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
向东！再向东！到敌人后方去，打进鬼子占领区的纵深去，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华中战场的第二个阶段到来了。
父亲的抗战岁月，一半在淮北；一半在苏北；江淮大地留下了他的足迹。
１苏北战场
路西一仗，１０旅被打惨了。黄克诚从华北带来的这支劲旅——八路军３４４旅，现在只剩下两个团四个营共３２００人了，黄克诚能不心疼吗？他提议，将父亲创建的九旅调归４师，换回曾经调出去的１０旅。这个建议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合理的。九旅兵强马壮，又是皖东北土生土长的部队，４师路西失利后，也急需加强。１０旅是他自己带过来的，苏北局面相对稳定，过来后可以休养生息。由于路西豫皖苏根据地的丢失，华中局将皖东北改为淮北苏皖边区，成立淮北军区，由邓子恢、刘瑞龙、彭雪枫分别执掌。我父亲被任命为３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率１０旅奔赴苏北战场。
命令是陈毅宣布的，他专程来了一趟皖东北。他什么时候都不改他特有的洒脱幽默的作风，在大会上他说，我这次就把你们的旅长带走了，你们有意见没有啊？掌声稀稀落落。人们的感情是复杂的，在部队干过的人都明白，自己追随的首长晋升，是好事，当然应该鼓掌；但部队又要并入一个新的单位，过继给人家，成了后娘养的，有了难处去找谁呢？这掌真鼓不起来。许多地方的新四军纪念馆都保存了父亲离开九旅时的照片，中间是陈毅，还有接管他们的彭雪枫师长，新任九旅旅长的韦国清和九旅的其他领导干部，被欢送的主角我父亲却站在最后排的边角上。这是一张喧宾夺主的照片。好奇怪啊，或许是无意识的，是父亲一贯低调的风格所致？或许是有意的？他想跟他的部队说，我已不再是九旅的灵魂了，但我的心，将永远伴随着你们，牵挂着你们。中国革命任重道远，前方的路充满艰险，走好啊，我的战友，我的兄弟！
或许，什么都不是……
新四军的军部和华中局也设在苏北，３师成为拱卫军部的一支劲旅。在这里，父亲和他敬爱的领导人陈毅元帅，以及在战略思想上支持过他、肯定过他的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他以自己的成功赢得了上级对他的信赖和器重，他不再像皖东北时期那样孤军奋斗了。这无疑对他今后的人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十年生死两茫茫”。自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丢失，红军主力被迫转移。父亲随中央大队长征北上，陈毅和其他战友粟裕、叶飞、钟期光、傅秋涛等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从此天各一方，音信全无。今天，在经历了艰难和困苦之后，老战友们重逢，大家不仅健在，而且戎装齐整、兵强马壮。还是在上次共同开辟苏北时，正赶上父亲打开皖东北的局面，雄心勃勃；陈老总和粟裕又刚指挥了黄桥决战，各自的胜利使他们沉浸在共同的喜悦之中，抚今追昔，怎不叫人热泪盈眶！陈毅元帅即兴写下了他那著名的诗篇：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悲喜之情，跃于纸上。
父亲说：“陈老总的诗是在大会上写的，黄老（注：黄克诚）拿给我看，我也和诗一首，‘忆昔聆教几多回，抗日敌后旧属归。’我是他的部下，就用了旧属；忆昔，过去几次听他的教导；‘南援北进江淮会，兄弟共举红旗飞。’兄弟指的是八路军和新四军，陈从南边，黄从北边，共同开辟苏北根据地。”都这么多年了，父亲谈起和陈老总会师的往事，还是那么真切和兴奋。
父亲要与黄克诚共事了。和认识彭雪枫一样，父亲也是在红３军团和黄克诚相识的，长征中，他们都在彭老总手下，黄是４师政委，父亲是师政治部主任；土城战斗后，红３军团在扎西改编，黄是红１０团政委，父亲是红１１团政委。
黄克诚生于１９０２年，比父亲大８岁。也许是他少年老成吧，８岁的跨度，就像两代人一样遥远。父亲习惯称黄克诚为“黄老”，也有时称“黄瞎子”。在父亲当年写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长征中的黄克诚的：“四师的黄政治委员一副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用那嘶哑的喉音在对团一级的干部们谈话。他握着他那瘦得骨头都看见的手，（他说）‘一颗流弹牺牲了洪师长……捉着蒋介石来坐铁笼！’”（注：张爱萍《第六个夜晚》１９３６年写于瓦窑堡。收集于１９５４年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父亲回忆，长征进广西，过两河口，红４师师部住苗寨。白崇禧为了离间苗人和红军的关系，经常派人化装去苗寨滋事，搞些小名堂。一天半夜，师部突然起火，黄克诚住的苗家小木楼浓烟滚滚。父亲说他组织营救：“整个屋子浓烟滚滚，黄克诚这个家伙，还在那里磨磨蹭蹭的，我急了，对警卫排长喝道，架起来，拖走！黄还在那找，我的眼镜！我的眼镜！”父亲边说边学，哈哈大笑。
黄克诚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他的性格特征与彭雪枫和我父亲不同。从我母亲嘴里我知道，他是个理性人物，处事缜密，深谋远虑；性情温和，但却外柔内刚。外表看起来，他灰色低调，不像彭雪枫，潇洒英武之气溢于言表。当年在苏北３师师部工作的扬帆同志蒙冤下狱时，写了很多诗词，追忆他的领导和战友。其中对黄克诚的描写是：“推食解衣空恋旧，慰海勤勤未敢忘”；而描写我父亲则是：“狂人介士尽云从，年少将军气度宏”。历史不能再现，但从扬帆的诗中不难看到，两个人风格和气质的差异跃于纸上。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黄克诚。那是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五一、十一的夜晚，党的高级干部是可以带子女上到天安门城楼看放烟花的。在天安门城楼上，黄克诚戴一副眼镜，裹着大衣默默地坐着，不像父亲和陈赓、杨勇、刘亚楼、陈锡联那样相互开着玩笑。
再见到他时，已是“文革”结束后的事情了。黄克诚已经很老了，戴着很深的墨镜，坐在轮椅上。他像一尊雕像，凝重而威严。我和周围的青年军官们不自主地都举起手来，向他致以军礼，虽然我们知道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说，是他提议把父亲调来给他当副师长的。他是这样谈他自己的：“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注：《黄克诚自述》２００页）
应该说，他们之间是一个最佳的组合。黄的老谋深算，我父亲的血气方刚。但我听母亲说：“是不是有别的考虑就不知道了，但黄老和你爸爸之间，不是太和谐的。”
喔，是这样，为什么呢？
“黄偏重于稳健，而你爸则是个拼命三郎。再加上你爸这个人，事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意，又不讲究方法，谁愿意要他！”
我问父亲，谁调你去３师的？
“我怎么知道。”回答的真干脆！
当时黄克诚不仅是３师的师长兼政委，还是苏北根据地党政军的第一把手。黄在他的回忆中说道，苏北这个地区长期为反动地主武装所把持，土匪、封建会道门遍及各地。他们打砸抗日政府，杀害干部，抢劫群众。更有甚者，刚来苏北，就遇到海啸成灾，疮痍满目，难民遍野。黄克诚说，他到了苏北后，着力抓了几项工作：抢修海堤；消除匪患；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加强主力；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统一战线。黄说，邹韬奋、范长江、钱杏村（阿英）、沈其震、薛暮桥、贺绿汀等，这些著名文化界人士的到来使这块敌后根据地一时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但苏北留给我父亲的记忆好像不完全是这样。父亲是从另一个角度回顾的：“苏北这个地方，在人家眼皮底下，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他说：“如佃湖，滨海县的大、小尖子，陈家港等，都是敌人薄弱的部分，我们完全可以从这里扩出去。佃湖就是伸到我们这边的一颗钉子，非常孤立的，完全可以拔掉。我们应该抢在敌人之前，调整态势。”
父亲继续说：“……我提了几次也就算了。后来敌人扫荡就是从佃湖这里开始的，一下子就插到我纵深来了。刘、陈说是右倾，重了。但保守是有的，太过分强调保存实力了。”
我已经感觉出来了，父亲调到３师后，他和黄克诚在总体思路上有些微妙的差异。父亲强调军事斗争，黄更偏重于根据地和党政建设。我问过母亲，她说：“你爸这人也固执得很，黄老大概也烦他了，后来就不要他再管作战了。”
难得一闲。军人不打仗还能做什么？从皖东北东征西讨的日子走过来，可真不习惯，但总不能无所事事啊，不如下去搞整军，整顿纪律，组织练兵，提高战斗力。父亲说：“既然这样，不听就算了。我向黄克诚提出，我还是去整顿部队吧，都是游击队起的家，不正规，不训练，怎么能打仗？黄很赞成。我说，先从军容风纪抓起，我们师里领导可要以身作则喔！黄说那没有问题。２４团团长谢振华，３军团的保卫干事，就从他的部队开刀。以后他们搞了阅兵式，很是轰轰烈烈。解放后碰到，他还和我说起这段往事。黄克诚军容风纪最差，从来不打绑腿，敞开个领子，揣个手。我就是要将他的军，我说你一个师长军容风纪都不整，要我怎么说服下面？黄克诚这次很痛快，哈，第二天就打起了绑腿。他说，这是他第一次。”
你就不怕他不高兴？我问。父亲说：“怎么可能？他是太了解我了，都计较起这些，还怎么干工作？”他讲起了长征路上的一段往事：
红３军团夺占娄山关占领遵义后，国民党吴奇伟的两个师反扑上来，首先对防守在老鸦山左翼的我父亲指挥的红１１团发起攻击。父亲说：“敌人从一个团增加到两个团，我们三个营都顶上来了，胶着在那里，但后续的敌人还在源源不断地上，我看光靠自己是不行了。黄克诚的１０团守在老鸦山顶上，我跑上去要他配合从敌人侧面出击一下。黄不干，说他的任务就是守卫老鸦山顶。我看说服不了他，只好又跑了回来。想不到的是，敌人看攻不动我们，就改变转向攻击老鸦山顶，１０团顶不住退了下来。彭老总命令我们从左侧攻上去夺回主峰，攻了两次没拿下来。这时陈赓的干部团上来了，彭要我们配合再攻，又把彭雪枫的１３团用上，并要他统领１２团，他们从侧面，我们从正面，把敌人打下去了。我们一直追到鸭溪，１军团追到刀把水，敌人把浮桥截断，结果后面一个营当了俘虏，吴奇伟的两个师就这样被消灭掉了。”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父亲继续说：“我军大获全胜。军团在鸭溪开战评会，我说，你黄克诚就是见死不救！我才不管他是谁呢！彭德怀很恼火，把黄、张给撤了，黄下连队，张宗逊当伙夫。不久，他们又回来了，有意思。我觉得黄克诚、张宗逊的战术思想不对头，依照我的打法不会损失那样大。我同黄、张相处的是很好的，打仗总有胜败，但这次黄是太固执了。”
对这一战斗的回述，黄克诚和父亲两人是有差异的。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说，团长张宗逊已带队出击了，我怎么好擅自离开阵地。另外，他回忆，林彪对他讲，敌人其实已经撑不住了。我理解黄的意思是，形势未必有那么严峻。我没有对这个战例做过详尽的考察，其实孰是孰非并不重要，也许是年代久远，记忆有所偏差；也许是两人观察问题的切入点就不一样。我只是想要证明前面我父亲和黄克诚在作战问题上是有过分歧的，他们可以在彭老总面前开诚布公地争吵，但并不因此影响他们的感情，他一直把黄作为兄长，尊重他、维护他，黄也把他视如小弟，一直器重他、关心他。
我问父亲，就你这样，哪个领导会喜欢你？
父亲说：“干什么要别人喜欢？我这个人干起事情来，有时候是有些左倾、鲁莽，只想要干好，不讲究方式方法。打土城时，同敌人对峙在那里，部队很疲劳，在阵地上打起瞌睡来。我在４师当政治部主任，召集各团开会，在会上批评杨勇，说你们１０团在阵地上表现最差，打瞌睡。有的同志提醒我，说杨勇同志都负伤了，我说，负伤也不光荣。话一出口，心里很后悔……”
这件事，他曾提过多次，因为自己的情绪一时失控，使战友受到委屈，当时的那种内疚之情，６０年都过去了，可见自责之深。
这就是那一代人的历史。如果说黄克诚像是个兄长，他对这个年轻气盛的小兄弟恐怕真是哭笑不得了。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７日，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军部和３师原计划组织阅兵式，然后是运动会；晚上还有演出，搞军民大联欢；还办了展览……但一切都在突然间被取消了。
五百里加急：鬼子对根据地要发动大规模扫荡！
“鱼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据新四军战史记载：“日军调集第１７、第１５师团以及华北方面军第３５师团和独立混成第１２旅团，伪军第２２、第２８、第３６师及徐继泰、胡冠军部，对盐阜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日军出动三个师团、一个旅团，以及伪军三个师并地方部队，３万余人。这就是在新四军战史上著名的盐阜区反扫荡。
华中局紧急会议。
刘少奇早在年初已调延安，会议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代表华中局党委做出反扫荡部署，他说：为了迎接空前的反扫荡斗争，适应斗争的需要，决定：一、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２师去；二、３师师部也准备跳出敌合围部署之外；三、坚持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由３师副师长张爱萍统一指挥。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由３师副师长张爱萍兼８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统一指挥８旅和７旅部分部队。四、团以上干部每人准备一套便衣，党校解散，女同志疏散到外地打埋伏（注：打埋伏就是隐蔽在老乡家里或转移到敌占区去）
……
只准胜利，不准失败！云云。
按照惯例，轮到个人向党组织表态这个程序了。
华中局的这个部署，对于其他的人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大家自然把头扭向坐在最后排的张爱萍了。在书记、常委、军长、副军长、师长、还有华中局和军部机关的领导人面前，他的地位最低嘛。
“我不干！”他站起来只说了这三个字就坐下了。
可以想像会场的情景。父亲讲到这里，得意地说：“哈，他们全都哑了。”
陈老总赶紧出面打圆场，宣布休会。
“陈把我找出来说，你怎么这样讲话的？我说，要我怎么讲？他们不是总都正确吗？这次就要他们来指挥嘛！陈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吧。陈老总说话我当然是要听的。于是，又复会。我说，打完了仗，那几顶帽子最好都给我收回去。哼！”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少给我来这套！
大敌当前，公然抗拒上级党委的命令，这还了得！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过去没有过，今后也再没有过了。可奇怪的是，会上没有人责怪他，大家都沉默着。
以当时新四军部署的态势看，苏北是核心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扎在这里，由３师，也就是黄克诚和父亲这个师，２万余人拱卫；１师，也就是粟裕的部队，１．３万，在南面，与上海、南京敌人的政治经济中心区相对峙；４师彭雪枫部队在西面，１．５万人马，原来是占据津浦路两侧的豫皖苏地区和皖东北地区，由于前面讲过的反顽失败，被压缩在皖东北地区；西南方向是张云逸和罗炳辉的２师，在淮南，部队１．５万，与彭雪枫的４师，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形成对西防御。北面过陇海铁路，就到了山东解放区了，不属于华中局的地盘。东面，临大海。李先念的５师１．４万，远在鄂豫皖地区，名义上是新四军，实际受延安的节制。其他６师、７师是小师，各为６０００和３０００人马，处在敌纵深内的苏南和皖南地区，条件异常艰苦，由谭震林和张鼎丞分别执掌。
这样大的一支力量摆在人家眼皮底下，行吗？
其实，早在一年半前，１９４１年的第一次盐阜区反“扫荡”结束后，刘少奇和陈毅就向中央报告：“利用水网以建立相当巩固的根据地已不可能，因此，在苏北建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地之任务，现在无法达到。”“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军部与华中局秘密移至皖东为好。”那次反扫荡，因为司令部自己先行转移，搞得刘、陈大为光火。但中共中央于８月１７日复示是：“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特别强调了是“最困难时”。
现在，这个计划终因眼下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大“扫荡”而落实下来了，最困难的时刻到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迁移到苏皖边界的盱眙县黄花塘。年老病残的发给路费回原籍，女同志或者孕妇就地安排打埋伏，隐蔽到可靠的群众家中。将非作战部队的军、师鲁工团（注：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简称鲁工团，何士德任团长）解散，除少数留下，其余分别去了延安或回上海、大后方等地。１月６日，黄克诚将尚在盐阜区的文化人转移到阜东县海边八大家一带，其中不乏许多当时享誉中外的文人，如芦芒、林山、沈柔坚、阿英、铁璎、贺绿汀等。
一时间，黑云压城。
敌伪这次是针对新四军核心区的扫荡，军部转移后，３师主力留在苏北核心区坚持斗争是理所当然的。３师干部中，适合独立指挥师主力作战的是三个人，一个是参谋长彭雄；一个是原８旅旅长田守尧，他虽然只是旅一级干部，但他是跟随黄克诚南下的。再一个就是父亲，他是副师长，长期指挥作战，对江淮地区熟悉，特别是独立开辟皖东北的业绩，比较起来，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尤其是，彭雄、田守尧这时已准备赴延安学习。对一个军人来说，临危受命，是他的荣誉，是对他价值的认同，何以会有如此情绪呢？
我问过父亲，他说：“形势比我在皖东北时好得不知多少倍了。鬼子虽然多，但部队已经锻炼出来了，根据地也建设起来了，敌人进入根据地，主动权完全在我们这边，反扫荡，我有信心。只是心里有气，平时怎么讲都不听，好像天下太平了，临阵又这样惊慌，什么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平时那股威风劲都上哪里去了？”
我明白了，原来症结在这里。你是指谁在耍威风？我问道。
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就知道揽权！除了会整人，就是夸夸其谈。少奇同志调走后，就排挤陈老总。有些人是看谁的势力大了，就巴结谁。我们阅兵，还专门去请。今天，我就是要杀杀他的威风！”
无怪陈老总要对他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吧。”真是耍小孩子脾气！
还是我妈说得明白：“你爸这个人啊，这辈子就是这样。事也干了，人也得罪了，好坏都是他。”
我知道，他不过又是嘴上痛快而已，有气归有气，对军人来说，炮声一响，一切恩怨情仇、儿女情长都应抛掷脑后。他像一头苏醒过来的狮子，他嗅到了逼近的猎物，战争使他的个性得以张扬，危险使他的生命具有了价值，他属于那种只能被挑战激活的人。
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很快转移到淮南地区去了，３师师部分散到盐阜边与苏中交界地区，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工厂等非战斗单位和人员也都陆续疏散隐蔽到位。
父亲率８旅及７旅一部的将士们留在敌人的合围圈里，他们将与根据地的人民同在。
２战争叫女人走开
苏北的土地是贫瘠的，但风光却是旖旎秀美的。就是在这里，父亲见到了一个使他怦然心动的女人。
这个女人后来就成了我的妈妈，她与父亲相伴到老，她生下了我们兄妹４人，直到父亲去世，他们一起走过了６１年的人生时光。
对他们来说，这次结合，都已是第二次婚姻了。在这之前，妈妈一直在新四军皖南军部工作。年轻时的她，端庄大气，温文尔雅，在和我父亲认识的时候，她的前夫在皖南事变中已牺牲一年多了。我父亲的前妻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当过周恩来秘书的国家卫生部部长杨纯。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婚姻的变故是不幸的，但也是正常的，可老一代人往往对此讳言忌深。
父亲似乎不很愿意谈论这样的话题。问起他怎么认识我妈妈的，为什么会看上她。父亲所答非所问：“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她为我吃了很多的苦，我耽误了她。”
倒是我妈妈很愿意谈他们相识相爱的经过，有时，父亲在一边默默地听着，若有所思。妈妈总会讲着讲着，冷不丁地问他一句：“是不是这样？”父亲会笑一下，但从没有点过头，或是摇过头，那神态好像是不置可否，甚至使人感觉到他心里在嘀咕，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有什么好说的，婆婆妈妈的。
反扫荡的战火日益逼近。所有的后方机关和家属们都转移撤离了。
可我妈妈怎么办？她刚结婚４个月，此时已怀上了我哥哥了。
父亲回忆这一段时说：“对付鬼子扫荡我有办法，比这更艰苦的都过来了。只是你妈妈怎么办？她必须离开，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妈妈转移去了盐东。谁知，过了些天，盐东县委书记过来开会，又把妈妈带回来了，那儿没法藏身。这样又转到东海县的八大家，那儿有个叫张景惠的棉花商行老板，是个进步士绅，商行又在东海岸边，相对会安全些。可几天后，鬼子的飞机轰炸了八大家，商行被毁，张老板的夫人炸断了一条腿。张景惠为难地说，我们家遭大难了，实在没法再留你了。
妈妈说，那天晚上，她扮成农妇模样，揣了把剪刀，独自离开了张老板家。她唯一的去处是盐东，直觉告诉她，在那儿可能能找到自己的部队。正月，天寒地冻，海风凛冽，四野茫茫，她一生中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和恐惧。远离部队，远离自己的丈夫，一个人在空旷的夜晚中摸索着寻找归宿。盐东在八大家以东，渐渐地，东方发白了，她知道要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
白天只能躲在高粱地里，等夜幕降临了再赶路。终于，她走到了盐东，３师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带着机关辎重转移到这里。妈妈回忆说：“我一见吴法宪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了。”离开了集体的个体是难以生存的。“吴拍着我说，好了，好了，你看，这不到家了吗。”
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听过无数遍了，如果我爸在场，妈妈总会说，该你讲了。我爸就会接着说下去：“吴法宪的电报一到，人还在，我就放心了。鬼子出动了１８架飞机轰炸八大家，那里是我们的被服厂，机器设备都装载上船，鬼子来偷袭，就把船开出海去，时间长了，鬼子摸到了规律，就来轰炸。我一听到消息，想，坏了，很后悔，真不该把你妈转移到那里。”
“文革”时我们家落难，走投无路，想找找关系递个申诉，翻遍了以往的熟人好友，都被打倒了，这就想到了吴法宪，妈妈说，他该不会忘记那时的情景吧？
根据地是回不去了，盐东也非久留之地。经组织安排，她和汪云（曹荻秋的夫人）、陈绥圻（吴法宪的夫人），乘一艘货船来到了上海。
陈绥圻是上海人。说好了她们仨到上海都住陈绥圻家的，可是送她们的交通拿着支票去银行兑现，就再也没有回来。是卷着钱跑了，还是被敌人逮了去，不得而知。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此时，汪云已临产，她们将她送进医院，不久生下一个男孩，自己却因大出血永远离开了人世。曹后来的夫人姓石。许多年后，我对妈妈说，见到曹荻秋的儿子了。妈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曹纪云”。“是纪念的纪吗？”妈妈一听就伤感起来，说：“那一定是汪云的儿子了。我想见见他。”
偌大一个上海，举目无亲。她想起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大陆洋行当差，或许能帮上一把，可天色已晚，又下着小雨。妈妈说，蜷缩在洋行门口的那一夜，她连眼皮都不敢合一下，好不容易才捱到天亮，可以想像得到，那个本家亲戚见到她时的惊讶程度。我妈妈和她的弟弟、妹妹参加新四军抗日，族里有所传闻，只是李家的二小姐忽然出现在这里，看她落魄的样子，实在是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终于，在本家亲戚的帮助下，她辗转回了宁波老家小港。
自从离家参加了新四军，这是第五个年头了。战乱和流离，母女相见，欣慰中自然伴随着眼泪。为了安全计，她们搬到乡下，那里有个浪漫的名字，叫沙夏。我妈说：“小港的房子不能住了，墙里嵌进去一颗炸弹，没有爆炸，弹头就从那边的墙壁露出来，可你外婆还在这边做饭。”可怕吧！在沙夏，妈妈生下了我的哥哥。
妈妈说她不是家属，而是一名抗日战士。她的丈夫还在和敌人厮杀，她要和他一起战斗。通向敌后的返程道路同样是艰险的，妈妈说：“家里当然不让我再回去了，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把幼兰（注曾用名，现名李又兰）改为玉化。玉化，这两个字，代表了我的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民族存亡，不做兰花，而是战士。”中国的女性，自古就不输男人。
哥哥８个月时，她把他留给了外婆，先到了浙东谭启龙（注：时任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后先后出任山东、浙江、青海、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那里，陆路不敢走，就由海路返回苏北。船在途中遇上了风暴，大桅都折断了，只得随洋流飘零。骄阳似火，风暴过后，一丝风也没有，船就像凝固在镜面上。渴得受不了了，就喝海水，嘴上尽是盐花，这无异于自杀。只盼着下雨，所有能接水的东西都用上了。大雨过后又是暴晒，生命在挣扎。两个多月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地平线。
战争没有能让女人走开。
我弟弟曾向他的一些外国朋友谈起父母的这段故事，这些老外们怎么都听不明白，他们无法理解，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是带着老婆打仗的，还生儿育女？这离他们生活的常识太遥远了，连想像都产生了困难。
让我们再回到苏北战场。
我找到一些有关当年的资料，从中可窥一斑。
一份是父亲写的《告全体共产党员书》：“不怕牺牲，咬紧牙关，克服侥幸心理，和当地群众一起，准备苦斗两年，消灭进犯之敌。”
一份是他在全区反扫荡紧急动员大会上所作的《怎样坚持盐阜区的斗争》的报告。各乡各镇赶快动员起来，干什么？
一是破路挖沟。苏北平原，一览无余。部队怎么机动？群众怎么转移？他下达指令，有路皆沟，沿路挖沟，沟要一人深，通向芦苇荡和青纱帐。敌人来了，就像《封神演义》里的土行孙一样，钻进去，土遁了。
二是拆桥打坝。苏北河湖港汊多，鬼子汽艇一下子就能插到纵深。因此，要求在河里打上暗坝，距水面齐腰深，一是拦住汽艇。这个办法非常有效，经常是鬼子汽艇一头撞上去，人仰马翻，被我射杀。二是便于我部队转移。被鬼子追急了就从暗坝上趟过去，人一晃怎么就不见了？再一看，“八路的，河的那边！”因为每条暗坝都是做了记号的。
这两条，按现在的军事术语叫作改造战场地形。
父亲说，战场地幅有限，反扫荡初期，敌人势头强劲，要将部分主力地方化，做到县有武工支队，乡有武工大队，充实增强县乡独立作战的力量，使敌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待敌十分疲惫时，再适时集中主力，打它几个歼灭战。这个作战思想和基本战法，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运用得更为炉火纯青。
据我查到的资料，最初盐阜区内我军主力只有４～５个团，但经过两个月的反扫荡前的准备，他手里握有主力和地方武装已经达到了１３个团，持枪的基干民兵组织达到十几万之众。父亲说：“敌人推迟了行动，使我以逸待劳。”
他还办了干部训练班，推行他的独特战法——“敌进我进”。毛泽东讲的是“敌进我退”，父亲说，往哪退？敌人进了根据地，我们没有地方退，只有进。这个进，不是硬碰硬，是进到敌伪区里，有利就抄他的老窝，不利就给我潜伏下来。当敌人撤回去，我们再打回去，端他的新窝。
他在报告里讲，战机不是等来的，是创造出来的。每个部队都要组织精干的小分队，抵近至敌前沿，保持接触。敌前出时，我在宽大正面上实行机动防御，节节后撤，敌集中兵力攻击时，我则分散从两翼转至敌后，咬住不放。不断袭扰，疲惫敌人。
他还在敌人据点周围撒出去大批的谍报人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在敌设伪政权的地方，事先就物色了开明士绅，派进去里应外合。开始没有谁愿意干的，怕将来说不清。父亲说：“就叫区政府给他们都立个字据。”
规定是缜密具体的，连党政军各级机关人员所携带的物品都严格限制，一律不许超过６斤。重要物品资料坚壁清野，后勤物资、军火、被服工厂，全部上船，一有情况，就开进芦苇荡。
为了做到白天是敌人的，夜晚是我们的，根据地掀起了打狗运动。父亲说：“不过我还是允许他们每个村留下一公一母两条，否则苏北的狗真该绝迹了。夜里部队路过时，常看到老乡把狗搂在怀里，像哄小孩似的，怕它叫嘛。”每每回忆至此，他都会感叹地说：“苏北的老百姓真是好啊！”２２年后，父亲带着工作队回到苏北搞社教，他贸然停止了中央当时确定的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四清”的做法，代之以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文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我想，其思想和情感的渊源，大概可以追溯到眼前的这场战争。
他用当地的苏北俗语，对各县武工队和基干民兵规定了三种战法：
一叫“小孩拉瞎子”。就是以小部队佯动，诱敌至错误的方向，徒劳往返，疲于奔命；
二是“狗咬叫花子”。以小分队尾随敌人，黏着他打，有掉队者、后勤补给者，就干掉；
三是“小偷挖洞偷东西”。就是敌人一住下就打，放枪扔手榴弹，有出来挑水的、放哨的，见着就打他黑枪。让他知道，进了我根据地就一天不得安生。
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要怕部队被打散，打完就撤，撤就要撤得快，撤得要分散。事先规定好，白天打散了，入夜再集中。第二天接着再干。
有老同志回忆，张爱萍副师长在台上大声问，我说的三种办法，你们记住了吗？
大家回答：记住了！
那就给我重复一遍！
会场就响起：“小孩拉瞎子，狗咬叫花子，小偷挖洞偷东西，哈哈，哈哈！……”
这哪像大军压境啊。
最后，张爱萍掏出他的左轮枪，往桌上一拍，说：“打起来，谁后退，我就枪毙谁！我后退，你们就枪毙我！”
军中无戏言。面对迫近的敌人，３师的将士们已经跃跃欲试了，他们在进行最后的热身。
就在我写这本书时，一个朋友寄来一张报纸，通栏标题赫然跃于纸上：“新四军战斗密令突现京城”。刊登的是一个收藏家从旧货市场获得一本失去封皮的日记，里面有１８篇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３年的新四军战斗密令。部分密令后有“爱萍”落款。在日记第二页上写有“紧急指令（参字第００１号）：据昨日获敌此次作战计划，……歼灭韩部（注：应是指国民党韩德勤部队）时对我佯动。……根据各种情况分析，敌对我盐阜扫荡是最严重的。……责成各团分别回报情况。爱萍”
同时还报道，在３月２３日的“战字第七号命令”中，详细记载了新四军的作战计划，看得出，战前部署非常细致，仅侦察部分，就分攻击之敌、敌增援部队、可能的进军路线、日伪各据点的分布、通信联络的办法。在攻击器材准备中，甚至还有梯子、洋镐、十字镐、干草、柴火等。在３月２４日的敌情通报中，详尽地描述了盐阜地区日伪军的活动情况，大约有十余条信息。撰文者感叹地写道：“能让当代的人对我军当年如何奋战在抗日前线有直观而深刻的了解。”他说，“爱萍”所指何人待考证。
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虽然没有机会看到这本日记，但直觉告诉我，那上面记载的就是他的故事，他在那里，真真切切地留在敌后战斗。不用考证，就是他，不会错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已经远去，父亲的记忆只剩下一些零散的碎片：
父亲说：“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就在三造等着敌人来了。利用这个机会正好去上面汇报一下，我走了一天，到了天都黑了。他们已经吃过晚饭，都换上了便衣，自行车也都准备好了，说扫荡马上要开始了。我还没有吃饭，他们也等不及了，我只好连夜赶了回来。原想大家要分开了，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有什么交代的，也好商量一下。其实，我这边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对敌人是以逸待劳，不怕的。但没想到他们会那样慌张，我看不起他们！”
回想起他在华中局会议上那样无法使人理解的愤怒，这会是埋藏在他心底更深层的原因吗？
……没有人和我说起过。
“打陈集外围时，我到了最前沿，是２５团２营５连，不会有错的，团长王东保。我说，走，到最前面看看。隔着一条河，敌人的哨兵就在桥上站哨，我观察了很久，他老在转圈子，我对尖刀班的班长说，你看见没有，这个家伙很有规律的，你们上去两个人，等他转过去，把他摸掉。那个班长干得很利落。紧接着５连就进去了，这是一次偷袭，很成功。”
“陈集是攻坚战，双方反复争夺，我们两次冲锋没有奏效，鬼子也两次反冲锋被我们打下去。我看这样打下去不行，上去想查看情况，重新选择突破口。刚从工事的射孔向外看，警卫员韩兆轩一把把我拽下来，紧接着一枪打过来，把身后的特务营营长打着了……”
“我判断是围得太紧了，放开了一个口子，鬼子就从这里突围了。哈，上当了，半路上截住他，打死了一些，剩下的十几个鬼子就跪下投降了。我一下就控制不住了，喊，鬼子完啦！鬼子完啦！把旁边的刘彬吓了一跳，问什么完了？我说，你没看见吗，鬼子缴枪了。当年我在鱼沟，也是把鬼子围住，打了一上午也没打进去，我想，这帮家伙够顽强的。他们现在居然也缴枪了，看来，鬼子长不了了。张天云把他们绑在村外的树上，我去看时，已经死了。李雪三说违背俘虏政策。我说，算了吧。这一仗缴获了好多的重机枪和轻机枪啊。”
“打下陈集我就叫部队撤出来，青纱帐已经起来了，正好隐蔽。果然，下午阜宁的鬼子就出来了，我爬到棵大树上用望远镜观察，见敌人在收尸，还组织哀悼仪式，好机会，我调来迫击炮乒零乓啷地乱放了一通，鬼子又留下好多尸体跑了，我们又回到陈集。”
“还抓了两个日本女俘虏，大家都没见过日本女人，传说日本女人漂亮，都争着跑来看。结果一看，唉呀，太丑了，实在难看，而且，一句话不说。后来把她们给送回去了。”
“这一仗，鬼子衰败的迹象已经表露出来了。这是１９４３年春天，我想，我也许可以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了……”
回忆真是挺愉快的，尤其是有像我这样忠实的听众。
盐阜区反扫荡并没有像父亲当初动员的那样，要做好孤军奋战两年的准备，仅仅两个月不到就取得了胜利。战史记载：
反扫荡一开始，３师师部在师长黄克诚率领下跳出了敌合围圈，８旅和７旅一个团在副师长张爱萍指挥下与敌周旋。敌人第一次合围扑空后，又梳篦拉网继续寻找我主力决战。我则分散游击，敌人再次扑空。
２月底，敌人集中兵力重点“清剿”，我则寻找敌之薄弱处，主动出击，先后袭击陈集、东沟等敌据点和阜宁县之敌，使敌顾此失彼，不得不收缩兵力。
３月中旬，敌人各路“清剿”部队开始撤退，我立即转入反击。敌如惊弓之鸟，豕突狼奔，正好被我伏击。接着，我全线展开反击，反“扫荡”胜利结束。
黄克诚欣喜若狂，对反扫荡和我父亲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写道：“我先率师部、区党委机关跳出敌包围圈后，我军在副师长张爱萍的统一指挥下，首先避敌锋芒，采取分散与集中的战法，寻机反击，陷敌于四处挨打的境地。转入反攻后，连克敌伪据点３０余处。盐阜士绅在慰军大会上说，将卒用命，神出鬼没，于此足知中国不会亡！连国民党都说，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新四军能保全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攻，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
抗战８年间，至少前６年，看不见胜利的曙光。残酷而持久的对日作战，就像漫漫的黑夜，渐渐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鬼子装备先进，每个小队都配有几挺“歪把子”轻机枪，还配有掷弹筒；连进攻有山炮、野炮掩护；营团进攻就有坦克。可我们，一个连有一挺机枪就不得了了。战士们能用上“汉阳造”，就算是最好的装备了，而可怜的几发子弹，根本不敢随便用，打起仗来，多靠近距离肉搏。
父亲说：“攻坚我们不行，运动战也很困难，只能是游击战。现在可以是游击战加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配合一定的攻坚战了。没有大口径火炮，没有坦克，就谈不到攻坚，所以，我以后抓装备，陆军一定要重点发展坦克装甲，我们那时牺牲有多大啊！”
“看见鬼子缴枪投降了，那种感觉就像在长久的黑暗中突然看见一盏灯。就是这一次，我相信，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父亲的预感是对的。一年后，抗日战争转入反攻；又过了一年，鬼子投降了。
妈妈四处飘零的艰难岁月，和海上遇险九死一生的遭遇，父亲是以后才知道的。妈妈回到部队后，给父亲洗衣服，看见他贴胸的衣袋里揣着一个小本子。在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
“请捡到本子的朋友：
通知我的爱妻李幼兰。地址：宁波小港大琪头李善祥家；
通知我的父亲张体元。地址：四川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村。”
哦，地址写错了！我妈妈家确切的地址是镇海江南大碶头。这是生命的托付！但却是一封无法送达的遗书。他真的是没有退路的。苏北大平原——不是他的奖台，就是他的坟墓。回顾胜利，当然是愉快轻松的，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但假如失败了呢？那一切都会是沉重的了。
他没有留下遗言，只留下了亲人的地址。对家乡的父老们来说，他们的子弟，牺牲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上，难道还需要再说什么吗？
妈妈经常说：“吃梨子的时候，最忌讳的是分梨，应了分离的谐音。但我不这么认为，只有切开了才能见到核，所谓分梨（离）见真心，这有什么不好。”
这个本子妈妈一直保存着，父亲那一贯龙飞凤舞的字体，在这时变得异常工整。我想，他大概是怕捡到的人辨认不清楚吧。
关于３师在开辟华中根据地中所起的作用，对３师作战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华中局一些同志的看法是，皖东、皖北、皖东北根据地之打开，３师主力未参加；郭村战役、两次黄桥战役，３师只在次要方面配合作战；曹甸战役、蒋坝战役，均未完成任务；保卫盐城作战，亦不能令人满意。产生这些的原因是由于３师负责干部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发生错误。很机械地保存主力并使之绝对化。不了解华中根据地是要顽强坚持，我们不能撤走与放弃的。
黄克诚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华中局会议上说，不是我右倾机会主义，而是军部对反摩擦、反扫荡作战指导原则有问题，要加以纠正。黄认为曹甸战役与黄桥战役不同，不宜打。黄桥战役是自卫反击，曹甸顽军则已退守，不能算是有理；黄桥是运动歼敌，而曹甸是攻坚，不能算是有利；黄桥结束不到两个月，再打曹甸，不能算是有节。
我问父亲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刘、陈要打曹甸，要我们配合打车桥，进一步压韩德勤。黄不干，认为攻坚不值得，伤亡太大。黄直接给八路军总部彭德怀那里发电请示，引起刘、陈的不满，彭也不好干预，要黄还是听刘、陈的。最后，还是没有打下来，伤亡较大，从此，彼此就有不同意见了。”
也有些研究者认为，黄克诚狠抓根据地建设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巩固的政权是难以抗击强大于我数倍之敌的。但在毗邻敌心脏地区，造成过大的声势，尤其是在根据地的敌我态势没有调整、战场建设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急于扩大对敌占区文化界、知识界的统战影响，势必过早暴露自己，造成被动。
这些分歧，一直延续到１５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和彭德怀被打为反党集团。在揭发批判的热潮中，华中抗战的老账又被翻出来了。除了重提黄克诚在作战中一贯消极、右倾保守外，还提到了这次盐阜地区反扫荡，说黄是放弃指挥，退却逃跑，化装隐蔽。上纲到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王明路线，黄克诚是一个言行不一、不向党交心的伪君子。
在３师工作过的许多同志认为，黄克诚同志是掌握了反扫荡的全局的，将作战交由张爱萍副师长机断指挥。在敌反扫荡前，从最坏处准备，跳出敌包围圈，以利前线指挥员放手指挥。在整个反扫荡过程中，黄一直没有离开过盐阜地区。
父亲说：“工作中有不同认识是很正常的，把这些分歧带入政治领域，是错误的，有害的。党应该吸取这个教训。”父亲顶着高压，在黄克诚庐山落难时保持着对他客观的评价。他说：“我永远不会去做这种卑鄙的事情。”
黄克诚岂能不明白呢？他在《自述》中写道：“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要表现一下。也有几个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黄克诚是条硬汉。“文革”中，专案组知道他当年受过华中局的严厉批评，想利用矛盾让他揭发当时的领导人。他说：“我们是因工作中意见不同有过争论，这在革命队伍中是常有的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他们叛党。”
难道历史真的是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姑娘吗？革命战争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历史，战争年代不能回避，现在回忆历史就更用不着回避。
３我是他的“克星”
１９４５年是让历史难忘的一年。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句号；终极武器原子弹，在日本岛国炸响，十数万天皇的臣民，在几秒钟里化成了灰烬，人类从此进入了核时代；雅尔塔协议签署，由此划定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冷战格局。
这一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同样是辉煌的。经过整整８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是整整一代人，以他们的血肉之躯为代价，留给后人的一份遗产。这次战争激发了中国人民从整体上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从此由衰败走向振兴。
我，也在这一年降临到人间。
妈妈说，生我的那天，月亮像个银盘，特别亮，亮得都有点儿凄惨，秋风习习，吹过空旷的田野，将世间的一切都吹得似有似无一般。
是难产。整整折腾了一天，大人孩子像过了趟鬼门关。妈妈说，你生下来不会哭，胎死腹中？也是命不该绝，正巧有个妇产科的医生从上海来根据地，就住在隔壁。她听说有新四军家属要生孩子，怎么就听不见动静呢？是医生的天职吧，过来一看，说是被羊水噎住了。吩咐打两盆水来，一盆热的，一盆凉的，就这么来回地浸泡，再拎起双脚打屁股，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哇的一声哭出来。
父亲是在我出生的两个星期后才见到我的。国民党李品仙部为夺占徐州，由蚌埠星夜北上。父亲任淮北我军前敌总指挥，４纵在王必成率领下为右路，９纵在张震率领下为左路，阻击来犯之敌，发起了津浦路破袭作战。大战在即，父亲在去前线之前，兴冲冲地赶来看了妈妈和我一眼。
妈妈回忆说：“你爸看了一眼说，丑东西！又说，再丑也是我儿子！就急匆匆地走了……”有一种说法，出生的磨难，预示着人生的艰辛与坎坷。也不知是指大人还是孩子。路加福音，……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
我来的真不是时候。父亲这一走，可就是从生死界上擦肩而过了。
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当外部的压力消失的时候，国内两大政党、两个阶级的斗争便骤然升温，内战的烟云又一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毛泽东发表了他那段为国人熟悉的精彩讲演：“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泽东的话代表了共产党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意志和立场，但仅仅一个月后，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７日，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就致电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提出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下，具体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毛泽东立即回电赞同。面对４００万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军队，共产党是没有力量和国民党硬碰硬的。他们主动放弃了南方８个解放区，做出收缩南部，巩固华北、山东、华中，控制热察的决定；不到一个月，又进一步明确为放弃华东、华中、中原、华北，只坚守山东、陕甘。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要集中力量抢占东北。今天看来，在两大政党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中，共产党人的这第一脚，充满了狡黠和智慧。刘少奇也因此以他的雄才大略又一次赢得了自己在党内的声望。
首当其冲的又是华中。
国民党１７个军约５０万人分批向华东解放区推进，在夺占南京、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后，沿津浦路北上，直逼华北、东北。
华中局一分为二；新四军一分为二。新四军军部移往山东，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留下的另组成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黄克诚率３师抢占东北走了；罗炳辉的２师和父亲统领的４师，一分为二。２师之４、５旅，连同整个７师都调往山东。４师９旅调山东，４师１１、１２旅和２师６旅留在淮北。粟裕、叶飞的１师留在苏北。新四军的抗日健儿们，８万北上，５万坚守华中。
陈毅、黄克诚走了，而父亲和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留下来了。中央来电“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父亲和粟裕被分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华中军区开始叫苏皖军区，寓意着苏中和淮北两块根据地的领导人联手保卫华中，准备迎接国民党从大后方调来的百万大军。
按父亲自己的说法，抗日战争是他步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成熟了，他不再只是个猛打猛冲的拼命三郎了，他的战略头脑、指挥才能、坚韧吃苦的品格和大刀阔斧的作风，逐渐为党内的高层领导人所认同，开始有人欣赏他了。
彭雪枫牺牲后，由谁来接替他的位置，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华中局曾动议从八路军中选派干部，但最终中央议定是由父亲来接替。他独闯皖东北的战略眼光和胆识；与盛子瑾统战中展现出的政治斗争的谋略；创建九旅的建军治军能力；以及在盐阜区反扫荡中所表现出的指挥艺术和英勇牺牲精神，这些业绩，都成为举荐他担任这一职位的重要筹码。当然，他长期在江淮作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大战来临之际，考虑到华中腹地由苏、皖两个战役方向构成，中央又委以他华中军区副司令的重任，和粟裕分别负责苏北和淮北的对敌斗争。他似乎走到了他的同辈们之前，成为新四军抗战初期旅团一级干部中的佼佼者。父亲有理由接受这一切，因为，这不是靠人际关系，不是靠投其所好，不是靠压抑自己的个性换得的；而是靠浴血奋战、靠不计名利、靠张扬自己的个性赢得的。现在，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幅的主要方向上，掩护华东我军的战略转移和展开，面对百万敌军压境，站在抗击国民党进攻的最前线，应该说，这既是中央对他的器重，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不知为什么。父亲总好像不愿意多谈他这一段的历史。但我还是从当年他留下的诗篇中，窥探到他的心态。他写到：“抗风暴，挽狂澜，胆气豪……手挚龙泉剑，腰斩长蛇津浦。”
在重大的挑战面前，他的人生，理应更加精彩。
当时华中军区驻地在淮安，周恩来老家。从淮安出发到津浦路前线，父亲的习惯是骑马，红军时他任过军委骑兵团团长，骑术、劈刀、马上射击都是挺在行的。这时部队已经有卡车了，大家都建议汽车要快得多，他犹豫了一下，就改坐汽车吧……灾难就这样降临了。
汽车当然要比马快。是缴获日本人的那种大卡车，他坐在驾驶舱，参谋等随行人员在后面车厢里。你想，缴获的车已经破旧，当时又没有修理厂，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赶路。离前线不远了，遇到老百姓支前的运输队，马车、排子车、独轮车，把个路堵得严严实实。汽车过不去，天又下着雨，走了一天了，父亲说，既然要等，不如下去搞些吃的东西来吧。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回身要向后面车厢里的人交代些什么……车缓慢地向后滑动，旁边刚好有一堵墙，他的话音还没有落，头就被夹在车门和墙之间了……他顿时就失去知觉。为什么不骑马？为什么要坐这辆破车？为什么不冲过去，要停在这个鬼地方？但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这就是命！
据在现场的作战科长孙公飞回忆：“我听到首长在前面驾驶舱讲话，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探头一看，啊！可不得了了，血从司令员被挤住的头上涌出来……”
慌乱中有人说，不能倒车，一发动，车身一震，脑袋就挤碎了，只能缓缓地把车推开。人是当时就昏死过去了，血从眉骨处汩汩流出。
华中军区后勤卫生部的王广胜当时在场，他说：“头盖骨从眉骨处裂开，或许是他戴的帽子救了他，帽檐折下来垫了一下。首长醒来后就开始大口吐血……”
我问父亲当时的情况，他回忆说：“细节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醒过来后，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天旋地转的。”
很痛吗？我问。
“没有十分的疼痛。我觉得自己还行，我还是明白的。战斗马上要打响了，让部队知道了，可是大忌。淮北我熟得很，闭着眼睛也能摸到。”
作战科长孙公飞回忆：“我看首长渐渐有些苏醒了，就说，要赶快向陈毅司令员和华中局报告。他双眼紧闭，好像听到了，手指动了动，我知道他不许我们说。”“他一直这样躺在担架上，眼睛睁不开了，电报由我念。他不需要地图，他在这里创建了根据地，他对这一带太熟悉了。”
卫生部长王广胜说：“首长是颅脑损伤和严重脑震荡，我警告他，一定要静卧，不能再这么干了，否则要留下后遗症的。”
妈妈说：“我听到前方传来的消息，就到华中局去问个究竟。邓老（邓子恢）安慰我说，估计不会太严重的，前线说，他一直还在指挥作战嘛。但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一周后，战斗结束。父亲强撑着参加了庆功大会，他要给部队讲几句话，他刚走上主席台，就一头栽下去了……
这时上面的领导同志都还不清楚父亲的伤势，从来往电报看，一切都正常。战斗结束后，陈老总要父亲立即赶赴淮安，参加军调小组，说是美方的雷克上校已经到了。一见面，吓了一跳，陈老总叹道：“咋子搞的嘛？受了如此重伤，咋还呆在战场上！”
妈妈说：“无怪陈老总都吓了一跳，我见到他时，你爸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脑袋肿得好大，都认不出原样了。你爸这个人啊，别人的话都不听。脑震荡的人是不能再受震动的，他不要战士们受累抬他，坚持要把担架放在车上，那时都是泥泞路，一路颠簸下来，哪还有好的？”
陈老总、张鼎丞等领导来看望父亲，走后，妈妈听见他们询问医生，议论的声音很低，断断续续地，但妈妈还是隐约听到了“……废了”两个字。
她的奶水就在这一刻再也没有了，从此，我再没吃过妈妈的奶。现实是残酷的，但她必须和他一起承担。
１９４６年６月下旬，大规模内战爆发。８月９日，随着泗县之战失利，淮北形势急转直下。９月１９日，淮安被占。不久，两淮丢失。
在这之前，粟裕和父亲这两个华中军区的第一和第二副司令，曾有过一场关于作战方针的讨论。他们两个共同之处是都不同意放弃华中，分歧是坚守华中，究竟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粟裕认为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运动战打击北犯之敌，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为日后在华中立足奠定基础。父亲则认为，在来势凶猛的敌人面前，不应匆忙应战，应以有限规模的运动战结合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做好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长期准备。华中江河湖汊，四通八达，完全可以与敌周旋，避其锋芒后，坐待战机。
现在，究竟谁的意见更为合理，对他来说，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父亲在病榻上收到了９纵政治部主任张震寰和宣传部长赵易亚的信，信上说，两淮丢失了。据有的老同志回忆，当父亲读到信中叙述的两淮失守与淮北失陷后，我军民撤退时的慌乱与匆忙，以及地主还乡团残害根据地群众的惨状，他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我没有向父亲核实过这个细节。他是在为曾经付出了如此重大牺牲的这块土地的丢失而伤心呢？还是在为自己这时多么的无奈而悲泣呢？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只说了一句话：“粟裕同志在苏中七战七捷的消息传来，我真为他高兴。可我每天只是头痛，痛得像裂开了一样……”我找到他当时写的诗《捷报》：“七战连捷敌难逃，运动战和游击战，胜券稳操。”日期是８月１日在淮安。他在病痛的折磨中，为战友七战七捷的胜利而祝贺，同时也为无法亲自去实践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主张而耿耿。
两淮失守后，华中党政机关后勤人员从沭阳方向撤至山东，地方人员因撤退不及遭受很大损失。我们也随父亲转移到临沂。不久，临沂也告急，组织上又决定父亲转道大连养伤。
这本不是他该去的地方！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面前的是关乎着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如果说，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还只是排练；到了解放战争，则是大戏开场了。经历了在分散的根据地上游击作战的共产党军队，今天，他们将整合起来，以野战军为单位，与这个１８年的宿敌，进行最后的决战了。一场大兵团会战的宏伟剧幕已经徐徐拉开，刚刚被提拔到战区领导岗位上的他，本来是可以一展风采的，而现在，在大战来临之际，他不得不与老弱病残为伍，颠沛在后撤的路上。这对他，不仅是焦躁和苦闷，简直是一种惩罚，命运的惩罚！
这次负伤给父亲带来了终生的遗憾。整个解放战争辉煌的战史上，消失了张爱萍的名字。皖东北的大地啊，伴随着我的降临，带给父亲的却是灾难，难道冥冥之中，真的会有什么暗示吗？
４我愿意为他做出牺牲
在浩浩荡荡北撤的人流中，有一副担架，抬着一个昏昏欲睡的伤员，他头上缠满了绷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伴随他的是他的妻子，怀里抱着的是他们未满周岁的儿子。８名警卫战士护送着，他们走得很慢很慢，匆匆而过的士兵们都好奇的回过身来，当他们认出担架上这个双目紧闭、昏睡不醒的人是他们的司令员时，他们向他致以军礼，然后又匆匆赶路了。拥挤的道路渐渐变得空旷，他们翻山越岭，跨河涉水，蹒跚而行，曾几何时，这个在江淮大地上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此时只能躺在担架上听天由命了。
淮安丢失后，我们（现在可以用我们这个词了）先自蒙阴到临沂，然后过沂水、诸城、莱阳、烟台，从蓬莱登船，到大连。这一带，我后来在总参工作时，曾多次组织过实兵演习。这是当年华东野战军的主要战场，其实地形并不十分复杂，从苏北平原到鲁中南山区，仍属丘陵地，地势虽多有起伏，但并不险恶，用现代作战的理念来看，和我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并不是理想的战场。为此，我惊叹当年华东野战军居然能在这里纵横驰骋、决战决胜，消灭了蒋介石正规军和各种武装２４７万之多。每念及此，大有愧对先人之感。
妈妈和父亲同命运。
父亲负伤后，组织上明确告诉妈妈，把你的工作交代一下，好好照顾爱萍同志，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也是你今后的工作。妈妈回忆说：“听那口气，好像你爸爸已经永远是个需要照顾的残废人了。我真的不敢去想……”此时的父亲不过３５岁，妈妈只有２６岁，都是人生最灿烂的年龄。妈妈１９岁离开了豪门之家，抱着“国家有难，巾帼不让须眉”的人生志向投身抗日洪流。当翻天覆地的时代大变革到来时，命运却对他们作出了如此残酷的判决，他们当真是会绝望的啊！
去大连这一路，她又要照顾担架上情绪不安的父亲，又要照看嗷嗷待哺不满周岁的孩子。父亲负伤后，妈妈一急之下没了奶水，我经常在路上饿得哇哇乱哭。走了一天的路，宿营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老乡借口大锅，熬米粉糊糊给我吃。米粉是她自己做的，先把米烤焦了，碾成粉，吃时加水搅拌熬成糊糊。妈妈说，我那时总像疯了似的，两个勺子都喂不过来。
从临沂往北是沂水，过了沂水就是敌占区，沿途有敌人的封锁线，碉堡、炮楼处处可见，鬼子和伪军拒绝向我军缴枪，等待蒋介石政府的接受和改编。听爸妈说，一路上大多是昼伏夜行。过封锁钱的那天恰好是个阴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伸手不见五指，为了肃静，连马蹄子都用棉布和麻袋片包起来。人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我，在这样寂静的夜晚，一声哭啼，引来了敌人，８个人的小分队是不堪一击的，何况沿途还有许多跟上来逃难的老乡呢。为了让我熟睡，行前特意用米糊子把我喂饱了。但临近村头时，我突然号啕大哭……真是鬼使神差！
每当父母讲起这段经历时，总会补上一句：“你啊！从小就让人闹心。”这大概也是种暗示，怪不得我这一生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视为是个不安定因素。
走了一夜的路，住下来，大家都能休息，只有妈妈忙着号房子、筹粮，与当地党的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再就是照顾爸爸和我，弄饭、换药、洗洗涮涮的。还要计划明天的行军路线，甚至给警卫班上课，给个别战士做思想工作。妈妈说我真是她的克星，夜里行军骑马抱着你，一颠就睡着了，白天大家睡了你就闹。为了怕我吵闹，总是抱着你到村头去哄，可你精神大着呢。她说，那时真累啊，一倒头就睡着了，就是在老百姓半尺宽的长条凳上也能美美地睡上一觉。睡觉时怕我乱爬，就像拴小狗似的，用绑腿布一头拴住我的脚脖子，另一头拴在凳腿上。
妈妈说，那时她什么愿望都没有，唯一的就是想睡个安稳觉。就这样，也不知熬了多久，突然有一天，她一点觉也没有了，困乏消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按现代医学的说法，大脑精神和情绪控制的记忆产生了，这就是失眠。直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每晚她还是离不开安眠药。
战争中的女人啊！
大连，是座美丽的如梦幻般的城市，异国风情的小屋，栉鳞彼伏、依山傍水，比比皆是。在领略了幽美如画的海天山色之后，日俄战争遗留的碉堡、堑壕和街区深巷里破烂不堪、低矮潮湿的小窝棚，以及随处可见的和服、俄文招牌，似乎都在提醒人们曾经有过的殖民地的屈辱历史。
这是一座极特殊的城市，它的行政管理和政治取向也是多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连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给了中国，但实际上为苏联军队所占领。他们也奉行国际主义，同情中国共产党，暗中赞助并提供便利；但不允许中共进行公开的活动。应该说和平已经来到了这里，但就像所有经历了战乱的城市一样，秩序混乱，物资匮乏，粮食、药品、燃料，弥足珍贵。电力不足，电灯的灯丝总是红红的，像是烛火，在黑暗中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妈妈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一个小小的电炉，在微弱的电压下，一壶水足足要烧两小时。临来的时候，组织上给了些大洋。随着战事越来越扩大，一些伤病员和领导干部的家属也陆续转移到大连，生活成了最大的问题。妈妈把这些大洋兑换成卢布，分给了大家。
父亲除了昏睡就是抱个收音机不放，是那种用干电池的像电台一样的军用收发报机，缴获日本鬼子的，一天到晚地听有关战事的进展。他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经常拒绝吃饭，成天不说一句话。后来，我听说脑外伤病人的特征就是脾气、情绪异常的焦躁和暴烈。总得要补充营养啊，妈妈是整天去弄吃的。有一次，好不容易搞了点牛奶，热好了端上来，好劝歹劝，不料父亲手一挥，就将牛奶打翻在地上，恶狠狠地说：“要吃你吃！”妈妈说，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默默地流泪。她说：“一个病人，你能拿他怎么办？”
“你爸爸总是头疼，他会死死地抱住自己的脑袋说，头要裂开了啊！疼得没办法时，就使劲往墙上撞……他整夜整夜没法入睡，全身疼痛，我就给他揉。祸不单行，你爸又得了急性盲肠炎。手术是个日本医生给做的，你想怎么能不让人揪心？可有什么办法，只能是硬着头皮看着他动刀子。我累一点没关系，就是担心。你想，四肢、五官残了，别人还可以帮一下，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脑子要是坏了，那可全完了，真就是个废人了。”
妈妈每到医院给爸爸送水送饭，把我先喂饱了，拴在桌子腿上。等她回来，我都尿得湿透了。
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日子。
妈妈说，在和爸爸的一次争执后，她冲出家门。她找到刘尹兰大姐，诉说内心的苦闷，求大姐帮她找份工作。她还年轻，她要革命，她不能把自己的一生糊里糊涂地葬送在这毫无生气的日子里。刘尹兰当时负责铁路医院的工作，作为女人，她能理解，说你就来我这里吧。妈妈把一切都收拾好了，亲了亲我，就带上了门，这一去，她真的不想再回来了。
她能走得出去吗？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当她面对一个躺在床上受伤的丈夫，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时，她能迈出这一步吗？在寒风中，除了无助的失声痛哭外，除了默默的叹息自己的命运外，她还能做什么呢？妈妈说，她就这样，一个人沿着岭前的那条小路走了很久很久，前面就是大海……
从此，她就不再去想了，不再去想未来，不再去回忆少女时一切美好的梦境。她将她的青春和对未来的憧憬，“葬送”在陪伴病中的丈夫和年幼的儿子的漫长的日子里了。
当我长大以后，当我也恋爱，当我也有爱我的女人的时候，我才慢慢地搞懂，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杨纯为什么会离开他。据杨纯的密友，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回忆，她们之间就杨纯的第一次婚姻曾有过一段对话：
“我的婚姻解体了。”黑暗中，杨纯静静地说。“为什么呢？”唐棣华轻声地问，她忽然间为自己忽略了好友的情绪而自责。“因为我还没有学会为他做出牺牲。”……（注：选自《一个女兵眼中的黄克诚将军》１９９页）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让爱他的女人为他做出牺牲的；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甘于为他们所爱的男人去牺牲的。
这应该是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女人呢？
妈妈比爸爸小９岁。爸爸出身在四川东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家境并非富庶，他种过地，放过牛。
可妈妈就不一样了，浙江宁波镇海的小港李家，可是个了不起的名门望族。李氏家族属江南织造，清朝年间专门给皇家供应丝绸。到了我外公那代，正是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中国大门的时代，伴随而来的是西学东渐。外公李善祥，性格开朗，敢闯敢干，思想新潮。年轻时接触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是一个实业救国派人士。小时的娇宠，使他养成吸食大烟的恶习，参加革命后，决心戒烟救国。他把自己捆在床上，责令家人无论怎样都不许松绑。现在人们常说戒烟之难，难于上青天，可我外公就是登上了这个青天，戒掉了大烟。我外婆出身贫寒，但我外公破除门第，硬是迎娶了她。外婆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作风，真诚善良、助人好施的待人态度，立马引起了李家长幼上下的尊重。她的到来，在这钟鸣鼎食之家，犹如刮进一股清新的风。外公当年是镇海地方长官，为破除旧习树立新风，自己剪掉辫子，让外婆剪成短发，挎着胳膊在镇海街上昭然过市，看热闹的人群，一时沸沸扬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观念很超前了，比比老一代人，这种向社会世俗挑战的勇气，我们可差得太远了。
外公后来去了东北。他办农场，建果园，以实业救国。后来又开办学校，提倡耕读，教育救国。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东北沦陷，日本人要他出来做锦州地区农会会长，像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去给日本人干这种事呢？他流亡逃回到宁波，“八一三”上海抗战，他出资在家乡成立了一支抗日救护队和一支救亡宣传队。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使妈妈与生俱来的具备了许多特质：家境富庶，因此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外公是个社会活动家，且思想激进、新潮，妈妈从小跟着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具有革命倾向；在大家族中，我外婆是外公的第二个妻子了，这种多少带有“庶出”色彩的背景，使妈妈待人处事纳敛、通明、周全；在家她又是大姐，下面一串弟妹，加之外婆是穷苦出身，从小要替母亲分忧，早当家，明事理，能吃苦，养成办事沉稳、练达，极善于和周围融洽相处。这些家庭给予她的特有材质，使她一踏进革命队伍的大门，便迅速崭露头角，受到多方面的赏识。不像我爸，他的那个脾气、秉性，只能靠自己一路打拼出来，不到危急时刻和用人关头，没有人会理睬他的。
“八一三”日本鬼子攻打上海。外公把妈妈和我阿姨、舅舅，连同李氏家族里的许多年轻人，以及他的学生，一行十几个人都送往抗日队伍。我妈妈那时也才１９岁，但论年龄是大姐了，她带着一帮弟弟妹妹们闯天下了。一开始他们懵懵懂懂地进了浙江青年战时训练队，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来发现国民党不是积极抗日，于是就相约逃离投奔延安。她们利用星期天休假，跑出军营，乘船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一心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但被周恩来说服了，来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我妈妈回忆说：“我们异口同声要去延安，不去皖南，周恩来说，八路军是哥哥，新四军是弟弟，弟弟要成长壮大，需要你们。”许多老同志后来见到我妈妈，开玩笑说，幸亏听了总理的话，要是去了延安，就凭这段经历和出身，肯定逃不过康生的“抢救运动”。
妈妈在新四军军部搞速记，很快展现才华，在同期女生队里成为佼佼者，担任了速记班的班长。我没有学过速记，但听妈妈说，真正掌握这门技术是要下工夫的。她说，她做的记录可以一字不落，甚至包括讲话人的习惯语句和口头禅。真是个录音机！不，比录音机还要强，因为整理编辑出来的稿子，比原始的讲话更精炼、更具有逻辑性。这就要靠记录人的文字功底了。现在保存下来的许多领导人的讲话，周恩来、刘少奇、叶挺、项英等人的文章，很多都是妈妈速记下来的。我见到过妈妈当年送给父亲的一个小本子，上面是她亲笔记录的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做的《战略与策略》的报告。字迹娟秀、工整，密密麻麻的厚厚一本。妈妈把它作为信物送给自己的恋人，或许是想告诉对方，这里凝聚了她的心血，也展示了她的才华。枯燥的速记，被动的文秘工作，在这个小本子里被赋予灵性，也同样找到了成就感。
妈妈终于开始讲她的故事了：“第一眼见到就喜欢他了。”
是那种心跳的感觉吗？为什么？我的确是个很难缠的家伙。
“听说是八路军过来了，我们好奇，跑去看……”妈妈指的就是父亲随黄克诚一起由皖东北到苏北来开辟根据地的那回事。
“一看就是标准的军人。骑着马，后面跟着四五个警卫员。军装洗得都灰白了，风纪扣严严的，腰上别着手枪，绑腿打得整整齐齐，一个个可神气啦！翻身下马，一个军礼，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第一印象太重要了。
“说是从延安过来的，参加过长征，我心目中的红军就该是这样子的。”
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妈妈不肯说了。
但有这句话就够了，什么都明白了。有一次和父母闲聊，我问，为什么当时那么多青年都向往延安？父亲指了指母亲说，你问她吧，她是亲历者。母亲说，还用说吗？要抗日啊！我说，国民党也不能说不抗日啊。卢沟桥、台儿庄、八一三，坚守四行仓库，武汉保卫战，打得多惨烈啊。佟麟阁、张自忠、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出了多少民族英雄！
母亲说：“那不一样，去延安是要革命。”
革命？是的，延安是不一样，延安不仅抗战，还革命。对这些生活在国统区的青年来说，对比现实生活的苦闷和压抑，革命，意味着理想、激情、青春和战斗，意味着追求社会的正义，个性的解放。牛虻、保尔以及眼前的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和他所亲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等、等等，甚至延安的宝塔山、延河水，统统被革命演绎成为了一种审美。
爱情，当她初来时，细若游丝，但她就是这种审美的胎儿。
妈妈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结婚没到两个月，她的第一个丈夫就牺牲了。我从小就能感受到在某些场合妈妈的特殊身份，在众多的来宾中，总理、少奇同志、陈老总这些曾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会过来和我妈妈打招呼，寒暄小叙。对战友的怀念，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我妈妈个人的安慰，全都蕴涵其中了。
妈妈特殊的身份，并不一定都会给她带来便利。她和我爸爸的恋爱，在一开始就遭遇了潜在而有力的阻击。
没人明确反对他们相爱。为亡夫守节是封建礼教压在妇女头上的一座大山，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恰恰是革命的内容之一。但一切服从组织，党的利益至上同样也是革命队伍的原则。领导人不在了，他的遗孀总不能想嫁人就嫁人吧？世俗的伦理和领导人身上的光环不知怎么就搅合在一起。何况，张爱萍是什么人？一个从八路军过来的家伙，我们新四军里就真的没人了？岂有此理！
组织出面了。党的会议上说：“有的人把根据地当成上海的霞飞路了！”爸爸写给妈妈的十几封信，也被组织部门扣下了。
在现实的个案面前，革命的理论显得如此苍白。
在事业上倾注全力的人，生活上总难免是粗线条的。父亲原来还真不知道他为之心仪的女人居然会有这样高深的背景，面对人们异样的目光，他不明白，周围的人都是怎么了？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样的女人是他不能追求的？也从来没有想过，他张爱萍喜欢哪个女人还要看什么人的眼色，还需要什么人赞同？当他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时，他愤怒了：真是岂有此理！
妈妈呢？当有人婉转地提醒她是否需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注意一些影响时，她说：“谁的人我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
谁追的谁？
“华中局开会。那天是分组会，我做纪录，记得好像是讨论彭雪枫的问题。屋子又小，坐在老乡炕上。我小时候老得冻疮，一热，手就痒得厉害，随手把手套摘了放在一边，是那种无指手套。会散了，手套就找不到了。搞速记是很紧张的，白天要记录，连夜还要整理出来。会一完人就散了，回去各单位要传达，等不了的。那时没有打印机，全靠手写。手套丢了，也就没心思去找。第二天，你爸来找我，说是捡到了我的手套。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么拙劣的把戏！”
“他说党校请他去做报告，要我给他做纪录，我知道他憋什么主意，但还是想去听听。”
在这次华中局的扩大会上，应刘少奇同志要求，父亲向各单位介绍了他白手起家创建９旅的经验。当时邱一涵（袁国平夫人）在华中局党校工作，她参加了会，会后邱一涵就邀请父亲到党校再讲一次。袁国平是红３军团政治部主任，他和夫人邱一涵，以及我父亲都是长征路上一道走过来的。后来他们又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我母亲在一起工作。邱一涵对我妈妈说，爱萍为人正直，是个可以信赖、托付的男人。妈妈和邱一涵，还有吕振羽的夫人江明，她们三个人是桃园三结义，同属当时的新文化女性，她们在苏北那样落后保守的地方，冬天里下河游冬泳，以现在的眼光看，应该是很新潮、很时尚的。
妈妈说：“你爸口才真好，也不用稿子，口若悬河。我是搞记录的，他的报告，逻辑性强，条理清楚，很好整理。讲起话来，旁征博引，生动有趣，没有那些官话、套话。一连４个小时，听得人都入神了。”
对女人来说，男人的语言也是魅力。
“他可赖了！不理他吧，他就死磨硬泡。跑到你宿舍里，把被子一拉，蒙头装睡，当着一宿舍人，打他拉他，就是不起来。真是厚脸皮！”
厚脸皮！当一个男人钟情于一个女人时，他应该怎么去做呢？敢恨，也要敢爱。也许，正是这个厚脸皮，显现出来了在这个英武的军人背后的童真和率直。
不是有人说过吗？一个女人，当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像一个孩子似的时候，她就是真的爱上他了。
新四军干部的婚姻情况，张震在他的回忆中有阐述：“中央规定的结婚标准为‘二八、五、团’，即男方是２８岁、５年党龄、团级干部，女方年龄不限。我们商定也按这个规定办。部队中有些女同志认为这不合适，一找就是老头子，说这是走干部路线。尽管这样，当时基本还是照此执行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干部切身利益的问题。”（注：《张震回忆录》１６２页）
组织真是万能的，什么都能管。
一个红小鬼，一个穷学生，当他历尽千辛万苦、出生入死地走到了今天，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甚至是领袖级人物时，当他面对大批投身革命队伍的年轻女孩子，他是否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打拼了多年，怎么还是孑然一身呢？即使是铁人也会青春萌动。但怎么去向这些涉世未深的女孩子敞开自己的心扉呢？爱情和性欲，婚姻和堕落，简直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怎么能够分得清楚？我们在她们的眼里可是英雄、是领导，甚至是长辈啊！虽然也就大那么十来岁。年龄、地位、文化的种种差异如同三座大山，横跨在他们面前。于是，组织就出面了！
但遗憾的是，世上的事，并不是都能由组织解决的。当组织部门的领导找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们去谈话时，先给你倒一杯水，笑眯眯地，做出关心你的样子，绕了１８０度的弯子后，会神情严肃地说，某某首长很关心你啊，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所有的人都会摸不着头脑对付说：“很好啊！”那就太好了，要的就是这句话！某某首长希望和你结成革命的伴侣。“啊！”革命伴侣？不就是夫妻吗！怎么？不明白？那就好好考虑一下，不！是认真地考虑一下……应该说，这样的介绍成全了很多人的幸福。婚姻就是婚姻，浪漫的爱情毕竟不是婚姻，婚姻是现实的，是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必要的程序。当你面对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人，当你刚刚走出少女的阶段，当爱情对你还是那么神秘时，你就要站在“对待革命的感情”这样的高度去选择自己的幸福了，你会是怎样去想、怎样去做呢？
父亲是个不愿意走组织路线的人。不错，组织在他眼里是神圣的，但这和爱情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的事，既然喜欢，为什么就不能说出来？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也不会去想，自己会遭到拒绝。是啊，像他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能拒绝。
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变故，使她头晕目眩。未亡人的帽子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而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真真切切追求她的男人，而她也喜欢他，虽然他的追求显得那么笨拙，但爱一个人是不讲求优点和缺点的，有时缺点也是优点，而且更显得可爱。
这就是爱情吗？当它向你悄悄走来的时候，你会品尝它的甘美吗？
是陈老总亲自批准了他们结成伴侣。面对这对新人，面对自己的部下和战友，面对这段苦涩的爱情故事，组织上难道就不应当承担点什么吗？他就像一个长者，不！一个主教，为他们祝福。他特意送了一支派克钢笔作为给这对新人的贺礼。
也许，因为他们都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也许，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幸福都痛苦地挣扎过，当幸福终于降临时，这幸福就伴随着他们走完了整个人生。他们是一对互补型夫妻。父亲刚烈，伟岸如山；妈妈细腻，柔情似水。父亲是为了事业忘身忘家的英雄，母亲则是甘愿为丈夫，为丈夫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女人。
妈妈说：“你爸爸送给我一个类似指环的银圈，是绑在军鸽腿上传递信件用的，从鬼子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小巧精致。”是信物吗？古人鸿雁传书中确有雁足系帛的说法。这是战场上的礼物——伴随着硝烟气息的军人特有的婚戒。
１９４２年８月８日，这一天，永远成为了我们家庭最重大的节日。长大以后，儿女们走向四方，一年中节日众多，难以聚齐，但只有“八八”这一天，我们都不会忘记，因为我们知道，对两位老人，这一天意味着什么。
父亲的第一个爱人杨纯是一个丽达式的女英雄，她的飒爽英姿能吸引男人，但未必能做个好妻子。经过浴血奋战走入而立之年的男人，或许更钟情于温柔贤淑、善解人意的女性。她吸引了他，他需要她，这就足够了。至于她的人生理想，她对事业的追求，这一切不知他为她想过多少。
父亲刚烈的性格和对事业的执著，注定了他人生的跌宕起伏。妈妈把一生交给了他，就和他一起品尝甘苦。妈妈本是个军中才女，和父亲结婚后不久，就遇上苏北反扫荡，她辗转回到老家，生下了我哥哥。返回部队又赶上父亲负伤，一直照顾他，失去了工作和发展的机会。全国解放后，出台了一项政策，凡不满３０岁的在部队工作的女同志可以报名学一门专业。妈妈想，这些年照顾病人，脱离了原来的岗位，回去继续从事行政领导工作已不可能，不如趁着年轻学些东西，将来也好从事些专业技术性的工作，但年龄正好卡在３０岁。她说：“我和你爸商量，向组织上说说，通融一下。但他说，这种事怎么好向组织开口的？明明是违反原则的嘛。能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吧，实在不行，就在家教育孩子。”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场合下谈起这个话题的，但从妈妈重复爸爸的口气来看，他大概连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
为了照顾伤员牺牲了自己的事业，虽然这个伤员是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的向组织上提出自己的要求呢？难道只要是涉及到个人问题，就一定是违反原则的吗？就算是在原则范围内，难道就真的不能通融了吗？
１９５５年初，彭德怀签发《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规定军队中，没有专业的女同志一律转业或复员。当时不少人都在找关系、找借口。父亲说：“我就在做别人的工作，我们自己是要带这个头的嘛！”妈妈心里很难受，但又能怎么样？只要对丈夫的事业有利，自己还能讲什么条件吗？
１９５５年军队授衔授勋，正赶上父亲从华东调来北京。事后妈妈看到有的转业干部照样拿到了勋章，凭自己参加抗战的这段经历，也可以得到一枚“独立自由勋章”，她希望父亲出面和自己原属的南京军区的领导说一下，要求补发。不料父亲却极不耐烦地回答：“要那个干什么？实在想要，我的给你就是了！”妈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很久很久以后，她才对我说：“你爸爸这个人啊，他根本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是啊，在我父亲眼里，勋章，就是个漂亮的饰物，但对我妈妈来说，那是她的历史，是她人生的纪录；老爷子这个人，他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也从来不在乎别人承认不承认他的历史。是的，他的确不需要关注这些，因为他的名字已经和共和国的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和成就联在了一起，翻开战史、军史，我们不难找到他的名字。张爱萍是个什么样的人，还需要勋章来证明吗？但别人呢？那些许许多多像妈妈一样默默奉献的人，牺牲了自己青春，甚至生命的人，他们呢？
妈妈的心并没有死，她后来在艺术师范学院和民航总局找了份工作，但她的级别很低很低。我妹妹就说她，我一生下来，别人就叫你李科长，我长这么大了，还是叫你李科长。在单位也是挺难的，比她资历低的许多人都成了她的上级。她下班回到家还要抄写文件，她说，处长说她字写得好，老让她誊写文件什么的。父亲讥讽她：“叫你不要工作，你不听，干这种无聊的事！”
妈妈眼泪都出来了。
现在的女孩子观念不同了，主张张扬个性，看重自我价值，没有哪个愿意把自己拴在男人身上的，这不能不说是个进步。但我父母那一代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战争要求女人付出。
父亲似乎直到“文革”爆发身陷囹圄，才痛感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妈妈。当战场上的浴血冲杀，政坛上的叱咤风云，当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的时候，男人的心开始沉寂下来，生活中的琐事和情感的波澜浮出水面。他在关押中写过一封“绝命书”，表达了对妈妈深深的歉疚之情：“幼兰，是我耽误了你。如果我还能活着出去的话……”
对女人来说，有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为什么要为这个男人做出牺牲？真的不好回答。一个集女人所有优势的丽质女性，为什么愿意为一个“不懂得体察女人的粗线条”男人放弃自己的前途，而与他命运相连？有一首歌叫做《因为爱，所以爱》，可能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感，没有逻辑，没有道理，凭的就是一种直觉。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坚持自己理想的唯美主义者对自己目标的敏感和执著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
也许，是她看到了在他阳刚的外表之下，蕴涵着的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他会为自己的女人感到内疚而流泪，他会写诗，会书法，喜好摄影，他是一个具有艺术特质，感情世界丰富的男人。这些与文化审美情趣有关的东西，需要天分，需要悟性，需要细腻，而粗俗之人，是绝对没有的。
我的这个粗心的父亲曾为他的女人写过许许多多的诗篇。热恋中，他为她拍下一张一张的照片，在发黄的相纸背面留下依稀可见的诗句：“暖风清、褥芳茵、镜中人”；照片上我妈妈在小溪边洗手，配上的诗句是：“潺潺溪流净澈，青山绿水含情，凝冰心”；在他们的洞房花烛之时，面对一轮圆月，他写道：“天轮镜，柳梢巅，照寸丹。相见恨晚，同难同甘。”这些诗句，融入战地硝烟，侠骨柔肠，浑于一身。
爱是需要相互欣赏的。战争年代的审美取向可能和现在不同吧，浴血冲杀方显男人本色。一个指挥千军万马、身居高职的军人，是不可能要求他像现在的小白领那样，操持家务、花前月下的。男人吸引女人的东西真的很难说清，既有儒雅、多情的文人特色，又有豪爽、豁达、刚毅的军人气质，包括严谨的习性、潇洒的举止、狂放的性格，以及不可动摇的意志和霸气。就是追求起女人来，也是那么坦然、率性，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气。这，就是男人的性感气质。他会让这个女人感觉到这就是我要用一生寻求的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无论你受了多少委屈和苦难，你都不会离开他，因为只有他，才会让你找到做女人的感觉而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女人。
这种诱惑是致命的，虽不精致，但是极品！男人，是个很神圣的名字，形容他的词汇应该是伟岸和厚重。以性别来划分的只能叫男性。
她对他说过，我可以用青春的代价来等候我爱的人，为什么就不能用生命守护他的一生呢？
新时代的年轻人，有了他们自己对爱的理解。但纯真的爱总会是相通的。周星驰导演的《大话西游》：紫霞仙子向太阳飞去，在那里她将化成灰烬。她回过身来，对她的爱人做了最后的一瞥，说：“能够让我去爱的男人，必定是个盖世英雄！”
她，愿意为他做出牺牲。
５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父亲的伤一直不见好转。组织上决定送父亲去苏联治疗。
这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是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麦加。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父亲说：“少年时读过一本‘李宁’写的书，以后被翻译成了列宁，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共产主义思想。我慢慢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地方，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与人都是平等的，和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描写的一样，这个地方叫‘苏维埃’。”他又说：“我一直搞不清楚‘苏维埃’这个词在中文里应该怎样解释。”虽然这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了。现在，父亲终于有机会来到这个少年时曾憧憬的国度，可脑伤令他情绪依旧沮丧。
这个疗养院的周围全是茂密的森林，环绕着一个很大的湖泊，异国的风光，宁静而秀丽，早晚，森林中的雾霭升起，朦胧而清新。苏联医生给他做了检查，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每天只做两件事：喝酸奶和划船。父亲说，他不屑一顾，难道这就是治疗？第一天，一位老护士送来一杯酸奶，他一闻那怪味就不肯喝。这老护士可能在东北呆过不短的时间，能说一口流利的东北口音中国话，她和蔼地劝说，孩子，酸奶营养好，喝吧。可父亲不理睬。第二天，老护士又按时送来酸奶，父亲还是不喝，第三天依然如此。到了第四天，老护士照样送酸奶，并特意端来一小碟砂糖。可父亲仍是不予理睬。这位老护士突然严肃起来了，她说：“你这个中国同志，又是一位将军，你的国家送你来我们这儿养病，你怎么能这样任性呢？如果不能尽快康复，你怎么能尽早回国参加革命战争呢？我们又怎么对得起中国同志呢？”
还没有人会以这样的口吻对他说话的，虽然严厉，但却真切。父亲说，他一口气喝下了那杯酸奶，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喝这种怪东西。他开始学划船，在静静的湖面上，荡漾着小舟，一个人也没有，满眼望去，是俄罗斯辽阔的原野，安静极了。他就这样每天划着船，每天喝着酸奶，没有人可以和他说话，也无法说话。医生照例来查房，这里听听，那里听听。从硝烟的战场，来到这神奇的静谧的异国他乡，从厮杀中走来，走到这与世隔绝的湖光山色之中，人生是这样不可捉摸。父亲的心渐渐变得恬静，父亲的思想在恬静的心境中渐渐变得开朗。
人在绝境中往往会回首自己的人生。
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保尔说的那句话，使他终身难忘：“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终的时候，就可以这样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我们从小，父亲就教会了我们背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段名言。半个世纪后，有人写文章来置疑这段话了：碌碌无为有什么可羞耻的？一个老农民，一辈子都在黄土地上……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难道真的需要现在青年去解放别人吗？当我把这篇文章拿给父亲看时，年近９０高龄的他，眼睛里充满了疑惑，他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赞同这样的人生态度吗？”是啊！两个时代，两个社会，两种观念，他们能够相互理解吗？我安慰他说，我们在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炸时，许多大学生都上街了。他们大概和你当年是一样的。
父亲晚年，我曾和他用很长时间探讨过他们这批共产党人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我问过他，是怎样投身革命的？为什么要把革命确立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他回答得很概略：“我处在那样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
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存亡，时代需要青年，需要青年身上流淌着的热血和激情。腐败、黑暗、强权、污秽。他说，当他懂事时，他就知道黄海一战，中国的舰队全军覆没。庚子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鬼子们是要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人人记住，你们是个劣等民族，你们每个中国人，都要为反抗我们而赔上一两白银。他们不仅把中国人打翻在地，抢占了他们的钱财、土地，而且还强奸了他们。这是民族的奇耻大辱啊！整个中国都在哭泣！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青年，还能去跳迪斯科？去追星？去经商发财？去给外国人当买办吗？
父亲说：“我认为自己是觉悟的青年。我在烂漫书社结识了戴治安、张鲤庭，他们是最早期的共产党人。我知道了法国大革命，知道了林肯、华盛顿、马克思、列宁；知道了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知道了十月革命，知道了共产党宣言……打碎旧世界！”
“在这场大革命中，他们挣脱的只是身上的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用已经沙哑了的嗓音，背诵着青年时代曾经启蒙过他、激励过他的经典名句。
那是一个让人窒息的时代，又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时代。它像阳光、空气、雨水，混沌的宇宙开始分离，在氢和氧的作用下，最初的生命出现了。生命的进化是漫长的，是以亿年为单位的，但有时又是巨变的、喧闹的，中国社会的侏罗纪时代到来了，这是一个群龙争斗的天下……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品格；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思想；国破山河碎的社会现实；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国家政治的腐败；正是这种强烈的忧患和反抗意识，凝练了那一代青年炽热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他和他的学友们，生龙活虎般的生命洋溢着改造社会的激情。他们聚集在烂漫社的书屋里，畅谈理想的人生，抒发少年的鸿鹄之志。中国古代大同、平均的思想学说，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念，构成了他理想社会的蓝图。向往打破阶级差别，争取人人平等；建立人与人之间同情、互助的新型关系；一群十几岁的青年，已经有了对国败民疲现状的深切忧愤，和对人类社会真善美的向往。
可以想见，这样的青年，在国家危亡、民族有难的关头，他们必然会站在时代的前沿，去冲杀、去搏击。
在异国孤身一人疗伤养病的他，远离组织、远离亲人。现实是那样严酷无奈，生活是那般苦闷沉郁，理想是那样的模糊与遥远。
他和我说，在他的人生中，他又一次有机会审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了。第一次是在红大学习，打了败仗，受了处分；第二次，就是这次，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命垂危；第三次，是“文革”在监狱里。
这时的他，虽然只有３７岁，面对这场灾难，也许生命之火将最终燃尽，即使人生之路已到尽头，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他已经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他应该是慨然无愧了。
从父亲自己嘴里，还有老家的亲戚们那里，我早就知道，父亲从小就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我不敢说他是个顽童，但他确有过个“拼命三郎”的绰号。
父亲谈起他的童年，讲得最多的就是打架，包括和老师打架：
“我从来就不听老师的，也不听你们爷爷的，学什么临摹字帖？我说，字帖又是照谁写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你爷爷就骂我是鬼画桃符。”
“私塾先生要打我，我就围着桌子跑，逼急了，抄起砚台甩过去，打得他个满脸开花，浑身是墨，这才是鬼画桃符咧。哈哈！”
每当讲到这里，我妈总是急着说：“看看你！怎么教育孩子的？”父亲会立即止住话头：“你们不要学我哟！”还补充一句：“那是旧社会。”后来我们长大了，他再讲到这里，我们会反击他：“旧社会也不该打老师啊！”
父亲说：“你们上学背书包，我上学可是手提棍子的。”干什么？“打架！”他说：“像我们这样的种田人的娃娃，居然也到县城读书，有钱人家的子弟看到你就有气！他们要挑衅，对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棍子。后来，打出了名，他们见到我就跑。”
我爷爷觉得父亲根本就不是个家业继承人，家里拮据，就只让他哥哥读书，也就是我的伯父。我父亲自尊心大为受挫，独往独来、桀骜不驯的性格愈发冲烈。他有梦，他说：“等我长大了，当个大侠，专打不平事。”
上中学时，他组织农会，反对封建压迫。回到家里，他对雇请的长工说，知道谁在剥削你吗？就是我的爸爸。我爷爷知道后骂他，你还要不要吃饭了！
他上街宣讲打倒帝国主义。听的群众问，什么是帝国主义？父亲说：“这可把我问住了。我就说是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的。”
最早的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后来担任过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魏传统和我说：“我和你爸爸都参加了声援五卅大游行，我是策划者，你爸爸那时还是个外围。但他很勇敢，冲在最前面。”我问父亲，你那时是党员吗？他回答“不是”，那你是共青团员？“不是”。我一点也不怀疑，在为数不多的激进派学生中，他恐怕是最容易被煽动起来的。甚至都不要别人煽动，他自己都会抢先跳出来。在几个躲在幕后的身为教师的党组织领导人的鼓动下，坏学生们总是冲在最前面的。
父亲说：“军警鸣枪拦阻，我们的队伍还是一鼓作气地往上冲，他们平时的那股威风劲全没有了，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人多势众。”达县县志记载，这次游行发生了流血冲突。
正因为有了血光，他拼命三郎的个性才得以凸显出来。
这次行动之后，他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年是１９２５年。在他以后的简历中记载：“张爱萍，１９２５年参加革命活动，１９２６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对他来说，真正的意义还不在这里。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社会需要拳头，需要武力，而这正是他的强项。我常常庆幸父亲生而逢时，庆幸他恰好生长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初叶。他敢闯敢拼、疾恶如仇、英勇无畏的个性，恰好与时代一拍即合。
性格即命运。以父亲这样的个性，必然会被时代推向风口浪尖。
父亲去世后，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副帖子：“张爱萍。你的父母给你起了这样一个柔弱的名字，但你却炼就了一副铮铮铁骨！”
其实，张爱萍这个名字，是在他离开家乡出来干革命时取的。按家族姓氏排列，原名张端绪。“爱萍”的“萍”是浮萍的意思。有一本书对年幼的父亲影响很深，是蒋光慈写的《少年漂泊者》。父亲还记得：“书里的主人翁有一句话，‘走出去，走出去，才有出路！’”
“爱萍”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浮萍一叶，浪迹天涯。”
“浪迹天涯”，他要去寻找什么呢？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父亲就是在这时，在革命的低潮中加入共产党的。当时到处在抓共产党，党的组织从达县县城撤出，他的任务是隐蔽在老家莆家场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发展地下党员。
父亲说：“成天偷偷摸摸的，在一个小圈子里发展个把党员，革命何时才能成功？”这显然是一句带有蔑视口吻的话，这个新党员对他前辈们的眼光和胆识开始嗤之以鼻了。
１９２９年，１９岁的父亲终于要离开家乡了。
我看过他当年写的一首诗：“男儿血气方刚，东去万里无恐。”他自己说过，“我这辈子就没有怕过谁！”当然，他不会想到，这一走就是５８年！１９８７年，当父亲离休重返家乡时，已是一位７７岁高龄的老人了。父亲离家前，将自己的名字张端绪改为张爱萍，从此愿像浮萍一样漂泊一生。可他哪里想到，张爱萍这个名字，日后将镌刻在共和国开国上将的名录上。
这个生长在川东边远山村的青年人，顺江而下，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光怪陆离的大上海是极具诱惑力的。他要看看梅兰芳，就把铺盖卷给当了。我问他，晚上怎么办？他说“盖几张报纸就可以了”；我又问，看了有什么感受？“没想到男人也有这样漂亮的。”
２０年后，三野解放大上海，陈老总请梅老板吃饭，父亲作陪。席间陈老总说，在座的有你的知音，遂讲了这个故事。梅老板大为动容，起身叩首说，听我戏的何止万千，但卖掉铺盖来的恐怕只你张将军一人，以后听我的戏一律免票。
在上海，你都干些什么？我问他。
“撒传单，贴标语，搞个飞行集会……还能干什么？”他对自己的那番经历不屑一顾地说。
他还是小时候那个脾气，傻不愣蹬的，他一个人攀登上黄埔江边最高的楼顶撒传单，他说：“漫天的传单雪花一样的飞舞，路过的人都在争抢，巡警吹着哨子驱赶，乱作一团，我就高兴地大叫……”这期间，他两次被捕入狱，一次关在提篮桥监狱，一次关在苏州监狱。由于是在游行集会时被抓的，敌人搞不清他的真实身份，关了些时候就放了。这两次铁窗生涯给他人生带来的恶果，直到４０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显现出来。这些故事，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交代。
他常为吃饭发愁，像他们这样的小萝卜头是没有薪水的。锦江饭店的老板娘董竹君办了个四川同乡会，接济到上海闯天下的年轻人，父亲常去她那里蹭饭吃。解放后，我们两家常有来往。据跟我父亲的老秘书丁慎勉告诉我，上海解放后，故地重游，你爸爸专门去找他当年干过苦力的黄包车铺子。我非常吃惊，首长当年还拉过黄包车？
喔！曾经以拉黄包车混口饭吃的国防部长，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他一人。
我曾看过一个材料，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后，还没有用刑，就双膝下跪。在搜查他的住所时，还捕到一个舞女，是他的姘头。无怪连国民党特务都不理解，说“你们下面的同志连饭都吃不上啊，还拿这么多钱供他养姨太太！”
蒋介石对北伐的背叛，以及对共产党人的大肆屠杀和围剿，逼得共产党人开始组建起自己的武装。这时苏北农民暴动席卷了整个苏北大地。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北农民暴动的队伍为基础组建红１４军，并抽调上海地下党的优秀干部充实到红１４军的各级领导岗位。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了。
父亲和我讲起他最初打的几仗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的：
“第一仗，一枪没放。冲上去，敌人就跑了；第二仗，差点淹死。我带一个连冲到土围子跟前，被条水渠挡住，我虽然不会水，但想这算不了什么，扑腾几下不就过去了？一脚踩下去，就没了顶，是别人把我捞起来了；第三次，黄桥一仗，左臂被打断了。”
“冲锋的时候，是通信员叫住我，大队长，血！我低头一看，左臂就怎么也抬不起来了。”
尺骨和大动脉整个被切断，扎不住，失血过多，人就昏死过去。当时都以为他死了，抬下去，一个民间医生路过，看见担架下滴血不断，便断定这人还活着，因为死人是不会流血的。就这样，父亲捡回一条命来。这个人解放后还在。父亲记住了他，叫孙蓬仙。
这次伤后留下了残疾，他的左臂再也不能翻转了。多年来，他最习惯的站立姿势就是把左臂弯曲地收在腰间，后来这竟成了在战争中负过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个标志性姿势，如周恩来。
对军人来说，伤残的肢体是他们的荣誉。
红１４军在我军历史上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全军覆没了。父亲因为治伤去了上海，算是捡了一条命。后来他辗转去了中央苏区。也许是他小布尔乔亚的气质吧，让他留在共青团工作，一干就是４年。从共青团中心县委书记，干到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总训练部长、少先队总队长，１９３３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听李坚贞（注：当时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解放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大姐（这里是按父母的叫法称她为“大姐”）说：“那时你的父亲啊，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比你们这几个小子可白净得多了。总是见他手里拿本书，一见面就听他提问题，可能说了，什么阶级斗争啦、无产阶级专政啦、列宁主义啦。中央直属机关搞活动，总能见到他，常主持个什么报告会的，是个挺活跃的人。”
共青团嘛，中央直属机关活动，出来张罗，自然少不了。我想像中的他，瘦瘦高高的，脸上的棱角分明，目光略带些忧郁，有些像保尔·柯察金。也许是在团中央工作的原因吧，给了他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广泛接触的条件，像周恩来、博古、朱德、顾作霖、任弼时，还有刘伯承、陈毅、叶剑英、罗荣桓、张鼎丞、邓子恢，以及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书生气挺足的年轻人。
父亲后来回忆，在中央苏区，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队伍中，独有的人与人之间同志式的关系。他们是一群有着远大抱负和学识的热血青年，有一种全新的观念和自我牺牲的勇气。在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写出大量的文章，《我们怎样进行阶级斗争》、《青年工作的组织与领导》、《对战争和战略的思考》等这类的专题，慷慨激昂、热血沸腾见著笔端。他组建了少共国际师，并谱写军歌。他率领少先队员们配合正规军作战，活捉韩德勤。但他们不认识他，还像对待一般俘虏一样，放下武器的，一律发给路费，送他回家。这一疏忽给他带来的是意想不到的后果。８年后，在抗日战争中，韩德勤出任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拥兵１０万，成了他在苏北反摩擦斗争的死对头。
在共青团中央的几年中，他的眼光和思路打开了，思维层次提高了，思想方式更加趋于理性化，在气质上增添了更多的激情和浪漫。同时也学会和掌握了群众工作、青年工作的艺术，以及高层机关工作缜密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团中央工作的特殊性，使他能够经常地、毫无顾忌地和党内一大批优秀的领导者、军事家、理论家接触。这对他的人生阅历和今后的政治生涯，无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他的本性并不喜欢这里的工作。
红色政权在危机中！他要求去红军的机会终于来了。
１９３４年五次反围剿，红军节节失利，中央根据地风雨飘摇。父亲坚决要求上前线，保卫红色政权。他送走了由少先队扩编起来的最后一批红军队伍，这个少共总队长，先入红军大学，紧接着被派往前线，编入彭德怀统率的红３军团，任红４师政治部主任。与那些久经沙场的红军将士相比，他或许太像个小布尔乔亚式的白面书生了。但战争是不论背景和长相的，在残酷的拼杀中，很快就显现出了他超乎寻常的个性和品质。湘江战役，他率部队担任阻击，身先士卒，敢打敢拼，他拼命三郎的狠劲释放出来，人们对他刮目相看。这是我军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斗，红军牺牲达５万之众，湘江水成了血水。湘江两岸流传民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在长征路上，他先后率领红１２团、红１１团、红１３团，作为红军的主力，一路夺关斩将。土城激战、四渡赤水、抢夺娄山关、一占遵义、老鸦山阻击战，然后是二占遵义，克贵阳、强渡北盘江、逼昆明、抢占金沙江绞车渡、大渡河、过藏区，翻雪山、过草地，然后是狙击马步芳的骑兵，一路打到陕北。红军长征中的著名战役，几乎都刻上了他的名字。翻开１６军、２２军（舟嵊要塞区前身）、３８军、６４军的军史，记载着这几支王牌军的前身红４师及所属红１０团、红１１团、红１２团和红１３团的辉煌战绩。
从此，开始了他长达５５年的军事指挥员的生涯。
在他身边倒下的战友有：军长何昆，师长洪超，团长邓国清，共青团时的好友，他的参谋长钟伟剑。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在他的怀里，血和脑浆喷洒了他一身。
他的性格变得粗犷、豪放，言语辛辣、尖刻；他的意志刚强，喜欢独断；他不再热衷奢谈理论，而更崇尚实干；他的面容渐渐脱去了天真和无邪，变得威严而刻板；眼神由温情和忧郁，变得冷峻甚至冷酷；他总是腰板笔挺，再热的天也是风纪扣、腰带、绑腿严紧，不苟言笑；他自信，甚至自负，他认定的事情，几乎没有商量。他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不和别人闲聊，没有任何嗜好。空闲时一个人关起门来读书。即使读书，也是正襟危坐；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苦行僧。他也很潇洒，探访名胜古迹、写诗、照相、书法、篆刻。他好像总有些和周围的氛围不大和谐。他的上级、同级认同和信任他，但很难说是喜欢他；他的部下倒是喜欢他，但又怵他。
毛泽东说他“好犯上”；
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
邓小平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
彭雪枫说起他：“张爱萍，你看人，鼻子都是朝天的。”他也不示弱，谈起彭雪枫也是：“你问彭雪枫啊？这个家伙，英雄主义的厉害！”
陈老总挖苦他：“被你张爱萍看得上的人没几个；但要知道，看得上你的，也没几个！”
只有周恩来有些袒护地说：“其实，爱萍还是服道理的。”
多么牵强的评价。
他说：“我就是这么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但我不后悔！”
当一个人真正认识了生命的价值，他便走向了无为。有所为，固然是可贵的，但有所不为，同样也是一种境界。战争、功名、荣辱、生死……当这一切渐行渐远离你而去时，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学会遗忘。
没有任何的治疗，只有营养和运动。酸奶给予他养分，划船带动他肌体，生命自身的能量被释放出来了。远东浩瀚的西伯利亚大森林，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负氧离子，用当代的术语解释，是否就是“有氧运动”？生命像野草，只要有雨水、空气和阳光，它就能冲破死亡，从石缝中倔强地伸展出来。
命运的转机要到来了。
１９４８年春末，父亲离开了伏罗希洛夫格勒，转到海参崴红军疗养院。
海参崴虽属苏联版图，却离中国只一水相隔，在这里可以眺望自己的祖国。他毕竟只是凡人，时时站在江边眺望家乡，思念亲人，沉默无语。他似乎能听见隆隆的炮声，看见自己军队前进的脚步：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２日，东野主力７０万大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１１月６日华野和中野又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一战歼敌５６万之众；紧接着平津战役宣告胜利，北平不战而得。蒋家王朝彻底覆灭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一个将军，他曾从艰难中走来，在最后的决战关头，却只能远离战场，在异国眺望家乡。
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在进入梦乡时，战火中厮杀的呐喊才会在血液中奔涌。１９４８年在苏联，在《渴战》一诗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决战金鼓催人急，改天换地在旦夕。”
“半生征战血征衣，梦回沙场马扬蹄。”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的无奈啊。
１９４９年１月，父亲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
当妈妈第一眼看到父亲时，惊讶得目瞪口呆。妈妈说：“一开门，你爸爸就站在门口。穿了一身苏式军便装，戴着斯大林式的大檐帽，容光焕发，精神抖擞，我都快认不出他了。他俄文讲得很好，经常和苏军驻守部队的军官们，满嘴‘达瓦里施’、‘哈拉索’的不算，连生活习惯也苏化了，喜欢吃西餐，喜欢野炊，喜欢洗冷水澡。连洗脸也学俄国人，不管多冷的天，对着自来水笼头，用双手一捧，哗哗地冲，再用干毛巾擦，说这个办法卫生……简直换了个人。”
大连的日子，在我记忆中已经很模糊了，只有凭着照片才能隐隐约约地回忆起来。父亲和母亲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最多的就是给我照相。照片上的我，穿一身儿童式的苏联军装，戴上船形帽，再配上一支冲锋枪，那是父亲带回来的模仿二战时苏军最常用的转盘冲锋枪的玩具，神气极了。父亲还给我带来一辆吉斯牌的玩具汽车，可以坐在上面脚蹬着跑，这些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９０年代前，对中国的孩子来讲，恐怕都是一件奢侈品。父亲每天带我去吃冰淇淋，吃一种只有我和爸妈三个人称它为“高高塔”的奶油点心。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到我的孩子都长大了，当我和父母单独在一起时，我们还经常翻看那些发黄的照片，千百次地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
他是不是要弥补自他负伤以来对我和妈妈欠下的关爱呢？他喜欢让我骑在他背上，像马一样的在地上爬。我们有过这样的照片，这照片在“文革”中被抄走，放大后张贴在旃檀寺的国防部大院里，下面写着：“看！张爱萍的丑态！”我后来调总参工作，许多老参谋就问我，你是不是就是骑在你爸头上的那小子？他们说，都说张爱萍厉害，想不到还挺有人情味的。也不知大批判要达到个什么目的。
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程中，父亲多少次经受了命运的捉弄，跌宕起伏，而他都能以一种恬静的心态泰然处之。或许都可以追溯到这次从生死界擦肩而过的经历。