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一代海军军人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毛泽东统领的解放大军排山倒海般地跨过长江天堑，三野第３５军率先占领了国民党的首府南京，宣告了蒋介石２２年的统治土崩瓦解。钟山风雨，兴衰存亡，长达百年的战乱结束了，天下一统。
就在这一天，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落里，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诞生了。它的第一任司令员就是后来担任了中国国防部长的我的父亲张爱萍。
１诞生在小村落中的中国海军
他是自己驾着一辆美式吉普车，穿越华北战场，日夜兼程，来到三野司令部驻地安徽蚌埠的。在这之前，他曾通过大连党的组织向华东局反映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已经痊愈了，已经是个正常的人了，可以重上战场了。但，迟迟没有回音。他决定自己搭乘火车奔赴前线，途经沈阳、锦州，到了天津，再往前，铁路就不通了。刚刚解放了的天津，由军管会主任黄克诚掌管，在他麾下的正是自己的老部队新四军３师。他调任４师后不久，黄克诚就带着这支部队闯关东了，先编为东野２纵，后扩编为四野１４兵团第３９军。老战友们相会，自然许多话要说，但频频传来的捷报和源源不断向南开进的军队、辎重，在这大战过后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愈发使他心急如焚。还是吴法宪了解他，给他弄来了这辆美式吉普。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扮演的角色，毕竟不只是丈夫和父亲，他是个军人，战场呼唤他。他养伤这一走，就是３年。这３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天翻地覆的３年，中国共产党人从５０多名党员起家，经过２８年的奋斗，今天，他们将执掌国家的政权。当父亲还在身体和精神的创伤中挣扎时，他的战友们已经在大决战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出又一出辉煌的剧目了。
翻开第三野战军战史可以看到，在３年的解放战争中，第一场大规模的作战，就是父亲参加指挥的战役——《津浦路徐济段战役》。战史记载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央军委下达作战指示，１８日战役发起（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１６页）。但据父亲回忆似应更早一些，我查到的资料证实，就在“八一五”鬼子投降后的第３天，国共两党就开打了。８月１８日父亲接到作战任务，电报指示：“集中主力迎击何李两顽，仍采自卫立场，如向南进军，大超出自卫，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影响均于我不利。……集中力量歼灭一路是有把握的，可相机攻占永城、孙町，以去我心头之患。”
这就与历史的真实相吻合了。蒋介石在得知日本即将投降的４天前，便于８月１１日下达抢占战略要点的命令。“去我心头之患！”这是华东局和中央对他的重托。他亲临前线，组织指挥了这场解放战争中的开场大戏。可惜啊！两个月后，他就因车祸负伤，离开了指挥位置。这才仅仅是大决战的序幕啊！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巾。”在这之后，就有了苏中战役、鲁南战役。苏中战役七战七捷；鲁南战役一下子就消灭了国民党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以后仗就越打越大，莱芜战役，３天之内，干掉国民党精锐师团７万余人。不到３个月，华野部队在孟良崮战役中消灭了蒋介石称之为五大主力的王牌军整编第７４师，中将师长张灵甫毙命。陈毅说：“我就是要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紧接着是洛阳、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大决战的序幕。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５６万余人，它的恢弘战绩铭刻在世界战争史上。
与父亲同时期的，也就是大革命后期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这批干部，长征前后，由于各个根据地的情况不同，在中央红军的，大多是师团级干部；在二、四方面军的大多是军师级干部；抗日战争中，在八路军中大多是旅团级干部，新四军中大多是支队或后来的师旅级干部。解放战争后期，全军统一整编为一、二、三、四和华北五个野战军，下属１２个兵团，这批人基本都是兵团级的干部了。他当年的参谋长张震，已经是第三野战军的参谋长了；他的副师长韦国清，现在是兵团政治委员了。第三野战军４个兵团，人才济济，齐装满员。虽然国民党仍有半壁江山，但“呼啦啦大厦将倾”，如毛泽东所说，剩下的只是“追穷寇”了。
在中国的大舞台上，国共两党２８年的拼杀已近尾声。大幕，即将落下。
是啊！遥望决战的旌旗号角，一个有血性的军人，远离厮杀的战场和他的军队，他又能怎样呢？虽已时隔久远，但我仍能从他回忆时的神情中，觉察出当年的孤寂和无奈。每当触及到这个话题，他只有两个字：“养伤”。
被时代遗忘是可怕的。好汉不提当年勇，抗日战争中，他那辉煌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出了天津我就自己开车，第一晚住德州，第二晚到济南，又经徐州到蚌埠，陈老总见我回来很高兴，那时正准备渡长江，华东野战军改成７、８、９、１０兵团，向长江边推进。陈老总问了我身体情况后，想把我留在三野司令部。我说，情况我不熟悉，还是想到部队去。他说，各兵团都配齐了，要去，只能是副职了。我历来不计较这些。宋时轮当时在９兵团，我和他很熟悉，我说，那我就到９兵团给宋时轮同志当个副手吧。宋听说了对陈老总说，让爱萍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好了。那当然不行！”
父亲的回忆跳过了一个细节。据资料记载，他回前线后，先是到的总前委。总前委是中共中央在淮海战役前线的代表机关。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为了在与国民党军进行最后决战时形成力量的优势，中央决定，把第二和第三两个野战军整合起来，组成百万大军，形成压倒之势。总前委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邓小平任书记。淮海战役结束后，总前委继续行使职权，组织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进行渡江战役。父亲就是在这个期间重返前线的。他的情况多少让组织上有些尴尬，给父亲任了个总前委委员，算是暂留总前委帮助工作。显然，在这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转折年代，像我父亲这种人是决不会甘于这种闲差的。于是就有了前面他提出给宋时轮当副手的情节。
在父亲一生中，宋时轮是他最信赖也是最知心的朋友。宋比他年长３岁，他们都是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干部，同年入团、同年入党。解放战争一开始，父亲留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宋给陈老总统领的山东野战军当参谋长。他们身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豪爽、正直、疾恶如仇。只不过宋比父亲更有城府，更为老辣，父亲见到他，总是叫一声“宋老鬼！”
“尚有半壁山河没有解放”父亲回忆说：“干什么都可以，只要是自己能胜任的。”他在苏联的疗养院里，像个听话的孩子，遵从医嘱，拼命地划船强身，大口吞食着对他来说是怪味的食物；他在绝望中，惊喜地看到自己的身体奇迹般地复原；他在没有得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自己驾车驶往前线。只要能在火与血中厮杀，让他干什么都行，即使给他的下级去当下级。
但就是当下级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还没走，又来了新的指令，成立后的新中国，急需配备一批外交官，张爱萍喝过墨水，又吃了洋面包，调任驻外使节再好不过了。命运总是和他作对。闹学潮时，他这个拼命三郎就想真刀真枪地干；好不容易走出家乡，来到上海，又分配做地下工作，撒传单、搞游行；要不是因为组织苏北农民暴动，他还去不了红１４军。本想痛痛快快地厮杀一场吧，却打残了一只手；也是像这次，伤好了，辗转到了苏区，结果又被共青团看上了，一干就是４年；五次反围剿临近失败，急需充实干部，他这才得以重回军队。抗日战争开始，别人都去了野战部队，却把他弄去搞统战……
过去在部队呆过的，都有这个体会，没文化不行，但文化太高了也不行。什么写稿子啦、学习啦、宣传啦、俱乐部啦，就找上你了，时间长了，脱离了军事业务，成了个文化兵，结果影响个人发展，一事无成。我当兵时，就怕让我干这个，我就不给他好好干，这一招还特灵，到底还是把我留下搞军事工作了。可我爸就没这么多心眼了。我查到当年由粟裕签发的电报：“……张爱萍已同意出任外使。”不知父亲为什么自己没有说起这一段。有什么办法呢？好不容易养好伤归了队，不仅没位子了，连军装也要扒下了。
“临去时，陈老总找我，走不了了！”
怎么呢？“军委决定，东北建空军，华东建海军，你，立即着手组建海军。”“什么海军？”父亲回忆着：“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这个人一辈子做事都是这样的，份内的事，认真做好，没有把握的，位置再高，我也不争。对事业负责，对自己负责。但陈说不要再讲了，这件事，军委已经定了，任命我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说，你马上给我行动起来！”
“我还能说什么？我问，去海军怎么个干法？他说，到时候你自己就会干了……”父亲苦笑着说：“他倒真是痛快！”
白马庙，这个坐落在江苏泰州城边上的不起眼的乡村小镇，海军“成立大会”在这里召开。参加者算上父亲共５名干部，他们是：８２师参谋长李进；三野军工部采购科科长张渭清；三野司令部作战参谋黄胜天；管理员温礼芝。另外，还有８名战士。父亲说：“加我这个司令共１３个人，我是个空头司令，没有机构。其实，要机构也没用。”
因父亲与４个人在这里开了半天的会而扬名的白马庙，２０００年，江泽民为它题写了匾额。如今，白马庙这个名字已经被注册，成了泰州市旅游和招商引资的热点品牌。
关于海军的成立日期一直争论不休。４０年后，１９８９年，在父亲离开政坛的两年以后，中央军委做出决定，每年的４月２３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纪念日。像中国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一样，在经过了历史的沧桑巨变后，当影响政坛的种种因素渐渐淡化，才能被人们认可下来。
父亲回忆说：“陆军驾轻就熟，海军呢？我曾读过《对马》这本书，就算是对海军的全部了解了。我没有把握能驾驭它，何况，就眼前来说，一点基础都没有啊，人、船到哪里去搞？”
这本书，我是在长大一些后才读到的。我喜欢在父亲的书柜里翻腾，父亲并不阻止，只是必须保持原有的摆放。书的纸页已经发黄，扉页上有父亲的签名。书中记述了１９０５年在日本海的对马海峡日、俄两国海军进行的一场海上恶战，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一举摧毁了俄国沙皇的第二太平洋舰队。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在蒸汽时代阶段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它对之后的世界列强在远东的利益格局和近代海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说的作者诺维科夫·普里波伊是这一战役的幸存者，他以亲身的经历记述了许多难为人知的战役战术的细节，可以说，这也是一部军事教科书。还是抗日战争在皖东北时期，根据地被敌人封锁，缺吃少穿，信息闭塞，文化生活相当匮乏。刘少奇来皖东北视察时，特地从上海购买了大批书籍。记得小时候，父亲讲到他当年读到这些书的心境：“久旱逢甘露啊！简直是吞食。”后来经历了“文革”，在那个人类文明被扫荡一空的年代，我才体会到父亲所用的“吞食”这个词的真切含义。在父亲吞食的那批东西中，就有《对马》这部书，这是当时唯一能够找到的一本准海战教科书了，它给了在平定洪泽湖战斗中的我父亲以极大的帮助。翻开《张爱萍军事文选》，可以找到《平定洪泽湖》这篇文章。文章附有舰艇战斗编组和攻击路线的插页，一眼就能辨别，这是《对马》书中插图上的舰艇符号，可见此书对父亲影响之深。我至今脑海中还留有书中描绘的战斗场景，呼啸的弹雨，撕裂的铁甲，燃烧的船舱和流淌的鲜血，声声震耳，历历在目，甚至能感到呛人的硝烟扑面而来。巡洋舰斯顿科依号，在日舰的轮番轰击下，载着阵亡的官兵和海军军人的尊严，撞向郁陵岛的石壁，自沉海底……我那颗少年的心在颤抖。
当然，对一个海军司令来说，这本书就太小儿科了。但从他的言谈话语中，仍然能感受到这本书曾对他有过的影响。我多次听到过他对海战史和海洋战略的阐述，虽然那时他早已不在海军了。他像讲故事一样告诉我，那是古老的铁甲战列舰称霸海洋的时代；对马海战所采用的“Ｔ”字阵，后来成为了近代海战的基本形式。我也和他侃：大舰巨炮主义的代表是无畏型战列舰和战斗型巡洋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作战集群替代了巨炮铁甲的战列舰，主宰了世界的海洋……
其实我父亲读的书并不是很多，但他悟性好，一本书，往往能引起他许多思考和感悟。他说，对马一仗，印证了马汉的海权说，战争的结局不仅限于军事方面，而是直接左右了俄国、日本后来的走向。他问我，学过俄国革命史没有？他们这一代人中，相当一些人，对俄国的这段历史很熟悉。他说，对马的失败，加剧了俄国国内的矛盾。一个月后，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起义，喀琅斯塔德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官兵暴动，俄国土地革命由此开始。两年后，参加过对马海战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上向冬宫开炮，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仗，同样也给日本带来了利益。《朴次茅斯和约》的订立，使日本从此进入了世界霸权的行列，导致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亚的危机。他说：“所以，中国海军的发展，不能忽略苏联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因素。”
我不可能知道在受命组建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时，父亲拥有多少海洋方面的知识，但我能肯定，《对马》这部他无意间读过的书，对他的启蒙作用。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他们最初接手这个国家时，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在他们身上你总能看到悟性和聪慧的光彩，也许这就是中国特色吧。
２两个跛子
“说我是海军司令，不如说是‘空’军司令。”父亲说：“摆在眼前的难题是，一无船；二无人。当然，第一位的还是人。不是随便什么人，是指懂得海军的专门的人才。”
我翻看过当年招募海军人员的通告，凡当过海军、干过船务、学过船舶、懂得机械，甚至只要生长在江海河湖地区识些水性的，只要本人愿意，都欢迎加入海军。共产党当时若不是被逼上梁山，也不会穷其如此了。
来自国民党海军的一些同志现在还记得，张爱萍当年风趣地对他们说：“你瘸了条腿，我也瘸了条腿，我们绑在一起，不就成了两条好腿吗？”
“两个跛子”的笑话，就是海军初创时期的建军方针。父亲解释道：“来自解放军陆军的同志，政治上没有问题，但不懂技术，算是缺了一条腿；来自国民党海军的同志，业务熟悉，但需要提高阶级觉悟，也算是少了条腿。两个跛子合起来，象征着新老海军的同志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新中国海军。”
这个方针的原文共３３个字：“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
在这３３个字里，最关键的是一个字，即“原海军人员”的“原”字，凭着这一个字，注定了新中国海军的性质和命运。海军就是国家的海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海军。今天，国民党海军人员，只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他仍然可以成为人民海军的一员。
共产党自己是不懂得海军的。但在短短的一年中，新中国海军，在基本没有得到苏联援助的情况下，边打仗边建设，从无到有，形成了拥有１５０条舰船的，可以在近海海域与国民党海军相抗衡的一支海上力量，不能不说是这个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父亲说，他为了这一个字思考了好几个昼夜，是“老海军？”“是旧海军？”都不好，最后定下是“原海军”。几经周折，终于把它写进了海军的文件中，形成了具有法律效应的全党的共识。
毛泽东以他自己的行动支持了海军的创意。他在北京召见海军的代表，这是海军建军史上的第一件大事。为了表示我们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新中国海军的诚意，父亲通过当时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向中央建议，请毛泽东接见海军起义将领和爱国人士代表。毛泽东欣然赞同。
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８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接受毛泽东接见的国民党海军人员有：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机械署少将署长曾国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我党地下工作者金声；国民党海军兴安号舰长，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徐时辅。
自１９３７年７月算起，我父亲受领毛泽东交付的任务，奔赴抗日前线，他们分别已过去１２个年头了。现在留下的，是接见时父亲给毛泽东拍下的几张照片。后来从这些鲜为人知的照片中，挑了一张收集在他的诗词、书法、摄影集《神剑之歌》里。我问他，你这个海军司令，带着部下去晋见开国皇帝，不规规矩矩的，跑来跑去地拍照片，这行吗？父亲说：“有什么不行的？毛泽东说，你们随便照！……主要是薛伯青同志拍的。”薛后来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是我军第一代摄影师。在我家的相册里，至今还保留了他和我父亲当年给毛泽东拍摄的许多相片，有正面的、侧面的、逆光的。毛泽东的头发很密很长，打着手势。不难想见，在座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当他们看见共产党队伍中，领袖和下属间毫不遮掩的亲密和平等，以及久别重逢后共享胜利的愉悦心情，他们会是何等的惊讶啊。
不管从什么角度说，这都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见。我曾多次要他详细谈谈，但他回答都很简练：“毛泽东赞成我们的做法。”还有呢？“没有了。”怎么可能？“我正计划要出一张报纸，人民海军报，顺便就请他提个字。他问写什么好？我一时也想不出来，他说，你回去考虑一下再找我好了。”
毛泽东的这幅题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珍藏：“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国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文革”时批斗我父亲，问他题字的原件呢？他说我怎么知道？给海军报题的，问海军报社好了。又问他题的什么内容，“忘了！”审讯的人大怒，毛主席的话你都敢忘了！父亲说：“你说得不对，这话有一半该算是我的，是我提出来的，毛泽东照着写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实际上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第一次大革命就是国共两党为打倒封建军阀，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一次通力合作。父亲回忆说：“１９２５年各个地方都成立国民党，达县成立了左派县党部，重庆有两个省党部，左派在莲花池，右派在土地庙。左派国民党实际上是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分裂，其中有一些人后来没加入共产党。”再以后的抗日战争，也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一次两党合作的民族战争。父亲自己就曾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与了李宗仁台儿庄会战的策划，他还给黄绍竑做过政治指导员。在国民党内，在上海民族资本家和各民主党派中，他都有着众多的朋友，何况还有我母亲家族的渊源呢。
父亲说：“撇开过去的恩恩怨怨，爱国总是一家吧。国民党起义和流散在大陆的原海军人员中，有众多的英、美、德、日海军军官学校的高才生，他们怀着对甲午海战的耻辱，为了民族振兴、报效国家出洋留学。他们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深恶痛绝，只是回天无力罢了。”
他以“雪耻中国海军的历史”为题目，组织了专场报告会。他说，中国近百年的耻辱从哪里来？从海上来！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舰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哪一次不是从海上侵入，定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的海军呢！它在哪儿？
今天，我们终于有了人民自己的海军，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再欺负我们，我们这支海军将首先在海上予它以重击。他最后慷慨激昂地呼吁：“让我们这支人民的海军，在保卫祖国的伟大爱国战争中，为了海军的荣誉，为雪耻中国海军的耻辱历史而奋斗！”（注：《张爱萍军事文选》第１１１页）
听的人热血澎湃，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那年，他３９岁。
时光过去半个世纪，今天，我们重温这些，仍然感受到它强大的生命力。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不同政见、不同信仰、不同政党的炎黄子孙们，为什么就不能团结起来呢？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吃他这一套的。小儿科嘛！哄哄小孩子还可以。
起义将领，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长他５岁。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也就在新中国海军成立的这一天，国民党第二舰队的２５艘舰船在司令官林遵将军率领下，在南京笆斗山江面宣布倒戈。林遵，福州市人，１９２４年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任过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林遵将军的声望除了他本身的经历外，还得益于他的先人，中国近代史的起始点，鸦片战争中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第二舰队起义后，父亲派８２师参谋长李进去接管。父亲回忆说：“很困难，林遵不愿和华东海军合作，还多次说，少管我二舰的事。”
争端是由处理一名违纪水兵引发的。战事刚停，一片混乱，为防止水兵滋事，二舰规定严控外出人员。这帮国民党水兵，个个骄纵惯了，一下子哄闹起来，舰队遂将带头闹事的一个叫赵孝庵的家伙关押起来。解放军当然有自己的一套办法，除严肃纪律外，还讲究的是政治思想工作，启发士兵觉悟。李进亲自探访，原来赵还是个流浪儿，那就是自己的阶级弟兄啦！李进说你现在是解放军了，解放军可不光是个兵，当了解放军，就是干革命，打倒贪官污吏、军阀恶霸，解救天下受苦人，所以解放军叫自己是“革命军人”。我们都是受苦人，都被人家欺负过，怎么就跟着国民党军队欺负老百姓呢？用解放军的话说，这叫忘本啊！赵长这么大，靠的就是拳头，哪里有人给他入微入理地讲过这些？点到伤心处，两人都流了泪。李进遂向林遵反映，赵已觉悟并认错悔改了，是否就解除监禁，并以这个典型教育大家。林遵有林遵的做法，军令如山，司令一言九鼎，不就是个兵油子吗？岂能坏了规矩？愣就是不给这个面子。李进也是个认死理的，解放军讲的是三大民主，讲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既然你投了解放军，就得按解放军的规矩办！
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是两条带兵的思路，无怪国民党许多将领奇怪，这帮一听枪声就逃跑的家伙，怎么到了共产党那边全都不怕死了？赵孝庵后来在海战中成了战斗英雄，代表华东海军参加了北京国庆节的庆典，接见他的已经不是第二舰队的舰长和司令了，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这对这个流浪儿该是多么大的鼓舞和荣誉啊！你说，共产党能不取得天下吗？
老爷子还没见到林遵，他的部下就和林遵冲撞起来了。他不得不为这个小兵引起的麻烦，亲自拜会林遵以化解误会了。他回忆说：“接收林遵时，他非常傲慢，认为功劳不小。我是诚恳的，还是讲两个跛子共同建设新中国海军的道理，但他有些不以为然。他坚持说你们是陆军，没有文化，不可能当海军。海军军官要高中毕业，水兵也要是个高小学生。对我这个司令也不买账。”
其实，不仅在共产党内，就是在许多民主人士中，对林遵起义也是颇有微词的。在解放战争将要进入第三个年头时，战场的情势出现易位，解放军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惊呼：“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１９４８年８月致马歇尔的报告）。蒋介石不是傻子，他当然要考虑后事的。他启用林遵，重组第二舰队，担任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沿江防务。名为海防，实为江防，以期有朝一日，尚能划江而治。４月２１日夜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知大势已去。２２日下午，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召林遵到海军总部见面，令其指挥第二舰队和集结在南京的所有舰艇撤往吴淞，掩护退守台湾，并以海军副司令和青天白日勋章期许。这次是想划海峡而治了。林遵自觉时机已到，遂于４月２３日晨，召开全体舰长会议。他摆了几条：一是走，遵旨强行东撤吴淞，可当面仪征至七圩港已有解放军三道炮火拦阻线，东撤，无异于飞蛾扑火，你我弟兄还不都做了水底冤魂；二是等，但对面江阴要塞的弟兄们昨天反水啦，解放军不战而得，窝都给人家端了，没有补给，往哪儿呆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南京政府已作鸟兽散，弃我等弟兄于不顾。兄弟舰重庆号只一艘，起义后尚受到解放军高规格礼遇，况我等是一个完整的舰队呢！大难临头，何去何从，大家议定。彷徨了半日，赞成起义者１０人，反对者２人，弃权者６人。江山易主，弃暗投明遂定。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反对派假借林遵的指挥帅旗，于当日傍晚挟持几艘不明情况的舰艇东逃，抵七圩港江面时，果遭解放军炮火拦截，“兴安号”沉，“永绩号”伤，搁浅后被生擒。
我去七圩港是１９９４年，海军成立４５周年。长江的江面上，大炮响过了近半个世纪，风静江平，沙鸥点点。唐朝诗人杜牧写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林遵起义，是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的浪花一叠。长江仍是长江。
败军之将，还挺狂！我问，那你生气吗？
父亲说：“他们不通，不奇怪，可以等待嘛。我清楚，关键还在自己强！自己不行，人家凭什么尊重你？”
“海军是技术军种，对文化的要求当然不言而喻，但这非一朝一夕之功嘛！我急的是先要有人把船开起来。他是在将我的军。共产党没这个本事，就干脆从海军滚出去！”
华东海军从林遵手里接受了２５艘船、４５艘小艇，从上海和其他地区接受了１０艘舰船，这大概就是华东海军的第一批力量吧。但结果怎样呢？仅仅在接受过来的第三天，４月２６日那天，国民党出动空军，在南京的燕子矶炸沉”楚同”号；２８日在关头炸沉了“惠安”号；３０日在采石矶炸沉了“吉安”、“太原”号；随后，“安东”、“永绥”两舰被炸沉于芜湖江面；停泊在造船厂待修的“常州”、“万寿花”两舰连同其他２６艘舰船也被炸沉；同时，国民党空军又对江南造船厂和浦东造船厂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空袭……（注：《张爱萍军事文选》第６２５页）
国民党海军司令黎玉玺得意地说：“共产党别想从我手里得到一条船！”这是在向新组建的解放军海军下战表了。当然这是个完全不对等的较量，在对方还没有穿上盔甲，抽剑出鞘时，他的三板斧下去，对手已经是鲜血淋淋了。
战争，这场游戏是不讲规则的。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到南京燕子矶去玩，站在高高的悬崖峭壁上，迎面江风阵阵，脚下江水滔滔。我问父亲，这是什么地方？他说：“自杀的地方！”
真的是自杀的地方！过去很多对生活绝望的人常会选择这块悬崖，站在高高的峭壁上，眼望蓝天，面对大江，纵身一跳，生命就融化在这无际的水天之中了。９月２４日，接收过来的国民党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打开海底舱门，自沉于南京燕子矶江底。据当时目睹这一现场的老同志回忆，所有在场的海军军人都脱下帽子，“我们都哭了。”是啊！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这时的华东海军还在襁褓中，他们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用眼泪送别慢慢消失的战舰。
有过一个电影，名字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个电影的内容与海军毫无关系，但它的名字寓意深长。难道战争就相信眼泪吗？大海就相信眼泪吗？张爱萍呢？
父亲当时在苏联谈判，知道这个消息后很不愉快，他用四川话说“很恼火！”他说：“长江沿线支流很多，水域纵深大，港湾湖汊遍布，只要伪装、疏散的好是有办法的。不要因为损失了些舰船就惊慌失措。“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单独囚禁了５年，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监狱生涯中，他带话出来：“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自杀，如果有一天听到我死的消息，那不是病死了，就是被他们害死了。相信我，一定！”
“长治”号打捞上来后，改名为“南昌”号。后来毛泽东乘坐这艘舰由武汉到南京，这当然已是后话了。
父亲说：“我需要的是人，能够把船开起来的人。刘帅当时在南京，我找刘帅，建议他亲自接见林遵，还是多鼓励，对他的起义行动给以赞扬，同时也要给他指出，必须依靠共产党建设好新海军。”
刘帅是黄埔的教官，北伐的著名将领，他传奇的军事生涯和卓越的指挥艺术，无论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长征时刘帅作为红军的总参谋长，父亲接受过他的指挥。父亲每次提到这位兄长般的上级，都会流露出敬仰、钦佩的神情，对他的为人和后来的政治境遇，常唏嘘不止。
但刘帅对与林遵的谈话极为失望。父亲回忆当时和刘帅的谈话：“送走他们后，刘帅说，他是要当我们解放军的海军司令啊！”
“我随口说，那就让他当嘛。”
“那还是人民海军吗？！”
听得出，刘帅真的不高兴了。这段对话，在《张爱萍传》中也有记载。
一直到毛泽东接见。毛语重心长地对林遵说：“你们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同志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相互学习……”（注：《张爱萍军事文选》６２４页）。
古今中外，一个胜利者对他高傲的不服气的对手，有用这样谦和的口气说话的吗？何况是一个开国的元首啊！人格的魅力是内在的，真的不在外表和做派。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听父亲说：“后来苏联顾问来了，在海军学校讨论训练问题，也是那个主张，你们文化太低，不能训。林遵依然坚持他的观点。”
“但我还是给中央报告，任命他为副司令，而且是第一副司令，我们党的干部排在后面。很多书上说是毛泽东任命他的，这当然不错，但军委的命令没有到，我就向陈老总说，我不等了，先宣布了，这样有利于团结和安定人心。”
我在国外曾看到过台湾方面记述共产党建设海军的文章，在讲到这一段时，作者说，“张爱萍真是个好脾气！”对此，我很吃惊。我爸是好脾气？我曾听萧华上将的夫人王新兰阿姨说起过父亲，她说：“你爸爸啊，他脾气大，在党内可是出了名的。”很多老同志都说：“你爸现在脾气可好多了，年轻时，可厉害了！”他的秘书丁慎勉对我说：“我刚调到你爸爸那儿时，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首长，我就是有点紧张。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人家都说你厉害。他跟着就追问，人家是谁？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林遵真幸运。
“他实在不配合，我只能找别人了。金声同志介绍，我找了３个人，徐时辅负责训练，曾国晟负责搞船，卢振乾负责计划、航海。成立了一个顾问机构，国民党海军中将曾以鼎挂帅。”
“徐世辅开始也为难。我到他家里说服他，我指着电灯开关说，我要求很简单，不要我的战士懂得电灯为什么会亮，只要教会他们怎样做，电灯才会亮。徐说，那我能帮你做到。”
一方是用人心切，求贤若渴；一方是报国有志，相见恨晚。
徐时辅全身心投入到海军创建中去了，他在尝试以最为快捷的方式使来自解放军陆军的他的同志们掌握操船、枪械的技能。父亲亲自为他举办了婚礼，这在刚刚解放的上海，一个海军司令为招聘来的国民党海军人员主办这样纯私人性的活动，反响可想而知。后来，他还担任了军事学院海军系司令部工作教授会副主任、海军学院军事学术研究部副部长等职，为海军发展壮大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父亲与徐时辅之间的亲密关系最初是否带有功利的色彩，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后来他们的友谊的确是真诚的。徐的夫人告诉我们，徐老晚年退休在家，时常面对挂在墙上父亲给他的题字，久久地发呆，有时竟泪流满面。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徐时辅不幸病逝，父亲在悲痛中，为他写下五言诗《创业贵得人》，他写道：“倏忽五十载，犹念昔日情。”人老了，远离了是非与功名，剩下的只有情、义二字。
对林遵，我感觉父亲确实有些恼火，但他并不否定他意见的合理一面，他说：“国民党过来的同志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是正常的，他们提出来，也是善意的。我认为，不否定这个问题，但当时首先要解决的是开的起来、打的起来、用的起来的问题。”林遵说得对，要真正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海军，没有文化是绝对不行的。父亲说：“后来提拔他当了军委海军副司令，兼任海军水面舰艇学校校长，人尽其才嘛。”
原国民党第一舰队司令方莹参加华东海军后，被任命为七舰队副司令。４０年后，方莹的女儿从海外回国，不忘旧事，登门拜访，感谢父亲对方莹的器重和知遇之恩。
美国人易劳逸著《毁灭的种子》一书称，蒋介石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许多部队倒戈投向共产党。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了。
还是毛泽东讲得更确切。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３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北平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２６名国民党起义将领。毛泽东的祝酒词是：“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历史似乎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党靠的是什么得到了天下；另一个党为什么会丢掉了江山。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一些东西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当年经中共华东局批准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这条海军建设方针，在军委海军成立后被改为：“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改造旧海军人员”的建设海军的组织路线。（注：《海军组织建设大事记》１２页）不久，父亲就离开了海军。
时过境迁。父亲回忆起当年他的这些老朋友时说：“就是这些人，他们帮助共产党撑起了最初的海军。”
３带回来一架手风琴
１９４９年８月间，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父亲，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和空军司令刘亚楼一起赶赴莫斯科。要求立即动身！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冲击了雅尔塔会议划定的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苏走到一起了，东西方阵营的对垒平衡在起着微妙的变化。中共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高层代表团访苏，与斯大林会晤。双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格局的走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则和相互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大战略的思路和构想、外交政策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又就苏联援华问题、台湾问题、东三省及苏在华利益、情报资源共享等具体问题上，展开了讨价还价。说服、争辩、妥协、签协议、抠字眼、会上、会下，尽展各自的外交智慧，时间长达两个月。据现在披露出来的资料证实，苏联原则上同意在空军和海军的发展建设上对中国给予支持。父亲和刘亚楼如此十万火急地奔赴苏联，就是为了落实刘少奇这项谈判的成果。
父亲坐火车到满洲里，他回忆说：“战争过后，一片混乱，车站上、列车上到处是难民。给我订了个包厢，但外面过道上挤的都是人。一个老太婆很可怜的样子，我就把她请进来坐，结果她的乡亲们也都陆陆续续地挤进来，最后反倒把我给挤了出去。哈！就这样，我一直站在过道里，捱到了满洲里。”随后他登上了苏联方面派来的专机，中途经几次加油后，到达莫斯科。
空军刘亚楼司令的境况就好得多。据跟随他的人回忆：“８月１日上午，我们乘火车经沈阳、长春于４日到达哈尔滨。刘亚楼司令员向当时的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汇报了情况，第二天高岗让我们乘他的专列赴满洲里。这是一节特制的柴油机车，设有舒适的小会客室、卧室、洗澡间、餐厅、厨房等，沿途一路绿灯，所有客货列车均为这辆专列让路。行驶速度比从北京到哈尔滨的客车快多了。在满洲里车站，我们换乘苏联宽轨列车，到赤塔后，改乘一架美制Ｃ－４７型飞机（联共中央政治局的专机），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喀山，历时３天，９日方到莫斯科。”
父亲这个人啊！怎么说他呢？堂堂一个司令，和难民挤在一起过夜，喔……可他不觉得，他说：“这有什么？脱了这身军装，不也是老百姓。”跟随了他多年的秘书丁慎勉告诉我，你爸身上可有故事了，“一次从部队检查工作返回，那是个小地方，临时订不到卧铺。我们劝他等等，首长说，站着也要走。车上人多得很，怕出意外，我和部队派来护送他的两个保卫干部围住他。站得久了，警卫参谋周裴正就动员旁边的老百姓给让个座。首长这下可真生气了，说你把人家拉起来了，我就能坐吗？看看头顶上的帽徽吧，向来都是子弟兵照顾好老百姓的嘛！还有你们这几个，干什么老是围着我？现在都是我们人民自己的火车了，有什么危险啊！旁边的几个青年学生听见就问，这位首长一定是老红军吧？请他坐下来给我们讲个红军的故事好吗？这样大家就挤在一起，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听他讲了一路。”
空军刘亚楼的谈判非常顺利。
在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热情地迎接了中国客人。
苏方答应，组建６所航校，其中歼击航校４所，轰炸航校２所。一年内，通过速成训练，帮助中国培养３５０～４００名飞行员。这样加上中国自己训练的１１０名飞行员，经半年改装和战斗课目训练，即可组建１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混合师（２个歼击团、１个轰炸团）。１年后，６所航校的飞行学员全部毕业，又可组建歼击师２个，轰炸师１个（均３团制）。
苏方还答应，每所航校配用雅克—１８初级教练机各１５架，雅克—１１（轰教机“乌特伯”）中级教练机１５架，乌拉—９、乌拉—２高级教练机各１５架，６所航校共配教练机２７０架。每所歼击机航校配拉—９战斗机３０架，每所轰炸航校配杜—２（图—２）轰炸机２０架。作战飞机１６０架（歼击机１２０架、轰炸机４０架），运输机４架。第一批援助飞机总数为４３４架。半年后混合师成立，可从航校抽歼击机８０架、轰炸机２０架。苏方将派出飞行教员和其他地勤、理论教员、航医、后勤保障人员以及派驻空军司令部和组建空降旅的专家，共计８７８名。
同时双方还议定，半年后再商定第二批援助项目，即组建３个作战师的具体办法。
刘亚楼司令表示，关于购买飞机、器材以及聘请专家的各项经费，请按世界通常价格计算，由我国政府核实结算，将来向苏联政府偿还。
签字后，维尔希宁元帅盛情地邀请中国客人观光名胜和航空设施。老大哥是慷慨的，盛在篮子里的礼物是丰盛的。
刘亚楼司令和代表团的同志对此感触颇深，他们说，苏方一直待我如上宾，这既是中苏友谊的体现，也是我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的缘故。
是吗？结论下得早点了吧！也许和坐火车的经历相仿吧，父亲代表海军在苏联受到的待遇和刘亚楼代表空军可是大相径庭了。
父亲说：“到苏联后，连海军的参谋长都没接见我。我说我们海军初建，希望苏联当老师，可苏方只派了个海军中校和我谈，而且谈得很简单。我看谈不出什么名堂，就提出到列宁格勒参观一下海军舰队。他们同意了，但只把我弄到‘阿芙乐尔’号上看了看。我提出看他们的战斗舰艇，他们既不答应也不否定，等了三天，也没有回音。他们接待很好，我和刘亚楼都出席了他们十月革命节的盛会。送给我一把海军的佩剑，镶金的，很漂亮，还有很多油画，有列宾的、苏里科夫的，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回国后向总理做了汇报。”
“阿芙乐尔”巡洋舰，２０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据从俄罗斯回来的朋友告诉我，今天的涅瓦河上，仍然停泊着这艘百岁高龄的巡洋舰，舰体油漆一新，在太阳下银光闪闪，舰上挂着大字标语：欢迎各地的旅游者！
中国海军代表团难道是来朝圣或旅游的吗？简直是个笑话！这里带着明显的嘲弄。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你可以不同意，可以讨价还价，但不能承诺了又反悔；即使反悔，也不能用这种方式，这比明明白白的拒绝更令人愤慨。用中国的观念衡量，难道连讲真话的勇气也没有吗？缺乏了真诚，难道还能是朋友吗？
父亲在养伤期间积累起来的对苏联人的好感，荡然无存。虽然我看得出他十分欣赏那把做工精良的短剑。
同样是两个中国的代表团，反差为什么会如此之大？在这悖于常理的后面，难道还隐含着更深层的秘密吗？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的海军，第一次走到一起时，出现的尴尬场面，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在深不可测的大洋下面，隐含着巨大的国家利益。
俄罗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苏联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呢？对这个刚刚走上国际大舞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来说，的确需要一个拭目以待的过程。
苏联的海军战略。请允许我使用这个词汇，苏联人自己并不承认他们有海军战略，他们习惯的词是“战略使用”，但这并不重要。海军自诞生起，就是与国家对外战略紧密相连的。俄罗斯是一个喜欢大海的国家，它濒临两个大洋１３个海，共拥有４万公里海岸线。但机会不会总落在一个人身上，上帝给了你海洋，却唯独忘记了给你出海口。俄海军面临的几个大洋，天各一方。往西进入大西洋，要走西北的波罗的海，从沿线的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波兰、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鼻子底下经过；由西南的黑海走吧，又有土耳其、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还要经过狭长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走西南进入印度洋吧，那就只有借道苏伊士运河，穿红海，过曼德海峡；进入太平洋就更困难了，且不说，日本像一条锁链紧紧地环箍着它在远东的出海港符拉迪沃斯托克，单就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维系东西方的生命线，就无法承载向外扩张所需的巨大的战略物资保障。北边呢？那是北极圈恶劣的严寒，终年封冻，要不发展破冰船，要不靠潜艇。而潜艇冰下航行是危险的，库尔斯克号的沉没至今让人不寒而栗。没有出海口的海洋就像橱窗里的蛋糕，其作用就是催生涎水。几个大洋和海域之间既无法进行战役的协同，也难以构成战略的支援。３００年来，面对西欧列强的崛起和历史的挑战，为了打通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沙皇彼得一世开始组建海军。铁血女皇叶卡捷琳娜时期，在黑海、波罗的海、地中海、日本海频频爆发了为夺取出海口而引发的战争。但结果呢？３００年来出海口的争夺，也只是个美丽的梦。
中国共产党在东方的胜利，似乎给苏联人带来了转机。中国是个海岸线达一万八千公里的临海大国，在她的东面是浩瀚的西太平洋；转道南中国海，可以直下东南亚、澳洲，迂回印度洋。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以及初生婴儿寻求母乳和襁褓的紧迫性，都给苏联人提供了畅想的空间。中国人需要什么舰队啊？他们只要提供军港就足够了。这个鬼主意，在后来１９５５年的那次中苏谈判中，果然昭然若揭了。当然，谁都知道，当年掌握着权力的中国领导人，并不是吃洋面包长大的那批留苏的共产党人。更有甚者，他们还曾受过那批洋博士的欺负和嘲弄。对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个难于摆弄的精灵，既要使它迅速地长大，又不能大到难于驾驭，尾大不掉。机遇和风险同在，每一步都必须慎之又慎。
海军和空军不同，虽然每个军种都爱把自己说成是老大，都爱给自己冠以战略军种的头衔，但就二战结束后的科学技术水准而言，空军最多只是执行和配合实现某些战略任务的军种，而海军，则是独立达成国家对外战略目标的军种。以马汉为代表的海权论的提出，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强国，必须先控制海洋，尤其要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通道。为了争取和保持制海权，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即强大的海军舰队和商船队以及能控制战略要地的海军基地。
英国人说得好：海军——女王皇冠上的一颗钻石。海军，你将担负起共和国未来的使命！
还能再说什么呢？当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的时候，个人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父亲的看法和回国后的汇报，并没有引起当时最高决策层的注意。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国际性的，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一度极大地鼓舞了各国共产党人的信心，强化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对国家关系的主导作用，混淆和误导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但在这个星球上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利益。果然，没有多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这种脆弱的同盟关系，在受到国家利益的挑战时，合作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后来发生的远东防空协议、建立长波电台和成立海军联合舰队等事项，终于激怒了毛泽东。９年后，也就是１９５８年他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注：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２２～３３３页）谁对谁错？谁应该负主要责任？史学界看法不一。但我知道，没等多久，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认清了他的这位老大哥。
父亲说他心里清楚，一个大国的海军，靠别人怎么行？北洋舰队不就是想靠外国人吗？结果怎样？还是要靠自己。后来萧劲光司令亲自去了趟苏联，他比父亲强，多少要回了点东西。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２日这天，驻青岛的海军部队像过节一样兴奋，经萧司令亲自奔走，终于迎来了从苏联老大哥手里买来的６艘木壳鱼雷艇。大家都说，别看这玩意小，是木头壳的，大军舰也经不起它打。那倒是，当初对海军的认识，不都是从苏联电影上看来的吗。１９５３年６月４日，中苏签订了海军交货和技术转让协议，俗称“六四协议”。苏方承诺，两年内，卖给中国舰艇３２艘，转让制造４９艘。这里只包含４艘驱逐舰，后来被海军自豪地称为四大金刚。其余是潜艇，鱼雷艇占一半以上。对老毛子来说，中国海军不是进攻，而是防御；还不是近海防御，只能是近岸防御。这距离父亲访苏已经整整过去了４个年头，而许诺的这点东西还要再等两年才能到手。
喔！可怜的中国海军。
父亲说他一个人沿着涅瓦河畔走着。就这么回去吗？两手空空的？他听到手风琴的声音，伴随着俄罗斯歌曲低回忧郁的旋律，使人感伤。在一家乐器店的门口，他驻步良久，口袋里还有点卢布。他回忆说：“这东西只怕在这里还有点用处。”他买回了一架手风琴。
在列宁格勒的涅瓦河畔，他想起了他的那支文工团。
江南古城苏州。
自海军在白马庙的小村镇里成立后，父亲就率领他的１３个人的队伍进军大上海了，在那里他将接管国民党海军。途经苏州，父亲和１０兵团司令叶飞受到当地欢迎。晚会是由一支管弦乐队承办的，这是一次高水平的演出。父亲说，你们可真阔气啊！还养了这样庞大的一支乐队啊。原来这是一支满洲国的宫廷乐队，满洲国解体后这批人流落到江南，被荣毅仁收留。现在归了苏州当地，正面临个去向问题。叶飞说，那就跟我１０兵团走吧；父亲说，当然是海军要了。这下可为难了。父亲说，干脆，由他们自己决定！
兵荒马乱、颠沛流离、浪迹天涯，忽然间，命运之门向他们开启，展现在这些艺术骄子们面前的是一条光明大道，这就可以穿上军装了！不会是在做梦吧？更惊喜的是，去陆军还是海军？由他们挑。或许是海军更浪漫些吧？大海、舰队、雪白的海军服和飘带，还有涌起的波涛，和跟在舰艇后面成群的海鸥……
海军，我们要去海军！
于是，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不是先有的坚船利炮，而是先有的会唱歌跳舞的文工团。
当他们的司令从万里之外的异国给他们扛回了这架手风琴的时候，父亲说，出乎意料的是，大家把他举起来了。人们欢呼着：张司令万岁！
多少年后，当我问起他这段插曲时，他只是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海上生活是枯燥的。”
海军官兵们当然知道，对他们来说，这世上的确还有比军舰更值得珍惜的东西。
奇特的创业之路，只有亲历过它的人才能咀嚼出其中的苦涩甘甜。
４陈船厉炮
父亲从苏联回来后，就接到了攻打台湾的任务。“张震找我，给我看了粟裕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内容是，中央决定由三野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同时要我们海军负责搭载并掩护登陆行动。我觉得可笑，我说你这个参谋长也替我想想，我拿什么配合几十万大军行动？你告诉他，我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张震很为难，说，还是你自己向他报告吧。我就给粟裕发了电报。粟回来后在前委开会时说，你怎么把电报发到军委去了？我说，不讲，怎么完成？反正我认为，在毛泽东面前是不能夸这个口的。”
“粟问，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接受这样一个任务，一定要有准备期，除空军外，海军主要是登陆舰艇和战斗舰艇的准备。我提出，国民党留下的船都在地方和招商局，都给我调来。海军建设是综合性的，现有的领导机构不够用，调几个现成的军一级机构来，再就是搞几所学校，加大培养的力度。粟裕他赞同我的意见，马上报告华东局批准了。”
我曾经和父亲探讨过，在当时条件下渡海作战的可能性。当然，我知道历史是没有假如的。父亲的看法是，作战行动是受地理条件制约的，作战指挥就是建立在这个条件之上的艺术。登陆作战，尤其是跨越海峡的登陆作战，是建立在优势的武器装备基础上的作战行动，拿不到制海权、制空权，登陆行动就无法进行。渡海解放台湾的作战行动与我们历次作战都有本质的不同，已经超出了我军擅长的运动战的作战样式。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只是个常识问题。以消灭了８００万蒋匪军作为完成这次作战的依据，是荒唐的、可笑的。如果没有苏联在海空军上的支持，单靠我们自己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实现的。中央是希望苏联的介入，但这只是单方面的愿望。撇开两国间复杂的利益纠葛不说，单从二战后的战略格局上看，斯大林是不可能打破与美国的力量均势的。所以，只能是立足于自己。
父亲的这些看法，从近几年公布的历史档案中可以得到印证。
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后，前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Ｎ．Ｂ．科瓦廖夫对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专家Ｃ．Ｈ．冈察洛夫披露：“斯大林认为，苏联在军事方面支持攻打台湾将意味着与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并为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战争已使苏联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如果我们领导人这样干，俄国人民是不会理解我们的。不但如此，他们还可能把我们赶走。”不管斯大林的这些话是否带有蛊惑性，反正他是不会出兵的。更不用说，不到一年，朝鲜战争就爆发了。
对苏联人的失望，几乎影响到整整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后来３０多年从事国防工业的生涯中，父亲成了死硬的自力更生派，不能说这与海军的创建没有关系。中国要想强大，只有靠自己。
打台湾的作战行动取消了，但海军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成了父亲朋友的国民党海军将领曾国晟给他出了个主意：“陈船厉炮”。这个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机械署的少将署长，是一个卓越的造船专家。父亲请他出山，主抓舰船装备。做事在于思路，海军的当务之急是清剿沿江沿海的国民党残匪，保卫航道和海上运输的畅通，完成这一任务，并不一定需要大舰。关键是一旦遇上国民党的大舰怎么办？那就要比试一下谁的火力更强了。在现有的较小吨位的舰艇上，改装上口径大、射程远、射速快的火炮，增强炮火的威力。大炮上小舰，取个好听点的名字：“陈船厉炮”。
船从哪来？一是国民党投诚、缴获的舰艇，第二舰队遭国民党空袭后所剩不足２６艘；在镇江向我８兵团投诚的国民党第５巡防区的２６艘；长江沿线投诚的６艘；向中南、西南军区投诚的７艘；自己俘获的６艘；共计７０余艘。
江南造船厂提供的１０艘；招商局４７艘（含登陆舰）；后来上海水产公司又改装了巡逻艇５６艘。共计１１３艘。这样华东海军大大小小有了１８０艘舰船的规模。
这些船并不是都能用的，但可以改造。按曾国晟的观点，商船和军舰的区别主要在船体的舱隔上，商船大些，军舰间距小些，防止中弹后进水太多沉没。明白了这个道理后，不难改造。
再就是火炮。军舰买不到，舰炮还是可以搞到的。“战争基本结束了，地面火炮和大口径机枪有的是，要多少就能调多少，何况改装炮架和操控、瞄准系统也不是什么难事。有些特殊的设备需要从香港去搞。”父亲说：“张渭清同志就干的这件事。”张渭清，华东海军供给部长，知道他的人不多，但看过电影《５１号兵站》的人不少，故事的主人公富商小老大的原型就是他。
有了舰船，还需要修理、加油、码头、导航、水文监测……等等。海军是个综合性的军种，岸防的炮台、警戒、观测，都需要配套。父亲说：“这些都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
陈船厉炮政策很快就显现出它的威力了。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人民海军展开了它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分别在长江、太湖水域；主要的出海口吴淞、白龙港和崇明岛；以及近海海域的重要地段上，全面清剿国民党海上残匪。加装了火炮的各类民用舰船，使敌人难辨真伪，往往是抵近了，打他个措手不及。更有趣的，有些海匪见是民船，追着靠上来想抢上一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正巧应了那句俗语：“歪打正着”。紧接着海军又协助陆军进剿苏南沿海岛屿，扫清了宁沪杭沿海南北方向的海上通道。老土的陆军弟兄们，很多人这才第一次见到头顶上有两根飘带的海军军人。
共产党占领大陆后，国民党断言，你打仗行，但经济上你玩不转。１９５０年初，国民党在长江口内外海域布设了大量水雷，说是要封死你大上海。这期间果然多艘商船触雷，其中还发生了几起外国商船触雷沉没事件，国际舆论哗然。父亲说：“周恩来那里过来话，说你张爱萍的海军到底行不行？”
怎么不行？别说有了几条破船，就是没有，我们老爷子也丢不起这个人啊！１９５０年４月，他组建起海军的第一支扫雷艇大队，一个半月后即投入长江口扫雷作业。父亲说：“说是扫雷艇大队，其实哪里有一艘正经的扫雷艇啊，１０多艘扫雷艇全是用登陆艇改的。”他给扫雷艇起了个怪名：“秋风”。我问他什么含义？他把手一甩：“秋风扫落叶！”“我叫孙大炮（注：孙公飞，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参谋长）当大队长，把曾国晟也带去吴淞，大家一起商量办法。用两艘登陆艇拖一根钢缆，沿航道搜索，挂住雷后拉走，然后击毁它。”
这些改装的登陆艇排着密集的队形，夜以继日地在航道上往返清扫，整整折腾了３个月，于９月底终于将国民党布下的这些可怕的“落叶”，一扫而尽。
经国民党教官训练出来的第一批来自解放军陆军的指战员们，打起海战来，竟然使他们的老师们目瞪口呆。为数众多的小艇集中起来，利用夜雾和岛礁，前冲到敌舰舷侧，搭载的重火器将炮弹像雨点般地倾泻出去。这完全是解放军在陆上突破攻坚的那套打法，集中火力，快速突破，猛打猛冲。当时国民党封锁我们用的是１０００吨以上的护卫舰和炮舰，而我军是３００吨以下的护卫艇和炮艇。父亲回忆说：“１０００吨算什么？小了还不过瘾。按陆军的打法，抵近了，刺刀见红。”后来成了海军福建基地司令的陈雪江率先打了一仗，他的１２艘炮艇像狼群一样地猛扑上去，围着敌护卫舰撕咬，创造了我海军史上小艇打大舰的典范。从陆军过来的我海军第一代的指挥员有傅继泽、肖平、刘中华、冯尚贤、苏军、陈雪江、聂奎聚等，他们在后来的海战中屡建奇功。父亲专门请来大画家徐悲鸿给立功人员画像。有一张题为“徐悲鸿给战斗英雄画像”的照片就是我父亲的作品。快门一闪，艺术家和英雄浑然天成。
据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记载：随着大吨位舰船的改装交付，海军开始把作战目标指向距离海岸线较远的敌占岛屿。先是主要协同陆军向东南沿海敌占岛屿展开进攻，随后，南下浙东沿海进行反封锁战斗。先后夺取了马鞍列岛的嵊山岛、嵊泗列岛的泗礁岛、崎岖列岛的大、小洋山岛、披山岛、檀头山岛、南韭山岛和杭州湾外的滩浒山岛。１９５１年上半年，为护航和保护渔业，华东军区海军奉命在北起青口、南到浙江三门湾的地区进行了清剿海匪的战斗，使游匪袭扰锐减，航运和渔业生产开始恢复。
但这并不是说，陈船厉炮就无往而不胜。
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０日，我“炮３”号艇在大陈岛洋面担任警戒任务。太阳刚刚升起，透过晨雾，三分队长邵剑鸣在望远镜中发现敌大型舰只一艘黑压压地向我驶来，０３号艇立即起锚向敌舰迎去，敌舰即掉头驶向外海。敌舰吨位１０倍于我，何以不战而逃呢？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小舰都加装了大口径火炮了吗？应该动一下脑筋，敌人是鉴于以往的教训，怕我多艇围堵，而诱我单艇追击。０３艇的邵剑鸣不请示，也不顾其他艇的劝阻，直逼敌舰而去。果然，敌见我是单艇逼近，遂先我于６００米外开火。为发挥我近战优势，０３艇直到逼近敌舰２００米时才还击，双方在外海进行了近距离激战。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０３艇驾驶室被敌两发炮弹连续击中，副艇长许慎和操舵兵马全福当即牺牲，整个艇失去控制。敌又以４５毫米双联装大口径机炮对我艇覆盖扫射，将艇上２５毫米机炮击毁，失去了反击能力的艇在海面打转，由得敌人撕扯。分队长邵剑鸣爬上舰艇顶部，拿起陆军用的火箭筒还击，弹片从他的左眼穿进，将整个头骨击碎。前面讲过的被林遵关了禁闭的大胡子水兵赵孝庵负伤６处，试图将艇开回，但敌舰就是穷追不舍，０３艇在连续中弹的情况下沉没了。赵孝庵等５人在冰冷的海水中经长途泅水遇救。邵剑鸣和其他１４名海军官兵、３名陆军士兵壮烈牺牲。他们的遗骨永远静卧在一江山岛到大陈岛的海底。
邵剑鸣，海军炮艇支队分队长，原汪伪海军驻刘公岛练兵营起义人员，时年２８岁。
父亲说他喜欢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他念道：“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３日，也就是白马庙五人聚义的一年后的今天，父亲在南京草鞋峡江面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这时他手里已经有近１５０艘舰艇了，这次参加命名的舰艇共１３４艘，编成了三个舰队。一切按正规的海军礼仪，战舰列阵，乐队奏响“红海军进行曲”。父亲写诗道：“碧波滔滔漫大江，鸣笛一声喜若狂”。喜若狂！是啊，列强侵凌、百年屈辱、有海而无海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每艘舰艇都冠以一个地名为其称号。护卫舰以大城市为名，如南昌、广州；炮舰的名字要小些，如延安、瑞金；登陆舰以名山大川为号，如井冈山、泰山；黄河、海河；前者称“山字号”，吨位大些；后者称“河字号”，吨位小些。就像一个婴儿降临时，他的父母总想给他起个好听的名字。我不知道这些创业者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这些名字看起来很平常，但想想似乎也没有更好的称谓了。总之，大概是想告诉水兵们，即使是远航到天涯海角，也不要忘记祖国，不要忘记家乡。
粟裕并没有因为父亲对他的不恭敬而对海军的阅兵式冷淡，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去年的今天，我们还一无所有，但一年后，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建设起了一支像样的海军，这在世界各国建军史上，都应该算是个奇迹。”三野各个兵团的司令和省委书记宋时轮、叶飞、王建安、江渭清都专程赶来了。老战友们的到来使父亲感到欣慰，他知道，他们是来为海军的成长做历史见证的；同样，海军的事业也折射出第三野战军领导核心的战斗情意。
在纪念海军司令萧劲光的文章中，我看到这样一段故事：１９５０年３月，新上任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风尘仆仆到了山东威海。为了过海到刘公岛考察，向当地渔民租了一条渔船。航渡中，随行人员告诉渔民，你们知道吗？搭乘你们船的可不是一般人，他可是中国的海军司令啊。船老大大为不解，疑惑地说：“海军司令还要租我的渔船？”萧劲光为此受到刺激。我无法考证故事的真伪，但却形象地道出了海军当年的尴尬。我想值得萧司令慰藉的是，一个月后，他的部属，华东海军，在草鞋峡江面上，以１３４艘舰艇的阵容为他出了这口鸟气。
５首长和战友
记得是在１９９２年，那时我还在总参工作，计划搭乘最新引进的美国“黑鹰”直升机勘察西藏中印边界方向上的地形。因为一个临时情况延误了登机，这架飞机刚升起来就遇到一股强烈的横向气流，在紧贴侧方的山崖上撞得粉碎。好险啊！我觉得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着人们的命运。我和父亲闲聊时谈起这些生活中的故事，他一点也不惊讶，他说：“要做事情总会遇到危险，撞上了就撞上了，撞不上就接着干。”
“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事，这一生你遇到过几次？”我问他。
“８６年，检查出我有癌，扩散没有不知道，手术前，我回忆了自己的一生，算起来，遇到过的致命危险有９次。第一次是在红１４军，第二次是长征打遵义，杨尚昆说，是邓萍替你死了。……海军有过一次，那是出海遇上了风暴……
“１９５０年冬，朝鲜战争开始了，华东沿海的形势也紧张起来。我们从苏联买了些海岸炮，部署在长江口，吴淞、川沙、浦东、佘山；还有嵊泗、舟山、岱山一带。那时我正在学习操船，勘察时我自己指挥，下达口令，有时也自己驾驶。林遵说的也对，你们是陆军来的，是外行，外行怎么领导内行？毛泽东说，从来都是外行领导内行。但我可不能以外行自居。从头学起，学开船、学航海、学轮机。只要有机会我就上船，熟悉军舰，熟悉海上生活。先从驾驶开始，学习停靠码头。船长们要向我报告，我说，今天我是你的学生，先就从如何下达起航命令开始。学习停靠码头时，我才知道应该逆水停靠。先在江里学驾驶，经过九江，我想都说不识庐山真面目，是啊，不亲自上去，不自己亲自实践，怎么识得真面目？我带着大家游了庐山。
“江里学会了还不行，我们不是江军，是海军，我开始驾船出海。结果遇到了麻烦……
“我乘的遵义号炮舰，一出岱山港就遇到风暴，舰长是商船学院毕业的。我只知道要迎着风浪，船被抛起来，螺旋桨都露出来了，舵轮两个人都把不住，就躺在地上，用脚蹬住。船身倾斜得非常厉害，在风浪中前后俯仰不怕，就怕左右摇摆。大家都慌了，风浪越来越大，我想这下有麻烦了。有一个班长，是跟徐时辅到美国接船的，很有经验，说只能倒着走，把船尾对着浪峰。可怎么掉头呢，两个浪头间隔很短，转一次不行，转两次不行，第四次才调过来，衣服全湿透了。回到岱山，苏联顾问要拥抱我，说我以为这次可完了！我这才体会到气象的重要，海军开始设立气象部门了。”
在海边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风暴过后的大海出奇的宁静，像一湖秋水，如一湾寒塘。太阳升起来了，龙鳞闪烁、晨风万里。
“巨鲲沉，大鹏起，寰穹低。胸中日月，扶摇与天齐。愿把此身壮烈，付与浩茫广宇……永世无穷期。”想想当初，对照他来海军时的不情愿；而现在，面对大海的搏击，和对事业的义无反顾，真是令人感慨。
他还记得，当初，他带着林遵一行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前一天晚上，他和聂老总，当时是代总参谋长，一起商讨向毛主席汇报的事，父亲说：“我又提起不想在海军干，聂很为难，说这他可定不了，你自己和总理说吧。总理一听就急了，说你这个张爱萍，都什么时候了，还搞不通。记住，到主席那里，不许再提了！我想他们心里一定会认为，真是个不识时务的家伙。哈哈！”
为什么呢？我看过保存在档案馆里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主席：我自觉参加革命以来，直到在红大学习前，很长一个时期，都在糊糊涂涂地过日子。……我害怕把这一完全新的，又是技术性多的海军工作弄不好。你还记得吧，长征到陕北，要我到骑兵团工作，结果打了败仗，开斗争大会，被通令撤职。而现在搞海军，我怕搞不好，碍事。我三天后就要返南京了，怕无机会面陈了。敬祝健康！张爱萍”
毛泽东没有给他答复。今天，海军，在他手中，从一张白纸，终于走上轨道，他也渐入佳境。
当他决心把自己交给大海的时候，１９５１年２月１５日，中央军委命令：“免去张爱萍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第７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
人生真的像似大海，变幻莫测吗？
许多海军的老同志回忆，要找张司令汇报，找不到了，哪去了？才知道调离了。为什么？
自离开海军后，他就很少参加海军的活动了，虽然也有过有限的几次，但很少听他主动谈起过海军。似乎那一段经历在他的记忆中消失了。
直到１９９４年，纪念华东海军成立４５周年时，当年华东海军文工团的同志们聚会北京。父亲已经退休７年了，他现在已经不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了，真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军退役的老军人了。请柬送来，父亲在请柬上写下：“和大家共同纪念自己的节日”。我因为工作，没有能陪他，但贺茂芝同志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摘选如下：
“消息传出，老战友们激动不已，电告信传，相约前往。有首席小提琴手之称的张琦与夫人歌唱演员宋允芳，……当年曾是《保尔·柯察金》话剧导演的田凯，……年过古稀体弱多病的饶丁（注：作家），书法家山河病逝，他的夫人带着他的作品来了，……分布在全国１６个省市的２３０多人均按预定时间云集北京。
“为什么呢？一次聚会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大家都想见见几十年未见面的张司令员。话剧《甲午海战》的作者之一的朱祖贻说，大家也都十分珍惜张司令员创建领导的这个集体。
“……２００多名老同志夹道欢迎老司令员……
“张爱萍说：我很想念你们！瞬间，欢迎的夹道变成热烈的围墙，叙不完的往事，说不尽的今情，一个个热泪盈眶，一个个感慨万千。
“……张爱萍环视了一下大家，突然问道：童若华来了吗？童若华的父亲曾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南京解放前，举家飞往台湾，唯独她留在南京参加了华东海军文工团。转业到地方后，在反右斗争中曾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遭到审查。张爱萍得知后，致函证明她是积极参加人民海军建设并卓有贡献的革命同志，才幸免于难。‘文化大革命’中她的遭遇怎么样呢？张爱萍的一声问，使站在人群外正在跷着脚注视着张爱萍的童若华骤然一惊，赶忙回答：司令员！我来了。６３岁的她眼噙热泪……张爱萍问：‘文革’那几年遭了不少罪吧？童若华点了点头，擦去流到面颊的泪水说：比起您老人家受的罪算不了什么。听说您的腿断了，我们都很难过。说着哽咽起来，顿时好几个同志都哽咽出了声。哎，张爱萍似在劝慰她们，‘文化大革命’中都有所失，可我大有所得，我多了一条腿嘛！说着扬了扬手杖。
“联谊会开始，主持人赵志说，请我们的老首长老司令讲话！……张爱萍说，不要叫我司令，我们是老战友，是风雨同舟的老战友。遂大声朗诵道：四十五年情，友谊胜纯金……”
这次聚会后，华东海军的这些老同志们出了套书，取名《半个世纪情》。这套丛书汇集了当年投身新中国海军事业的许多老同志的回忆文章，记述了１９４９年这一代青年的理想、追求、经历和命运。同时也收编了许多当年的历史文件和资料。海政文工团的老团长胡士平送给我一套，共６本。２００３年，父亲在他病重最后的日子里，叫我给他逐段逐句的读。他那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但他的眼神告诉我，他想听。
书中有篇署名“南望”的文章，大概寓意“难忘”的意思吧，根据８位老海军同志的往来信件编成。文章中说：张爱萍司令员曾经问道，古往今来，两三人之间，十个八个人之间的友谊佳话不少，但像这样几百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友情不变，愈久愈深，从未有过。这是为什么？
是啊！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５０年前，一批热血青年，怀着爱国报国的真诚愿望投身革命军队，在华东海军这个大家庭里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但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暴使他们和整个国家坠入了理想、信仰、道德、思维的黑洞。青年时代的梦，破灭了又点燃，稚嫩的心灵被击伤了，但却成熟了。当年满怀爱国壮志的热血青年，面对镜中霜鬓白发时，用什么去抚平历经苦难后的累累创痕呢？用什么去平衡内心的空旷和苍茫呢？他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光可能是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青春和热血、理想和追求，还有纯真如水晶般的友谊，都融化在海军神圣的称号中了。或许这是一段满怀理想和希望而又没有结果的经历吧。没有实现的梦是最美的。因为，在那里，他们能找回自己。
２００３年７月５日，父亲去世了。华东海军老人们泪水纵横，他们在挽联上写道：
海浪奔涌，海风凄厉，海云漫卷悲无际；白发将军乘鲸去，万千老兵心欲泣！忆往昔，半世纪前，率众同创新海军，乘风破浪，建多少丰功伟绩！
战将风骨，战士心态，战斗诗情永澎湃；赤心安邦铸神剑，敢言真理坦襟怀。抬眼望，海内域外，深情厚谊爱民者，万世千秋，终赢得人民敬爱！
７月２３日，华东海军老战友在网上举行追思会，悼念父亲：
……得知司令员辞世，真是失魂落魄！就像刚刚失去爹娘的孩子，顿觉无依无靠了，我心戚戚！
……今天，我们这群７０、８０的老战士，怀着深如大海的人间真情，自发自愿地汇集在自建的海石花网站，为我们永远敬爱的张爱萍司令员送行。
……张司令的精神永在！张司令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会“半个世纪，情胜纯金”？因为铸造这纯金战友情的，是我们敬爱的张司令！他以他高尚的人格力量凝聚着我们。他是将军，他爱士兵，他是人，也是“神”，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
作家胡士弘在记述父亲与华东海军的友谊时，写道：“张司令员是首长，也是战友。并不是每一位首长都能成为他属下的战友。首长比战友多了一分严肃，战友比首长多了一分亲切。我们有张司令员这样伟大的战友而感到荣幸，张司令员也以有众多属下为战友而感到欣慰。他称我们是与他‘同创新海军’的战友。在老战友北京聚会中，张司令员高呼‘老战友万岁’，这是他的和我们的共同的心声。”
当一个人不管是因为什么离开他的集体时，能留下这些，也就足够了。
６老死杭州
１９５１年初，我们全家随父亲来到了杭州。杭州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春节一过，杭州的春天就到来了。苏堤两岸，“一株杨柳一株桃”，桃红柳绿，赏景以清晨最佳，故有“苏堤春晓”之称。
杭州是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由７兵团解放的，父亲到来之前，７兵团兼浙江军区司令员是王建安。因王建安调任上海军事指挥部任司令员，父亲离开华东海军后接替了他。但父亲上任时，７兵团和浙江军区已经有了变化。原下辖２１、２２、２３、３５四个军，１０个军分区和所属部队，父亲到任时，３５军番号已撤销，军直和炮兵团归海军。到了７月，２３军又划归９兵团，１９５２年１月军委决定取消兵团建制，所属各军直接归华东军区暨三野指挥。这样，父亲的头衔就只剩浙江军区司令了，部队只剩下军分区和独立师。不久，军委决定成立公安军，独立师改编为公安师。浙江军区成了个空架子。
从他负伤算起，一下子从峰顶跌落下来，经过３年的痛苦挣扎，终于康复重返前线；在海军刚有起色，又调离，来到兵团；现在兵团又撤消了，从指挥野战军作战，到专搞民兵工作的省军区。海军司令终于变为“空”军司令了。
其实，父亲初来浙江时还是很有些想法的，他回忆说：“浙江当面的敌情还是很严重的，从渔山列岛一直到大陈列岛都是国民党控制，海上交通不畅通，连渔船都无法出海。我想，凭我们浙江本身的力量，通过逐岛作战的方式，是完全可以解决的。５１年秋冬，温州军分区的独立师，占领了洞头岛，不想又被增援之敌反击下去。我到温州前线考察，不是登陆问题，而是登上后守备的问题，重火器没有及时跟随上去。于是决定利用夜晚再次登陆，上陆后，不等纵深战斗结束，就抢先把炮兵、工兵送上去，快速构筑火炮工事。第二天天刚亮，胡宗南的舰队果然又增援上来了，但这次他可来不及了，哈！被我们的炮火打得稀里哗啦。本来我是想继续发展胜利的，一个一个岛子的都拿下来。但这时军委决定把７兵团撤销掉，又组建了公安军，没有了部队，攻岛的计划实现不了了，军区更没事做了，只搞民兵工作。”
在军队中，许多人瞧不起做民兵工作的。这不仅是因为在作战行动中，它处在一个辅助和保障的位置上，更重要的是，和野战军相比，省军区系统的干部配备年纪通常较大，提拔较慢。部队干部的行话是：“这回我可完了，被塞到人武部去了！下一步就等着脱这身皮了。”这身皮，指的是军装，复员转业，不就是脱下军装滚蛋嘛。如果某某是调到野战军去任主官，那一定是说：“这小子，他妈的挤进野战军了，下一步准保还得升”。一个“塞”字、一个“挤”字，不是明明白白吗？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就是个养老院、转运站、垫脚石。这难道能怪他们吗？
父亲在回忆到这段经历时，好像是在对我说：“不在于别人瞧得起瞧不起，而在于自己瞧不瞧得起自己。自己不努力，在哪里干都没出息。当时书记是谭震林兼，但他专注搞他的地方工作。我是副书记，我和参谋长赵俊和政治部主任丁秋生商量，召开干部大会。我就讲，不管野战军、地方军还是民兵，都是国防工作的需要，没有高人或低人一等的问题。现在任务轻了，那就更可以集中精力把民兵工作做好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３个人都是下了决心的，决心老死杭州！哪个不愿干可以报名调走。”
“老死杭州！”从狂风激浪和战火硝烟中走来，在浙江的生活相对是恬静的，像涓涓溪流。
初到杭州，组织上安排我们住在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公馆。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原国民党政府及其官僚资本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杭州地区没收的房产就由当地的党政军机关和部门分别使用。说起司徒雷登，国人并不陌生，中学教科书中选用毛泽东的那篇檄文《别了，司徒雷登》，让大家知道了这个美国人，虽然，现在有人说这里多少有些历史的误会。这个大名鼎鼎的豪宅，父亲去看了看，他说，这怎么行？把它改作招待所。当年在浙江军区工作的林杰同志还记得：“负责安排的副参谋长赵俊解释说，你是这里的最高首长嘛！张爱萍说，什么最高？生活上的事，向老百姓看齐，不向美国佬看齐。”
我们搬到了万松岭，９０年代我故地重游，这里已改为司令部的通信总站了。司徒雷登的房子经过整理后，朱总司令、董老、还有少奇同志来杭州时都在这里下榻。后来我们搬去南京，让他住人和街１１号，住进去后，觉得不妥，又搬出来。说我不能住这样好的房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服气说，你搬走了，其他军区首长不照样住？父亲有些恼怒地说，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住不住司徒雷登的房子，对父亲来说，不过是生活中的小事一桩，在他的记忆中早就消失了。还是林杰同志回忆：改为招待所后，机关同志可以散步到西湖边了，每当看到这座豪华漂亮的公馆，都感慨万千。不要小看了这点事，张司令员住房子的故事，在部队的干部、战士中不胫而走，尤其在刚刚解放了的杭州老百姓中，对比国民党大员骄奢淫侈的做派，给这个人间天堂带来了共产党执政后廉洁务实的风气。
林杰同志写过一篇文章《终身难忘的党课》，记述了当年我父亲给军区机关讲党课的情景。他说，我提了个问题，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党区别的最重要的标志在哪里？张司令的回答使我震惊。他说，除了党的纲领外，主要看领导人的言行。言和行，主要在观其行。不要被政客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林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仍是那么新鲜，那么值得回味。”（注：《缅怀张爱萍》３５７页）
他可以按时上下班了，可以到幼儿园去看望我了。记得他曾给我带来一块巧克力糖，他看着我把它吃掉了。他走后，老师就惩罚了我。知道吗？你违反了纪律，家长带来的东西是一定要上交的，由老师平分给全班小朋友。你既然吃独食，那好，以后别人的东西就没有你的份了。我很痛苦，倒不是因为吃不到别的小朋友的糖果，而是为自己被逐出了这个集体而伤心。
那时正赶上三反五反，父亲要母亲和他一起回忆自己有没有占过公家的便宜，母亲说后勤的张渭清同志曾送过一支派克钢笔，父亲说，那要交出来。还有当时公家给每个人做一件便装，父亲说，顺便也就给你妈妈做了一套，这属于占公家的便宜，他做了检讨，补交了钱。
这算是“赋闲”吗？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和我谈过他和陈老总有一段关于赋闲的谈话。大意是这样的：陈老总对我父亲说，人啊，这一生很难琢磨，这话是毛泽东讲给他听的。１９４３年，华中局有人告状，中央把他从前线招回延安，他以为毛泽东是要报在闽西时的一箭之仇（注：在红４军时，陈毅曾经反对过毛泽东的一些主张，毛泽东被免去了职务）。但毛说，人家要你干，你就干；不要你干呢，你就休息嘛！读些书，下下棋，你不是会下围棋吗？他这一说我就顿悟了……
父亲是不是也顿悟了呢？他没有说。当然，他可不像陈老总那样有高超的棋艺和雅兴。他只是说了句：“陈老总对我说，你这个同志啊！太呆板了。”
他有自己专注的领域。
浙江，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全国，它几乎是地域面积最小的一个省份，但它所属的岛礁却又是全国最多的，达３０００多个。它的海域面积超过了陆地的两倍半，海岸线长达６５００公里，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２０％以上，居全国之首。地域的这种特殊性，迫使这位军区司令员把眼光瞄向了大陆架陆海交接线上独特的作战行动。渡海登陆作战、岛屿争夺作战、海岸防御作战、浅近纵深内的反击作战，这在当时，都是我军面对的崭新课题。在所有的作战行动的样式中，登陆作战的组织指挥最为复杂，不仅是因为登陆部队处于毫无遮蔽的广阔水域，难于阻断敌方的火力和隐蔽自己的企图，同时，由于当时各种技术条件的滞后，也使参战的陆海空军的协同和后勤保障更为艰巨。我们家里现在还保存着当年父亲看过的苏、美军登陆作战、空降作战的资料，和丘吉尔、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麦克阿瑟等世界著名统帅和将领对二战登陆作战的回忆书籍，上面的圈圈点点密密麻麻。他这段“赋闲”的经历，为他日后成功地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登陆作战打下了基础，而这一成功弥补了前面所说的他人生的缺憾。
省军区主要是民兵工作，对这些父亲并不陌生，红军时期，在中央苏区搞共青团工作时，组织扩充后备力量就是一项主要工作，俗称扩红。他大胆的构想了组建完整的后备役团和后备役师的动员方案，把后方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按战斗部队编组，经过短期强化训练直接开赴前线，如当时曾名赫一时的少共国际师。这一做法加快了扩红的速度，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但由于从战斗部队抽调干部和骨干难度很大，不如过去分散补充到部队的老办法更为便捷。应该说，是一个过于超前的方案，这个年轻热情的团中央书记似乎过于理想化了。父亲说，还是毛泽东讲得好，一个正确的方针政策，来自于实践的检验。民兵工作属于战争动员的范畴，是国家战争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进程中，它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出来。后来父亲调总参工作，向军委提出了建立两种不同类型部队的方案，规范了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等地方军事系统的任务和编制，建立调整了符合那个时代反侵略战争需要的国防动员系统。他在总参制定的这些法规和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上述这些，不能说不是得益于在浙江军区“赋闲”时的收获。
自少小离家，匆匆走过了血雨腥风的青年时代，今天他终于有机会去给自己全方位地充电了。
浙江秀美的山水和浓郁的文化氛围，给了这个具有浪漫气质的军人以更多的陶冶。他崇敬和喜爱的历代大师许多都出自于这里。王充、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贺知章、骆宾王、孟郊、陆游，还有沈括、李渔、洪升等。到了近代，中国文学巨匠鲁迅，以及茅盾、王国维、夏衍、艾青、徐志摩等也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父亲是个喜欢文学和历史的人，在跑遍浙江的山山水水时，都不放过觐见游览历代大师的故居和庙宇。跟随他多年的司机老安说：“常赶不上吃饭，就带三个苹果，洗好了，包起来。首长一个，你妈妈一个，我一个。你爸爸是连皮一块吃的，叫我也这样，我可学不来。”后来老安恋爱了，对象是家住对面的姑娘，人不错，只是姑娘的父亲有点历史问题。老安说：“组织上不同意，首长就说，他又不是娶她父亲，就这么定了，我来做个大媒。”
杭州美丽的湖光山色，使他的心渐渐归于宁静，他写道：“幽谷翠峦崎径陡，竹茂溪流影瘦。空留雁荡枯塘，雁飞何不还乡？”这时他的小女儿降生了，这是他盼望已久的。就是在同一首诗里，他写道：“杨梅枝头鹊报，喜兆西子湖畔。”（张爱萍《纪事篇》７８页）欢快之情跃于纸上。随着妹妹的降生，我们几个哥哥的地位在家里起着微妙的变化，对我们的褒奖，往往要看我们对这个妹妹的态度，我常为此愤怒，背后说他“爱屋及乌”。长大点后我就明白了，我们是男子汉，要做顶天立地的英雄，岂能在呵护和溺爱中长大！
父亲匆匆离开海军，到浙江军区后又多少有些赋闲。对他的这段经历，在了解和爱戴他的老同志中，尤其是华东海军的许多老同志中，留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结。尤其是，从带着几个人白手起家，到一夜之间从海军消失，一切都是那样的突然和出人意料。这种任职调整上多少带有的不太合乎惯例的色彩，使一些熟悉他的老同志和老部下们常常为他抱以不平，闲谈中自然会生出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来，各种版本都有。就我听到的大致有几种：
一种是形势任务说。毛泽东是要“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当时急令三野迅速组建海军，主要是想一鼓作气地拿下台湾。毛泽东亲自接见张爱萍以及国民党海军起义将领，要求华东海军在改编原国民党海军的基础上，迅速形成战斗力。但金门一仗，使领导层冷静下来了。尤其是朝鲜战争开始后，战略重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美在朝鲜的对抗成为两大阵营的焦点，解放台湾的问题短期内不可能再考虑了。由此，海军的建设可以从三野拿上来，由军委从长计议了。
再就是海军情况说。台湾问题搁置后，海军建设的紧迫性减轻了。当时正值国家初建，百废待兴，考虑到建设一支能用的海军，需大量财力物力，海军的建设只能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绝非一朝之功。同时，当时一些领导人对苏援华寄以希望，这些在客观上，增大了海军人选的考虑范围。天下既定，确有一个各系统的平衡问题，资历、经历、山头、系统、领导人之间的感情和利益渊源，等等，工作以外的因素加重了。
还有从华东的情况来看的。建国初期，我军面临两个主要的作战方向，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北面由军委亲自抓，南面就交给华东自己了。军委海军组建后，华东海军只是准兵团级的架构。同时，海军都是１２兵团带来的人，张爱萍这样的情况继续放在海军，低不成高不就，的确不好安排。正巧，当时三野９兵团入朝，福建当面是叶飞的１０兵团，８兵团警备大上海，浙江是７兵团，剿匪和收复沿海岛屿的任务极其艰巨，顺理成章地调张爱萍任７兵团司令。当时，陈老总主要精力放在地方政府，粟裕又调军委工作。华东是我军主要的作战方向，急需一个主持军事工作的同志。这样，又调张爱萍任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
当然，还有更为邪乎的。
我怎么能不理解这些老同志们的心情呢？不管是分析得入情入理，还是牵强附会；不平也好，圆场也好，我能体察出这里的战友情谊，以及我父亲身上特有的人格魅力。有时他们也会问到我，问我听说些什么，我的父亲又是怎么想的。我不是个喜欢探究别人内心秘密的人，尤其是那些潜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即使无意间触及到，都会有意地避开。但现在我不能回避，我必须进入他的世界，了解和解剖他整个人生的心路历程。因为他并不完全是属于我的，他也属于那些曾经追随过他，爱戴过他的人，属于海军的。
凡是在领导岗位上，特别是当过一把手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事问题了。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并不是简单地看功劳和能力的，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人脉关系，以及各个方面平衡的需要。这也许会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或许会触及内心深处埋藏的隐痛，谁知道呢？我不想去伤害别人，何况是我的父亲。我需要机会。
我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一起在翻看过去的老照片，父亲的心情特别好，讲起过去的事情滔滔不绝。
“那是什么时候照的？”我指着他授旗时的照片故意问到。
“是在草鞋峡，那时我们已经搞到１５０多艘舰船了，我们要给他们每个‘人’都起个名字。”是口误吗？他那神情使人联想到，大概他认为那都是他的孩子。
“你真了不起！你在海军干得挺棒的。好多老同志说，你调走挺可惜的。”
“我也认为自己在海军的工作是努力的，也是有成绩的。当时什么也没有，只带了１３个人。”
好，开场是顺利的，我单刀直入：“那为什么把你从海军调出去？”
片刻的沉默……
话说到这里，我必须说下去：“解放前夕，中央军委决定三野组建海军，四野组建空军，同为上将，但后来刘亚楼当了空军司令，而你连个副司令都没有当上。海军副司令王宏坤也是上将，副政委刘道生是中将，而你只是华东军区海军，相当于后来的东海舰队的司令，比人家整个低了一级。你在海军的工作是有建树的，现在的东海舰队一直是海军的佼佼者，这与你当年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但你却被调离了海军。这究竟是为什么？你没有感到这不公平吗？”
“是什么人对这些有这样大的兴趣？”父亲反问。
轮到我尴尬了。
“应该说，我回答过。记得吗？还在你们很小的时候，我要你们去读陈老总的一首诗，把它抄在本子上。”
“是《手莫伸》这首吧，当然记得。”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父亲朗朗上口地念道：“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不是怕被别人捉到才不敢伸手，而是有这个觉悟。为什么？”他边念边解释：“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自巍峨？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
“一个革命者，时时都要想到这四条。我们参加革命队伍的目的，是为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自己做官。当初我确实不想去海军，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自己知识有限，怕搞不好，对不起人民的托付。局面打开后，上面对华东海军怎么说，对我个人怎么安排，确实有过许多议论，但我不去听。组织上认为其他同志更合适，那就其他同志干。关系到个人的工作、职务问题，是组织上考虑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个人来说，不用说提，就是想，都是错误的！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离开海军，我的心情是坦然的。干我熟悉的陆军，有什么不好，何况陆军也要向合成军发展，自己有了在海军工作的经验，正可以很好地发挥出来。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一官半职。这种事，在我历史上有过多次。”
这是他发自肺腑的表白。面对功名，面对纷乱错综的官场，质朴、坦然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我继续发问，您指的是作为一个个体，固然不错，但从组织的角度，又应该怎样考虑呢？我不认为这些道理能完全说服我。
“当然，不能说一点想法没有。军委海军是后我们成立的，我曾建议把华东海军的干部充实到海军领导机关中去，因为他们毕竟有了些经验。但没有被采纳。对这件事，我的确是有看法的。因事设人，讲是一套，做又是另一套。但这些问题，提了，听不听那就是组织上的事了。作为个人，它提醒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待下面的干部应该怎么使用，怎么安排。作为上级，我常面对部下，和他们谈话，安排他们的工作，这时，我总会联想起自己的这段经历。”
我想起小时候，家里炊事员的屋子里贴了张年画，是《三国演义》里的各种人物，骑赤兔马的关羽、环眼虬髯的张飞、银盔白甲的赵云，各个栩栩如生。炊事员说，你喜欢，就拿去吧。我把画贴在自己的屋里，从那以后，常为三国里谁的本事最高和我哥争论不休。不像现在独生子女的家庭，那个时代的人，父亲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只有在吃饭时，父亲偶尔会参加我们的争论。哥哥说赵云最厉害，我说关羽最厉害，赵云有长坂坡救阿斗，关羽有诛文丑、斩彦良。妈妈插话说，论武艺，吕布可以说最厉害，人称“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嘛！是啊，关羽和吕布斗了５０个回合，不分胜负，张飞上去助战，又斗了３０个回合，还是不分胜负，最后刘备上去，吕布才败下阵来，可见刘关张三个才顶一个吕布；曹操手下六员猛将，许褚、典韦都和关羽、张飞打平手，可他们六个人才打败吕布。我说，吕布算个什么东西，最他妈坏了！“你这个小子说得对！”父亲开始介入了。他说读三国，看人看三条，忠和义，再加上武功。吕布武艺高强，但不足取，因为他不忠不义。相比之下，关羽武功之上又有忠义二字，所以他就被尊为神武大将军。
那就是关羽最厉害了？我说。
“不！义分大义和小义，讲小义而忘大义，个人感情、个人利益至上，不顾大局的人，不足取。孙权要与之联姻，关羽说，虎女焉能嫁犬子，一句话，感情用事嘛，破坏了统一战线，忘掉了背负的责任，丢掉了荆州这样重要的战略要地，导致了国家的失败。封了五虎上将，他不服气，比功劳、争地位。结果还是诸葛亮聪明，送他了顶高帽子，说他胡子长得漂亮，他听了沾沾自喜。这种人，有什么出息？我看不上。”
那你喜欢谁？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后来重返杭州，是３０年后了。眼前的西子湖，波光粼粼、宛如画中，既亲切又陌生。
晋谒岳王庙时，看见父亲为岳王庙门楣上的题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曾问过父亲，这两句写在门楣上合适吗？父亲嗫嚅道：“就算是给我自己的吧。”
父亲喜欢唱《满江红》。他总是一边唱，一边有力地拍击着桌子：“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声调劈裂而低沉。
他的记事簿上有这样的话，“觐见岳飞墓：壮志年华，承母训，精忠报国。”５０年前，母亲把他送出家门。但她和岳飞的母亲不一样，没有在自己儿子身上刺字。她只是说，混不下去了，就回来，别在外面向人家要饭，丢人！
他真的会“老死杭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