可不选一江山，连作战目标也要变？搞的什么名堂？不打一江山，打哪儿？就在这前一天，也就是１２月１０日，华东军区前指向参战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由张爱萍、聂凤智、林维先签发。箭在弦上了，怎么办？怎么和部队讲？
若干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终于知晓了事情背后的原委。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作战方案已经毛主席批准，战斗即将发起之际，华东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向总参报告，兵力不够，时间仓促。陈赓将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如上的意见。（注：摘编自《张震回忆录》４９４页）何以这样犹豫再三？大战待即，举棋不定，乃兵家大忌。张震又说：我问为什么这样处理？回答是，上报告的这个同志“从来是敢负责的。”（注：《同上》）笑话！难道身为前线司令员的张爱萍就是不负责的？
针对军委１２月１１日电报，父亲经再三斟酌，发了一份力陈自己意见同时又给军委留有余地的电报。１２月１６日，他和王德署名报告：
一、此战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鉴于登陆部队战术训练、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各类舰艇准备和机场扩修最后期限于５５年１月１０日前完成，故可于１月中下旬进行作战行动。
二、鉴于１月中下旬及２月天气严寒，可考虑延至明春（３、４月份）；或放弃一江。打此小岛准备复杂长期，不如集中力量，力求于明年内打大仗。
三、（略）
从这份电报看，父亲坚持“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这是他的决心；“故可于１月中下旬进行作战行动”，这是最后期限，因为这样多的部队不可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按兵不动。“或放弃一江”，和“力求于明年内打大仗”，如果军委再定不下来，那只有放弃了。既是对军委“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意图的理解，也是他失望和无奈心态的反映。甚至是有情绪了。
苏军《战役学》中最突出的一个观点是：“战役目的的坚决性”。我这个搞战役的人，一开始对这句话并不以为然，目的有什么坚决不坚决的？目的应该是明确，意志才谈得到坚决，总以为是翻译的缘由所致。其实，在决策集团的主观意志中，在决心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总会有谨慎和冒险、犹豫和果敢之间微妙的差异。这时，就用得着苏军战役学中的这句话了：“战役目的的坚决是战役组织的前提。”在战争生死的较量中，这种势在必得、破釜沉舟的胆气甚至是冒险往往成为最后胜利的关键。这或许也是一江山作战留给我们军事指挥员的一点小小的感悟吧。
大概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５天后，也就是１２月２１日，彭德怀报请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电华东军区：“关于发动攻击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时间问题，应积极准备，只要准备好了，确有把握就发起进攻。”
这回总可以算是尘埃落地了吧？
但时机过去了。在这种反复的更改和变动中，时间像水似的在流淌着，新年的钟声把人们带进了１９５５年１月。
严寒的大陈海域，是风高浪疾的季节，所有的渔船都休眠了，对岸的国民党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在这个季节是不可能进行海上登陆作战的，有谁会顶着日夜呼啸的狂风、冒着六七级的涌浪去横渡海峡呢？美军顾问团分析，以共产党海军现有的舰艇吨位，和空军的导航设备，不可能在这样冬季多风和阴雨季节，发起任何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第七舰队驶离大陈海域，到菲律宾躲避寒冷去了。
当时我军司令部沿用的是苏军的作战术语和队标。战斗发起的日期，用俄文字母“Д”表示，即“Д日”。也就是现在军语说的，到底哪一天是“Ｄ日”？华东军区前指的所有人都知道，老天爷留给他们寻找Ｄ日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父亲说：“大家每天都在听聂凤智那个气象站的汇报。”前指对空军气象站的专家们开出的条件是：寻找风力不大于５级，浪高不大于４级，能见度、云量和云高，均要适于炮兵、舰艇和航空兵执行战斗任务的天气。要快，更要准！
但气象站的回答是：浙东沿海的冬季，几乎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好天气！
父亲说：“几乎没有，不等于绝对没有。再给我找！”许多重大的事情，成功与否，取决于自信；取决于在几乎没有中找到“有”。我相信，这种时刻，焦虑是必然的，但希望不能没有。同世界战争史上所有指挥渡海登陆作战的将军们一样，等待好天气，是他们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企盼。
辩证法告诉我们，必然存在于偶然之中，在任何偶然的东西中都会找到必然的因素，这就是规律。空军气象专家们走到当地打鱼的船老大们中去了，难道一月的台州海域真的没有天气放晴的日子吗？他们搜集了２０年来的我国海洋气象预报，参考了北起苏联库页岛，南至印尼广大海域的气象资料，经分析综合：浙东沿海的冬季的每年１月１６日至２０日，是好天气时段！这一消息，一下子使前指沸腾起来了！
上天不负苦心人。
１９５５年１月６日，张爱萍、王德报总参谋部：
气象测量结论：１７、１８、１９日风、浪、潮汐适宜海空作战（１８日最好，１９日后可能开始转坏）。为此，于１７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１８日定为Ｄ日。
登陆部队于１７日拂晓前进入石浦港待机。由于１６日夜仍有五级以上风浪，随伴火炮舰艇于１７日黄昏时到达石浦港。
１８日拂晓前，登陆部队到达头门山、高岛、蒋儿岱进攻出发阵地。如１８日天气变坏，则在石浦港待机。
我于１７日晨自现地出发，当日夜间到达头门山前进指挥所。海前指马（注：华东海军马冠三参谋长）亦于１７日夜到达。特报。
明确简捷的作战报告，铁一样冰冷的字句，但我相信，每一个当过兵的人，都能感受到里面燃烧的激情。从浙东前指成立算起，父亲已经苦心准备了四五个月；从争夺制空权、制海权的斗争算起，父亲已经准备了将近一年；从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算起，父亲已经准备了整整三年了。现在，这场战争终于不再是军用地图上的红蓝标示线了，也不再是毛泽东、彭德怀办公桌上的往来公文了，即将到来的，是火与血的洗礼。
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登陆部队陆军第６０师参谋长王坤说：张爱萍总指挥对我说，“你先去，到达头门山之后，迅速沟通联络，一旦中央军委最后批准部队行动，我向你发出‘东风’两个字。明白？”我说：“明白！首长。这是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不对，是万事俱备，不要东风！首长纠正说……”
周瑜火攻曹操船队，要得是强劲的东风。但登陆部队期待的是风平浪静的大海。
１月１７日晨曦，父亲和参谋长王德率前指陆海空三名参谋，从宁波出发。他们将经奉化、临海到海门，再从海门渡海抵头门山前沿指挥所。一路上，他不时地将手伸出窗外，试试风力的大小。“风，怎么还不停啊？”
上午１０时，车进入临海公路段。正前方，横着一排军人，这是在搞什么名堂？一名军官上前敬礼：报告首长，军区来电话，请您立即到军分区接通和上级的联系。那时我军的通信还是相当落后的。军区电话到时，父亲正在从基本指挥所向设在前沿的前进指挥所转进途中。军区只好通知沿途各单位，见到前指车辆立即拦截下来。
华东军区转来总参谋部的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战行动。”
昨天晚上，也就是１月１６日夜，总参谋长粟裕批示：
“作即办复：不要太过于紧迫，总之充分准备，完全有绝对把握攻占才行。因此我们意见时间仍可推迟。望你们再行检查。粟裕１６／１”
１月１７日，也就是今天，总参谋部正式批复：
“爱萍、王德二同志并华东军区：１月１６日电悉。我们认为１月１８日攻击一江山为时过早，必须继续充分准备，在气象良好的条件下，确有把握才能发起攻击。可推迟至２、３月份。”
据当时在场的参谋人员回忆，首长脸色阴沉，说了句：“莫名其妙！”他和王德嘀咕了一下，听不清在说什么，只是一直板着个脸，然后说：“给我要陈赓！”
父亲同陈赓是老相识。１９３５年９月，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改为甘陕支队，父亲任２纵１３大队（原３军团所属红１３团）政治委员，陈赓任大队长。父亲很喜欢陈赓的豁达和顽皮，俩人配合得很好。父亲说行军过程中，女同志要小便，就披件雨衣，蹲在那，陈赓过去就要撩人家的这块遮羞布，吓得女同志们哇哇乱叫，追着他打，他可高兴了。但邓大姐（邓颖超）、蔡大姐（蔡畅）在，他就不敢了，装得可老实了。后来他们为打马步芳的骑兵还发生过争执，但事后都不计较。父亲这时找陈赓，因为他现在是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
父亲说“一听我的声音，陈赓就哈哈大笑，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会给我打电话！我可不想笑，我说，不能接受！我讲了三条，一是，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待机地域，气可鼓而不可泄；即使撤出来，整个作战企图和我们设计的这套打法都将暴露无遗，使敌人警觉，给今后重新组织将造成极大的困难；二是，新的义务兵役法刚刚颁布，参战老兵，大多经过入朝作战、解放战争，又经过长时间的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兵员素质很高，如推迟，都复员回家，以后重新训练新兵，不知要花多大力气；三是，１８日气象预报天气良好，当面敌情无变化，战区无美机、美舰干扰，从种种迹象来看，敌人尚未发觉我作战意图。天时、地利、人和，失之而不再来。”
“陈赓在电话里问我，那你有绝对把握吗？”
“我说，绝对二字怎么讲？”
父亲曾和我多次说过，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用绝对二字。即使后来在主持国防工业期间，多次组织两弹一星的发射，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了，何况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要和政治联系起来。但他从来不用绝对这两个字，对上不用，对下也不用，也不要求和赞成别人用。对上使用这个字，是不负责任的。要求部下给你打这个包票，也是不敢承担责任的表现。他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相信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偶然性，绝对二字不是一个指挥员应该使用的字眼。即使别人对你拍着胸脯说绝对，你也不要信他。关键在于检查他是不是把一切该做的都认真地、尽力地去做了。自己做出了判断，自己定下了决心，当然，自己就要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人的作风和风格。有了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就应该下决心。一旦出现了超出我们主观以外的因素，也就是现在习惯说的，不可抗之力，那只有承认失败、承担失败，而且是坦然的、不诿过地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既然是一级领导，就不要只当传声筒。
“陈赓说，他向粟总长报告。”
“我说，你要知道，明天我就要开始行动了！”
在场的当事者王德是这样叙述这件事的：
“据粟裕总长身边的参谋张剑同志回忆：张爱萍司令员与陈赓副总长在电话中交谈了很久，开始陈赓副总长试图说服张按总参电报指示精神，暂缓执行对一江山的作战行动。张司令则坚持建议于１８日发起进攻，并反复阐明利弊，请求陈赓副总长代向粟裕总长转报我‘浙东前指’建议执行１６日原计划的理由。”
“张爱萍将军终于说服了陈赓副总长。陈还问他：‘你有绝对把握吗？’张答：‘把握肯定有，只要美军不介入。但，‘绝对’两字不好说。”
就在等待总参回话的时候，参谋方宗岳将华东军区某领导的命令抄件递上来：“把部队撤回，停止攻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
这位领导是１９５４年上半年到任的，那时大陈作战计划的先期实施实际上已经开始。
方宗岳回忆：首长看了一眼，手一挥，说了两个字“出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就在其他人都主张大打时，父亲力排众议，坚持初战只打把握更大的一江山，军委肯定了这个方案。但在行动的关头，怎么上面反而倒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把握的仗呢？从总参谋部表态的暧昧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一仗是持有怀疑的。难道真的做错了什么吗？
我找到的只是当年父亲在开战前两个星期给军委的一份报告。
军委和军区：根据对一江山作战准备情形看，其兵种器材之多，工作之复杂费时，陆海空军部队既无现成经验（连每一艘船的装载，均需多次研究试验），以及缺乏现成的登陆器材等等，都说明不是如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只指挥作战的机构所能担负的。
此次，并非是一切都由原部队准备好，我们仅做临时战斗准备。而是连调查征集并修装舰船、运送物资、扩建机场、舰船基地、作战训练等等全部准备工作，都要由我们来完成。今年及以后，解放东南沿海诸岛任务更加繁重，其准备工作和作战指挥，需由专门的领导组织才行。如照现状下去，不仅对作战工作有影响，对军区全盘工作亦有影响。
我建议（略）
本知无不言态度，仅呈参考。张爱萍１月４日于甬
字里行间，看得出父亲的怨气和无奈。是啊，前指，只是一个作战指挥机构，陆海空军的装备、战场保障、后方和各项勤务保障，应该是战区的任务。如果战区不能很好地配合，反而掣肘，再加上个人恩怨，那事情就难办了。但父亲的信只能就体制质疑，除此，他还能说什么呢？
时任２０军副军长、登陆指挥所司令员黄朝天在他晚年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也是军区领导命他撤回部队，他没有服从。他说登陆部队归前指指挥。他是他的老首长，也许因此得罪了。但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作为一名军人，能参加这样一次战斗，他终身为此骄傲。
父亲应该感到欣慰了。一个团队，一个同仇敌忾的团队，一个团结在他周围的、对他无比信赖的团队，是赢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失去了这次机会，那么他们下次、或者是再下次，他们一定成功！
总参谋部为什么会对这次作战行动一再提出质疑，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已有所披露，还是华东军区自己内部不同意见所致。回顾历史，排除人为因素，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借鉴。和平时期，在局部战争中，面对现代化的诸军兵种的协同和保障，面对错综复杂的战场建设和准备，由战区派出前指显然是不妥的。既然是由战区负责保障，前指一定是由统帅部派出，级别高于战区，才可能做到保障服从作战的需要，而不是掣肘。这也可以算是对我军在研究未来作战的指挥体制时的一个参考吧。
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题为《一日长于百年》。当一桩策划已久的大事件终于来临时，每一分钟都会像一年那样漫长。
北京，中南海。
陈赓迅速向总参谋长粟裕汇报。粟裕遂要陈赓速报彭德怀。此时的彭德怀正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得到报告的同时，即打断会议，向毛泽东报告前方指挥员的判断和决心。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当即征询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意见，然后对彭德怀说：授权你来下这个决心吧！
总参的否定意见是经报彭德怀同意的，可见彭老总对打这一仗也有所犹豫。但是，他当即表态“相信前线指挥员”，他说：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
作战处长石一宸回忆：我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报告了张总指挥。当时，许世友副司令员正在作战室，他听说军委已批准了，大声说：“坚决支持张参谋长的意见，不要再干扰张参谋长的行动。”他的话很简单，但很有力，表达了他的态度。（注：《石一宸将军亲历三次“台海危机”》）
真是好事多磨。打不打这一仗，自３年前的动议，到部队发起攻击的前一天，从最高领袖到政治局、到军委、到总参谋部，又层层走了一圈。这对力挺打这一仗的总指挥来说，就只能干好，不能有误了。我相信，这时，对父亲来说，真的是没有退路了。
父亲说：“一路上，风力还是没有减弱的迹象。黄昏时到的海门，气象突变，海上起了大风大浪，我们是坐登陆艇上头门山的，摇晃得厉害，１６号晚上前移集结的船只在风浪里互相碰撞。我一到指挥所就打电话给聂凤智问气象，我要他让徐杰同志直接跟我讲，他说，西北风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个尾巴，明天就没事了。我听了觉得太玄乎了。追问他是真的假的，不行就说不行，没有关系的，我们再想办法就是了。他说是真的，没问题的。我和王德商量，一边准备天气转好按计划登陆，但如果还是不好，就再等一天。通知部队做好防空，空军无论如何要保证不能让敌机进入我待机地域的上空。”
前指空军气象科科长徐杰回忆：“１月１７日夜晚，电话铃响了，是前指打来的，说海上风很大，登陆部队的隐蔽棚多处被吹走了，首长很关心天气。我和台长和预报员研究，认为不是天气图上大系统的变化影响，估计是小股冷空气尾部在海上扫过而产生的。我又和上海气象台通了电话，会商结果，证实了这股大风的来龙去脉，是副冷风尾部带来的短时大风，已经向南移去。”
父亲继续回忆：“等到半夜还是那么大的风浪，我想没有希望了，与其眼巴巴地盼着，不如睡觉。回到下面帐篷里，可怎么也睡不着。也许是太困了，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睡过去了。猛地一睁眼，天放亮了，心里一惊，就往外跑，呵！”
……
风平浪静。父亲没有去形容当时大海的样子，但我能想像得出：一望无际的大海宁静得就像熟睡的婴儿，深蓝色的天幕上，几颗晶亮的星星正向他眨眼睛呢！东方发白了……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８日，当天的气象预报是：大陈海域云量为０～３，云高３５００米，风向中午前北至西北，午后转东风，风速３～４米／秒，能见度１０公里以上。这对航空兵、舰艇部队、登陆兵和炮兵都是一个绝佳的天气。
一月份的大陈海域，预测只有３天的好天气。但实际上１７日并不好，徐杰写道：“而１８日傍晚，大批舰艇返航后，海上的平静就消失了，风力逐渐增大，云量也布满天空。１９日，对大陈轰炸，机场上空云量减少，但能见度较坏，１１时才转好；但下午执行任务时，目标区上空天气急剧转坏，云的层次增多，云底高有２０００米，但飞行员报告下面还有１３００米的云层。”也就是说，投弹高度只剩下７００米，这对轰炸机是危险的。
徐杰又说：“急剧的天气变化，我们未能事先分析出来，但谁也没有去注意我们这次失误，因为战果是明显的，大陈的敌指挥部被我空军炸掉了。”
１月１８日，只有这一天，偏偏被他们抓住了。
大海和天空，垂青于这些为共和国的统一而战的军人们。
１０．战争奏鸣曲
在刚刚过去的１７日下午，在距一江山岛以南直线距离不过８０海里的披山列岛，已是浓烟滚滚。我轰炸机群在歼击机掩护下，从容不迫地狂轰了披山守敌。当日夜间，浙江军区又组织了１０余艘机帆船，抵近披山实施佯动炮击。国民党大陈防卫部一下子将注意力转向披山，电令披山守军做好一切抗登陆准备。
１８日凌晨，我参战舰艇１００余艘分别从定海港、石浦港、檀头山锚地起航，分别抵达头门山前进阵地。我１２０迫击炮连当夜以木帆船秘密运至大茶花礁阵地，炮兵射击引导分队和侦察分队则登上百夹山抵近观察，头门山炮兵群已作好射击准备，而参战部队的全部无线电则保持绝对静默。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战斗是早上８时整开始的。据目击者描述，远方的天空中突然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刹那间，一江山岛顿时火光闪烁，烟雾腾腾，一江山成了雾岛。
９点以后，突然一切都安静下来了，烟尘随着风渐渐散去，一江山岛在朦胧中依稀可见。
敌我双方都沉默着……整个海域出奇的寂静，只有平静的海水和耀眼的阳光。
父亲在２０军副军长黄朝天等人陪同下，来到头门山北岙岸滩。站在他面前的是第一批突击队员，他们将在几小时后登上一江山岛。他们和这场战争的总指挥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他们相互都知道，在他们中间，有的人也许能活着回来，有的人就永远回不来了。据父亲身旁的参谋人员和警卫人员回忆说，司令员对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凝视了很久，默默地没有说话。
只有风吹着军旗猎猎作响，他是要记住他们吗？
２０年前，在长征途中，在争夺遵义外围老鸦山的战斗中，他也组织过敢死队。所不同的是，他那时作为红１１团的政治委员，是亲自率领敢死队冲在最前面的。父亲曾对我回忆过，他说：“团长邓国清负伤，彭老总对我下了死命令。攻了两次没拿下来，伤亡非常大。我收拢部队，准备第三次冲击……”父亲讲述时没有多少细节，在岁月的流逝中往事已被打磨成粗线条，但红１１团的老同志还记得：“我们都学作政委的样子，把上衣一扒。他是一手驳壳枪，一手大刀片……”
２０年，这么一晃就过去了。今天，他要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许久，他才平静地说：天气转好了，风力减弱了，空军火力准备效果很好，快到１２点了，炮兵要开始了，一直会打到你们登陆。海军的舰炮也在支援你们。记住，１４点３０分，你们要登上前面这个小岛。我会和你们在那里会面。祝你们成功。
声音平和而又委婉。
１２时０５分，突然炮声大作，４万发炮弹，雨点般倾泻下来。整个天空和海洋都战栗了。
一江山，成了一个燃烧的岛。
让我们回到北京。
１月１８日上午９时，中南海，居仁堂，总参谋部作战室。
从彭德怀传记组提供的材料中我们得知，彭德怀、粟裕、陈赓和各总部、各军种、兵种的首长都来到这里。首先由作战部长王尚荣汇报：“美军尚无异常调动，其海空兵力仍在菲律宾和日本。……现在美蒋双方似均未发现我军之作战意图。”
很明显，军委关注的重点仍然是美国的反应。
彭德怀对这场仗开打后的局势走向，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说：我们都是打过仗的，作战指挥有它的程序。美军也不例外，首先要判断我们是不是攻岛，是攻一江山？还是攻大陈？还要搞清我方的兵力。早上的航空轰炸敌损失不比１月１０日大，所以敌人不至于判断我们这次就是登陆。待到他判明了，虽然有预案，但总要根据情况修订，决心最后要由白宫定。行动前，还要在台湾解决协同问题，规定行动中的政策界限，再逐级下达，需要相当的时间。动用的兵力越多需要的时间也就越多。我估计，一两天内美军是难以来到战区的，这就给了我军比较从容的时间。只要能占他一两处滩头阵地，后续部队就能源源上去。加上明天一天，能攻得下来，顶多伤亡大些。当然，打仗这种事，不能只想顺利，或许遇到意外情况呢！比如，大陈敌舰和台湾的空军会不会倾巢出犯？部队抢滩时会不会遇到大量水雷？总之，成功与否，今天下午是关键。（注：摘编自《第一任国防部长》２０３～２０４页）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打了他的小兄弟，大哥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何况他们兄弟之间还有个生死契约呢！
再切换到一江山前线。
第一次炮火袭击后的１０分钟，登陆部队分三个编队起航了，他们将要分别进攻南、北一江山岛的三个地段。起航的暗语是：起床！
海上的航渡约两个小时，离登陆兵抵岸前的１０分钟，海岸支援炮兵群进行最后一次火力急袭。是为了向他们勇敢的步兵兄弟致敬吧，他们以最大的速度射击着，因为在这以后敌我双方将交织在一起，再打就会有误伤。前面纵使是刀山火海，步兵兄弟，只有靠你们自己了！
下午２点２９分，２０军６０师１７８团２营首先登上一江山岛的最北端乐清礁这块狭长的地段。
２０军的前身是新四军１师，参加过黄桥决战，著名现代京剧《沙家浜》演的就是他们的故事。解放战争中作为华东野战军主力，转战于华东战场，参加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７４师，毙敌中将师长张灵甫。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他们进上海后，不进民房，露宿街头，透过大上海这个窗口，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人民军队的风采。朝鲜战争爆发后，参加了第二次战役，在长津湖战斗中，出现了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我问为什么决定使用这支部队？父亲说：“这是我们华野最过硬的部队。”
首批上陆的５连很顺利，在艇上只伤了一名战士。但６连因为搞错了方向，连长未经请示就决定在湾部登陆，遭到三面火力夹击，由于携带的速爆炸药被击中引爆，两个排未离艇就伤亡２０余人。下艇后，又遭排子手榴弹杀伤，被压制在滩头上，战斗中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６连指挥员身先士卒，终于突破了敌第一道堑壕，稳定了局面。
第二路在一江山的东面登陆。１连遭到敌水线地堡的突袭，又没有利用炮火开辟的通道，反而机械的自行组织爆破，滞留了４分钟。在暴露的水际滩头上，在敌人绵密的火力下，生命的消失是以每一秒钟计算的。连长、指导员、副连长相继牺牲，只剩下副指导员一人。３排在排长率领下从峭壁攀上去，才解了围，夺占了第一线阵地。其他几个连都还算顺利，控制了一线滩头后，第二梯队也随即上陆。
第三路，是１８０团２营的部队，夺占南一江山岛。几个连都还顺利，５连只用了１１分钟，就连续突破了敌两道防线。只是其中２排在接近暗滩时，登陆艇被三枚火箭弹连续击中，全排２５人仅剩下５人。这５人中，还有３人带有轻伤。７连打得很勇猛，只用了３０分钟就从滩头打上了山顶，夺占了１６０高地。但它的３排由于动作迟缓，也是在滩头铁丝网前停留了３～４分钟，全排仅剩下６人。
岛屿登陆作战，是所有战斗中最惨烈的。因为它没有任何掩护。
第一波上陆后的半小时，也就是下午３时，第二梯队营上陆，团指挥所在海门礁开设。登陆部队指挥员黄朝天副军长报告：“步兵１７８团、１８０团４个加强营全部登陆完毕，感谢海军、空军的密切支持！”
两个小时以后，我军夺取了敌核心阵地。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８日前指给军委、军区的战况报告：
１８日１６时前我军已全部控制南、北一江山岛，正在肃清残敌。海、空兵力已展开形成对大陈方向的警戒防御。
我已率前指部分人员上岛。
张爱萍
作战处长石一宸的阵中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０８：００第一次航空火力准备
１２：０７头门山岸炮行破坏射击
１２：２０支援炮兵群火力准备
１２：１５登陆部队起航
１３：０５船载火箭炮兵射击
１３：０５海军舰炮火力准备
１３：４０船载直瞄炮兵群进至射击线对滩头行压制射击
１４：００第２次航空火力准备
１４：００登陆第一梯队完成展开，实施抢滩登陆
１４：２９登陆第一梯队攻占敌人第一道堑壕。
１５：５５登陆部队占领各制高点，战斗基本结束。
１９日２时前，残敌全部肃清。
石一宸说：“整个参战的部队，就是一支交响乐队，乐队指挥就是张爱萍。”是啊，陆海空军分别是弦乐、管乐、打击乐。各兵种呢？步兵、炮兵、工程、通信、雷达，应该就是小提琴、大提琴了；还有长号、圆号、黑管、萨克司等等，都代表什么呢？护卫舰、登陆舰、扫雷舰，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还有气象、机务、后勤……这是一支战争奏鸣曲。
１１．让历史做结论
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攻克一江山岛，全歼守敌，仅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毛泽东说：“从军事上看是胜利，但从政治上衡量，还有待于观察和考虑。”汇报时，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等做了记录。
是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必将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这一事件的决策正确与否、得失与否，只能由后人告诉我们了。
一江山岛主要战斗基本结束后，我军即转入了对大陈之敌的防御准备，１９日晨５时前，防御部署调整完毕。
上午１１点钟，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冒着蒙蒙细雨对大陈岛发起攻击。敌指挥所、通信站、气象站是第一批受难者。紧接着，大陈岛唯一的水库也无可幸免，大陈岛成了瞎子、聋子，两万军队、一万居民连喝水也困难了。
当日夜，我鱼雷艇大队以一江山为掩护，偷袭了在大陈海域活动的敌舰船，炮舰“宝应号”被这群狼撕咬，带伤逃回港湾。岸上的枪炮对着黑暗的海面乱放了一通，狼群守候到天亮，看看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吃的了，才悻悻地返航睡觉去了。大陈守军这才体会到，失去了一江山的掩护，就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就出去走动走动了。
看到一江山岛上居高临下的解放军乌黑的炮口，大陈岛还能坚持多久呢？更重要的是，坚持下去还有意义吗？
大陈，已是人家嘴边上一块唾手可得的肉了。
该政治发挥作用了。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从９月３日起，一个多月里，击落击伤你６２架飞机，击沉了你的海军主力舰太平号和另外４艘军舰，同日晚又击沉了你一艘，现在一江山也丢了，你们订立的“共同防御条约”有用吗？这只是个幻想啊！
语句中充满了嘲弄。
又一篇评论员文章说：“美蒋签订的任何条约都是一纸空文，中国人想打就打，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这段话是从毛泽东在送审的清样上的眉批演绎过来的。原话是：“我想在哪打，就在哪打；我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毛泽东有时候很老成，有时候也很孩子气呢。
台湾方面。当日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蒋介石表示决心：“大陈岛将作最后的坚持”。第８４师全部抵达大陈，并向大陈运送了物资８００吨。大陈非战斗人员、居民１２００余人分批疏散南麂岛。伤员、家属约６００人撤往台湾。
美国反应的声势更具恐吓性。国务卿杜勒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动将牵连美国，是一个国际冲突。”艾森豪威尔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权，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武装部队“保卫台湾”和“军事上的外围阵地”，并扬言必要时将使用原子弹。
美军驻菲律宾第１７特混舰队、在香港的第７舰队旗舰和在日本的第１５特混舰队重巡洋舰，分三路驶向我战区以东外海集结。美第７舰队司令普赖德称：“目前对大陈岛的任何进攻，都将被美国解释为干涉第７舰队的任务。这种干涉可能遭到美国方面的报复。”美海军特遣舰队航母战斗群，在浙东海域外侧起飞战斗机４９６批２２２４架次。据目击者称，大陈海面上６个航母群，黑压压的一大片，战云密布。
父亲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们从头门山下来，准备休息５天，再攻打大陈。我们研究，认为美国来了，这场战斗可能成问题了。但我知道它不过做做样子，不会直接参战。它还能老在这里？一江山丢了，它大陈怎么守？就在这时，我接到北京的命令，说现在美国干涉，战斗要停一下。陈老总也打电话告诉我，无论如何，你们海空军不能出航，怕引起西太平洋战争。我们研究，不主动出击可以，但他飞到了我们海岸线上空，还就要打它。”
美国这个黑老大，真的要为小兄弟打一架？
台湾“外交部”的叶公超、顾维钧要求杜勒斯发表“带暗示行动的公开声明”。杜勒斯冷冷地说：在当前情况下是“无法去吓唬谁”。他还说，美国“鼓励中华民国国民党撤出大陈”，当然，“美国将提供海上和空中保护”。
父亲回忆说：“看得出，美国很谨慎，它气势很大，但飞机和舰只都在大陈一侧，目的还是在于掩护大陈本岛。彭老总打电话给我，说美国的杜勒斯找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交涉，要我们答应放蒋从大陈撤出去。后来我知道，杜勒斯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通了热线。他问，美军如果协助大陈的国民党军撤离，中共军队会不会阻挠呢？莫洛托夫幽默地说，这个吗，怎么能问我呢？你该去问问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啊！哈哈，他也就是这个出息！”
美国第一次因为一个小岛的争执，请求他的对手来替自己斡旋了。
蒋经国亲赴大陈组织撤退，代号“金刚计划”。但历史的细节远不止这么简单，蒋经国对美国是否真会掩护自己撤离仍心存怀疑，同时他也无法断定共产党就一定不会攻击他。但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台湾旅美作家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这样描述：
台湾来的船团，杳无音讯。（蒋经国）早起盥洗完毕后的第一件事是要同伴刘毅夫“请看看海上有船来吗？”刘说：“我充分了解望洋兴叹的心情了。”
２月５日，经国收到一个宪兵的短柬：“我们在哪里，你就到哪里，哪里危险，你就到哪里。”不错，是“在凄风苦雨中，共生死的感叹心声。”但除此还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总政治部主任，职责所在，又是父亲的儿子，人伦责任，只好“吃吃人家所不能吃的苦了。”经国本想搭机回台北，看看究竟。“怕民众误会”而“迟迟未做决定”。
７日，阴雨连绵，春寒料峭。经国告诉刘毅夫：“到外边去望望吧，今天该有船了。”“夜雨已停，仍是满天低云，我（刘毅夫）跑出渔师庙，上了附近的海边小山头，向东一看，吓，真来了，大概是一艘美国海军的扫雷舰，也许是联络舰，舰身的号码是１２４号。再往屏风山外边看去，有更多数不清的战舰，像鲨鱼群似的往大海域涌来。我立即跑回渔师庙，报告了蒋先生，他只微笑地点点头，一句话也没说。”
其中之味，不是当事者，谁能品尝得出？
２月８日，“金刚计划”付诸实施。预定在八天半内分批撤走岛上全部军民３３７７７名。由美国提供全部运载舰船。
同日１８时３０分，浙东前指下达作战命令：解除第６０师进占大陈岛的任务，派公安第１６师在国民党撤离后，进占大陈岛。海空军任务按原计划不变。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在“金刚计划”实施的第二天，即２月９日１９时２９分，两架美战斗机擦边进入，刚过浙江松门上空，高炮部队这帮家伙手特快，一个齐射，当即击落一架。战况报上来后，父亲说：“坏了，给周恩来惹麻烦了”；“报上去，陈老总说了声，乱弹琴！”父亲说：“我一直在等反映，不想美国第７舰队司令在答香港记者问时说，有一架飞机因为迷航失踪了。哈！”
以后的事情是，美机起飞４架，我也起飞４架，空中对峙；第二天，美机起飞８架，我也起飞８架，又是对峙；终于有一天，美机起飞１００多架次，我也起飞了１００多架次。
像两个小孩子打架，有意思吗？父亲说：“这已经不关我的事了。”
２月１２日，公安１６师先头连登上大陈。此时风光秀丽的大陈岛，只剩下一个不肯走的老人和他养的一只猴子。房屋全部都烧毁了，地雷遍布。排雷时，我一排长牺牲……
两天后，我军先后进驻披山、鱼山、北麂山、北龙山和台山诸岛。
到了第９天，南麂山岛的守军还不想走。父亲说：“炸它！”
第１０天，我军轰炸了南麂山岛，海军的狼群又从三面盯上了南麂山岛。
可怕！３天后的一个夜晚，该岛守军逃往台湾。
至此，浙东沿海敌占岛屿全部收复。
对这场仗，军内军外，国内国外，议论者不少。有人认为伤亡大了。伤亡大者说，敌我伤亡１比１．２３，不仅高于我解放战争的比例；也高于美军在硫磺岛登陆１比１．２１的伤亡比例。不同的意见是：战役计算和战斗计算是有区别的。一江山战斗仅仅是大陈列岛战役的突破之战，大陈是不战而得，把他２万人放掉了。从整个战役来看，加上这２万，敌我对比应该是２０比１。纵观历次战役，都是攻坚阶段伤亡远远高于扩张战果阶段。所以，从整个战役看，是得大于失。
也有说，打个芝麻大的小岛，何致兴师动众？但彭德怀就说：“告诉张爱萍，给我杀鸡用牛刀！”没有大规模的陆海空军的狂轰滥炸，大陈能撤吗？美国能出面叫停吗？没有真正实力的显示，台海能平静吗？蒋介石能放弃反攻大陆吗？“用霹雳手段，显菩萨之心。”美国不甩它两颗原子弹，战后的小日本能对他俯首帖耳吗？这，就是战略！
还有议论，说这一仗根本就不该打。我也曾和父亲讨论过，我问到，“通观一江山作战的始末，我怎么觉得上面好像一直挺犹豫的。”我又问：“这么多年了，对一江山一直没有好好宣传过，有许多人讲这和彭德怀挨整有关。是吗？”
每次谈到这里，父亲总是沉默着。是他回答不了呢？还是根本就不想回答。我很难做出判断，因为他不是个爱打探小道消息的人，也不是个很在意别人对自己评价的人。
为纪念一江山胜利５０周年，２００５年国防大学编了一本书《风驰虎跃一江山》，书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并没有出现，而地区性的局部战争成为了主要危险。把一江山作战放到历史的格局中考察就不难发现，此战已经具备了当代局部战争的某些特征。在这场作战中显现出来的众多的特点，如：战略的目标、战役的组织、战斗的规模，三者高度统一；世界各大国介入一个敏感地区的争端，使政治、外交、军事斗争各种手段紧密交织，相互制约；国家最高决策层直接参与并干预到具体的战斗行动……等等，这些都区别于我们战争年代传统的作战模式，以至外军评论是“有限战争的典型战例”。这次战役所反映出来的带规律性的经验，对我军建设特别是军事斗争的准备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可惜我们认识它，已经是在半个世纪之后了。父亲和当年曾在一江山岛上叱咤风云的许多英雄们已经作古了。
随着一江山岛上空战争的烟云渐渐飘散，国共之间长达２８年的战争该画上句号了。虽然后来还有过炮击和空中、海上的冲突，但大军压境的战争状态毕竟是结束了。蒋介石呢？反攻大陆的梦想也随之烟消云散。台湾海峡的军事主动权完全转入我军手中。
台湾海峡战争的冬眠期渐渐到来了。
中共最高决策层从一江山岛这个袖珍式的行动中摸到了美国人在台湾海峡的底线。《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中提出：“台湾问题是西太平洋矛盾焦点，涉及美、蒋、和我们三方，全部解决问题是将来的事。”（注：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３３７页）
但双方都还在喊，因为，一定要收复台湾，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攻大陆，也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相互对立的双方，背后的理念又是一致的，都不愿意自己成为中华民族分裂的罪人。这大概就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吧。
一江山岛，成了国共两党内战走向终结的见证。
写这本书时，我查阅到网上台湾方面对这场战争的描述：
“共军于拂晓即开始以机群、炮舰及岸炮，轮番炸射一江山岛上我军碉堡、阵地、水际及滩头防御设施。一江全岛，已全部笼罩在弹幕下，硝烟弥漫，火光闪烁。至中午，岛上我军阵地、工事、通信，遭受严重破坏，各部队间，已失去联络掌握。午后，共军以小型登陆舟艇为主体的登陆船团，分由南田至海门一带港湾驶出，在大型作战舰艇掩护下，向我一江山海岸抢滩登陆。我忠勇守军，虽予猛烈阻击，但共军借其人海战术，冒死攀登上岸。在战斗过程中，王生明司令，一直坐镇指挥所，指挥所属作战。最后，王司令在电话中报告刘司令官：‘敌军已迫近到指挥所附近５０公尺处，所有预备队，都已用上，我正亲自指挥逆袭中，我手里还给自己留着一颗手榴弹……’……话未说完，电话机中传来‘轰’的一声，通话就此中断。刘司令官和我们围在电话机旁的人，都知道王司令已经壮烈殉国，无不热泪盈眶，悲恸不已。王司令虽已成仁，但一江山岛我军仍在继续各自浴血奋战……”
现年６２岁的陈学连，当年是大陈防卫司令部派往一江山支援部队的一员，因风浪过大，部队半途折返，陈学连当场落泪，因为，他的父亲是一江山守军的一员，天涯咫尺，他只能困守大陈，等待父亲必然的死讯。他说：“那時候我们年纪轻，只知道想报仇，你到哪里报仇？那儿都是海水一大片，你总不能自杀吧！对不对？”“哪还有命回來，心情上很苦闷，就待在那里。”
对一般人来说，战争是残酷的、血腥的，但战争之所以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独具特色让人难忘，成为文学和人性永恒的主题，也就在于它的残酷和血腥。英国战略家富勒的名言：“除非历史能教会我们如何去展望未来，否则军事史只是一部人类血腥的浪漫史。”
我们不能展望历史，但能回顾历史。一江山战役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当年剑拔弩张的国共之争，随着老一代人的逝去已经变得依稀而遥远。国民党居然沦落到了在野党的境地，他们的政敌共产党甚至为他们惋惜起来。对比搞台独的民进党，好像还是老熟人交情要深些，在北京，两党新一代的领袖握手拥抱。
撤逃到台湾的大陈居民，许多辗转去了美国，他们在异国他乡，艰难创业，聚而不散。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这帮人回大陆投资，希望能重建家园。但愿有一天，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能永不再战。
战争，你是人类历史花园中一朵带血的花。
毛泽东是深谋远虑的，由一江山争夺而引发的第一次台海危机，毛泽东说了，还需要看，看清在这场三角博弈中的走势，权衡其中的利弊。他需要时间。因为他知道，摆在这个新兴的共和国面前的真正对手，是世界上的超级霸主——美国。
毛泽东也是个预言家，他说的政治上还要看，不仅体现在时局上，也折射在许多参加过这场战役的人的命运上。
父亲在战后即赴总参谋部任职。他不想去，他说：“上面人事关系复杂……”但哪里不复杂？南京军区（战后华东军区撤销）党委向军委上报了《党委常委对张爱萍同志的意见》的报告。报告里说他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领导同志……
一切源于一江山。刘帅找了他，说，我们还是了解你的，但留在这里能干什么？你还是到总参去吧。父亲说：“我想想也是，既然在这里也干不出什么名堂了，那就走吧。”
后来，父亲去南京军区检查工作，张震当时是军事学院的院长，他请父亲和南京军区的领导一起吃饭，当年参加作战会议的领导同志对父亲说：爱萍啊，干了这一杯，过去的事就算了吧！我问父亲，你怎么说，他说：“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口就干了呗！”
是军人，就该豪爽些。
若干年后，南京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因为历史上的一个处分向军委申述。父亲已经是军委领导人了，他出面讲了公道话。这位同志很感动，写了一封信，为当年附和批评我父亲的事感到很歉意。父亲说：“这种小事，都过去了，哪个还会记得它。”
父亲走后，王德和司令部其他４个处长也倒霉了，说他们是父亲的小圈子，后来在运动中一个个都被查出有历史问题，结果又一个个把他们都撵出军队。王德分到山东省计委。他伤心透了，找到父亲。父亲也急了，叫秘书去调查，找了北京市公安局，查出了有２１个叫王德的，逐个排查，总算把他历史上的事给说清了。父亲又找了陈老总，最后由陈出面，才把王德又弄回军队。不过还好，任了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总算人尽其才了，以后又出任大军区的参谋长。其他几个人的下落我就不清楚了。
一江山岛啊，你见证了多少人间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